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实力的比较，很久以前就有人进行了。但是真正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还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当时英法两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谁更强大呢？那时各国都没有国家统计局这样的单位，也没有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这样的指标，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国力，就要通过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来推断，通过个人的平均收入来推断国家的总收入，并反映国力的强盛程度，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国家间的比较。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的GDP或者GNP仍然要称为国民“收入”的原因。也是中国为什么很早就有“民富国强”这样的成语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牺牲人民生活的途径，使它的军事、生产能力比同等收入的国家更为强盛，但从根本上说，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国家，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的收效一定是有限的。所以，通过“收入”或人民生活水平对于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的衡量，仍然是经济学中进行动态或静态比较中的一种基本方法。
　　我们想通过对于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的比较，对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做一个展望。和威廉.配第不同的是，本文的重点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静态的比较，而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和现在之间所做的一种动态的比较，同时，也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做一些横向比较，以使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在实现本世纪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目标时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
　　
　　从“翻两番”到2022年的中国
　　
　　1982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翻两番的目标：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来，由于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本身存在着各种问题，目标又调整为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两番。再后来，又采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国际上使用得更加广泛的指标来认定这一目标。总的目标没有变，但由于使用了更加科学的方法来标示这一目标，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了更强的说服力。在上世纪末，这一目标终于得到了实现。
　　2002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经济总量上新的奋斗目标，在新世纪最初的20年里再翻两番。
　　再翻两番是个什么概念呢？
　　2003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宣布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了10万亿元人民币。这标志着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5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强劲、有力、持续的高速增长。
　　再翻两番，就意味着2022年中国按照2002年固定价格计算的GDP达到4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每年增长7.2%。就意味着中国从1978年开始至2022年，要实现长达45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把7.2%作为一个高速经济增长的标志性指示数字，那么，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持续地保持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这一方面，中国人已经创造了奇迹。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在这个奇迹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20年的奇迹。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22年中国的居民家庭收入能有多高
　　
　　改革开放25年的成果，老百姓是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他们可能不了解现代企业制度是怎么建立的，钢产量怎么到达了2亿吨。但是收入与生活的改善，却是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的。
　　如果我们实现再翻两番的目标，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中国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统计司的估计，那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4.4亿左右，那么，年人均GDP将达到2.78万元，每月的人均GDP将为2300元左右。2300元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如果有一个3口之家(从目前中国的家计调查的结果看，中国的家庭正趋近于这一规模，从统计学的观点出发，我们以下把它称为典型家庭)，那么这个家庭的月均GDP应该是7100元。中国已经有一些典型家庭的实际收入达到了这个水平。按照目前的生活费标准，还算不上十分富裕。
　　但在实际上，人均GDP不可能全部被居民得到。一个国家每年新增的价值中，只有一部分会成为居民收入。各种收支扣除后获得的收入，才是居民的最终收入，经济统计上称之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说，一个国家的GDP越高，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就越高。因此，经济增长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途径。
　　


