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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鲁迅先生的拓荒、扶持和倡导下，通过木版一个版画画种的创造活动，能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荣辱与共，代表着一个民族争取解放与独立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取向，对现代民族精神产生如此重要而深刻影响的情况，在中国美术史及至世界美术史上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新兴木刻运动；解放区木刻；国统区木刻；意义
在政治范畴，延安时期具体落实在公元1936—1948年，而谈及延安时期的木刻运动，我们必须追溯历史，回到公元1931年。究其缘由，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从属于新兴创作木刻版画，而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序幕则是1931年被历史、革命诸因素所拉开。
1931年8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在上海的进步艺术青年團体“一八艺社”举办了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期木刻讲习会，揭开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序幕。它是新美术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新美术运动以提倡美育为核心，倡导以写生为基础的写实绘画，以反驳当时因循守旧、不思创变的文人绘画。（1）鲁迅先生倡导和扶持的木刻，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国政治舞台，这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普遍美术生态里，是一个非常的特例，而当时关心民生，批判社会几乎就是文艺创作中最直接的政治诉求。在《新俄画选》写小引时，鲁迅阐述：“多取版画，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不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亟匆忙，顷刻能为，二也”。不难看出，新兴木刻是以“直面人生”“呐喊”与“抗争”为主调。鲁迅为新兴版画的健康发展可谓鞠躬尽瘁——翻译推荐大量西方论著和画册，举办展览会，和木刻青年通信，出版《木刻纪程》，送木刻到法国巴黎参加展览。因而新兴版画一方面吸收了苏联版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欧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加之于中国民间美术（剪纸、窗花、民间木版年画）三者的融合，创造了崭新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风格，形成一种革命的、战争的版画传统和无产阶级的文艺样式，其也是新兴木刻运动的时代特点。
在这时期木刻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鲜明的倾向性。1931年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上胡一川的《饥民》、《流离》和汪占非的《纪念柔石等》就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现实斗争的关注。从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是同情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例如陈铁耕所做《母与子》，表现处于饥饿贫困中的母子二人，除了等待当家人带回生活所需外，别无着落。沃渣的《不愿做奴隶的妇女》着重反映妇女受到的种种压迫以其反抗精神。江丰的《码头工人》描绘在黄浦江畔的码头工人，迈着疲倦的双腿走在江边，笨重的体力劳动在等待他们。野夫的《黎明》以天不亮就已经推着粪车倒马桶开始劳作的清洁工为表现对象。力群的《病》刻画老船工生病之后憔悴地躺在床上，一旁的老伴不知所措的场面。二是歌颂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代表性的作品如萧传玖的表现工人和资本家说理斗争的《交涉》，张望的刻画负伤工人坚强不屈而又疾恶如仇的《负伤的头》，野夫的表现1933年五一节群众上街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的《搏斗》，郭牧的《1935年12月24日》、李桦的《怒吼吧！中国》也概括地表现出受尽欺压的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
在几年的艺术时间中积累起来的木刻作品，虽然有不少还处于幼稚阶段，但在内容上它开创了中国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篇章——关注劳动群众的生活，并通过表现他们的生活苦难对旧社会提出控诉，这在过去是罕见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新兴木刻绝不仅仅是一个画种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现代绘画的道路和方向问题。经过两次全国性的木刻展之后，规模和艺术有所发展，为现实主义绘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一定的人才力量。
三十年代前期，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在鲁迅先生慈父般广阔深沉的爱的阳光下萌芽了，它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上海。至此，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开始发展为其茁壮成长时期。
中国美协主席王琦先生在2001年中国版画百年回顾时，把1937年至1949年（抗日、解放战争）定义为新兴版画的成长期，也就是本篇论文所涉及的延安时期，以延安来命名可见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及影响。由于政治地位的特殊注定延安木刻版画艺术的特殊性。这段时期的客观环境和社会条件给版画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战争年代兵荒马乱的生活与物质条件的匮乏，使具有“虽亟匆忙，顷刻能办”特点的木刻版画出现在各种报刊、书籍以及其它出版物上，成了其它画种所不能代替的必需品。木刻原版可以代替昂贵的金属制版，连以黑白线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漫画，也以木刻制版代替。如抗战时期，还出现“漫画木刻”的新品种。在国统区是如此，物质条件更缺乏的解放区就更不用说了。这时期解放区的美术界，木刻成为了一枝独秀的鲜花，使其艺术成就也显得更加辉煌，影响及于国内外。（2）
