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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底，吴建民卸任外交学院院长时，学校的师生自发送给他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的是：魅力外交家，人生好榜样，我们的好院长。
对于“魅力”一词，吴建民的通俗理解是：老百姓对你有好感。“我搞了一辈子外交，跟很多人打过交道，有的人长相并不怎么样，但讲出的话有意思，有思想，值得你思考，你就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
吴建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跟人打交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在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开的一门课就是交流学。于右任说过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吴建民非常欣赏，并以之为“交流”准则。
“我们要讲真话，讲假话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啊！”吴建民坐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喜欢外交官的“面纱”，他更愿意大家看到“真面目”。早在2003年7月，他在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任职的报告上就提出一条建议：要揭开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在已经卸任的驻外大使中，很难找出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许多媒体和公共场合出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建民的外交经历让许多有外交官梦想的人羡慕。
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给周恩来总理做法语翻译，这给他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很多做法，比如大小国一律平等，无论多小的国家，都很尊重，一丝不苟。这种尊重让别人感觉是真心的，不是做出来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刚果的外宾，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早上5点，吴建民连续翻译了6个小时，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最耀眼的外交经历是9年的驻外大使生涯。他做过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法国大使。“9年驻外大使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高级外交官。”
卸任驻法大使之后，他在外交学院做了5年院长。“这是教育人的工作，跟青年人接触很多，很开心。”
吴建民曾经是国际展览局主席，现在仍是名誉主席。2001年5月2日，吴建民亲手将2010年世博会申请函交给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他被称作申博的“前线总指挥”。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一身运动打扮，比电视上的西装革履更让人觉得有亲和力。事实上，他温润如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直到68岁的时候，爱好运动的吴建民才停止了每天倒立3分钟的习惯。“年轻时觉得运动就是要打破一种常态，每天倒一倒，蛮有好处的，年龄大了，大夫反对，老婆也反对，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他笑着说。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是：脾气好得出奇。他说这样的性格是逐渐形成的，人也是逐渐成熟的。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时间段中的吴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自己也变了。”
“我们这个国家不怕大灾大难，就怕头脑发昏”
人物周刊：你是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关键性人物。刚闭幕不久的世博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
吴建民：世博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世界城市化处在一个关键阶段，2007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50%，今后二三十年，可能会进一步快速增长。这就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就是高楼大厦？就是大马路？就是绿地越来越少？就是交通堵塞？这就是我们要向往的城市吗？不是这样。有些展馆明确提出来，什么是城市？城市最后要使得人们生活感到很开心，很放松，很舒适，很方便，这才是城市啊！
人物周刊：世界上有很多批评中国的声音，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
吴建民：挨批评不奇怪。一个国家，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人们总会品头论足。别人批评你是对你重视。批评也使我们自己反思：有些事情，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的办法？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不怕大灾大难，就怕头脑发昏。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举动算是头脑发昏？
吴建民：以为自己不得了，忘乎所以，这就是头脑发昏。我们1958年搞“大跃进”，那不是头脑发昏吗？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那不是头脑发昏吗？这样的事情给中国造成了多大损害啊！我认为我们对待批评可以大度一点，应该认真地听批评，哪些是固有的偏见，哪些是对中国的诽谤，哪些还有点道理。我们需要注意，不要怕，听多了赞歌不一定好。
人物周刊：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中国模式”，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吴建民：我不大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人赞赏、钦佩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吗？能够照搬吗？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认识到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才下决心走改革开放这条路。今天我们还面临很多问题，自己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到处讲中国模式，不好。讲模式就是要推广，就是要人家去学你，这不行。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2006年，我有一次去见已经退下来的钱其琛副总理。他说，回顾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外交有很大发展，什么原因，平等待人，不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不要人家学自己。
一个政党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就会完蛋
人物周刊：你曾经在国外工作过很长时间，去过许多国家，国外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吴建民：我跟你举个例子。2001年4月，江泽民主席到拉丁美洲去访问，当时他要经过法国的海外领地塔希提岛。我当时是驻法国大使，从巴黎飞了过去。江主席见到我就问，吴大使，最近研究什么问题啊？我说，我在研究法国共产党为什么走向衰落，法国社会党反而兴盛起来的原因。二战后，法国共产党影响很大，是议会的第一大党，大知识分子要么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要么是共产党员。但是，现在法共是小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就研究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的研究结果是怎样的？