　　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会全部用于即时消费，一部分会形成储蓄(如形成银行存款、购买保险或投资证券市场)等金融资产(而金融机构会把这些款项通过某种方式供其他人或企业使用)，剩下来的部分才会形成消费。由于有了金融工具，一部分人会把自己的消费推延，另一部分人则可能通过个人信贷将未来的消费提到现在，但一般来说，居民的消费总额会低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支配收入是最重要的，而可支配收入的获得，除了这个家庭的努力之外，还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等的多方面的因素。
　　表1列出的是2002年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可以推算出，2002年，全国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56.69%，不到60%。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在三种假设下预计202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假设1：假设2022年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保持在2002年的水平。那么，2022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为：
　　预计的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78(万元) × 56.69%=15758 (元)
　　按月计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5758(元) / 12=1313 (元)
　　假设2:个人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率有可能提高，但从理论上看，最高只可能达到2300元。
　　假设3: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收支及企业行为的存在，假设2中提到的极限是不会达到的，但是有可能高于目前的比率。如果我们在假设1与假设2的结果之间取平均数，那么，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应为：
　　(1313+2300)/2 = 1806 (元)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用哪一种假设，所达到的可支配收入的水平都不算太高，表2列出的是将三种假设的结果乘以3得到的典型家庭的月可支配收入的推算。
　　经过计算，我们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中国目前高速经济增长的势头，再假设生活消费的价格总水平保持不变，那么20年之后，我们国家的典型家庭的收入将在4000—5000元左右。
　　
　　2022年典型居民家庭的生活状态
　　
　　4000—5000元的月收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很多家庭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他们中的很多人会直观地感觉到这个数值偏低。到了2022年，如果还是这个水平，那人民生活的改善不是太慢了吗？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问题？
　　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到现在为止，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还很低，从表1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2年全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只有4519元，月收入只有376元，一个典型家庭的月收入为1130元。如果到达4000—5000元，收入将是现在的4-5倍，应该说增长幅度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的城乡人口结构会有较大的变化，现代国家城市化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如果实现了工业化，城市人口比重应该达到80%以上。这样，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将是全国人民而不仅仅是一部分大城市的居民。
　　其次，对那些现在正处于4000-5000元月收入水平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居民家庭而言，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我们这里说的2022年典型家庭的水平。这是因为，典型家庭的4000—5000元收入，应该是和全国平均的消费水平相对应的。以居住条件为例，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年末，全国的平均房价是每平方米2300元左右。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均房价比这个水平要高得多，一般都在2倍以上。而一些中小城镇的房价则又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得多。如果那些处于4000—5000元月收入水平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居民家庭能够享受这样的房价，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会继续提高。
　　第三，典型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从统计学意义上看，如果典型家庭的收入达到5000元，那就意味着有一半的家庭的收入高于这一水平。这些家庭的收入是稳定的，具有较好的安全感，收入和支出较为均衡。
　　那么，到了2022年，一个典型家庭的生活状态将是什么样的呢？按照人类生活的一般经验和目前的价格水平，他们的支出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典型家庭应该有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并配备相应的设施(如家用电器、家具、装修等)，换句话说，人均住宅面积达到30平方米，每个月将用1000元去支付他们的住房成本(或者是租房，或者是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或者是存钱买房)。
　　交通变得非常重要，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会购买汽车，一个典型家庭对于交通成本支付可能在500—1500元左右。
　　在剩下来的2000—3000元中，必须进行医疗、保险、子女教育、旅游等方面所作的支付或储蓄，为500—1000元。
　　剩下来可供日常消费(包括食物、服装、娱乐等)的收入大概就是1000—2000元。
　　这就是2022年一个典型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见表3)。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每月达到了5000，如果你所居住的城市的住房销售价格在2000元左右(如福州)，那么，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就是2022年的典型家庭的生活水平。
　　
　　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思索
　　
　　典型家庭的生活水平虽然还算不上非常富裕，但从全国来看，要支持这样的整体水平却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如果能实现这一小康目标，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将能过上安定的生活，人们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具备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和素质，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那时候，和目前经济发达国家人民和生活水平相比，中国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成就感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可能会更好。
　　


　　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国那时将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虽然每个人只要有少量的支出，总量却会大得惊人，但这些消费者本身也是生产者，如果每人增加小量的产出，合计起来同样惊人。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一定的规模，人均GDP的水平就会更高，而人均公共支出也就会更多，这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将会更加强盛，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发言权。这正是和一个拥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地位相称的。
　　但是，目标的宏伟是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成正比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是要靠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保证的。而将生产和消费较好的连接并在这一基础上迅速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重大的挑战
　　
　　中国要实现可支配收入上的目标，可能会遇到一些重大的挑战：
　　
　　城市化问题
　　从人口上看，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以乡村人口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从经济史上的城乡划分上看，一般地说，乡村人口(或称为农村人口) 从事主要是农业或与农业相关的第一产业的活动，城市人口主要从事工业、建筑业及服务业等二、三产业的活动。(见表4)
　　如果按照假设1.61.9%的乡村人口，只生产出了14.53%的增加值，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算出第一产业和其他产业的人均增加值的情况(见表5)。显然，农业的生产率是比较低的。
　　但表5的估计结果是有偏误的。原因在于：首先，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并不都是由乡村人口生产出来的，城市的现代农业也在从事这一产业的生产；其次，乡村人口从事的主要是农业生产，但也有一部分人口就地(如华西村)或出外(如农民工)从事其他产业的生产。对这两个因素进行总体考虑，乡村人口对于其他产业的贡献应该是大于城市人口对第一产业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表5中对乡村人均增加值的估计偏低。
　　假设2是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的关系推算第一产业的人均增加值，那么，如果以表1中的乡村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推算，第一产业的人均增加值应为：
　　2476/56.69%=4376(元)
　　这一假设的问题是把一部分其他产业的增加值计入了第一产业增加值。估计结果偏高。
　　假设3对前两种假设进行平均，由此得到的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
　　(1902+4376)/2=3139(元)
　　这可能是对人均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的一个不错的近似。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以乡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
　　2．乡村人口以农业、第一产业为主要经济活动。在目前情况下，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是比较低的，大大低于其他产业。
　　3．从发展上看，第一产业的增长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它的增长潜力是受限制的。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的第一产业20世纪80年代初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此后便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增长速度2%-3%左右。如果要改善乡村人口的收入状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三条途径可以考虑：一是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通过改变国民收入在全国人口中的再分配而提高乡村居民的收入；二是发展乡村非农产业，使乡村劳动力在离土不离乡的条件下，增加其收入；三是发展城市建设，逐渐减少乡村人口，提高第一产业集约化生产的能力和生产率，进而提高乡村人口的收入。
　　


