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1]法国画家雅克·路易斯·大卫（1748-1825）横跨大革命前后，“看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听到时代前进的声音”，以古罗马精神意蕴来描绘伟大的时代，把艺术灵感根植于时代洪流之中，创造了革命征程与艺术人生交织的传奇。
呼唤英雄——启蒙光辉的拥趸
大卫出生于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学习绘画以改变命运，却屡遭失败，1781年却被路易十六相中而入皇家画院。按理大卫该为路易十六和波旁王朝歌功颂德，但大革命前的四幅代表作——《周济贝利萨留》、《荷拉斯兄弟之誓》、《苏格拉底之死》、《拉瓦锡夫妻》，都表明大卫是启蒙思想的拥趸。
启蒙精英的目标是要塑造忠于国家的理性英雄，大卫觉察到社会深层的暗流涌动。《荷拉斯兄弟之誓》以老荷拉斯、举手发誓的三个儿子、妻子和妹妹三组平行人物描绘了荷拉斯兄弟临阵前的宣誓，“男人钢铁般坚强的动作，和女人悲伤软弱的美，形成强烈对比，酝酿出瞬间的紧张。充分表现为共和国而牺牲个人感情与存在的精神。”[2]画面表达了国家至上与个人亲情的矛盾，呼喊人們为国家前途而战斗。眼见隔海相望的英国如日中天，如同姊妹的美利坚合众国引人瞩目，身处启蒙运动洗礼熏陶的法国，“大卫显然在鼓励爱国与革命情绪，并且白热化到‘大义灭亲’的高度。”[3]它把忠君变为爱国的宣扬，历史地看，启蒙运动实际上是法国18世纪社会革命的开始，一个思想上强大起来的法国，人们有信心创造一个理想国度，大卫画作是社会心理的折射。“艺术已经直接介入了政治，甚至成为政治的工具。”[4]进入历史现场的最佳方法是借助那个时代的创造物，大卫给了我们。
讴歌英雄——直面革命的洪流
法国大革命爆发四十天后，《人权宣言》出世，它明确地宣布了旧制度的死亡和新制度的诞生，“它的许诺唤起的新希望给它带来了相当惊人的扩张力。”[5]大卫欣喜中创作了《处决自己的儿子的布鲁斯》（1789年），歌颂罗马共和国捍卫者布鲁图斯，表达了自己对大革命的态度。“1791年7月17日，大卫在请愿皇帝逊位的文件上签字表示同意，1792年10月，他被指派为公共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他又成为艺术委员会的成员，1793年1月17日，他投票赞成将皇帝处死。他担任过当时雅各宾派公安委员会中几个重要职位。”[6]法国人民赢得了瓦尔密大捷，巴黎人民起义后雅各宾派执政，大卫以画笔投身革命！
1792年9月21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罗伯斯庇尔豪迈宣布：“王权已被消灭，贵族和僧侣也已消失，平等的统治开始了！”[7]大卫身临其境，热血沸腾，因为“人民看到在大革命中，曾经使他们饱受欺凌的一切专制，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等级，统统被镇压”[8]，雅各宾派专政对外击败反法联盟，对内宣布分地给农民，原来特权等级的基础被打碎，这是何等快意之事！摧毁法国封建制度，让人们感到可以触摸理想社会了，“说一声光明在此，光明就到了。”[9] 革命成了艺术和奇迹！于是大卫到处拜访参加革命的领袖，积累了一系列革命英雄的肖像素描，润笔创作《网球场宣誓》。画面以震撼的场景记录历史一瞬，气氛热烈而又庄严，极具视觉动感冲击力，领袖罗伯斯皮尔处于中心位置，革命的神圣和英雄的勇敢都凸显出来。画家与当时的革命人民一样被革命热浪感染，直面讴歌当代英雄，因为“人民在所有革命中的角色都是一样的：他们既不会去发动革命，也不能知道革命；在革命中，人民的行为是受革命领袖支配的”[10] 。讴歌英雄就是歌颂革命，大卫的行动显示了人民广泛参与以及对雅各宾派领导革命的信任，大卫也因此素描画被选入国民议会，革命需要大卫。然而这幅画并未完成，为什么呢？“在大革命开始时，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格言确实表达了人们的真实希望和信念；……既然大家都是主权之人，还有什么事情不允许呢？”[11] 人人都是立法者，政府即公仆，这种美好向往尚未落地，参加网球场宣誓的许多代表已物是人非，各派相互把对方送上断头台，画家大卫无法完成这一被他视为伟大的一天的画作，但他需要革命。
劫后再生——革命高潮与结束
“正是因为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强化了革命政治的非理性和暴烈性的色彩，令情绪、感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政治行为，才使大革命的进程显得尤其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才使大革命中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内战政治风格，并使这种政治风格被赋予一种独特的传统活力。”[12] 革命充满死亡，雅各宾派恐怖政策更是备受争议，大卫如何面对？大卫签署路易十六死亡判决时的内心已不得而知。1793年7月11日，他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革命领袖马拉，然而第二天，领袖马拉被保王党杀害了！全国在呼唤，国民公会在呼唤：请大卫拿起你的笔去战斗！