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作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那么，有一位智慧的长者就一直挺立在船头，为这艘航船的远行而殚心竭力地探索着航线与路径。是他，最早闯入了所有制改革的理论禁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呕心沥血；也是他，最早为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奔走呼吁，为保护私有财产的入宪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是他，最早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实现条件进行了概括和论述，成为中国新经济发展理论的倡导者与探索者。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就是刚刚仙逝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
　　
　　中国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开拓者
　　
　　董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大贡献，是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1978年9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极为朦胧的酝酿阶段。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任务还没有提出；东欧国家的改革大都局限于经济管理方式或其体制的改革，所有制改革不但没有进行，而且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还没有破题；中国经济学界虽然已经有了融融暖意，但计划经济的思想与理论还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经济理论研究处于困惑与停滞状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向何处去、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究竟向何处去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董辅提出了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改革国家所有制，实行政企分开；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实行政社分开。随后，他把这个报告整理成文，并在1979年1月号的《经济研究》上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具有破冰意义，并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石破惊天的、重大的和持续的影响，对推动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董辅教授的所有制改革理论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所有制改革的地位理论。董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只是运行机制的改革，还包括所有制改革，而且所有制改革是更为根本的改革。不改革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有制改革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否定计划经济而走向现代市场经济。
　　二是所有制改革的内容理论。董辅认为，所有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是董辅经济理论的精髓。他把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要解决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问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只在少数领域保留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都可以退出。在微观层次上，要使那些应该从国民经济中退出的国有企业有序退出，使那些应该在一些部门让出垄断和控制地位的国有企业有序地让出，对那些应该保留和发展的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如公益性、政策性、垄断性、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等）进行改革。对那些需要先发展然后退出的国有企业，在退出前也须进行改革。宏观层次的改革是微观层次的改革的前提，二者应结合进行。而对于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问题，董辅有更为形象的论述，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八宝饭”理论。没有糯米不称其为“八宝饭”，只有糯米而没有红枣、莲子也不成其为“八宝饭”，社会主义经济应当像“八宝饭”一样，是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
　　三是所有制改革的形式理论。董辅认为，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是多种所有制的混合发展，而对于公有制来说，也要探索其实现形式。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两回事，改变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意味着改变公有制的性质，恰恰相反，正是为了适应它的性质。1997年，他又把公有制划分为共同所有制与公众所有制两大类，共同所有制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单位（社区、企业、团体等）的财产，属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或者各单位的全体成员共同所有，而这些公民或成员并不分别是共同财产中某个份额的所有者。公众所有制是指一个单位（企业、社区、团体等）的财产，是这个单位的公众成员或投资者共同所有的集合财产，同时这个单位的公众成员或投资者又是集合财产中某个特定份额的所有者。由于集合财产是由众多的成员以个人财产集合而形成的，它既是个人所有又是共同所有，因此它既不同于私有制，又不同于共同所有制，它是公众所有制，是另一种公有制。国有、集体、公众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则是共同所有制与公众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发展资本市场，使股份公司逐渐发展壮大，是实现多种所有制混合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董辅教授的所有制改革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界发轫最早的、最为彻底、最为一贯、最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影响最大的改革学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董辅的这些改革理论正逐步地转化为改革的实践，并且成为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意志。这是董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的最为重大的理论贡献。
　　
　　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护航者
　　
　　董辅对中国经济改革所作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为私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与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一脉相承，董辅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给予了强烈的关注。早在1986年，他就亲率考察团赴温州考察，对当时备受非议的“温州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后，在“温州模式”屡遭非议的关键时刻，他又多次赴温州调查考察，对温州的经济发展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和对“温州模式”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与肯定。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董辅是对私营经济关注最多、发表意见最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被公认为私营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者。
　　董辅发展私营经济的理论，也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理论核心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在他看来，私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私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反过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私营经济。私营经济之所以要存在和发展，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的多层次发展， 而是因为公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各有其强点与弱点，只能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强化各自强点，弱化各自弱点。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私营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前提，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比市场经济更好，因此市场经济会长期存在下去，长期发展下去，与此相适应，私营经济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和长期发展下去。私营经济也不仅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仅仅是补充，那就会像人的心脏一样，安了起搏器， 是人体的重要补充，但不是人体的一部分，这就会降低私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也会使政策走偏方向。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私营经济，就使得人们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进入了更高的视野，也使得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基础。
　　从发展市场经济与私营经济的角度出发，董辅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私营经济的两个重要和重大问题：一是私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问题。在他看来，私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必须放宽，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领域，其他行业私营企业都应可以进入；二是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问题。在他看来，私营经济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不保护私有财产，私营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财产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与不好；私有财产也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与不好,关键是看财产是怎么来的，通过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的私有财产没有什么不好，保护这样的私有财产能够鼓励人们去创业，去发家致富，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事业做大。作为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和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董辅，为保护私有财产的入宪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对宪法的这一修改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国新经济发展理论的倡导者
　　
　　改革与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两个重大主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反过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又会要求经济体制模式的进一步转换。董辅是中国最早看到改革与发展这种相互关联的经济学家，1980年，董辅组织了我国最早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经济发展要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论点，并把它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董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众多因素，特别是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战略，当这两方面未实现根本转变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转变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系列转变，要从把高速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到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根本目标；从以重工业为中心转变到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的平衡协调发展；经济增长的途径从以粗放的发展为主逐渐转向集约发展为主，确立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只注意在城市发展各种非农产业转变到同时注意在农村中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从只允许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转变到在保持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鼓励发展其他各种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初期，董辅就对经济发展战略作了如此深刻与符合实际的研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也为他日后逐渐形成的新经济发展理论起了奠基作用。
　　董辅的新经济发展理论，还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1.必须消除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制约；2.必须发挥市场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与核心作用；3.必须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4.必须重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适宜的体制环境与市场环境；5.必须注意解决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问题，注意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失业问题与贫困问题；6.必须注意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断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说，董辅把经济体制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以及二者之间的转变必须协调推进的观点，更加符合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客观实际。对处于经济体制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双重转换的我国来说，这些观点现在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与警示作用。
　　董辅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理论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应当接过董辅教授所高举的民族之魂的火炬，继续把董辅所未竟的改革与探索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