　　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要影响城镇人口的生活，而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和世界市场的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发展乡村非农产业是受到地理条件限制的，中国的农村村落是几千年自然经济发展形成的结果，基本上适应的是传统农业分散经营的要求，因此，一般地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周边农村才有发展非农产业的较好条件，大多数乡村地区，发展非农经济将会受到运输成本、专业化分工协作等方面条件的制约。因此，从长远看，要实现工业革命，发展城市人口和现代经济是必由之路。当年的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完成了工业革命中劳动力结构的调整，那是一个痛苦和血腥的过程。今天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是通过城市化完成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这条道路是必然要走的。完成工业革命后，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应该在10%以下，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在20%以下。从这个目标看，中国乡村人口的40%将有可能在未来的20年里转化为城市人口。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城镇人口就会达到10亿以上，比8个日本或3个美国的人口还要多，那么，我们就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如就业问题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保障问题、大城市化的问题、环境问题，等等。
　　
　　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
　　与20年前中国再次提出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建立了新的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难度在于经历了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一些潜能已经被释放(如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高速增长就很难再现)，一些生产要素价格上的独特优势正在失去，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长期发展的规划就显得特别重要。以大城市化为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大城市化问题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美国，国家的各种中心是多元化的，比方说，华盛顿是政治中心、纽约是经济中心、好莱坞是电影中心、硅谷是电脑中心，等等。而东京、汉城这些城市，往往是一身数任，集各种中心为一体，使城市的负担非常重。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应该避免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目前，北京和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趋势，这正是我们的长期规划中应该重视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长期规划，就不会使我们的注意力过多地关注在经济生活的短期波动上，而会关心它的长期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府决策，这就给一些人造成误解，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应该弱化，事实不应该是那样的。要改革的不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作用力度，而是要改善政府对于经济生活作用的方式，政府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对一个具体的企业的经营实施过多的干预，但是政府的各种政策的建立和实施，应该为企业按照国民经济成长的需要进行的经营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具有激励机制的框架。
　　


　　生产能力的短期过剩和长期不足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能力的过剩使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因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以至于破产。这些企业的产品并不是没有社会需求，而是缺少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换句话说，在买方市场的背景下，一方面，从长远看，社会上现存的生产能力肯定是不足的，和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存在着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相当一部分企业将经常性地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状态中，面临竞争和经营的强大压力。这就形成了一种经常性的矛盾：许多农村居民还没有看上电视，一些电视机厂生产出来的电视却严重积压；很多城镇居民缺少住房，一些房地产商的房子却卖不出去。
　　生产、收入和消费形成了一个相互连接的环。生产要发展，就必须有需求尤其是最终需求，而最终需求的增加则取决于居民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则要求增加生产。生产、收入和消费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进行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又使得企业越来越专业化，储蓄和投资行为、政府行为、金融市场等等因素又在发生作用，需要有一个轴心使环运转起来，这个轴心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这就是市场。货币和资金就是这个运转的润滑剂。润滑剂怎样添加，添加多少，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
　　短期的生产能力过剩早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后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来的。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企业和个人失去了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虽然不再出现过剩，但不足却表现得更为严重。事实已经证明那种体制是缺乏活力的。那么，能否考虑建立一种体制，使这一对矛盾解决得更好一些？关键在于如何在市场经济和政策导向中取得平衡点。财政政策是各国刺激经济、解决过剩的一个重要工具，但还应该考虑其他政策的协调应用，例如，在平衡我们上面所说的矛盾时，货币政策、地区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现在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是，一种鼓励扩张的经济政策的使用，首先会在经济发达地区发挥作用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等到这些地区的经济过热了，政策开始收缩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却还没有启动或者刚刚启动。它们没有在鼓励扩张时得到多少益处，但却在政策紧缩时受到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实行宏观调控时，是否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地区政策呢？
　　


