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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政策法律相匹配的情况下，扩大农民的土地权能，让土地进入市场交易，定能释放出中国土地制度的巨大潜能。
《支点》特约记者 张小红
清华大学有八座有名的书斋，简称“清华八斋”。率先提起的往往是明斋，明斋得名源自《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里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之所在，龙登高教授在此治学，身兼副所长、华商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等数职。
龙登高是湖南安化人，师承经济史学大师李埏先生。李埏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陈寅恪，深得史学真传。李埏先生治学严谨，不轻信，不盲从，治史明义、通史致用是他治学的两大特点，这些特质透过岁月和时光的历练，投映在龙登高的身上。
“狡黠敏锐的商人，斤斤计较的市民，憨厚劳苦的农夫，心灵手巧的工匠，跋山涉水的行旅，有的如歌如诉，有的平淡如水，这是让人心动的历史。就像《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呈现的各色芸芸众生，或奔波劳碌，或娴静悠游，千姿百态，让读者留连忘返。这种图景给人的历史信息，是任何论著也无法替代的。”从细节的描摹中，体现了龙登高眼中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由使用权扩大到物权
“一方面，要让农民富起来，另一方面，最重要的要素土地不能成为他的财产，他怎么富起来？”龙登高的追问很有力量。
徜徉在经济史的长河中，龙登高没有把头埋在故纸堆里，而是从秦汉以来的土地现象中发现中国传统土地制度的遗产，探微索隐，发掘精华，做“古为今用的探讨和尝试”。
在对田面权和田底权的研究中，龙登高有了一个重要发现。他认为，田底权就相当于现在土地的集体产权，而田面权则相当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田面权不仅是一种使用权，而且是一种财产权，是一种土地物权。就使用权来说，不能以之抵押贷款，它就没有担保物权的功能。
“既然在历史上田面权、田底权可以分开，并行不悖，田面权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拿去出租、抵押贷款、典当，也就是说它具有物权性质，是一种财产权。那么，现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把它变成财产权，就是让其还权赋能，从使用权扩大为物权，变成财产权，让它能够抵押贷款，拥有担保物权。”
“还权赋能”是龙登高教授一以贯之强调的关键词。“什么叫还权赋能？就是扩大其权能，由使用权扩大为土地物权。”在其2012年出版的《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一书中，清晰地表明了土地物权的分割与交易形式的增加。
龙登高认为，自秦汉以来至明清，我国地权交易形成绝卖、活卖、典、押租、租佃以及抵押等多种形式，这些地权交易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的各权利层次的表现。这种现象出现的制度基础，在于地权交易的多层次化能够满足各种不同取向的需求，降低风险与交易成本，激发和实现地权的流转与优化配置，因此成了地权市场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家庭农场的地权市场基础。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土地流转形式，建立个体农场独立经营。农户通过市场可以租佃土地，即以未来地租为担保获得土地使用权，开展独立经营；当它具有更强的能力时，可以通过预交押租获得更多的土地控制权，进而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定限物权，如典权、田面权、永佃权等，此时土地的支配权、收益权与交易权可以在不与所有权冲突的前提下自由支配。
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如果担心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会带来较大的实施成本与潜在风险，那么，在维持现有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土地物权，既是保障农民权利不可缺少的制度基础，也是推进土地流转走出农业困境的必由之路。”早在2012年，龙登高就发出这样的声音。
两年之后的2014年4月20日，国务院公开发文提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创新农村抵（质）押担保方式，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管理办法，在经批准的地区开展试点。
“我的观点变成政策，从历史经验上，这是一种必然。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就是还权赋能，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成一种财产权。”龙登高说。
事实上，在此之前，龙登高教授的专题研究报告就被上达国家有关部门。对一个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实践于现实社会更鼓舞人心的呢？亲历中国三十余年的急剧变迁，如同走过人类三千年。龙登高教授在浓缩的时段中体验历史的演进脉络，纵贯比较，反思质疑，内生性地形成了个性化、独到的思想。龙登高语调平缓，透过镜片的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在海外游学期间，龙登高和海外经济学者交流的时候说：“看到历史上中国土地产权制度遗产，国际学者都很惊讶，在国外是不是也有对应的土地制度遗产？目前我们还没有交流到这个层面。”
业界如此评价龙登高的研究成果：中国土地制度的这一历史遗产，在国内长期未得到学术开发与创新性挖掘，相反，旧有成说使人们陷入了历史认识的误区，并对现实的土地制度变革产生疑虑。龙登高教授的报告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入阐述，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解，也对中国当今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启示。
“农民拥有的土地进入市场交易就变成农民的财产，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财富，市场交易容量也随之增加，这就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性因素显现的情况下，龙登高认为农村是一个较大的回旋余地，前提是政策法律相匹配，释放土地制度的巨大潜能。（支点杂志2014年10月刊）
