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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怀琛的《海天诗话》是中国第一部专论译诗之诗话。本文重在介绍此书在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流之际所作独到贡献，以凸显胡怀琛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海天诗话；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76-01
《海天诗话》为清末民初皖籍名家胡怀琛所作之书。名为“诗话”，似颇老套，展卷细读，却见特异之处：此书“专辑欧西、东瀛诗之译作，隶以国人诗之记海外事者”，既反映出清末民初中西文学交流之况，更令人可以直接感受到“五四”文学革命到来之前，神州大地新文化、新思潮之涌动，而诸多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也使这部著作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胡怀琛生于安徽泾县一文化世家，祖上胡承珙为明嘉庆年间皖系汉学名家，其兄胡朴安则以文字、训诂研究闻名于当时学界。胡怀琛幼年受乾嘉学派影响较深，但时代风潮还是将其推至新旧文学交接地。民国初年，他一方面推出《清季野史》三编、《清谈》十卷，以传统视角叙史，“谈以清名，谈逊清之往事”；另一方面写作大量文言笔记式小说，诸如《虞初近志》、《黛痕剑影录》、《见闻述存》、《蕉窗雨话》等等，颇合鸳鸯蝴蝶派之路；与此同时，他又步入新文学阵地，不仅出版了白话新诗《大江集》，并接连写下《中国文学评价》、《白话文谈及白话诗谈》、《新文学浅说》、《尝试集批评与讨论》、《新诗概说》等专著，就新文学本质及建设发表见解。正是在此意义上，“赵景琛说胡似乎是苦闷而彷徨于新旧文学之间的人，旧文人方面感到他不够旧，新文人方面又感到不够新。”［1］
而问世于清末之《海天诗话》，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时间顺序上看，恰恰是著者尝试走出封闭、僵死的旧文学天地的第一步。
首先，作为中国第一部专论译诗之诗话，出身于经学世家的胡怀琛以极大的热情拥抱了外来诗作。他认为：“孰谓西诗无益于我乎？大抵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想。”他赞同“西人诗大半激发人之志气，或陈述社会疾苦，字句不嫌浅易，而以能感人为归”的作法，高度评价英国作家肯斯里西“善摩写小民疾苦，能使读者陨涕。彼国民率爱读之，而富人视若仇雠”。对马君武所译歌德（贵推）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阿明海岸哭女诗》，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由衷喜爱，不仅评价这首爱情诗“苍凉悲壮，使读者泫然泪下”，并将马氏九首译诗悉数收入诗话。对“醉心自由”的欧西诗人拜伦（摆伦），胡怀琛深表景仰，并打破诗话体例，全文收录胡适所作拜伦年表。目及日、英、德、法、意大利、芬兰、印度等诸多国度之诗人诗作，胡怀琛或述或评，视野开阔，正是在此意义上，潘飞声写诗赞《海天诗话》为：“君为广大教化主，重译佉卢作正声，看掣鲸鲵东海上，五洲大地拓诗城。”［2］
其次，《海天诗话》如中国诸多传统诗话一样，在文史资料搜集、保留方面作出了贡献。尽管著者依然将诗话作为“可资助谈”、“以供茶余客话”之材料，“走笔录之”时多以“趣味”为先，但他对散见于东西方杂志中的短篇断句、名言逸事的多方搜集整理，还是保留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中西文学交流的诸多史实：诸如俞樾选辑《东瀛诗选》；日本诗人管茶山和唐伯虎《花月吟》所作二十首汉诗；管茶山、唐伯虎之《茶山花月吟》在日本的出版；马君武、苏曼殊之译诗活动；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对拜伦《哀希腊》诗之不同翻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朝鲜之士安重根之诗作等等。此外，《海天诗话》还记载了诸多中国近现代诗人描写异域情态之作：譬如王韬（紫诠）、蒋观云、孙毂任游历日本诗作，潘兰史游历德国诗作，以及当时学人走出国门之后纷纷写下的《柏林竹枝词》、《伦敦竹枝词》、《东京竹枝词》、《南洋竹枝词》等等。
