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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虎林简介
1938年8月出生，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编辑、编辑组长，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从1982年开始．张虎林一直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多次参与研究、制订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01年，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给农民“去费免税”的建议，后被中央采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韩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仅用了十年的时间，新村运动的实施成效便从根本上扭转了韩国的经济：1971年到198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90亿美元上升到668亿美元，人均产值从277美元跃增到1977年的1012美元、1981年的1734美元、1987年的3110美元。1970——1987年间，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列世界第二。
在我国建设新农村的今天，韩国新村运动以其让世人侧目的成绩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成了一些政府部门效仿的模板。然而在参考和效仿的过程中，由于对韩国新村运动实质的理解偏差，产生了对新村运动的误读，引起了理论界广泛的争议。有支持者有否定者，那么，如何正确理解韩国的新村运动?从韩国新村运动中我们要吸取哪些有益的营养?又怎么避免走入韩国新村运动的误区?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张虎林同志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给了我们一个详尽的解答。
《村官》：目前在国内的新农村建设中，掀起了一股向韩国新村运动学习的热潮，您是怎么看这股热潮的?
张虎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韩国的经济还很落后，韩国政府发现，农业发展缓慢已经制约了工业生产，拖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于是，韩国政府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开始了新村运动。经过大概十年的新村运动，韩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结束了落后的面貌，跻身亚洲经济强国之列。
在我国，农村的发展也滞后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现在也正在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关注韩国的新村运动也是自然的。
但凡事要讲究度，一刮风就失去节制，就容易出问题。
《村官》：您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韩国的新村运动?
张虎林：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从改变农村的环境卫生入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农村环境很差，路面泥泞，厕所、灶台都很落后。为此，韩国政府给每个村子发了300多袋水泥，让他们用于路面硬化，灶台的修缮，厕所的改造。
有的村子得到了这300多袋水泥就积极行动起来，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而有的村子就没有重视，村子也没有任何改变。随即，韩国政府又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只支持那些有实际行动的村子，而没有改变意愿的村子享受不到政策优惠。结果一段时间之后，积极的村子靠政策支持越发展越好，而不积极的村子越来越落后。这样，差距越来越大，落后的村子开始意识到了不足，主动的积极行动起来。韩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开始发生了巨大改变。
到70年代后期，全国所有农村全部通车，几乎所有农户都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政府还通过发放补助和贷款等方式，帮助农民改善住房条件，由此带动了农村的全面建设。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建立新农村运动中央开办研修院开展从上到下的培养了大批新农村运动指导员。培训的对象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村民，培训的内容也从管理到农技涉及方方面面。培训时的条件很艰苦，住集体宿舍睡硬板床。让官员充分体会到改变农村面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十年来，共为基层先后培养骨干人员16.5万名，受到农业技术教育的农民有2700多万人次。
由此，形成了全民建设农村，改善农村经济的一种社会共识。在这种社会共识下，全社会的力量集中起来，韩国新村运动为韩国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心剂。
《村官》：韩国新村运动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张虎林：首先，韩国新村运动，政府起了主导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我们国家从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支持的力度不够强，资金投入的量还不够多。我国农村的底子很薄，实际需求太大，所以要加大投入的力度。
同时，韩国新村运动，虽然政府是主导，但并没有形成包办，而是起了一个主导加引导的作用，有句古语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政府的行为就像是那块石头，投下去，然后把农民自发的热情全都激活了。所以，我们的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也要认识到，投入不是目的，投入的目的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其次，韩国的新村运动最后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民热潮，在韩国，全社会都以新农村建设为荣，都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而在我们国家，现在的这种风气还没有，还有差距。虽然现在新农村建设是个热点，但和实际需要的社会氛围还差很多，热度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
新农村搞的好不好，搞到什么程度，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太大了。如果新农村建设不起来，我们国家要想腾飞起来，快速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必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要解决农村问题，只集中部分力量是不够的，必需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才能迅速有效的解决。我们现在离这个程度要求还有差距。
再次，韩国新村运动中，培训是搞得比较成功的。韩国政府成立了研修院，从政府领导到村里的村民，从上到下一起搞培训，住一样的宿舍，过一样的生活，追求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这一点上，我们国家还差得很远。
《村官》：还有哪些是要我们引以为戒的呢?
