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写过几年诗，中断了多年之后，最近几年又开始写了一些。当初是怎么起的头，为什么会中断，现在何以又重操旧业，都没有多想过。过去的不想也罢，但这几年的写诗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因和形态，其实就摆在那里，对自己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不用多想。大致上可以借用两句话来表述，一是不知不觉已到了老年，这是诗人张曙光的句子。没错，不知不觉。套用到自己身上就是，在不知不觉到来的老年写诗，亦可谓不知不觉。二是当我老了的时候，诗歌会来找我。想不起是在哪里看到的，印象中好像还是聂鲁达所言，不敢确定，但也不妨籍以自嘲。在相信自己确实不知不觉到了老年时，听到了诗的敲门声，这无疑是件有趣的事，继而重新写诗，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是不知不觉，且因诗歌来找我而为，我的一时兴起的写诗想必还难以具备作为一个诗人的鲜明特点（假如每个诗人都应该有其鲜明特点的话）。事实上我也知道自己已经写下的许多作品是不值一提的，“我掂量过你，诗人啊，而且觉得你无足轻重。”圣-琼.佩斯的话，完全可以自认是对我说的。年轻时写的诗后来出过一个集子，书名《日落回家》，有点关门的意思，以为从此不再出门了，现在又回到街上，环境和风景都变了，得先找找路。断裂后的衔接，哪怕没踩到点子上也是可以想见的。
　　不久前在一个饭局上，诗人孙昌建给我看了一份复印件，是我的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两首诗，标题为《红日永远照西湖》。昌建是从哪里翻找出来，打算派什么用场，当时没来得及问他。期间我手头上正在写的一首诗叫做《神经痛后遗症》。起因是去年冬天得了带状疱疹，治疗后症状消失但腿部疼痛一直持续，被大夫定性为后遗神经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感觉新奇，想都没想，就拿它来写诗了，显示出了我随意性的一面，但写了几句就搁置了，如同布罗茨基所言，“一首诗开了头，诗人并不知道这首诗怎样结束。”我把这事说给昌建听，他随口给了个标题党句式：从《红日永远照西湖》到《神经痛后遗症》。虽说是句玩笑，倒让我心头一亮，一个“到”字，提示了我此番衔接的基点，而“痛”这个词，应该就是我所以要将断裂的两端去做衔接的一个与神经相关的因素。
　　如此说来，《神经痛后遗症》也许不会是令人满意的一首诗，但肯定是于自己有意味的一个象征。不知不觉就到了老年也好，所谓老了的时候诗歌会来找我也罢，无非都是表面的说辞，断裂后的衔接，其实是我个人的意识形态，通俗一点说，也是神经痛后遗症在“作祟”。
　　意识形态这个词很容易被认为是政治用语，我年轻时写诗也是很忌讳的，不愿受其影响和牵制。有几年好读董桥，见过他的一篇《藏书和意识形态》，认为在马克思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之前，由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于十九世纪初叶造出的这个词，是指“思想概念”的一种科学，“要人家看出自己癖好和偏见的根源”。后曾一度失传，经马克思重新使用，“这个字的意义好像就越来越广了，运用范围包括概念、理想、信仰、感情、价值观、宗教、政治哲学乃至道德标准等等”。董文想说的意识形态，关乎文人的藏书癖好，着眼在藏书家难以自释的“偏爱”意识，我取的也是这个意思，觉得这一点与我老来热衷断裂后的衔接，且并不在意其结果的“形态”，可谓是一拍即合。
　　在断裂的两端，分别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前一个三四年，饱满、热情、匆匆忙忙，衣袋里揣一支笔，一个小本子，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写，写的比想的多，一下子就被当作诗人了。出版的第一本作品是个合集，出版社编辑拿我和集中另一位诗人比较时，说他的诗一句句看，似乎都不知所云，但整篇的意思一目了然;我的诗一句句看则明明白白，但整篇的意思却令人费解。这是我至今还能记得的，关于自己在诗歌写作上唯一给人留下的印象，虽仅为一家之言，但对于后一个三四年与诗歌的复合，具有一种让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想一想的制約力。
　　“诗人的生活必然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反映，这是艺术的规律，也是人生的一条规律。”（聂鲁达）我想我这后一个三四年的写诗，应该也是脱离不了这个规律的，并且既然处于衔接期，与前一个三四年，一定带有某种相似性，哪怕只是一点点痕迹。从年轻到老迈，生活的内容与方式无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骨子里的形态还是会表现在诗歌中。“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艾略特）如果说我现在的写诗有什么比较费点心思的地方，我想大概与这个说法相对接近。
　　诗歌的浪漫主义想象和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在我的“意识形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前者偏向过去，后者自然得自于当下。都说老来易怀旧，那是一种从积淀中提炼的行为，和董桥笔下藏书家的癖好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按董的说法，其意识形态的基本涵义，还是指一个人对习俗风尚的尊重，日积月累，习以为常，知其然而不愿知其所以然，结果就说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很浪漫主义的，富有象征意味。而现实关照恐怕会相对困难些，取自于当下生活的有感而发，见仁见智、莫可一是，但我信奉谢默斯·希尼的话：“与我们自己争辩的是诗歌，与他人争辩的是修辞。在直面当下的诸多事件之时，过多的意志较之于处理的手段，往往会扭曲我写作进程中的节奏感。”
　　我在2000年夏天有过一次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邀请的肖尔布拉克之行，同行者中的白桦、舒婷、雷抒雁都是著名诗人。和雷同住一个房间时听他谈诗歌的传统问题，说每个诗人顶多只是传统导向中的某个小环节。当时因为中断写诗已久，没怎么往心里去，现在复习功课，发现这说法应该来自西班牙的阿莱克桑得雷：“诗与艺术总是特别需要传统，在传统中，每个作家顶多只代表在导向表达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他的基本任务是他运用不同的隐喻，把燃烧的火炬传给热烈奋进的下一代。”我不敢说自己过去和现在的诗歌写作是否够得上这个“小环节”，是否能接近这个“基本任务”，但是在阅读与练习的过程中，对于前辈和同辈，乃至后辈“在传统中”的表现，我是格外心仪的，试图从他们“不同的隐喻”中反观自身。
　　以上所说的这些，称为创作谈是不免有些牵强的，它显而易见的只能说是几点随想，缺少深思熟虑的那种格局和深度，但它与我衔接之作的诗歌应该还是相称的，只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写作还能延续多久，是否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好在有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的话摆在那里，“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也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