吴建民：法国共产党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代表蓝领，不代表知识分子，不代表白领。蓝领的力量在萎缩，他们代表的党当然就萎缩了。知识分子是社会当中非常活跃的力量，很有创造力。共产党说，我不代表你。社会党说，我代表你。
法国社会党有很多大理论家，我请过其中一位吃饭聊天，我说，看你的简历，你原来是共产党啊，怎么跑到社会党来了？他说，我被开除了，我对苏联有意见，提出了批评。不容许批评，批评就开除，这怎么行？一个政党，如果知识分子都跑了，那肯定走向衰落。你排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那你不是完蛋了吗？
江主席听了我的话之后说，这个研究很有意思，你把报告写完，直接送给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写的东西要一级一级地往上送。有了他的这句话，我就直接送给他了。后来，有军队的同志告诉我，吴大使，你的一篇文章写得很好，江主席批转让军委的同志都看看。这就是我从国际上的一些理念来看我们的国家。
违反了国家的最大利益不能称之为爱国
人物周刊：今年，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问题而出现了关系紧张的局面，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反日游行。对于中日关系，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吴建民：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讲原则，全面看，有信心。我们对钓鱼岛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我们的立场。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确立了8个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们要坚持和平对话的方式，寻求共同利益，争取使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中日关系有矛盾有分歧，但大局是好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双边的贸易额才11亿美元，现在是2000多亿美元。1972年，日本在华投资为零，现在达到五六百亿美元，创造了1000多万就业机会。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日世代友好——几代领导人都坚持这么做，这是能够做到的，不是梦幻。
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民族主义者”所称的“爱国行为”？
吴建民：中国这30年发展很快，保持这样的一个发展势头，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怎么能够保持这个发展势头？那就要改革开放。如果有些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的最大利益，不能称之为爱国。
比如说反日游行，这是爱国吗？抵制日货，这是爱国吗？都什么年代了，拿出一个日本产品，许多都是中国制造的，这是自己抵制自己，这不是愚蠢吗？这是什么爱国行动？这不是爱国。
今天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有的打着爱国标签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误国。我想青年人是理智的，那些比较极端的人还是少数。
雪弗兰魅力人物点评
这位声名卓著的外交官，展现出中国与世界理性交往的大国风范。对国家的热爱， 让他在外交生涯中时刻要求自己“对得起任何一个平台”。在温润如玉的外表下，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理性的见解，巧妙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中国争取最大利益，直到最初的梦想变成一生的坚守。
对于“魅力”一词，吴建民的通俗理解是：老百姓对你有好感。“我搞了一辈子外交，跟很多人打过交道，有的人长相并不怎么样，但讲出的话有意思，有思想，值得你思考，你就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
吴建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跟人打交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在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开的一门课就是交流学。于右任说过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吴建民非常欣赏，并以之为“交流”准则。
“我们要讲真话，讲假话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啊！”吴建民坐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喜欢外交官的“面纱”，他更愿意大家看到“真面目”。早在2003年7月，他在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任职的报告上就提出一条建议：要揭开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在已经卸任的驻外大使中，很难找出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许多媒体和公共场合出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建民的外交经历让许多有外交官梦想的人羡慕。
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给周恩来总理做法语翻译，这给他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很多做法，比如大小国一律平等，无论多小的国家，都很尊重，一丝不苟。这种尊重让别人感觉是真心的，不是做出来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刚果的外宾，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早上5点，吴建民连续翻译了6个小时，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最耀眼的外交经历是9年的驻外大使生涯。他做过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法国大使。“9年驻外大使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高级外交官。”
卸任驻法大使之后，他在外交学院做了5年院长。“这是教育人的工作，跟青年人接触很多，很开心。”
吴建民曾经是国际展览局主席，现在仍是名誉主席。2001年5月2日，吴建民亲手将2010年世博会申请函交给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他被称作申博的“前线总指挥”。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一身运动打扮，比电视上的西装革履更让人觉得有亲和力。事实上，他温润如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直到68岁的时候，爱好运动的吴建民才停止了每天倒立3分钟的习惯。“年轻时觉得运动就是要打破一种常态，每天倒一倒，蛮有好处的，年龄大了，大夫反对，老婆也反对，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他笑着说。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是：脾气好得出奇。他说这样的性格是逐渐形成的，人也是逐渐成熟的。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时间段中的吴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自己也变了。”
“我们这个国家不怕大灾大难，就怕头脑发昏”
