宦海浮沉

　　钱谦益早有才名，高中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自视甚高，也确有卓越才情，素以明末文坛宗主自居。他曾写下“爱酒令人狂，爱官令人鄙”，却又坦承“我本爱官人”。然而，由于明代中后期党争之风愈演愈烈，钱谦益饱受宦海浮沉之苦。
　　天启元年，钱谦益典试浙江，却卷入“浙闱关节案”，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也是此后每次党争中屡屡为对方攻击的弱点。他在主持浙江乡试的过程中，取中一位叫钱千秋的士子，后者把“一朝平步上青天”這句诗分拆在每一篇的结尾，作为跟考官约定的暗号。
　　事实上，钱千秋等人确实贿赂了考官，但钱谦益对此并不知情。同时，钱千秋也有一定的文才，同考官将其名次放在第二，钱谦益改到了第四。得知问题后，钱谦益曾主动辩白，却仍因失察得咎，削职返乡。
　　天启四年，钱谦益官复原职。但次年，御史陈以瑞打算投靠阉党，为打击东林党而再度用“浙闱关节案”的理由劾罢钱谦益。
　　崇祯元年，钱谦益再次得到任用。当时，正值崇祯朝改组内阁，群臣会推阁臣。作为东林党魁的钱谦益一度是众望所归，同时呼声很高的还有周延儒、温体仁两人。史料记载，素来不喜东林党人的温体仁抓住鹬蚌相争的机会，联合周延儒对抗钱谦益，重提“浙闱关节案”，攻讦钱谦益在朝中结党营私。
　　性格多疑的崇祯帝素来不喜群臣结党，加之钱谦益难免失察之咎，因此钱谦益的入阁之事瞬间化为泡影，且遭到了削籍返乡的处分。这对原本打算大展身手、实现抱负的钱氏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崇祯十三年前后，赋闲在家的周延儒为争取东林党人的支持，前往常熟拜访钱谦益。因二人皆有志起复，故双方冰释前嫌。钱谦益向周延儒献诗四首，既云“衮衣争聚看，棋局漫相陪”，记录两人在山庄饮酒赏花、其乐融融的交游景象，又云“乐饮倾村酿，和羹折野梅”，以“和羹”为喻透露出对周延儒为相治国的殷切期待，展现了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面。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成功入阁，却没有提携钱谦益入朝，反而出语讥讽“虞山正堪领袖山林耳”。直至明亡，钱谦益再没有还朝，多日筹谋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周延儒则因谎报军情被赐死，身败名裂，入 《佞臣传》。

红豆之恋

　　国变之际，文人士大夫往往热衷于颂扬烈女节妇，以形成男性对家国尽忠保节的某种置换。柳如是虽以名妓之身嫁给钱谦益，节烈豪侠之气却殊有过之，并成为钱谦益谋划反清复明活动的主要支持者和精神支柱。
　　柳如是本名柳隐，曾嫁与“云间孝廉”。据陈寅恪的考证，这位“云间孝廉”就是复社名士陈子龙。柳如是诗书俱佳、行事磊落、格调高雅，具名士风流。钱谦益弟子顾苓所撰 《河东君传》，形容她“轻财好侠，有烈丈夫风”。
　　崇祯庚辰年冬天，柳如是坐船前来拜访钱谦益，两人相谈甚欢。次年，时年24岁的柳如是正式嫁给钱谦益，并在半野堂后面新建一楼，即为江南藏书第一的绛云楼，也作为柳氏日常居处之用。
　　为了筹措这笔建造资金，钱谦益忍痛割爱珍藏多年的 《汉书》 宋刻本，将其以一千金的较低价格售出。但也正因为如此，该书后来得以幸免于绛云楼的火灾。
　　野史记载，顺治二年五月，清兵抵达南京。柳如是劝说钱谦益一同投水赴死，以求全节殉国，但钱谦益并未听从。柳如是决然自投池水之中，所幸被周遭仆人拉住。钱谦益虽然未能死节，但仍有感怀之情，其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心态不时体现在诗句创作上。
　　例如，《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 中，“日月荒凉大地昏，山川悲啸百神奔”和“喜见陪京宫阙开，双悬日月照蓬莱”，皆以“日月”入诗，合成一个“明”字。这是寄希望于南明政权能够光复明朝，是明朝遗民诗学心照不宣的共同密令。
　　顺治四年，钱谦益因资助黄毓琪反清，遭逮捕入狱。此次押解不仅突然，而且来势汹汹，钱谦益本人已做好无法生还的心理准备。当时，卧病的柳如是“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为钱谦益带去莫大的勇气。
　　此案了结之后，钱谦益对清廷愈加心灰意冷，与明朝遗民社群之间的交往变得频繁起来，和诗之作亦随之增多。他还屡次痛悔自己的仕清之举：“故鬼视近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
　　为了弥补背叛家国的举动、挽回个人声誉，晚年的钱谦益打着游历幌子，为了明朝的光复到处奔走。不过，这些政治活动没有什么起色，亦鲜少留下记录，仅在诗歌的只字片语中有所透露。
　　对钱谦益来说，柳如是不仅是其文学方面的知音，而且是侠侣一般的存在。钱谦益曾命人摘取红豆为柳如是祝寿，其缱绻深情可见一斑。陈寅恪在钱氏故园拾得红豆一粒，亦是促成其撰写《柳如是别传》 的机缘之一。
　　但是，世间好物不坚牢。钱谦益过世后，柳如是却由于钱氏宗族发起的“家难”受迫而自缢身亡。正是可叹：“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