延安时期的木刻运动包括国统区新兴木刻运动和解放区新兴木刻运动。解放区新兴木刻遍布延安、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新四军抗敌革命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等所在重要的解放区。当然，解放区木刻版画的活动与创作中心还是在延安。因为，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和解放区的首府，具有革命圣地的神圣含义，从而吸收了一大批有志于革命的美术青年从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来到延安，其中有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陈铁耕、黄山定、张望、刘岘、力群等。这批版画家大都参加过鲁迅领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或在美术院校接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具有思想进步、富有革命精神和较好的艺术水平等特点。这样就使延安的木刻版画艺术，能在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的革命传统和艺术水平的基础上发展和进步。（3）在延安，不仅有革命美术青年的涌入，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阶级重视文化艺术工作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极富远见的兴办艺术学院，为当时的革命和未来的建国需要培养新型的文艺人才。1938年10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和周扬等人发起，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由于物质条件比较艰苦，油画和中国画所需要的制作材料很难在解放区弄到，同时当时在延安的美术青年，大部分是木刻版画艺术家，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木刻版画艺术因其自身的复制能力特别符合解放区抗敌宣传，组织群众等工作的需要。因此，“鲁艺”的美术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实际上就成了木刻版画系，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美术家，其中有古元、彦涵、罗工柳、王琦、焦心河、张映雪、郭钧、林军等。
参考文献：
[1]李树声《现代社会的魂魄——试论国统区的木刻版画艺术》，载《美术》2001.9
[2]王琦《回顾与前瞻》，载《美术》2001.1
[3]邹跃进 李小山 《试论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载《美术》2001.10
[4]华君武《鲁艺美术部生活剪影》，载《延安岁月》
[5]龙行《难忘的延安岁月》，载《延安岁月》
[6]王朝闻《一片冰心在玉壶》，载《延安岁月》
[7]胡蛮《列平的艺术》，载《解放日报》1941.12.2
[8]李树声《现代社会的魂魄——试论国统区的木刻版画艺术》，载《美术》2001.9
[9]徐悲鸿《全国木刻展》，载《新民报》1942.10.18
[10]吕晓《“陪都”进步美术运动的旗帜——抗战时期重庆的木刻运动探析》，载《重庆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11]李树声《现代社会的魂魄——试论国统区的木刻版画艺术》，载《美术》2001.9
【关键词】：延安时期；新兴木刻运动；解放区木刻；国统区木刻；意义
在政治范畴，延安时期具体落实在公元1936—1948年，而谈及延安时期的木刻运动，我们必须追溯历史，回到公元1931年。究其缘由，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从属于新兴创作木刻版画，而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序幕则是1931年被历史、革命诸因素所拉开。
1931年8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在上海的进步艺术青年團体“一八艺社”举办了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期木刻讲习会，揭开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序幕。它是新美术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新美术运动以提倡美育为核心，倡导以写生为基础的写实绘画，以反驳当时因循守旧、不思创变的文人绘画。（1）鲁迅先生倡导和扶持的木刻，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国政治舞台，这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普遍美术生态里，是一个非常的特例，而当时关心民生，批判社会几乎就是文艺创作中最直接的政治诉求。在《新俄画选》写小引时，鲁迅阐述：“多取版画，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不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亟匆忙，顷刻能为，二也”。不难看出，新兴木刻是以“直面人生”“呐喊”与“抗争”为主调。鲁迅为新兴版画的健康发展可谓鞠躬尽瘁——翻译推荐大量西方论著和画册，举办展览会，和木刻青年通信，出版《木刻纪程》，送木刻到法国巴黎参加展览。因而新兴版画一方面吸收了苏联版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欧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加之于中国民间美术（剪纸、窗花、民间木版年画）三者的融合，创造了崭新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风格，形成一种革命的、战争的版画传统和无产阶级的文艺样式，其也是新兴木刻运动的时代特点。
