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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作家陆蠡、翻译家朱生豪都是之江大学毕业的。一九五二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停办。一九五八年，之江大学旧址归为浙江大学使用，成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现在之江校区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和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所在地。
之江大学：“旧”中国的“新”学校
走进山林葱郁、风景如画的之江校区，迎面而来的便是一片带有浓浓异域风情的建筑群，古典复兴主义、哥特风格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在校区建筑群中，最吸引游客的“打卡”地点正是这些具有上百年历史的西洋建筑。
育英堂建于1919年，是一座由青灰色长方形石块砌成的双层尖顶小礼堂，乍一看像座充满复古风格的魔法城堡。如今，育英堂作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学生报告厅与集会场所，供校内师生预约使用，承办各种学术讲座、學生活动。
主楼慎思堂建于1910年，是一座由红砖石与洁白的拱门石柱构成的对称型建筑，与周边环绕的绿树相映成趣。它由美国俄亥俄州赛弗伦夫妇捐建，作为行政办公楼从之江大学沿用至今。
在静谧的林间小道上坐落着白房、灰房等西式别墅，这些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它们风格各异，多为中西结合的样式，是当年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居住的公寓。如今白房经过修缮，作为浙大光华法学院的教学研究中心使用。
这些充满西洋风情的老建筑，仿佛穿越了时空，带我重回那五四新文化如火如荼之时。
那时，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德先生”与“赛先生”飘洋过海而来，成为照进东方旧世界的一缕光明。在那个时代，英语成为与外来先进思想接触的重要桥梁，众多留过洋的学者，为近代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西方译著。彼时的之江大学就孕育了这样一群与国际接轨的先锋人才。
之江大学极其重视对本科生的英文能力的培养，学生入校之后，所有学科都必须修读中文和英文。校长李培恩亲自教授本科生经济学课程，并且在授课过程中全程使用英文，他要求学生的作业和考卷也必须全部使用英文完成。在批阅学生作业和考卷时，李培恩也坚持使用英文，对学生英文中的语法、语句等错误予以纠正。
学校常常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进行讲座，举办英文演讲比赛与英文辩论赛等。这些举措都是极具前瞻性的，因此，在那个相对闭塞的时代里，之江大学的毕业生与外国人流畅交流、阅读英文书不成问题，他们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同类学校，大学毕业后与外国人交流基本上不存在问题，并能阅读英文书刊。
学校为新文化风潮泛滥的时代提供了一批先进的外语人才，革命烈士陆蠡、翻译家朱生豪都是从之江大学走出来的。陆蠡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散文家，更精通英、法、日、俄和世界语，先后翻译了拉马丁、屠格涅夫等的作品。朱生豪则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其译文质量与风格卓具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推崇。
如今的浙江大学，“国际化”也是办学的主要特色之一。浙大每年都提供近百个对外交流项目，其数量居于国内高校前列;学校更为每位本科生报销一次对外交流的费用，鼓励同学们多多探索世界。校园内也经常举办诺贝尔奖得主午餐会、国际知名学者讲座等相关活动，让同学们始终紧随学术发展的步伐，保持最新鲜的视野。
作为一名浙大学生，我认为，如果说之江大学是“旧”中国的“新”学校，那么浙江大学就是一所走在新时代前沿的学校。
穿长衫马褂的“赛先生”
沿着之江校区阴凉的山道拾级而上，便是之江大学天文台“费城观象台”的遗址。根据浙江省档案馆资料记载，之江大学天文台设备由美国进口，是当时浙江省最早、最先进的现代天文台。1937年，该天文台被日机炸毁，如今偌大的平台上只留下残垣断壁，即便如此，触摸着岩石沧桑的纹路，我仿佛听到那位“赛先生”站在之江山头上穿越时空的高声疾呼：“科学！科学！我们需要科学精神！”