张虎林：韩国新村运动虽然从根本上扭转了韩国的经济，但在推进过程中也显现了一些弊病。
第一，政府在新村运动中的主要职能是投入和引导，但有的地方形成了对政府的严重依赖。
虽然政策是为了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但经济手段是通过政府官员惯彻执行。而政府官员有其自身的主观性。有的地方，政策推行完全看政府，政府推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长官意志严重。推行的结果就是脱离实际，造成了损失。
第二，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忽略或淡化了对本民族一些特色的保护、传承和强化，传统文化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朝鲜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在新村运动中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使得本民族的特色逐渐淡化，有的文化甚至消失了。而政府在这方面的跟进指导工作也很不到位。现在的韩国，虽然很多民族风情也都能看到，但大多是表演性质的，仅供旅游参观，村子里的传统文化保存的很少了。而且，现在的韩国年轻人都不愿留在农村，韩国农村整个呈现了一种老弱病残的现状，这些都和文化的流失有关。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值得注意的教训。因为有些文化的存亡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旦消失，我们的后代就永远不可能再见到。
第三，在推进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韩国政府在推进农业生产中，因为追求产量， 大量的使用农药化肥，对水源，对土地，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且这些污染都不是短期能够消除的。虽然现在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解决起来相当困难。这个问题也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四，韩国理论界在新村运动过程中发挥的指导作用不够。
韩国政府在新村建设中，理论界发挥的功效相当滞后。理论研究没有及时跟上社会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都是在问题出现后才有了理论支持，这使得韩国的新村运动也进入了许多误区。
《村官》：在韩国新村运动中，有没有成熟的发展模式可供我们参考?
张虎林：说起模式，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应该来说是个不算成功的经验。我主张是千村千面，每个村子的实际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各种资源，人员结构，外部环境都不尽相同，所以，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循。而韩国新村运动，因为政府官员脑子里有框框，结果搞了几个模式，没有起到因地制宜的效果，这是他们的一个教训。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绝对不能搞成这样的，不能搞成千村一面，几个模式，几个类型。
国外的模式不能照搬，国内的成功模式也不能套用，比如华西村，华西村有自己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轨迹，这些东西是根本区别于其它村子的。所以，我们只能学他的精神，他的模式是学不来的。
我们每个地方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搞好新农村建设。虽然发展的条件不同，环境不同，经济增长点不同，但我们有共同的要求，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新农村要搞成千村干面，不要搞成千村几面。
《村官》：您长期关注和研究农村问题，您觉得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张虎林：这是个很宽泛的问题，我只说我的几点建议。
第一，要认识到新农村建设是个长期艰苦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一蹴而就的，所以，要警惕急噪和浮夸思想。
第二，新农村建设是个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的事业，需要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全社会的力量都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第三，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需要搞清富裕的标准。我个人以为，有钱不是真正的富裕。富裕应该是个综合的指数，包括经济的富裕，身心的健康，素质的提高等等。
第四，我不主张提农村城市化。那样容易发生误导，农村和城市各有各的特点和功能．全国的农村都城市化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要消除的是农村和城市在实质上的差别，而不是指形式上的农村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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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果：
这场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新村运动，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
1971年，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全国80％以上的农家都是茅草屋，马路、桥梁、渠道、供水设备等基础设施也都落后不堪。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政府推进了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给水设备建设等项目，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如1970年农村电力供给量不过24％，到1979年达到98％。这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果。
二是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增加了农民收入。到1979年，农村道路建设超过当初目标，达到61201公里。通过推广高产种子，农家经济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同时还节省了农村劳动力，粮食增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据统计，1970—1980年期间，农户的平均收入由26万韩元增加到270万韩元，增长105倍。
三是重视教育和培训。
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提高市民素质、技术推广等。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观念。
1938年8月出生，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编辑、编辑组长，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从1982年开始．张虎林一直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多次参与研究、制订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01年，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给农民“去费免税”的建议，后被中央采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韩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仅用了十年的时间，新村运动的实施成效便从根本上扭转了韩国的经济：1971年到198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90亿美元上升到668亿美元，人均产值从277美元跃增到1977年的1012美元、1981年的1734美元、1987年的3110美元。1970——1987年间，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列世界第二。
在我国建设新农村的今天，韩国新村运动以其让世人侧目的成绩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成了一些政府部门效仿的模板。然而在参考和效仿的过程中，由于对韩国新村运动实质的理解偏差，产生了对新村运动的误读，引起了理论界广泛的争议。有支持者有否定者，那么，如何正确理解韩国的新村运动?从韩国新村运动中我们要吸取哪些有益的营养?又怎么避免走入韩国新村运动的误区?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张虎林同志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给了我们一个详尽的解答。
《村官》：目前在国内的新农村建设中，掀起了一股向韩国新村运动学习的热潮，您是怎么看这股热潮的?