大卫摆放了马拉之死的现场让人瞻仰三日，三个月后《马拉之死》画作诞生，“为了加强马拉的性格，大卫在画中添加了三项‘装饰’：一为木箱上的墨水台旁，有一张法国革命时期革命政府为了偿付征收土地而发行的纸币；另外还有一张马拉所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这些补偿金留给丈夫为国家而死的寡妇与五位孤儿。’在马拉的左手上则握着另外一张他写的纸条：‘1793年7月13日/这是玛丽·安·夏洛特·科德给平民马拉的/我虽然不幸；但是且让我向你的仁慈表达敬意。’……画面中的浴盆是横的，尸体也是横的，木箱则是直的，在简单的线条中呈现出的是井然有序，画中人物的表情只有仁慈没有怨恨，是一个甘愿为革命牺牲者的风范与典型。”[13] 大卫既夸张又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案发现场的一切，这就是大卫以及与他同样感受的革命者的态度。其历史价值和政治意义都使其列位世界名画，马拉也因此被认为是真正的革命家。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曾写到：“神圣的马拉，一只胳膊垂在浴缸外，软绵绵地拿着最后的笔，胸口上留下了渎圣的伤口，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在他前面的绿色桌子上，他的手里还拿着那封忘恩负义的信：‘公民，我很不幸，这足以使我得到您的眷顾。’浴缸里的水被血染红，纸上也满是血；地上是一把沾满了血的大菜刀；在这位不知疲倦的记者的工作台那破旧的支撑板上，人们可以读到：‘给马拉—大卫。’……在这件作品中有一种既温柔又痛苦的东西；在这个房间的冰冷的空气中，在冰冷的墙上，在这冰冷而又阴森的浴缸周围，有一颗灵魂在盘旋。……这件作品是献给流泪的祖国的礼物，”[14] 在大卫的心中，“如果没有了领袖，人民就会无所作为，他们从来不能引导自己的行为。”[15] 与其说大卫把马拉神圣化，还不如说这是革命的真实，以马拉为代表的雅各宾派从大革命爆发以来就赢得了革命人民的支持，大卫用心用情完全地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大革命的群众性可见一斑。 然而，面对朋友拉瓦锡被冤枉处决时，大卫有权保护却选择沉默，革命家与科学家的横死，在大卫看来有着根本不同，革命更高尚。“共和国就是摧毁一切反对它的事物。如果国家拒绝获得新生，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无论它愿意与否，它必须再生”[16] ，可是“热月政变”让大卫进了监狱，命悬一线，仓皇中被学生救出。面对革命带来的死亡，他有没有疑惑呢？“大卫不可能有先见之明。以画家身份从政的他，深尝革命的苦果，最后只好逃回绘画的象牙塔。……大卫一生的故事，正好给那段历史做了见证。”[17] 雅各宾派专政至今争议未休，遑论被点燃革命激情置身革命洪流中的画家大卫。
“热月政变”后的共和国混乱复杂，大卫隐约觉得革命还会继续。1797年的一天，有个人来到他的画室待了三小时，从此大卫的革命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人就是拿破仑。1800年，拿破仑带兵翻越阿尔卑斯山，成功突袭意大利，欧洲形势为之一变，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委托大卫画一幅拿破仑肖像，名畫《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诞生了。这“也许是法国拥有的唯一将波拿巴表现得既诗意又崇高的一幅画”[18] ，大卫把坐骑骡子换成一匹桀骜不驯的战马，“把拿破仑与历史上的伟人相比，让他更显伟大。”[19] 不仅如此，1804年底拿破仑称帝后，大卫倾注热情绘制《拿破仑加冕》以表达“他的皇权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复辟’”[20] 。可见“大卫从未改变他的心意，他能够接受拿破仑王朝，是因为他以为那是与法国大革命一脉相承的；他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因为那表示又将回复到帝王的专制时代”[21] 。大卫的喜悦与讴歌革命是真实的，“拿破仑是大卫笔下第一位活着的英雄，一位声望日隆的当代英雄。”[22] 颁布《民法典》，击败反法联盟，创造崭新欧洲，这都是大卫与革命人民希望看到的。然而拿破仑很快沦为阶下囚！惊慌中的大卫被驱逐流浪他乡。目睹法国大革命“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23] 。大革命在实质意义上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统治，动摇了欧洲大陆封建秩序，“路易十八清醒地认识到，在法国任何复辟旧制度的企图都将激起一场普遍的叛乱，因此他能够按照既定原则继续他的统治。”[24] “1830年7月27日晚，……巴黎圣母院高高的塔顶上又骄傲地飘扬起大革命的旗帜。”[25] 之后法国虽经曲折但现代化已滚滚向前，这完全符合大卫的革命理想，按理不该失望。