之江大学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这些天文望远镜、天文观象仪等先进仪器飘洋过海来到之江大学，让学生们的视野深入到无垠的星空中，把科学的光芒投射了到钱塘江边这片幽静的山林里。
学校建有科学馆，并采购有大量的科学实验所需的仪器。物理课、化学课都有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当时的学生常常穿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帽在先进的实验室做实验。根据浙江省档案馆的馆藏资料显示，之江大学曾广泛从美、英、德等国进口各种器械，仅土木工程系的一次采购就包含18箱美国仪器与零件，总计4145.6美元。
1934年，一头巨鲸在钱塘江岸边搁浅死去，时任之江大学生物系主任的马尔济立刻请来很多助手，忍着巨鲸腐烂的恶臭将它搬回学校，做成完整的鲸鱼骨骼标本以供教学使用。
这个充盈着科学精神的之江校园孕育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等一批科技大家。束星北是中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被誉为“东方爱因斯坦”。他主导了中国首枚洲际导弹试验，也是国内最早提出研究原子弹的物理学家，知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便是他的学生。束星北所著《狭义相对论》更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性探讨该学科的专著，被称为“打开相对论理论的钥匙”。
如今浙大校训中的“求是”有着“赛先生”的精神内核。“求是”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浙江大学以理工科著称，校内有多个具有顶级科研水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生们在各类科研创新项目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作为文科生的我，课程设置中也不乏基础科学课程：在生命科学导论课的实验室里，我做过黄瓜组织培育;在逻辑学课上，我感受过推理论证的魅力;在微积分课上，我探索了数学千变万化的奥秘。在微生物发酵实验课上，通过做披萨、做酸奶的过程来研究微生物发酵原理;工程训练课程则为同学们提供车床与3D打印机，让大家亲手制作各种金工模型……这些课程都深受浙大学子的喜爱，每年选课时都有不计其数的同学慕名而来。
之江学子“文体两开花”
漫步在之江校区繁茂的山林里，似乎找不到一块平地供学校开辟操场，这隔绝闹市的静谧之地仿佛与体育运动格格不入，其实不然，之江大学学生们的体育等生活也异常丰富多彩。
在之江，体育运动被视为与学术同样重要。1933年，翻译家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由于缺少体育学分，属于“特殊照顾”毕业，朱生豪甚至不敢戴上学士帽拍照。这折射出之江大学教育之全面——之江校园里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们既有学术才华，又不乏强健体魄，用时下流行语来说正是“文体两开花”。
学校地处钱塘江畔，钱塘江赛舟便成为之江学子们热衷的体育活动。每逢天气晴好的日子，学生们便向之江大学体育部借取船桨，泛舟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赛至激烈之时，岸上的呐喊欢呼与江上的击水之声交相呼应，合奏成一首充满活力的青春乐曲。
之江大学的学生们在其他体育运动方面也战绩优异，其中校排球队女生队更被《之江校刊》赞为“巾帼不让须眉”，足以窥见当时之江大学自由、开放的校园氛围。
今天的浙江大学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学校有30多门体育课供选择，其中包括皮划艇、龙舟、赛艇等趣味水上课程以及舞龙舞狮、拳击、剑术、啦啦操等传统和时下热门运动。在攀岩课上，同学们在吊索的保护下徒手攀爬一面高达数米的岩壁;在高尔夫球课上，同学们到专业高尔夫球场挥杆;在女子防身术课上，同学们更是学到了遇到危险时一招制敌的方法。此外，浙大还有很多小众有趣的体育课，比如划着皮艇打球的皮艇球课，站立桨板运动和瑜伽习练的美妙结合——浆板瑜伽等。在课余生活，同学们需要在浙大体育与艺术APP中进行校园长跑智能打卡，确保日常运动量。浙大学生不仅要当学霸，还得当四肢发达的学霸;不仅要文体两开花，更要开得茂盛、开得漂亮。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在这样一个初春时节，我在之江旧址踏遍五四新青年们曾走过的路，我希望这种求真求实、积极进取的五四精神在传承中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徐玲玲