张虎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韩国的经济还很落后，韩国政府发现，农业发展缓慢已经制约了工业生产，拖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于是，韩国政府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开始了新村运动。经过大概十年的新村运动，韩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结束了落后的面貌，跻身亚洲经济强国之列。
在我国，农村的发展也滞后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现在也正在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关注韩国的新村运动也是自然的。
但凡事要讲究度，一刮风就失去节制，就容易出问题。
《村官》：您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韩国的新村运动?
张虎林：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从改变农村的环境卫生入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农村环境很差，路面泥泞，厕所、灶台都很落后。为此，韩国政府给每个村子发了300多袋水泥，让他们用于路面硬化，灶台的修缮，厕所的改造。
有的村子得到了这300多袋水泥就积极行动起来，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而有的村子就没有重视，村子也没有任何改变。随即，韩国政府又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只支持那些有实际行动的村子，而没有改变意愿的村子享受不到政策优惠。结果一段时间之后，积极的村子靠政策支持越发展越好，而不积极的村子越来越落后。这样，差距越来越大，落后的村子开始意识到了不足，主动的积极行动起来。韩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开始发生了巨大改变。
到70年代后期，全国所有农村全部通车，几乎所有农户都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政府还通过发放补助和贷款等方式，帮助农民改善住房条件，由此带动了农村的全面建设。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建立新农村运动中央开办研修院开展从上到下的培养了大批新农村运动指导员。培训的对象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村民，培训的内容也从管理到农技涉及方方面面。培训时的条件很艰苦，住集体宿舍睡硬板床。让官员充分体会到改变农村面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十年来，共为基层先后培养骨干人员16.5万名，受到农业技术教育的农民有2700多万人次。
由此，形成了全民建设农村，改善农村经济的一种社会共识。在这种社会共识下，全社会的力量集中起来，韩国新村运动为韩国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心剂。
《村官》：韩国新村运动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张虎林：首先，韩国新村运动，政府起了主导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我们国家从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支持的力度不够强，资金投入的量还不够多。我国农村的底子很薄，实际需求太大，所以要加大投入的力度。
同时，韩国新村运动，虽然政府是主导，但并没有形成包办，而是起了一个主导加引导的作用，有句古语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政府的行为就像是那块石头，投下去，然后把农民自发的热情全都激活了。所以，我们的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也要认识到，投入不是目的，投入的目的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其次，韩国的新村运动最后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民热潮，在韩国，全社会都以新农村建设为荣，都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而在我们国家，现在的这种风气还没有，还有差距。虽然现在新农村建设是个热点，但和实际需要的社会氛围还差很多，热度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
新农村搞的好不好，搞到什么程度，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太大了。如果新农村建设不起来，我们国家要想腾飞起来，快速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必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要解决农村问题，只集中部分力量是不够的，必需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才能迅速有效的解决。我们现在离这个程度要求还有差距。
再次，韩国新村运动中，培训是搞得比较成功的。韩国政府成立了研修院，从政府领导到村里的村民，从上到下一起搞培训，住一样的宿舍，过一样的生活，追求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这一点上，我们国家还差得很远。
《村官》：还有哪些是要我们引以为戒的呢?
