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不足，温和有余——对王伟忠有这个评价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他“综艺教父”的身份，他的犀利，他的“混”。如同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半白头发，黑框眼镜，素色T恤。形象威严利落，张嘴一口标准京片子。可是这个他又满腹阅历，充满了诚恳，一如蔡康永说的“竟然也可以温柔敦厚”。只因为我们谈的是眷村，那些徐徐道来的人情世故，是他热血和慧心的源头。
　　一场“我住宝岛一村&我住胡同大院”的对谈：活动海报只在几个文化圈人聚集的网站张贴了一下：我，王伟忠；他，英达；一起来聊一个事儿。地址选在富有人文气息的北京大学——好像台湾来者一旦要深谈，多对此地情有独钟。只是这次更像是在寻求一个能听得懂故事的人群聚集地。所谓“排场”，无非是一间普通的大教室；讲台上一捧花；一个清秀的主持人以及落座的两位靠嘴皮子吃饭的人。
　　听起来有些穷酸，这哪像两个把着两岸娱乐文化脉搏的人出现时该有的气场？可仔细回味，倒嚼出了正宗的文化味儿：诞生于市井间，沿袭在寻常生活脉络中。一段眷村的稀奇故事，再来一段老北京胡同的趣谈，算是台湾和北京两座城的对仗。从岛的这边到那边，生活聚落对个人的影响同样根深蒂固，大概就是“寰球同此凉热”。
　　英达和王伟忠都被扔在了一个突然与过去撕裂的断档时代中锻打，竟走出颇有些对照的人生：一个在胡同里捏橡皮泥长大的北京人，像总也过不够似地一遍遍创造或复述着胡同里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眷村人走出的人演眷村、谈眷村、吃眷村，使眷村俨然成为现下的文化时尚。此时的王伟忠骤然扫去了一身的综艺代表性符号，就像小S开始谈家庭，温情而郑重起来，不再耍宝撒野。
　　快乐的集体记忆
　　眷村，一种于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在60年后的今天已经凋零，但它孕育的人才和影响力，意外地成为台湾软实力的亮点。这批“眷村后代”中有出息的很多，可以说是台湾近30年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大都进入了新闻界、影视界、文化界和政界，文绉绉的国语腔也成了这些人的标志：娱乐圈有李安、侯孝贤、杨德昌、李立群、林青霞、张艾嘉、邓丽君；政治圈有宋楚瑜、胡志强、郝龙斌；甚至连台湾首富郭台铭也带着这样的影子。
　　王伟忠是北京人，在台湾出生长大,从小在眷村生活，是外省第二代，特殊的历史时期成就了特殊的记忆。
　　早年的眷村总是弥漫着临时与过渡的气氛。同英达显赫的家庭背景不太一样，王伟忠的父母那代并没有读过什么书，父亲是军人，妈妈只念到小学毕业。两人相识很早，一个19岁，一个15岁，第一次在北京的胡同里相遇，然后恋爱、离开北京。其实1949年去到眷村的那拨人在物质方面相当贫乏，像是住在贫民窟，邻里间却是相亲相爱宛如一家人——那里就是一个小大陆，各省的居民都有，彼时在王伟忠还未断奶的年龄，母亲已经奶水不够，就抱着他到各家去吃各省妈妈的奶。
　　居住地来自五湖四海的国民党老兵，带来了全国各地的生活元素。相邻的两家孩子都回家晚了，一进家门均遭到父母的训斥，内容相近，口音区别却很大。一家的孩子往往能交到来自好几个省的朋友，学会好几种地方方言，尝到好几味家乡美食。王伟忠也练就了一口很溜的普通话，交谈中突然变成四川话，突然是天津腔，突然又成了东北腔……各种腔调来去自如。
　　这种环境下无论成人还是小孩，往往都更容易生活得简单快乐。王伟忠印象里的父亲像是《美丽人生》里的罗伯托·贝尼尼，从没遇到什么烦心事，总是微笑着乐观得很；母亲从十几岁便养家糊口，操练出了一身的省钱持家的本领，只要菜市场什么东西便宜，她就买回来打卤，发明了茄子卤、鱼丸卤、油条卤等各种腌制手法。脾气倒是很急，只要他一调皮一惹事，鸡毛掸子、皮带、拖把……只要手边抄到什么东西都能用做“刑具”。就这样，从眷村走出来的王伟忠总是敢言敢行，一副乐天知命的架势。他经常说，“我喜欢喜剧，喜欢给人带来希望，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主持，我都会挤眉弄眼给观众带来最大快乐。”
　　失败远比成功多得多
　　印象里的王伟忠还有另外一面：“混”世魔王。小时候他混不吝地调皮捣蛋、不怕挨揍；现在则是脾气暴躁，骂起人来毫不避讳脏字俗语，被圈内人称为“暴君”；深深体会过阶级社会生活的他也做了很多讽刺现实的政治性节目——他自称自己有一副“老灵魂”，总是“忧国忧民”，因此打小就对“电视”这个东西充满幻想，想着凭借它可以影响很多人。高中时代逃学时，他看到当年的台视名导播黄海星带着外景队在嘉义公园出外景，心里就想：“他妈的，有为者亦若是！”
　　为了追求做导播的理想，18岁那年，王伟忠考上了台湾文化大学的新闻系，身上带着全家凑出来的两万块来到台北。新生训练的前一天晚上，他在阳明山上的大学校园蓦然看到山下繁华的灯火，发誓要在台北好好打天下，“有朝一日，要让山下的万家灯火统统认识我”。