人物周刊：你是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关键性人物。刚闭幕不久的世博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
吴建民：世博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世界城市化处在一个关键阶段，2007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50%，今后二三十年，可能会进一步快速增长。这就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就是高楼大厦？就是大马路？就是绿地越来越少？就是交通堵塞？这就是我们要向往的城市吗？不是这样。有些展馆明确提出来，什么是城市？城市最后要使得人们生活感到很开心，很放松，很舒适，很方便，这才是城市啊！
人物周刊：世界上有很多批评中国的声音，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
吴建民：挨批评不奇怪。一个国家，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人们总会品头论足。别人批评你是对你重视。批评也使我们自己反思：有些事情，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的办法？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不怕大灾大难，就怕头脑发昏。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举动算是头脑发昏？
吴建民：以为自己不得了，忘乎所以，这就是头脑发昏。我们1958年搞“大跃进”，那不是头脑发昏吗？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那不是头脑发昏吗？这样的事情给中国造成了多大损害啊！我认为我们对待批评可以大度一点，应该认真地听批评，哪些是固有的偏见，哪些是对中国的诽谤，哪些还有点道理。我们需要注意，不要怕，听多了赞歌不一定好。
人物周刊：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中国模式”，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吴建民：我不大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人赞赏、钦佩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吗？能够照搬吗？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认识到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才下决心走改革开放这条路。今天我们还面临很多问题，自己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到处讲中国模式，不好。讲模式就是要推广，就是要人家去学你，这不行。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2006年，我有一次去见已经退下来的钱其琛副总理。他说，回顾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外交有很大发展，什么原因，平等待人，不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不要人家学自己。
一个政党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就会完蛋
人物周刊：你曾经在国外工作过很长时间，去过许多国家，国外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吴建民：我跟你举个例子。2001年4月，江泽民主席到拉丁美洲去访问，当时他要经过法国的海外领地塔希提岛。我当时是驻法国大使，从巴黎飞了过去。江主席见到我就问，吴大使，最近研究什么问题啊？我说，我在研究法国共产党为什么走向衰落，法国社会党反而兴盛起来的原因。二战后，法国共产党影响很大，是议会的第一大党，大知识分子要么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要么是共产党员。但是，现在法共是小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就研究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的研究结果是怎样的？
吴建民：法国共产党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代表蓝领，不代表知识分子，不代表白领。蓝领的力量在萎缩，他们代表的党当然就萎缩了。知识分子是社会当中非常活跃的力量，很有创造力。共产党说，我不代表你。社会党说，我代表你。
法国社会党有很多大理论家，我请过其中一位吃饭聊天，我说，看你的简历，你原来是共产党啊，怎么跑到社会党来了？他说，我被开除了，我对苏联有意见，提出了批评。不容许批评，批评就开除，这怎么行？一个政党，如果知识分子都跑了，那肯定走向衰落。你排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那你不是完蛋了吗？
江主席听了我的话之后说，这个研究很有意思，你把报告写完，直接送给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写的东西要一级一级地往上送。有了他的这句话，我就直接送给他了。后来，有军队的同志告诉我，吴大使，你的一篇文章写得很好，江主席批转让军委的同志都看看。这就是我从国际上的一些理念来看我们的国家。
违反了国家的最大利益不能称之为爱国
人物周刊：今年，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问题而出现了关系紧张的局面，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反日游行。对于中日关系，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吴建民：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讲原则，全面看，有信心。我们对钓鱼岛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我们的立场。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确立了8个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们要坚持和平对话的方式，寻求共同利益，争取使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中日关系有矛盾有分歧，但大局是好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双边的贸易额才11亿美元，现在是2000多亿美元。1972年，日本在华投资为零，现在达到五六百亿美元，创造了1000多万就业机会。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日世代友好——几代领导人都坚持这么做，这是能够做到的，不是梦幻。
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民族主义者”所称的“爱国行为”？
吴建民：中国这30年发展很快，保持这样的一个发展势头，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怎么能够保持这个发展势头？那就要改革开放。如果有些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的最大利益，不能称之为爱国。
比如说反日游行，这是爱国吗？抵制日货，这是爱国吗？都什么年代了，拿出一个日本产品，许多都是中国制造的，这是自己抵制自己，这不是愚蠢吗？这是什么爱国行动？这不是爱国。
今天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有的打着爱国标签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误国。我想青年人是理智的，那些比较极端的人还是少数。
雪弗兰魅力人物点评
这位声名卓著的外交官，展现出中国与世界理性交往的大国风范。对国家的热爱， 让他在外交生涯中时刻要求自己“对得起任何一个平台”。在温润如玉的外表下，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理性的见解，巧妙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中国争取最大利益，直到最初的梦想变成一生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