在这时期木刻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鲜明的倾向性。1931年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上胡一川的《饥民》、《流离》和汪占非的《纪念柔石等》就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现实斗争的关注。从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是同情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例如陈铁耕所做《母与子》，表现处于饥饿贫困中的母子二人，除了等待当家人带回生活所需外，别无着落。沃渣的《不愿做奴隶的妇女》着重反映妇女受到的种种压迫以其反抗精神。江丰的《码头工人》描绘在黄浦江畔的码头工人，迈着疲倦的双腿走在江边，笨重的体力劳动在等待他们。野夫的《黎明》以天不亮就已经推着粪车倒马桶开始劳作的清洁工为表现对象。力群的《病》刻画老船工生病之后憔悴地躺在床上，一旁的老伴不知所措的场面。二是歌颂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代表性的作品如萧传玖的表现工人和资本家说理斗争的《交涉》，张望的刻画负伤工人坚强不屈而又疾恶如仇的《负伤的头》，野夫的表现1933年五一节群众上街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的《搏斗》，郭牧的《1935年12月24日》、李桦的《怒吼吧！中国》也概括地表现出受尽欺压的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
在几年的艺术时间中积累起来的木刻作品，虽然有不少还处于幼稚阶段，但在内容上它开创了中国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篇章——关注劳动群众的生活，并通过表现他们的生活苦难对旧社会提出控诉，这在过去是罕见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新兴木刻绝不仅仅是一个画种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现代绘画的道路和方向问题。经过两次全国性的木刻展之后，规模和艺术有所发展，为现实主义绘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一定的人才力量。
三十年代前期，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在鲁迅先生慈父般广阔深沉的爱的阳光下萌芽了，它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上海。至此，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开始发展为其茁壮成长时期。
中国美协主席王琦先生在2001年中国版画百年回顾时，把1937年至1949年（抗日、解放战争）定义为新兴版画的成长期，也就是本篇论文所涉及的延安时期，以延安来命名可见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及影响。由于政治地位的特殊注定延安木刻版画艺术的特殊性。这段时期的客观环境和社会条件给版画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战争年代兵荒马乱的生活与物质条件的匮乏，使具有“虽亟匆忙，顷刻能办”特点的木刻版画出现在各种报刊、书籍以及其它出版物上，成了其它画种所不能代替的必需品。木刻原版可以代替昂贵的金属制版，连以黑白线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漫画，也以木刻制版代替。如抗战时期，还出现“漫画木刻”的新品种。在国统区是如此，物质条件更缺乏的解放区就更不用说了。这时期解放区的美术界，木刻成为了一枝独秀的鲜花，使其艺术成就也显得更加辉煌，影响及于国内外。（2）
延安时期的木刻运动包括国统区新兴木刻运动和解放区新兴木刻运动。解放区新兴木刻遍布延安、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新四军抗敌革命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等所在重要的解放区。当然，解放区木刻版画的活动与创作中心还是在延安。因为，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和解放区的首府，具有革命圣地的神圣含义，从而吸收了一大批有志于革命的美术青年从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来到延安，其中有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陈铁耕、黄山定、张望、刘岘、力群等。这批版画家大都参加过鲁迅领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或在美术院校接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具有思想进步、富有革命精神和较好的艺术水平等特点。这样就使延安的木刻版画艺术，能在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的革命传统和艺术水平的基础上发展和进步。（3）在延安，不仅有革命美术青年的涌入，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阶级重视文化艺术工作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极富远见的兴办艺术学院，为当时的革命和未来的建国需要培养新型的文艺人才。1938年10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和周扬等人发起，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由于物质条件比较艰苦，油画和中国画所需要的制作材料很难在解放区弄到，同时当时在延安的美术青年，大部分是木刻版画艺术家，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木刻版画艺术因其自身的复制能力特别符合解放区抗敌宣传，组织群众等工作的需要。因此，“鲁艺”的美术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实际上就成了木刻版画系，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美术家，其中有古元、彦涵、罗工柳、王琦、焦心河、张映雪、郭钧、林军等。
参考文献：
[1]李树声《现代社会的魂魄——试论国统区的木刻版画艺术》，载《美术》2001.9
[2]王琦《回顾与前瞻》，载《美术》2001.1
[3]邹跃进 李小山 《试论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载《美术》2001.10
[4]华君武《鲁艺美术部生活剪影》，载《延安岁月》
[5]龙行《难忘的延安岁月》，载《延安岁月》
[6]王朝闻《一片冰心在玉壶》，载《延安岁月》
[7]胡蛮《列平的艺术》，载《解放日报》1941.12.2
[8]李树声《现代社会的魂魄——试论国统区的木刻版画艺术》，载《美术》2001.9
[9]徐悲鸿《全国木刻展》，载《新民报》1942.10.18
[10]吕晓《“陪都”进步美术运动的旗帜——抗战时期重庆的木刻运动探析》，载《重庆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11]李树声《现代社会的魂魄——试论国统区的木刻版画艺术》，载《美术》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