　　带着“光宗耀祖”的巨大压力，大二开始，王伟忠就不放过任何在电视台实习的机会。从1977年开始，他做过了各种类型的节目，曾经在摄影棚里关了四天四夜没睡觉，当最后终于走出电视台的摄影棚时，抬头看到夕阳，不禁跌坐在台阶上哭了起来；也曾经到台北影业公司打工，学习冲洗底片，整天泡在充满化学药剂的工作车间，同一批实习的同学都打了退堂鼓，而他硬是撑到了最后。毕业之后，他跟着曾制作《正大综艺》的老板江吉雄干，从打灯到写剧本、画背景、当助理编导、主持，慢慢才得以当上制作人。
　　除了《2100全民乱讲》、《全民大闷锅》之类搞笑、讽刺时事性的节目，大陆观众心目中王伟忠的拿手好戏还是要数各类型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国光帮帮忙》、《超级星光大道》、《模范棒棒堂》。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娱乐节目对合理性的要求不高，因为它只负责提供快乐，大家开心就好；受众导向也很年轻，不用区分地域，南北的男女老少看了都能哈哈一笑。所以他敢于尝试，提供创意，态度严谨。
　　在媒体和公众的各种赞美褒奖面前，王伟忠倒是显得豁达，“人生就是不断学习去试，失败了没有什么关系，我失败比成功多得太多了，只是失败人家不好意思提，怕我寒碜。” 　　你们是被感觉感动
　　陈汉典在《康熙来了》里模仿起王伟忠，总要拿捏一下他举手间的风派，和五颜六色的现场花枝招展的来宾一对比，有种特殊的喜感。这位“综艺教父”的身上有着一种让人忍不住仔细推敲的东西。他能准确把握娱乐圈的新动向，最年轻最快餐的消遣出自他之手；可他最倾怀的却是浓郁散不开的乡情，念念不忘小时候在眷村拿小刀偷割邻居家的香肠的味道，邻居的儿子相送的胡同画一张……
　　《我住宝岛一村》是王伟忠曾写作的专栏文章的集合。2008年，《今周刊》找王伟忠写专栏，他提要求说：我写什么你都不要管。杂志说没关系，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专栏名为《吹牛老爹》——王伟忠当时作为“夹心饼干”的年纪，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养育孩子的第一代，这个“四年级生”感受很多，他的太太是五年级生，员工都是六七年级生，孩子是八年级生，各个时期就像不同空间的大转盘一样围绕在身边。他写台湾的社会、经济、文化，从一个传播人来看各方面的变化。“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是伟大的作品，是轻松的小品，各位如果上厕所、上洗手间看看，还蛮方便的。”他谦虚地说道。
　　中国是一个移民的社会，王伟忠想让后代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台湾的，所以做《光阴的故事》，做《宝岛一村》，都是以“我的家”的方式去做，“龙应台写《大江大海》，我讲的是一个村子，其实创作只是出发点不同，可是殊途是同归的，都是讲感情。”由感情而来的感动，对王伟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
　　从1949年到现在，60多个年头，眷村的老人家像树叶一样，一片一片地掉，而眷村第二代也开始变老，不过还有力气回忆眷村的故事。三四代以后这个故事怎么样不得而知。曾记得王伟忠的姐姐在电视上大力推广眷村菜，上节目时还要配合小S手拉手做欢呼跳跃状大喊大叫以博观众一笑，这个“笑果”实在有点心酸，对于更不了解台湾历史的大陆年轻人或将来的台湾年轻人来说，眷村的故事还会那么重要吗？
　　故事从宝岛走来，在大陆沉淀，一个个记忆在此岸勾唤出一段段更为深厚的往事。一个聚落的回忆，大概和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相仿，足够美好得让人频频回首、感恩、珍惜。眷村情结的之所以能掀起文化热潮，是因为这种情感对中国人来说是普世的，是人人皆有的最一触即发的乡情与对动荡岁月的惝恍。
　　“其实我所有东西就是一个感情。所以你们不是被眷村感动，你们感动的是那一份相濡以沫家人的感觉，那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东西。”
　　王伟忠语录：
　　“如果分数好就等于好学生的话，这个世界是很贫瘠的。”
　　“一定要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人一辈子不要跟别人比较，跟自己比较，证明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愿意演喜剧的人才是伟大的，要让人笑不容易。”
　　“关于城市的辨识度，冲突是美感，一定要新旧合一，就像穿衣服，上半身可以穿一个西装，下身穿破牛仔裤，你看起来就潮。”
　　“有些东西拆起来很快，一下子就倒塌了，可是有一些东西要留下来，老祠堂或者老房子，回忆终究是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