敬畏史传

　　钱谦益曾任翰林院编修，提出过编修明史的主张。他的丰富藏书之中，相当一部分典籍就是为了撰史而广泛搜集、添置的。
　　入清后，钱谦益曾充任明史馆副总裁，协理修治明史。由于绛云楼发生火灾、藏书尽毁等原因，撰史一事亦复作罢，但他内心深处始终存有一份撰史的热望。
　　在写给友人的诗中，他曾直言：“逐客已非周太史，故人犹是鲁朱家。”一方面，他出身翰林，居史官之位，对著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撰史的迫切心情与其政治生涯、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不仅重视史传文学，而且非常了解史传传统的撰述规律和社会影响，对自己在国变历史之中的负面形象有着无比清醒的认知。
　　显然，未能在庚寅年死节，已是愧对故国故主;面对士论于他“贰臣”身份的指摘，更是抱有极其深切的道德焦虑。于是，他渴望亲自执笔书写历史，为自己剖白辨析，却又对历史的客观书写充满敬畏和恐惧。
　　甲申国变之后，明代士大夫难免每对故人思故国。传统上，歌伎等人物往往是故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历史亲历者，因而频频成为诗文寄寓感伤情怀的对象。
　　顺治三年，在清廷礼部侍郎任上刚待了半年的钱谦益饱尝被冷落的滋味，遂告假南归;途经淮安见到旧识歌伎，写下四首绝句诗，其中有云“临觞莫恨青娥老，两见仙人泣露盘”，意指共同经历了甲申国变和南明政权失败的两次亡国体验;经过金坛时，又赋诗“莫欺鸟爪麻故老，曾见沧桑前度来”，同样抒发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之感。
　　他还曾写诗告诫跟随他人北游入京的歌者王郎：“休将天宝凄凉曲，唱与长安筵上人。”这说的是，希望他不要将明朝过往的历史轻易卖作谋生的内容和手段。
　　这些诗文和历史记载印证了晚明士大夫的游冶风气，以及与艺人之间的频繁唱酬。钱谦益之所以看重这些民间艺人，并慷慨地赋予他们以历史见证者的角色，正是出于对史传传统的敬畏和尊崇。
　　同时，宋元之际的琴师、遗民汪元量曾创作百首实录性质的组诗，被誉为“水云诗史”。对此，钱谦益也心向往之。因此，无法堂堂正正用朝堂史官身份记载正史的钱谦益，转向了民间和江湖的野史。他渴望用诗歌在青史上留下与正史具有同等效力的文本，以洗刷自己降清的名声。
　　总之，钱谦益虽才高八斗却在云谲波诡的党争风波中屡战屡败，在政治运作和察举识人方面又过于天真和稚嫩，导致仕途蹭蹬。一念之差做下的降清、仕清之举，更是成为其终生悔之不及的道德症结。
　　所幸有柳如是红粉做伴，聊堪慰藉。到了晚年，他又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积极筹划联络反清复明的活动。虽然在正史的记载中背负着“贰臣”的骂名，但他的诗史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流传下来，为他进行着辩白。
　　（选自《解放日报》2019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