但是，1823年拿破仑病逝，大卫创作《马尔斯被维纳斯解除武装》，这幅画里的战神马尔斯被爱神俘获缴械，并同时宣布封笔，是悲哀还是释然？是无力还是别有深意？是心仪过去还是满意现在？大卫有内心矛盾吗？总之大卫静静等待生命终结，1825年12月29日，他死于布鲁塞尔，法国政府“拒绝他的遗体回家，他成了客死异乡的流亡者，但是他的作品却永远不会被时间所遗忘。他以艺术家的眼光，为我们留下了美的诠释，不论是在精神上的、心灵上的，还是绘画上的”[26] 。革命塑造了画家大卫，革命画家大卫把大革命的风雨雷电镌刻在人类艺术殿堂留存于世界，为我们抵达历史现场反观人类自己提供了独特路径。
【注释】
（俄）别林斯基著、穆旦译：《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56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第189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高毅：《法兰西风格》，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5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50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88页。
高毅：《法兰西风格》，第123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26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27页。
高毅：《法兰西风格》，第237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63-69页。
（法）夏尔·波德莱尔著、周宏安译：《美学珍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27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102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第203页。
（法）夏尔·波德莱尔著、周宏安译：《美学珍玩》，第69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第198-199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第189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122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9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153页。
高毅：《法兰西风格》，第233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124页。
呼唤英雄——启蒙光辉的拥趸
大卫出生于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学习绘画以改变命运，却屡遭失败，1781年却被路易十六相中而入皇家画院。按理大卫该为路易十六和波旁王朝歌功颂德，但大革命前的四幅代表作——《周济贝利萨留》、《荷拉斯兄弟之誓》、《苏格拉底之死》、《拉瓦锡夫妻》，都表明大卫是启蒙思想的拥趸。
启蒙精英的目标是要塑造忠于国家的理性英雄，大卫觉察到社会深层的暗流涌动。《荷拉斯兄弟之誓》以老荷拉斯、举手发誓的三个儿子、妻子和妹妹三组平行人物描绘了荷拉斯兄弟临阵前的宣誓，“男人钢铁般坚强的动作，和女人悲伤软弱的美，形成强烈对比，酝酿出瞬间的紧张。充分表现为共和国而牺牲个人感情与存在的精神。”[2]画面表达了国家至上与个人亲情的矛盾，呼喊人們为国家前途而战斗。眼见隔海相望的英国如日中天，如同姊妹的美利坚合众国引人瞩目，身处启蒙运动洗礼熏陶的法国，“大卫显然在鼓励爱国与革命情绪，并且白热化到‘大义灭亲’的高度。”[3]它把忠君变为爱国的宣扬，历史地看，启蒙运动实际上是法国18世纪社会革命的开始，一个思想上强大起来的法国，人们有信心创造一个理想国度，大卫画作是社会心理的折射。“艺术已经直接介入了政治，甚至成为政治的工具。”[4]进入历史现场的最佳方法是借助那个时代的创造物，大卫给了我们。
讴歌英雄——直面革命的洪流
法国大革命爆发四十天后，《人权宣言》出世，它明确地宣布了旧制度的死亡和新制度的诞生，“它的许诺唤起的新希望给它带来了相当惊人的扩张力。”[5]大卫欣喜中创作了《处决自己的儿子的布鲁斯》（1789年），歌颂罗马共和国捍卫者布鲁图斯，表达了自己对大革命的态度。“1791年7月17日，大卫在请愿皇帝逊位的文件上签字表示同意，1792年10月，他被指派为公共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他又成为艺术委员会的成员，1793年1月17日，他投票赞成将皇帝处死。他担任过当时雅各宾派公安委员会中几个重要职位。”[6]法国人民赢得了瓦尔密大捷，巴黎人民起义后雅各宾派执政，大卫以画笔投身革命！