《支点》特约记者 张小红
清华大学有八座有名的书斋，简称“清华八斋”。率先提起的往往是明斋，明斋得名源自《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里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之所在，龙登高教授在此治学，身兼副所长、华商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等数职。
龙登高是湖南安化人，师承经济史学大师李埏先生。李埏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陈寅恪，深得史学真传。李埏先生治学严谨，不轻信，不盲从，治史明义、通史致用是他治学的两大特点，这些特质透过岁月和时光的历练，投映在龙登高的身上。
“狡黠敏锐的商人，斤斤计较的市民，憨厚劳苦的农夫，心灵手巧的工匠，跋山涉水的行旅，有的如歌如诉，有的平淡如水，这是让人心动的历史。就像《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呈现的各色芸芸众生，或奔波劳碌，或娴静悠游，千姿百态，让读者留连忘返。这种图景给人的历史信息，是任何论著也无法替代的。”从细节的描摹中，体现了龙登高眼中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由使用权扩大到物权
“一方面，要让农民富起来，另一方面，最重要的要素土地不能成为他的财产，他怎么富起来？”龙登高的追问很有力量。
徜徉在经济史的长河中，龙登高没有把头埋在故纸堆里，而是从秦汉以来的土地现象中发现中国传统土地制度的遗产，探微索隐，发掘精华，做“古为今用的探讨和尝试”。
在对田面权和田底权的研究中，龙登高有了一个重要发现。他认为，田底权就相当于现在土地的集体产权，而田面权则相当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田面权不仅是一种使用权，而且是一种财产权，是一种土地物权。就使用权来说，不能以之抵押贷款，它就没有担保物权的功能。
“既然在历史上田面权、田底权可以分开，并行不悖，田面权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拿去出租、抵押贷款、典当，也就是说它具有物权性质，是一种财产权。那么，现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把它变成财产权，就是让其还权赋能，从使用权扩大为物权，变成财产权，让它能够抵押贷款，拥有担保物权。”
“还权赋能”是龙登高教授一以贯之强调的关键词。“什么叫还权赋能？就是扩大其权能，由使用权扩大为土地物权。”在其2012年出版的《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一书中，清晰地表明了土地物权的分割与交易形式的增加。
龙登高认为，自秦汉以来至明清，我国地权交易形成绝卖、活卖、典、押租、租佃以及抵押等多种形式，这些地权交易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的各权利层次的表现。这种现象出现的制度基础，在于地权交易的多层次化能够满足各种不同取向的需求，降低风险与交易成本，激发和实现地权的流转与优化配置，因此成了地权市场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家庭农场的地权市场基础。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土地流转形式，建立个体农场独立经营。农户通过市场可以租佃土地，即以未来地租为担保获得土地使用权，开展独立经营；当它具有更强的能力时，可以通过预交押租获得更多的土地控制权，进而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定限物权，如典权、田面权、永佃权等，此时土地的支配权、收益权与交易权可以在不与所有权冲突的前提下自由支配。
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如果担心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会带来较大的实施成本与潜在风险，那么，在维持现有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土地物权，既是保障农民权利不可缺少的制度基础，也是推进土地流转走出农业困境的必由之路。”早在2012年，龙登高就发出这样的声音。
两年之后的2014年4月20日，国务院公开发文提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创新农村抵（质）押担保方式，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管理办法，在经批准的地区开展试点。
“我的观点变成政策，从历史经验上，这是一种必然。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就是还权赋能，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成一种财产权。”龙登高说。
事实上，在此之前，龙登高教授的专题研究报告就被上达国家有关部门。对一个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实践于现实社会更鼓舞人心的呢？亲历中国三十余年的急剧变迁，如同走过人类三千年。龙登高教授在浓缩的时段中体验历史的演进脉络，纵贯比较，反思质疑，内生性地形成了个性化、独到的思想。龙登高语调平缓，透过镜片的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在海外游学期间，龙登高和海外经济学者交流的时候说：“看到历史上中国土地产权制度遗产，国际学者都很惊讶，在国外是不是也有对应的土地制度遗产？目前我们还没有交流到这个层面。”
业界如此评价龙登高的研究成果：中国土地制度的这一历史遗产，在国内长期未得到学术开发与创新性挖掘，相反，旧有成说使人们陷入了历史认识的误区，并对现实的土地制度变革产生疑虑。龙登高教授的报告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入阐述，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解，也对中国当今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启示。
“农民拥有的土地进入市场交易就变成农民的财产，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财富，市场交易容量也随之增加，这就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性因素显现的情况下，龙登高认为农村是一个较大的回旋余地，前提是政策法律相匹配，释放土地制度的巨大潜能。（支点杂志2014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