当然，《海天诗话》之最大贡献，莫过于著者对译诗见解的阐述。这些阐述虽然散乱，难言系统，但毕竟属于中国早期译诗理论的开山之作，其文学史价值不容忽视。针对彼时国人翻译外国诗歌的状况，胡怀琛按照翻译水平高低将其分为三类：“大抵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想，或取一句一节之意，而删节其他，又别以己意补之，使合于吾诗声调格律者，上也；译其全诗，而能颠倒变化其字句者，次也；按文而译，斯不足道矣。”这就特别强调了翻译文学作品之移情与涵养神思的作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翻译外国诗歌，仅仅懂得外文是不够的，“欧西诗人思想，多为吾国诗人所不能到者”，诗歌翻译者必须有对于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译而求之，失其神矣”。对于如何才能存其“神”，胡氏提出中西诗韵的交合，著者与译者视域的融合：“能文者撷取其意，锻炼而出之，使合于吾诗范围，亦吟坛之创格，而诗学之别裁也。”为此，他坚决反对“直译”，提出“或谓文学不可译，此言未必尽然。文学有可译者，有不可译者。能文者善于剪裁锻炼，未必不可译。若据文直译，则笑柄乃出矣。”这就明确指出诗歌翻译之特色，开创中国现代译诗理论之先河。
此外，《海天诗话》还尝试了对中西方诗家的比较研究。例如“摆伦者，英国之诗豪也，论者比之中土李白”，西方诗人“陈述社会疾苦，字句不嫌浅易，而以能感人为归。求之吾国诗人中白香山之讽谕，庶几近之。”又如“别所松阴名一郎，日本播磨人。《秋日田家》云：‘霜风临水满前坡，园柿联珠累累多。野老不关风景好，斜阳映处曝耕簑。’词句清新，能写出田家风景。然自吾人视之，于前两句稍嫌其俗。且若出吾国人手，则四句‘映’字必不用，‘曝’字必为‘晒’字，于此等处一见知为日人诗。”胡怀琛此种比较，虽然只是一种简单对比，实非深入，但身处“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以诗话形式进行中外诗人、诗作比较，胡怀琛究属第一人。
当然，民国四年的胡怀琛，毕竟没有真正走进新文学领域，传统诗话对其思维的拘牵清晰可见。譬如，他一方面将大量篇幅给予日本汉诗；另一方面他却特别强调：“余作《海天诗话》，多搜日人诗，非扬之也，亦以见中土文学传播之广耳”，“大中华”唯我独尊思想依然存在，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相对于日本汉诗，胡氏对于西方诗人、诗作的了解显然十分有限，评介也显得力量不足。
参考文献：
\[1\]王建辉.老出版人肖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124.
\[2\]卢文芸.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19.
关键词：海天诗话；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76-01
《海天诗话》为清末民初皖籍名家胡怀琛所作之书。名为“诗话”，似颇老套，展卷细读，却见特异之处：此书“专辑欧西、东瀛诗之译作，隶以国人诗之记海外事者”，既反映出清末民初中西文学交流之况，更令人可以直接感受到“五四”文学革命到来之前，神州大地新文化、新思潮之涌动，而诸多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也使这部著作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胡怀琛生于安徽泾县一文化世家，祖上胡承珙为明嘉庆年间皖系汉学名家，其兄胡朴安则以文字、训诂研究闻名于当时学界。胡怀琛幼年受乾嘉学派影响较深，但时代风潮还是将其推至新旧文学交接地。民国初年，他一方面推出《清季野史》三编、《清谈》十卷，以传统视角叙史，“谈以清名，谈逊清之往事”；另一方面写作大量文言笔记式小说，诸如《虞初近志》、《黛痕剑影录》、《见闻述存》、《蕉窗雨话》等等，颇合鸳鸯蝴蝶派之路；与此同时，他又步入新文学阵地，不仅出版了白话新诗《大江集》，并接连写下《中国文学评价》、《白话文谈及白话诗谈》、《新文学浅说》、《尝试集批评与讨论》、《新诗概说》等专著，就新文学本质及建设发表见解。正是在此意义上，“赵景琛说胡似乎是苦闷而彷徨于新旧文学之间的人，旧文人方面感到他不够旧，新文人方面又感到不够新。”［1］
而问世于清末之《海天诗话》，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时间顺序上看，恰恰是著者尝试走出封闭、僵死的旧文学天地的第一步。
