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孔祥熙(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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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在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举世震惊的爱国行动。这一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孔祥熙扮演多变的角色。
  
  (一)事变前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日本占领东北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而蒋介石却发表文章《敌乎?反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以反共求得日本的谅解,以妥协退让制止日本侵略。1935年,日本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加速侵华步伐,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日本侵略军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不仅对华北加紧了军事、政治侵略,而且在经济上也极力扩张,华北的铁路、航空、矿山、工商业、金融、贸易等逐渐控制在日本垄断资本家之手,并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给中国的税收和民族工商业造成严重危害。这时,蒋介石、孔祥熙仍在强调对日本的关系是“当为最大的忍耐”。孔祥熙公开站出来大言不惭地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辩解,他说:“政府因不忍见我生灵涂炭,想避免国家人力物力的牺牲,曾受尽世界人士的询嘲,国内人民的指责,但为顾全大局不得不委曲求全,对日本作种种让步。”
  全国人民忍无可忍,纷纷抗击日本侵略军,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协议,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场,蒋介石却派10万兵力阻拦,对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重兵威逼,逼迫得冯将军解散抗日同盟军,只身隐居。1936年5月红军向南京政府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8月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中央,声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政策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派代表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毛泽东致函宋庆龄,希望她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说服孔祥熙等人劝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在日本的步步紧逼及中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冲击下,虽开始进行抗日准备,但在对日问题上仍一再妥协,而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紧追不舍,处心积虑予以围歼。同时,竟秘密逮捕上海市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抗日爱国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而蒋介石却对抗日爱国学生进行了疯狂镇压。
  东北军张学良将军、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逮捕“七君子”和镇压“一二·九”抗日爱国的青年学生表示强烈不满。张学良只身前往洛阳会见蒋介石,要求他释放“七君子”,但蒋介石拒不采纳,并亲率大军坐镇西安督战“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建议蒋介石停止“剿共”,与中共合作抗日,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和拒绝。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这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关头,于1936年12月12日,软禁了蒋介石,逼蒋抗日。
  
  (二)事变中
  
  1、“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立即通电全国,宣传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并分别致电山西、山东、绥远、河北、广西、四川等地地方实力派将领,希望他们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这些地方实力派为自己的地位,为维护自己盘踞的地盘,均按兵不动,观察动向。同时,张、杨二将军向南京政府和孔祥熙等要员发去电报,说明事变情由和对蒋介石的态度。12月12日,孔祥熙在上海寓所接到南京急电,对“西安事变”的消息震惊疑惑,不知所措,为蒋介石的安危而恐惧。后接到南京打来的电话和从南京电转张学良给他的电报后,心中才有了数,紧张的心情才暂缓下来。
  张学良给孔祥熙的电报内容:
  (衔略)。弟对国事主张,曾经商讨,区区苦衷,谅蒙鉴及。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与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此间一切主张,并已丑文电奉陈,张学良叩震印。
  孔祥熙立刻把蒋被禁西安的消息告诉在上海居住的宋美龄。孔祥熙怕夜长梦多,于是在寓所用旧友之情、委婉拉拢的态度,致电张学良。电报内容:
  (衔略)。顷有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或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须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伫候明教。弟孔祥熙叩文。
  12月12日夜,孔祥熙、宋美龄乘车,13日早返南京。
  12月12日夜,在南京的何应钦、戴传贤、叶楚伦、朱培德、李烈钧、陈壁君、陈公博等人,在何应钦家聚会,议论对“西安事变”应采取对策,议论无一结果。后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临时紧急会议,会上主战主和,争论不休,也拿不出扭转局势的主张,不过最后决定:1、张学良撤职查办;2、张、杨军队归何应钦调遣;3、蒋被扣期间,军事指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代理行政院长。
  13日,孔祥熙回到南京,得知昨晚的争论和决定后,对张学良态度由婉转改变为强硬,以代行政院长的身份,立即向全国各省市当局致电,要求消除争论,稳定政局,营救蒋介石,表白国民党政府抗敌决心,南京《中央时报》14日刊登了这个致电全文:
  (衔略)。祥熙备位中枢,忝佐政院;日前因病,在沪疗治,医嘱原须静养。不意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中央以蒋院长暂时不能行使职权,决议委负院务,职责所在,星夜力疾来京,获读西安少数将领通电,对于中央意旨,显有误会之处,查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深佳当此内忧外患交迫之际,救国之策必须力谋主权及领土之完整;而欲达此目的,首须国内完成统一、集中力量,庶足以巩固国家之地位,蒋院长亦诚报国,主政中枢,秉此主张,艰苦奋斗,努力迈进,成效显然。讵料绥远前线血战方殷,而西安后方忽生变故,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际,乃竟有此纠纷,关系我中华国家之前途,至深且巨。深信我全国民众素明大义,爱国心长必能一致拥护中央既定之国策,完成国家之统一。各地方长官翊赞中枢,忠诚素著,当亦必定盖励忠勇,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祥熙及我政院同人,值此危时,自当力肩重任,宏济艰难,一切政务照常进行,遵照蒋院长既定方针,以最大之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此则祥熙等之所自誓,而愿我全国上下之相与共勉者也。特电奉闻。孔祥熙元(十三)印。
  这一日,孔祥熙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给兰州的于学忠、北平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开封的商震、青岛的沈鸿烈、山西的阎锡山及杨虎城部下的师长冯钦哉等分别发电,要求稳定乱局,孤立张、杨,增加压力,分化瓦解,营救蒋介石。
  2、孤立、分化张、杨。和军阀打过交道的孔祥熙,是深知地方实力派人物在每个大的时局变化中的作用,特别是实力派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的山西的阎锡山。山西正处于事变发生地的近邻,阎锡山的态度变化,对事变解决将起关键作用,所以12月13日在致电北方各将领时,尤对阎锡山寄予莫大希望,给阎锡山的电文是这样写的:
  “阎主任百公,赵主席次陇先生,傅主席宜生兄勋鉴:统密。
  弟昨日在沪,惊悉西安事变,急于晚车回京,今晨抵京,接阅汉卿公私两电,始悉其详。抗敌御侮,举国同情,中枢同人,与介公皆同此意。此次对于绥战之敌忾同仇,当为天下所共见,乃当此绥东前线节节胜利之时,忽起此萧墙之变,徒快仇者之意,授敌以可乘之机,瞻念前途,深用痛心,我介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汉卿素日为人,弟所深悉,此次事变,或激于一时之情感,或由于部曲之劫持,致有操切之主张。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希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悬崖勒马,共济难危,无任企盼。介公现陷西安,昨据汉卿电称,保卫安全,知注并及。弟孔祥熙叩元秘印。
  孔祥熙从国民党军驻洛阳师长樊嵩甫那里得知杨虎城部下冯钦哉师长不愿到潼关驻防的动向,立即于13日直接向冯钦哉致电,进行分化瓦解,其电文内容原文如下:
  洛阳樊军长嵩甫弟,译转冯钦哉兄勋鉴:
  昨晚据报西安事变,至深骇异!弟今晨来京,迭接汉卿私电,及兄等公电,始悉其详。值此外患凭陵,大局贴危之际,尤宜精诚团结,一德一心,方足以安内攘外。介公自九一八以来,处心衡虑,日以抗敌为怀者,实非任何人所能及。其所以不愿腾诸口说,良以地位所关,一言一动辄为中外所注视,不得不蕴诸胸中,沉着将事。此正别具苦衷,早为袍泽所共见。诸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容未能深喻乎此。我兄与介公久同袍泽,夙共患难,尚望设法疏解,祛除误会,俾勿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倘能转危为安,益足征相关之切,相契之深。又此次之变,道远未能尽悉,究意如何原因?我兄或知其详,并有如何解决善法,统希荩筹,详为见示,无任感祷。兄孔祥熙元秘印。
  这时,孔祥熙又得到樊嵩甫密电,奉杨虎城令接防潼关的冯钦哉已来人联系,表示仍固守渭北原防,不受杨命,并与樊嵩甫联名声讨西安。孔祥熙为得到樊嵩甫的前方消息,亲汇1万元为军费。同时,孔祥熙给杨虎城将军致电,企图分化瓦解张学良与杨虎城。孔祥熙认为杨虎城与张学良不同,杨虎城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关系深,而张学良只是在1928年东北易帜后才“归附”蒋的。万万没有料到,张、杨“联共抗日”的立场是一致的、坚定的。孔祥熙未达到分化瓦解张、杨目的,于是在14日给阎锡山、冯钦哉致电,达到进一步拉拢、分化之目的。致电内容:
  阎主任百公勋鉴:元密电谅承尊察。
  西安之事,全国上下,同深愤慨。汉卿真意,现虽难确知,然责难既多,势必形成骑虎、欲罢不能,日久将成僵局。介公一日不出,人心一日不安,国家前途,所关甚巨,我公年德俱尊,从流仰望,汉卿对公向亦推诚。弟意请公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保其安全,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并保证其绝对安全,即希迅速密加运用,或派要员前往尤佳。如尊意应与弟联电汉卿,即请领衔发致如何?仍盼先复,弟孔祥熙寒密印。
  冯师长钦哉兄勋鉴:元秘电谅达。
  接樊军长电,欣悉吾兄拒受乱命,固守原防,傅示同人,无任佩慰!此次事变,显由少数人之不明了中央意旨,激于一时之情感,作操切之主张,当此国内方庆统一,国家前途,方有曙光,绥边军事,正在得手之际,而忽有此劫持领袖之举,不仅骇国际之视听,亦且授谋我以机隙,言之痛心,想同慨叹。务盼吾兄查熙作民,迅即设法疏解,俾事变早日弭,国家民族,实深利赖,旋乾转坤!端资大力,吾晋人士忠义素教,知吾兄必不任昔贤专美于前也。如何仍盼先复。弟孔祥熙寒密印。
  附冯钦哉致孔祥熙电,电文是——
  孔部长庸之兄赐鉴:啸密。顷诵元寒两电,吾兄爱党忧国,溢于言表,钦哉何人?宁敢落后?只希惠我南针,当即勉效驰驱。弟冯钦哉叩删印。
  冯钦哉被孔祥熙拉了过去,孔心中大喜,洋洋得意。虽对张、杨的阵势起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无关大局。
  3、一直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极其关注事变的发展。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经过郑重考虑,作出了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提出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派出以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首的,红军参谋长叶剑英、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等参加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亲赴西安,与张、杨两将军进行会谈,阐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抗日战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给蒋介石一个自赎的机会。对张、杨二将军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表示支持,并对当前形势和事变发展前途作了精辟分析,使张、杨二将军心明眼亮,满意地接受了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和举措。中共代表团还与蒋介石会晤,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挽救民族危亡,促使蒋介石接受张、杨抗日要求。
  宋庆龄对张、杨两将军的主张,极表赞同,并作出要亲赴西安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决定。当孔祥熙要求她发表声明,谴责张、杨,并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时,她果断地回答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要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
  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许多要员们,为保蒋介石的安全,被迫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抗日。
  4、西安事变发生,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尤其是与南京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美、英两国,站在国民党主和派一边,支持孔祥熙、宋美龄营救蒋介石的安排。美、英大使还向孔祥熙正式提出,愿出面在南京与西安之间担任调解工作。英国汇丰银行大力支持国民党南京政府,对稳定中国法币和外汇币值起过一定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态度,诬蔑造谣说什么“扣押蒋介石与苏联、中共有关”,“如蒋遭不测,中国将与日本共同抗苏!”苏联外长抗议国民党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对苏的诬蔑。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孔祥熙立即召见日本领事,通报西安发生事变的情况,表示: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约束其在华日人,勿在此时“再酿是非”。并派专人与日本驻华武官多次会晤。日本经与孔祥熙等人磋商后,表示“观察中国的动向,尚无任何军事干预的打算。”
  5、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政府内部出现截然不同的主战、主和的两派。12月13日上午在国民党中执委第29次会议上,讨论西安事变的对策时,战、和两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主战派以何应钦、吴稚晖、戴季陶、戴传贤等为首,主张讨伐叛逆张、杨;主和派以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为首,主张调解,营救蒋介石。主和派议定选派原为张学良将军顾问、后为蒋介石顾问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亲赴西安。14日,张学良将军到西安机场迎接了端纳。