张虎林：韩国新村运动虽然从根本上扭转了韩国的经济，但在推进过程中也显现了一些弊病。
第一，政府在新村运动中的主要职能是投入和引导，但有的地方形成了对政府的严重依赖。
虽然政策是为了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但经济手段是通过政府官员惯彻执行。而政府官员有其自身的主观性。有的地方，政策推行完全看政府，政府推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长官意志严重。推行的结果就是脱离实际，造成了损失。
第二，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忽略或淡化了对本民族一些特色的保护、传承和强化，传统文化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朝鲜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在新村运动中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使得本民族的特色逐渐淡化，有的文化甚至消失了。而政府在这方面的跟进指导工作也很不到位。现在的韩国，虽然很多民族风情也都能看到，但大多是表演性质的，仅供旅游参观，村子里的传统文化保存的很少了。而且，现在的韩国年轻人都不愿留在农村，韩国农村整个呈现了一种老弱病残的现状，这些都和文化的流失有关。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值得注意的教训。因为有些文化的存亡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旦消失，我们的后代就永远不可能再见到。
第三，在推进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韩国政府在推进农业生产中，因为追求产量， 大量的使用农药化肥，对水源，对土地，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且这些污染都不是短期能够消除的。虽然现在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解决起来相当困难。这个问题也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四，韩国理论界在新村运动过程中发挥的指导作用不够。
韩国政府在新村建设中，理论界发挥的功效相当滞后。理论研究没有及时跟上社会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都是在问题出现后才有了理论支持，这使得韩国的新村运动也进入了许多误区。
《村官》：在韩国新村运动中，有没有成熟的发展模式可供我们参考?
张虎林：说起模式，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应该来说是个不算成功的经验。我主张是千村千面，每个村子的实际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各种资源，人员结构，外部环境都不尽相同，所以，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循。而韩国新村运动，因为政府官员脑子里有框框，结果搞了几个模式，没有起到因地制宜的效果，这是他们的一个教训。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绝对不能搞成这样的，不能搞成千村一面，几个模式，几个类型。
国外的模式不能照搬，国内的成功模式也不能套用，比如华西村，华西村有自己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轨迹，这些东西是根本区别于其它村子的。所以，我们只能学他的精神，他的模式是学不来的。
我们每个地方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搞好新农村建设。虽然发展的条件不同，环境不同，经济增长点不同，但我们有共同的要求，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新农村要搞成千村干面，不要搞成千村几面。
《村官》：您长期关注和研究农村问题，您觉得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张虎林：这是个很宽泛的问题，我只说我的几点建议。
第一，要认识到新农村建设是个长期艰苦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一蹴而就的，所以，要警惕急噪和浮夸思想。
第二，新农村建设是个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的事业，需要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全社会的力量都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第三，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需要搞清富裕的标准。我个人以为，有钱不是真正的富裕。富裕应该是个综合的指数，包括经济的富裕，身心的健康，素质的提高等等。
第四，我不主张提农村城市化。那样容易发生误导，农村和城市各有各的特点和功能．全国的农村都城市化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要消除的是农村和城市在实质上的差别，而不是指形式上的农村城市化。
>>相关链接：
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果：
这场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新村运动，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
1971年，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全国80％以上的农家都是茅草屋，马路、桥梁、渠道、供水设备等基础设施也都落后不堪。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政府推进了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给水设备建设等项目，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如1970年农村电力供给量不过24％，到1979年达到98％。这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果。
二是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增加了农民收入。到1979年，农村道路建设超过当初目标，达到61201公里。通过推广高产种子，农家经济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同时还节省了农村劳动力，粮食增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据统计，1970—1980年期间，农户的平均收入由26万韩元增加到270万韩元，增长105倍。
三是重视教育和培训。
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提高市民素质、技术推广等。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