　　能源和环境
　　能源问题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瓶颈。而目前增加的需求和消费却是以能源为代价的，按照目前的能耗水平，未来的能源消耗对中国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到2022年时，中国的家庭数大概在5亿个左右。按照每个典型家庭3口人计算，如果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家用汽车，那时，家庭汽车的拥有量将会达到1亿辆以上。如果每年更新其中的1/10，中国每年的汽车需求就在1000万辆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能源消耗也是惊人的，如果每辆汽车每年行驶1万公里，消耗1000升左右的汽油，1亿辆汽车一年就要消耗1亿吨成品油。而在2002年，中国生产的成品汽油的总量只有4335万吨。如果每一个家庭安装一台1千瓦的空调，那么，5亿台空调的负载就是5亿千瓦。而在1998—2002年期间，我国新增的大中型发电机组容量是8345万千瓦，仅为这个需求量的六分之一。2002年中国全年的发电量为16024千瓦小时，而如果这些空调每天运转10个小时，那么，一天的耗电量就是50亿千瓦小时，相当于2002年全国发电量的1/320。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空调每天用10小时，那么，中国现在的电都不够供这些空调用。
　　


　　汽车、空调这些现代家庭用品所消耗的能源只是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整个能源的消耗量要比这两项大得多。那么，2022年，中国的能源供给需要多大的规模？国内资源和国际市场能不能满足我们那时的能源需求？科技革命有可能为我们带来耗能低的产品，在20年间，也可能会开发出新的能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无论如何，能源开发和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应该是我们在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时着重考虑的问题。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比较优势
　　比较利益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发展中国家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如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等，又进行了体制创新，就有可能通过它在劳动、土地及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较快的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发达国家则可以通过在资本、金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获得比国内更多的利益。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起点较低，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快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另一方的发达国家，这也就是所谓的后来者居上。日本、韩国等国家都走过这条道路。但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甚至转变为发达国家，那么它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原有的比较优势就会失去，它的货币就会升值，这时，它也必须走发达国家的道路，成为资本、科技等方面输出国，以获得新的发展。日本曾经是世界上劳动力最便宜的国家，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力最贵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向外转移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可能从资本的净流入国转变成为净输出国，导致经济空心化的局面。结果是资本家阶级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而劳动者阶级则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失业。那么，中国在发展起来之后，会不会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呢？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也发生了资本外流，会不会在就业方面造成压力呢？现在看来不会这么悲观，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地区间的梯级差异使得生产要素可以在国内相互流动，从而造成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上述的比较优势的减弱过程。但从根本上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解决产业升级的问题，使中国的经济在增长中逐渐由对外吸收能量转化为对外幅射吸收能量。在这一过程中，全民族基本素质的提高就显得尤其重要。
　　


　　教育和科技发展
　　教育和科技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科技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教育则是科技的基础。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世纪之交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国文化几千年的沉淀有着密切的关系。全民族对于接受教育的渴求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烈的。这从中国每年激烈的高考竞争中就可以看出。从2003年开始，大学毕业生就业遇到了一些问题，这只是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具体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已经过剩，相反，进一步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和中国整体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应该指出的是，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还是需要政府的投入。2002年全年，全国出生人口1647万人，20年后，进入升大学年龄的青年应该是在1500万左右，如果他们中的一半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我们的大学的招生数应该达到750万。2002年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数是321万，如果要达到这一目标，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增长，可以低于GDP的增长。但如果将进入大学学习的比例提高到那时的适龄青年人数的80%，那么，招生数就应该达到1200万，比起目前的招生数来也要翻两番。如果再考虑其他教育方面的需求，那么，教育方面投入的增长速度，应该高于GDP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