首先，作为中国第一部专论译诗之诗话，出身于经学世家的胡怀琛以极大的热情拥抱了外来诗作。他认为：“孰谓西诗无益于我乎？大抵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想。”他赞同“西人诗大半激发人之志气，或陈述社会疾苦，字句不嫌浅易，而以能感人为归”的作法，高度评价英国作家肯斯里西“善摩写小民疾苦，能使读者陨涕。彼国民率爱读之，而富人视若仇雠”。对马君武所译歌德（贵推）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阿明海岸哭女诗》，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由衷喜爱，不仅评价这首爱情诗“苍凉悲壮，使读者泫然泪下”，并将马氏九首译诗悉数收入诗话。对“醉心自由”的欧西诗人拜伦（摆伦），胡怀琛深表景仰，并打破诗话体例，全文收录胡适所作拜伦年表。目及日、英、德、法、意大利、芬兰、印度等诸多国度之诗人诗作，胡怀琛或述或评，视野开阔，正是在此意义上，潘飞声写诗赞《海天诗话》为：“君为广大教化主，重译佉卢作正声，看掣鲸鲵东海上，五洲大地拓诗城。”［2］
其次，《海天诗话》如中国诸多传统诗话一样，在文史资料搜集、保留方面作出了贡献。尽管著者依然将诗话作为“可资助谈”、“以供茶余客话”之材料，“走笔录之”时多以“趣味”为先，但他对散见于东西方杂志中的短篇断句、名言逸事的多方搜集整理，还是保留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中西文学交流的诸多史实：诸如俞樾选辑《东瀛诗选》；日本诗人管茶山和唐伯虎《花月吟》所作二十首汉诗；管茶山、唐伯虎之《茶山花月吟》在日本的出版；马君武、苏曼殊之译诗活动；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对拜伦《哀希腊》诗之不同翻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朝鲜之士安重根之诗作等等。此外，《海天诗话》还记载了诸多中国近现代诗人描写异域情态之作：譬如王韬（紫诠）、蒋观云、孙毂任游历日本诗作，潘兰史游历德国诗作，以及当时学人走出国门之后纷纷写下的《柏林竹枝词》、《伦敦竹枝词》、《东京竹枝词》、《南洋竹枝词》等等。
当然，《海天诗话》之最大贡献，莫过于著者对译诗见解的阐述。这些阐述虽然散乱，难言系统，但毕竟属于中国早期译诗理论的开山之作，其文学史价值不容忽视。针对彼时国人翻译外国诗歌的状况，胡怀琛按照翻译水平高低将其分为三类：“大抵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想，或取一句一节之意，而删节其他，又别以己意补之，使合于吾诗声调格律者，上也；译其全诗，而能颠倒变化其字句者，次也；按文而译，斯不足道矣。”这就特别强调了翻译文学作品之移情与涵养神思的作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翻译外国诗歌，仅仅懂得外文是不够的，“欧西诗人思想，多为吾国诗人所不能到者”，诗歌翻译者必须有对于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译而求之，失其神矣”。对于如何才能存其“神”，胡氏提出中西诗韵的交合，著者与译者视域的融合：“能文者撷取其意，锻炼而出之，使合于吾诗范围，亦吟坛之创格，而诗学之别裁也。”为此，他坚决反对“直译”，提出“或谓文学不可译，此言未必尽然。文学有可译者，有不可译者。能文者善于剪裁锻炼，未必不可译。若据文直译，则笑柄乃出矣。”这就明确指出诗歌翻译之特色，开创中国现代译诗理论之先河。
此外，《海天诗话》还尝试了对中西方诗家的比较研究。例如“摆伦者，英国之诗豪也，论者比之中土李白”，西方诗人“陈述社会疾苦，字句不嫌浅易，而以能感人为归。求之吾国诗人中白香山之讽谕，庶几近之。”又如“别所松阴名一郎，日本播磨人。《秋日田家》云：‘霜风临水满前坡，园柿联珠累累多。野老不关风景好，斜阳映处曝耕簑。’词句清新，能写出田家风景。然自吾人视之，于前两句稍嫌其俗。且若出吾国人手，则四句‘映’字必不用，‘曝’字必为‘晒’字，于此等处一见知为日人诗。”胡怀琛此种比较，虽然只是一种简单对比，实非深入，但身处“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以诗话形式进行中外诗人、诗作比较，胡怀琛究属第一人。
当然，民国四年的胡怀琛，毕竟没有真正走进新文学领域，传统诗话对其思维的拘牵清晰可见。譬如，他一方面将大量篇幅给予日本汉诗；另一方面他却特别强调：“余作《海天诗话》，多搜日人诗，非扬之也，亦以见中土文学传播之广耳”，“大中华”唯我独尊思想依然存在，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相对于日本汉诗，胡氏对于西方诗人、诗作的了解显然十分有限，评介也显得力量不足。
参考文献：
\[1\]王建辉.老出版人肖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124.
\[2\]卢文芸.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