之江大学：“旧”中国的“新”学校
走进山林葱郁、风景如画的之江校区，迎面而来的便是一片带有浓浓异域风情的建筑群，古典复兴主义、哥特风格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在校区建筑群中，最吸引游客的“打卡”地点正是这些具有上百年历史的西洋建筑。
育英堂建于1919年，是一座由青灰色长方形石块砌成的双层尖顶小礼堂，乍一看像座充满复古风格的魔法城堡。如今，育英堂作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学生报告厅与集会场所，供校内师生预约使用，承办各种学术讲座、學生活动。
主楼慎思堂建于1910年，是一座由红砖石与洁白的拱门石柱构成的对称型建筑，与周边环绕的绿树相映成趣。它由美国俄亥俄州赛弗伦夫妇捐建，作为行政办公楼从之江大学沿用至今。
在静谧的林间小道上坐落着白房、灰房等西式别墅，这些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它们风格各异，多为中西结合的样式，是当年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居住的公寓。如今白房经过修缮，作为浙大光华法学院的教学研究中心使用。
这些充满西洋风情的老建筑，仿佛穿越了时空，带我重回那五四新文化如火如荼之时。
那时，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德先生”与“赛先生”飘洋过海而来，成为照进东方旧世界的一缕光明。在那个时代，英语成为与外来先进思想接触的重要桥梁，众多留过洋的学者，为近代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西方译著。彼时的之江大学就孕育了这样一群与国际接轨的先锋人才。
之江大学极其重视对本科生的英文能力的培养，学生入校之后，所有学科都必须修读中文和英文。校长李培恩亲自教授本科生经济学课程，并且在授课过程中全程使用英文，他要求学生的作业和考卷也必须全部使用英文完成。在批阅学生作业和考卷时，李培恩也坚持使用英文，对学生英文中的语法、语句等错误予以纠正。
学校常常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进行讲座，举办英文演讲比赛与英文辩论赛等。这些举措都是极具前瞻性的，因此，在那个相对闭塞的时代里，之江大学的毕业生与外国人流畅交流、阅读英文书不成问题，他们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同类学校，大学毕业后与外国人交流基本上不存在问题，并能阅读英文书刊。
学校为新文化风潮泛滥的时代提供了一批先进的外语人才，革命烈士陆蠡、翻译家朱生豪都是从之江大学走出来的。陆蠡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散文家，更精通英、法、日、俄和世界语，先后翻译了拉马丁、屠格涅夫等的作品。朱生豪则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其译文质量与风格卓具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推崇。
如今的浙江大学，“国际化”也是办学的主要特色之一。浙大每年都提供近百个对外交流项目，其数量居于国内高校前列;学校更为每位本科生报销一次对外交流的费用，鼓励同学们多多探索世界。校园内也经常举办诺贝尔奖得主午餐会、国际知名学者讲座等相关活动，让同学们始终紧随学术发展的步伐，保持最新鲜的视野。
作为一名浙大学生，我认为，如果说之江大学是“旧”中国的“新”学校，那么浙江大学就是一所走在新时代前沿的学校。
穿长衫马褂的“赛先生”
沿着之江校区阴凉的山道拾级而上，便是之江大学天文台“费城观象台”的遗址。根据浙江省档案馆资料记载，之江大学天文台设备由美国进口，是当时浙江省最早、最先进的现代天文台。1937年，该天文台被日机炸毁，如今偌大的平台上只留下残垣断壁，即便如此，触摸着岩石沧桑的纹路，我仿佛听到那位“赛先生”站在之江山头上穿越时空的高声疾呼：“科学！科学！我们需要科学精神！”
之江大学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这些天文望远镜、天文观象仪等先进仪器飘洋过海来到之江大学，让学生们的视野深入到无垠的星空中，把科学的光芒投射了到钱塘江边这片幽静的山林里。