1792年9月21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罗伯斯庇尔豪迈宣布：“王权已被消灭，贵族和僧侣也已消失，平等的统治开始了！”[7]大卫身临其境，热血沸腾，因为“人民看到在大革命中，曾经使他们饱受欺凌的一切专制，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等级，统统被镇压”[8]，雅各宾派专政对外击败反法联盟，对内宣布分地给农民，原来特权等级的基础被打碎，这是何等快意之事！摧毁法国封建制度，让人们感到可以触摸理想社会了，“说一声光明在此，光明就到了。”[9] 革命成了艺术和奇迹！于是大卫到处拜访参加革命的领袖，积累了一系列革命英雄的肖像素描，润笔创作《网球场宣誓》。画面以震撼的场景记录历史一瞬，气氛热烈而又庄严，极具视觉动感冲击力，领袖罗伯斯皮尔处于中心位置，革命的神圣和英雄的勇敢都凸显出来。画家与当时的革命人民一样被革命热浪感染，直面讴歌当代英雄，因为“人民在所有革命中的角色都是一样的：他们既不会去发动革命，也不能知道革命；在革命中，人民的行为是受革命领袖支配的”[10] 。讴歌英雄就是歌颂革命，大卫的行动显示了人民广泛参与以及对雅各宾派领导革命的信任，大卫也因此素描画被选入国民议会，革命需要大卫。然而这幅画并未完成，为什么呢？“在大革命开始时，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格言确实表达了人们的真实希望和信念；……既然大家都是主权之人，还有什么事情不允许呢？”[11] 人人都是立法者，政府即公仆，这种美好向往尚未落地，参加网球场宣誓的许多代表已物是人非，各派相互把对方送上断头台，画家大卫无法完成这一被他视为伟大的一天的画作，但他需要革命。
劫后再生——革命高潮与结束
“正是因为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强化了革命政治的非理性和暴烈性的色彩，令情绪、感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政治行为，才使大革命的进程显得尤其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才使大革命中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内战政治风格，并使这种政治风格被赋予一种独特的传统活力。”[12] 革命充满死亡，雅各宾派恐怖政策更是备受争议，大卫如何面对？大卫签署路易十六死亡判决时的内心已不得而知。1793年7月11日，他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革命领袖马拉，然而第二天，领袖马拉被保王党杀害了！全国在呼唤，国民公会在呼唤：请大卫拿起你的笔去战斗！大卫摆放了马拉之死的现场让人瞻仰三日，三个月后《马拉之死》画作诞生，“为了加强马拉的性格，大卫在画中添加了三项‘装饰’：一为木箱上的墨水台旁，有一张法国革命时期革命政府为了偿付征收土地而发行的纸币；另外还有一张马拉所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这些补偿金留给丈夫为国家而死的寡妇与五位孤儿。’在马拉的左手上则握着另外一张他写的纸条：‘1793年7月13日/这是玛丽·安·夏洛特·科德给平民马拉的/我虽然不幸；但是且让我向你的仁慈表达敬意。’……画面中的浴盆是横的，尸体也是横的，木箱则是直的，在简单的线条中呈现出的是井然有序，画中人物的表情只有仁慈没有怨恨，是一个甘愿为革命牺牲者的风范与典型。”[13] 大卫既夸张又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案发现场的一切，这就是大卫以及与他同样感受的革命者的态度。其历史价值和政治意义都使其列位世界名画，马拉也因此被认为是真正的革命家。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曾写到：“神圣的马拉，一只胳膊垂在浴缸外，软绵绵地拿着最后的笔，胸口上留下了渎圣的伤口，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在他前面的绿色桌子上，他的手里还拿着那封忘恩负义的信：‘公民，我很不幸，这足以使我得到您的眷顾。’浴缸里的水被血染红，纸上也满是血；地上是一把沾满了血的大菜刀；在这位不知疲倦的记者的工作台那破旧的支撑板上，人们可以读到：‘给马拉—大卫。’……在这件作品中有一种既温柔又痛苦的东西；在这个房间的冰冷的空气中，在冰冷的墙上，在这冰冷而又阴森的浴缸周围，有一颗灵魂在盘旋。……这件作品是献给流泪的祖国的礼物，”[14] 在大卫的心中，“如果没有了领袖，人民就会无所作为，他们从来不能引导自己的行为。”[15] 与其说大卫把马拉神圣化，还不如说这是革命的真实，以马拉为代表的雅各宾派从大革命爆发以来就赢得了革命人民的支持，大卫用心用情完全地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大革命的群众性可见一斑。 然而，面对朋友拉瓦锡被冤枉处决时，大卫有权保护却选择沉默，革命家与科学家的横死，在大卫看来有着根本不同，革命更高尚。“共和国就是摧毁一切反对它的事物。如果国家拒绝获得新生，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无论它愿意与否，它必须再生”[16] ，可是“热月政变”让大卫进了监狱，命悬一线，仓皇中被学生救出。面对革命带来的死亡，他有没有疑惑呢？“大卫不可能有先见之明。以画家身份从政的他，深尝革命的苦果，最后只好逃回绘画的象牙塔。……大卫一生的故事，正好给那段历史做了见证。”[17] 雅各宾派专政至今争议未休，遑论被点燃革命激情置身革命洪流中的画家大卫。