  13日下午,召开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会上何应钦主张下讨伐令,孔祥熙说:“不要太急,蒋委员长生命要紧,急狠了,蒋委员长就没命了!”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说:“孔的话完全是外行,这件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委员长的生命。因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说毕,向孔祥熙恭恭敬敬作了三揖离席而去。孔祥熙被弄得十分尴尬,但仍不退让,提出:“端纳赴陕,俟得来电后,再议对策才是。”话毕,何应钦、居正等群起骂孔祥熙“软弱无能”,扬言要轰炸西安。主战、主和两派对立,形成僵局。
  17日端纳从西安飞回南京,带回蒋介石停炸手令,并带回张学良口信:邀请孔祥熙赴西安商谈一切。宋美龄、宋子文等认为孔祥熙应留在南京主持工作,与主战派继续周旋。于是孔祥熙以心脏病不能成行为借口而留在南京,并在自己寓所与宋美龄、宋子文、何应钦、居正、孙科、叶楚伦等国民党政府要员协商,决定:1、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2、准许至12月22日暂行停止轰炸。
  宋子文到达西安,经过与张、杨将军及中共代表商谈,蒋介石基本上答应张、杨二将军提出的一些抗日要求。21日宋美龄到西安,经过谈判,在中共代表团多方努力下,24日基本上达成协议,25日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送至南京。在欢送蒋介石回南京时,蒋介石在西安机场再次重申六项诺言。
  
  (三)事变后
  
  为救蒋介石,孔祥熙左右逢源,既办国内事,又关注国外动态,肩负了南京国民党政府重任,并采取种种手段与有关人员周旋,特别对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态度看得非常明显,拉拢、许愿、分化、严责。一旦得手,救蒋的目的达到后,面孔一板,脸色一变,一面按照蒋介石的意图,采取报复、审讯、严惩、软禁的卑鄙手段,致张、杨二将军于死地;一面通电全国卸除代理行政院院长职务,撒手不再过问西安事变结束后应该处理的事宜,妄图开脱溜之乎也。
  12月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将军的护送下,平安返回南京。一回到南京,蒋介石用他人格担保的六项诺言,不仅没有兑现,而且背信弃义,将张学良将军扣留,于12月30日南京政府成立高等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判刑10年。
  蒋介石假惺惺地致函国民党政府,提请对张学良“特赦”。这时,孔祥熙也假惺惺地从上海密电,请政府为张学良“法外旋仁”。孔祥熙并没忘记,西安事变发生后当天,致电张学良将军的电文中表示“如能迅速护蒋回京,保证张学良将军的个人安全”。时至当今,时间过去才20天,为何只保蒋介石的安全而不履行诺言,保张学良将军的安全了呢?不难看出孔祥熙的又一张脸谱。
  1937年1月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特赦张学良,但却要“交军委严加管束”。这时孔祥熙又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将张学良将军安顿在他的南京寓所里。张学良将军住在孔祥熙公寓后,对孔家一直怀有崇高的敬意,他还希望两家的孩子能成联姻;他拜见孔夫人宋霭龄时,称呼“大姐”,对她倾诉过心中的焦虑。外表看,孔祥熙与张学良亲热彼此,孔却玩弄了一套连环计,完全使张学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直到1月10日张学良将军在孔祥熙家呆了7天,被蒋介石“召去”住进溪口雪窦寺。一个爱国的将军张学良就这样过起“特赦”,实际上是囚犯的生活了。就这样一直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幽禁了53年。张学良将军何罪之有?!
  杨虎城、于学忠等将领多次致电孔祥熙,停止军事行动,速放张学良北返。并派代表到南京与孔祥熙等人谈判。1937年1月11日复电,孔态度强硬地告诉杨虎城:“威信所关,碍难收回”,“唯有委曲求全先行接受。”
  为促进全国团结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建议下,杨虎城、于学忠将军为求事变善后和平解决,率部撤出西安,退至五原。孔祥熙为断绝杨虎城等退路,立即将其表示态度和退至五原的消息刊登在报纸上,让国内外明知。1937年2月8日中央军进驻西安。
  西安事变,进一步使蒋介石、孔祥熙看到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强烈,就是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呼声也十分高涨,抗日是唯一的出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孔祥熙虽无真正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诚意,但内战确实打不起来了,促进了蒋介石、孔祥熙准备走抗日的道路。
  中共逼蒋抗日政策的实现,首当归功于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本身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内战最终结束。张学良、杨虎城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本节由杨永红执笔)
  (责编王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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