学校建有科学馆，并采购有大量的科学实验所需的仪器。物理课、化学课都有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当时的学生常常穿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帽在先进的实验室做实验。根据浙江省档案馆的馆藏资料显示，之江大学曾广泛从美、英、德等国进口各种器械，仅土木工程系的一次采购就包含18箱美国仪器与零件，总计4145.6美元。
1934年，一头巨鲸在钱塘江岸边搁浅死去，时任之江大学生物系主任的马尔济立刻请来很多助手，忍着巨鲸腐烂的恶臭将它搬回学校，做成完整的鲸鱼骨骼标本以供教学使用。
这个充盈着科学精神的之江校园孕育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等一批科技大家。束星北是中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被誉为“东方爱因斯坦”。他主导了中国首枚洲际导弹试验，也是国内最早提出研究原子弹的物理学家，知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便是他的学生。束星北所著《狭义相对论》更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性探讨该学科的专著，被称为“打开相对论理论的钥匙”。
如今浙大校训中的“求是”有着“赛先生”的精神内核。“求是”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浙江大学以理工科著称，校内有多个具有顶级科研水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生们在各类科研创新项目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作为文科生的我，课程设置中也不乏基础科学课程：在生命科学导论课的实验室里，我做过黄瓜组织培育;在逻辑学课上，我感受过推理论证的魅力;在微积分课上，我探索了数学千变万化的奥秘。在微生物发酵实验课上，通过做披萨、做酸奶的过程来研究微生物发酵原理;工程训练课程则为同学们提供车床与3D打印机，让大家亲手制作各种金工模型……这些课程都深受浙大学子的喜爱，每年选课时都有不计其数的同学慕名而来。
之江学子“文体两开花”
漫步在之江校区繁茂的山林里，似乎找不到一块平地供学校开辟操场，这隔绝闹市的静谧之地仿佛与体育运动格格不入，其实不然，之江大学学生们的体育等生活也异常丰富多彩。
在之江，体育运动被视为与学术同样重要。1933年，翻译家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由于缺少体育学分，属于“特殊照顾”毕业，朱生豪甚至不敢戴上学士帽拍照。这折射出之江大学教育之全面——之江校园里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们既有学术才华，又不乏强健体魄，用时下流行语来说正是“文体两开花”。
学校地处钱塘江畔，钱塘江赛舟便成为之江学子们热衷的体育活动。每逢天气晴好的日子，学生们便向之江大学体育部借取船桨，泛舟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赛至激烈之时，岸上的呐喊欢呼与江上的击水之声交相呼应，合奏成一首充满活力的青春乐曲。
之江大学的学生们在其他体育运动方面也战绩优异，其中校排球队女生队更被《之江校刊》赞为“巾帼不让须眉”，足以窥见当时之江大学自由、开放的校园氛围。
今天的浙江大学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学校有30多门体育课供选择，其中包括皮划艇、龙舟、赛艇等趣味水上课程以及舞龙舞狮、拳击、剑术、啦啦操等传统和时下热门运动。在攀岩课上，同学们在吊索的保护下徒手攀爬一面高达数米的岩壁;在高尔夫球课上，同学们到专业高尔夫球场挥杆;在女子防身术课上，同学们更是学到了遇到危险时一招制敌的方法。此外，浙大还有很多小众有趣的体育课，比如划着皮艇打球的皮艇球课，站立桨板运动和瑜伽习练的美妙结合——浆板瑜伽等。在课余生活，同学们需要在浙大体育与艺术APP中进行校园长跑智能打卡，确保日常运动量。浙大学生不仅要当学霸，还得当四肢发达的学霸;不仅要文体两开花，更要开得茂盛、开得漂亮。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在这样一个初春时节，我在之江旧址踏遍五四新青年们曾走过的路，我希望这种求真求实、积极进取的五四精神在传承中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