“热月政变”后的共和国混乱复杂，大卫隐约觉得革命还会继续。1797年的一天，有个人来到他的画室待了三小时，从此大卫的革命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人就是拿破仑。1800年，拿破仑带兵翻越阿尔卑斯山，成功突袭意大利，欧洲形势为之一变，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委托大卫画一幅拿破仑肖像，名畫《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诞生了。这“也许是法国拥有的唯一将波拿巴表现得既诗意又崇高的一幅画”[18] ，大卫把坐骑骡子换成一匹桀骜不驯的战马，“把拿破仑与历史上的伟人相比，让他更显伟大。”[19] 不仅如此，1804年底拿破仑称帝后，大卫倾注热情绘制《拿破仑加冕》以表达“他的皇权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复辟’”[20] 。可见“大卫从未改变他的心意，他能够接受拿破仑王朝，是因为他以为那是与法国大革命一脉相承的；他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因为那表示又将回复到帝王的专制时代”[21] 。大卫的喜悦与讴歌革命是真实的，“拿破仑是大卫笔下第一位活着的英雄，一位声望日隆的当代英雄。”[22] 颁布《民法典》，击败反法联盟，创造崭新欧洲，这都是大卫与革命人民希望看到的。然而拿破仑很快沦为阶下囚！惊慌中的大卫被驱逐流浪他乡。目睹法国大革命“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23] 。大革命在实质意义上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统治，动摇了欧洲大陆封建秩序，“路易十八清醒地认识到，在法国任何复辟旧制度的企图都将激起一场普遍的叛乱，因此他能够按照既定原则继续他的统治。”[24] “1830年7月27日晚，……巴黎圣母院高高的塔顶上又骄傲地飘扬起大革命的旗帜。”[25] 之后法国虽经曲折但现代化已滚滚向前，这完全符合大卫的革命理想，按理不该失望。
但是，1823年拿破仑病逝，大卫创作《马尔斯被维纳斯解除武装》，这幅画里的战神马尔斯被爱神俘获缴械，并同时宣布封笔，是悲哀还是释然？是无力还是别有深意？是心仪过去还是满意现在？大卫有内心矛盾吗？总之大卫静静等待生命终结，1825年12月29日，他死于布鲁塞尔，法国政府“拒绝他的遗体回家，他成了客死异乡的流亡者，但是他的作品却永远不会被时间所遗忘。他以艺术家的眼光，为我们留下了美的诠释，不论是在精神上的、心灵上的，还是绘画上的”[26] 。革命塑造了画家大卫，革命画家大卫把大革命的风雨雷电镌刻在人类艺术殿堂留存于世界，为我们抵达历史现场反观人类自己提供了独特路径。
【注释】
（俄）别林斯基著、穆旦译：《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56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第189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高毅：《法兰西风格》，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5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50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88页。
高毅：《法兰西风格》，第123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26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27页。
高毅：《法兰西风格》，第237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63-69页。
（法）夏尔·波德莱尔著、周宏安译：《美学珍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27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102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第203页。
（法）夏尔·波德莱尔著、周宏安译：《美学珍玩》，第69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第198-199页。
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第189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122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9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法）勒庞著、青闰译：《法国大革命》，第153页。
高毅：《法兰西风格》，第233页。
何政广主编：《大卫 新古典主义旗手》，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