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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下午3时,印尼总统佐科维向人民报告:有两名印尼公民在境内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此前印尼一直“零确诊”。截至3月12日,印尼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34例。
佐科维称,3月2日被确诊的是一对母(64岁)女(31岁),感染源是一名离开印尼后在马来西亚被确诊的日本友人。“两名感染者目前都已经受到符合国际标准的照顾和处理。我必须强调,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严肃地面对此一个案。我们已经在国内准备了超过100间医院,备有完善的隔离空间,以及符合国际标准的优良器材。”
佐科维对“符合国际标准”强调了两次,仿佛是在回应国内外一个多月来的质疑:印尼之前“零确诊”,是不是因为医疗资源不足?
至今,全球已有超过100多个国家加入抗疫战局。“气温较高”的东南亚地区和南半球也都难以幸免。从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菲律宾,再到正值夏季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确诊病例。然而在3月2日之前,病毒仿佛刻意绕开了地图上那一片超过2.6亿人口的国家—印尼。
当然,许多人都认为案情并不单纯。
没钱做检测?
让人们对印尼感到讶异的第一条新闻,是印尼卫生部传染性疾病控制处处长温德拉2月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检测试剂很贵”,以及“没有让从湖北返国的人筛检”。华语世界接收到的,大概就是这两个片段,而它很符合我们对一个“落后国家”的想象—穷。但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温德拉确实说了检测试剂很贵,但她同时也说:“即使试剂很贵,但印尼政府也已经买了。”而从湖北返国的印尼人也确实没有做筛检,但他们从湖北离开之后,飞机先降落在苏门答腊东方外海的巴淡岛(Pulau Batam),接着就被带去加里曼丹西北边的纳土纳群岛(Pulau Natuna)进行14天的隔离。这还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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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源是一名离开印尼后在马来西亚被确诊的日本友人。
至于没有让所有从湖北返国的人做筛检,温德拉的说法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但只要有人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就会对其进行检测。最终,238名从湖北撤离的印尼公民,加上从北京一同撤离的5名使馆人员,以及协助撤离的工作团队42人,都完成了14天隔离。没有人身体出现异状,全数在2月16日获准返家。
靠信仰防疫?
让人们第二次咋舌的新闻,是印尼卫生部长特拉万的“祈祷说”。特拉万在2月17日被问及“为什么印尼零确诊”时,回答了“这脱不开祈祷的力量”。于是,这在网上被转译为“我们靠信仰防疫!”
虽然在其他国家眼中,特拉万的发言一点都不合时宜,但如果放回印尼的社会脉络,似乎也没有那么难以理解。印尼本来就是一个强调信仰的国家,它“建国五项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信仰至高的真主”,每个印尼公民都得从六大宗教(伊斯兰教、孔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印度教)中择一作为其信仰,直接打印在身份证上。
而特拉万在发言中其实也有提道:“我要强调的是,第一,(防疫的)成效必须是基于WHO健康科学的标准;第二,祷告吧,不要试图只靠自己的力量。”他也知道各国对“祈祷说”的不以为然,他的回应是:“为什么要羞于依靠真主?”其实对于一个信仰者来说,这似乎不算是太“出格”的发言。
四度“擦身而过”
印尼政府并非无所作为。早在2月2日,印尼就从湖北撤回了238名印尼公民;在2月5日宣布暂停往返中国的班机,并且在135个入境国门设置体温监测点。这些举措,与其他大多数国家没有太大区别。
而在2月6日,雅加达的艾克曼分子生物研究所所长也证实,印尼具有筛检新冠病毒的技术。除了政府的高级研究机构,民间机构也已经具备检测能力。同一天,泗水的艾尔朗加大学也宣布,已经和日本神户大学、德国研究机构合作,研发出专门用来检测新冠病毒的技术。
从被确诊母女的案例看,印尼对待“疑似病例”的方式并不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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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也都无法消解印尼国内外对于政府“能力不足”的质疑。因为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印尼就至少四度与确诊案例“擦身而过”:2月5日,一名在1月22日到过巴厘岛的中国人确诊;2月22日,一名在1月15日曾到访印尼的日本人确诊;2月27日,一名在2月初到印尼旅游的日本人,在轉往马来西亚后确诊;2月29日,一名曾在巴厘岛转机的新西兰人确诊。
我们现在知道,第三次“擦身而过”,让病毒已经留下了足迹。
2月14日,该名日本人在雅加达参加了一个舞蹈社团的定期聚会,共有约50人出席,其中之一便是后来确诊母女中的“女儿”,她是一名舞蹈老师。两天后,“女儿”便出现了咳嗽和发热症状,也立刻到医院就医,但医院只做了初步检查、给药,并未要求住院隔离。返家后,“女儿”主要的照顾者便是她的母亲。不久后,母亲也出现了类似症状。
这对母女,在2月27日因为症状没有缓解,主动到医院要求住院。隔天,“女儿”便接到日本友人的电话,获知日本友人被确诊。母女随即向医院报告,并被转送往具有检测新冠病毒技术的医院,而后在3月1日被确诊。
“确诊”后的印尼
在“确诊”之后,关于印尼的“迷雾”似乎也稍稍被拨开了一点。
首先,印尼确实有检测新冠病毒的能力;其次,印尼确实有团队追踪“接触者”,也已经针对出席“舞蹈社团聚会”的人追踪检测。
但另一方面,从被确诊母女的案例看,印尼对待“疑似病例”的方式并不够严谨。 “女儿”在2月16日就医时,院方并未将其认定为“疑似病例”予以隔离。而在2月27日母女两人主动要求住院后,院方也没有当机立断,将母女转院送检。
由此观之,温德拉在一个月前所说的“有症状将立即检测”,似乎并未被落实到基层的医疗系统中。这难免让人“细思极恐”。
确诊案例被公布后,印尼的口罩立刻被抢购一空。50片一盒的一般口罩要价30万印尼盾(约人民币145元);在平日的印尼,这样一盒口罩只要2万多印尼盾(约人民币10元)。而20片一盒的3M N95口罩,更已经飙破了一盒170万印尼盾(约人民币824元);在印尼的某些省份,那是半个月的薪水。“囤货心理”与“趁机赚一笔”的相生现象,在印尼也无太大差别。
而疫情之中,特拉万理所当然地又成为媒体的焦点。但他在最近一次的谈话中,似乎已不再提及“祈祷说”,而将重点转向两名确诊病人的状况,宣导自体免疫系统的重要性,强调跨部门的合作,以及对病毒的研究进展等等。
但在这时候,我反而想起了特拉万说的那句“不要试图只靠自己的力量”。面对“瘟疫”这种“俗务”,印尼人不会傻傻地认为“祈祷”能够战胜一切,但他们也不会否认它能带来力量。
印尼的医疗体系、公卫教育,一定还有很多进步空间,毕竟国家仍在现代化的路上,但印尼绝没有那么“神秘”或“蒙昧”。现在,新冠病毒对印尼出了一道题,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