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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频道在纪录片江湖
李国盛：零频道是中国最早也是唯一一家活着的纪录片发行公司?
郑琼：是。
李国盛：如果这个行业只有唯一的好，不是垄断就是很难赚钱。
郑琼：是的。我有一个朋友，高晓蒙，《大国崛起》的制片人，每过两年就给我打个电话，问：郑琼，你们还活着吗?我说活着呢，他不相信，非要来看一下。每个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可能大家比较习惯那种，好像做点好事或者做点符合人类美好方向的事情的人或机构就该是惨兮兮的状态。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人的那种惯性思维，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有理想，所以你现实就会很落魄。因为我做了纪录片，所以我就占有了道德资源，全世界的人都欠我的，我就应该拥有某种特殊的权利，对所有人都可以呼来呼去似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道理。在中国做事，在地球上做事，没有人是容易的，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负责，特别是在中国当下一个臣民心态的国家，更是要有这种对自己负责的心态，或者说是公民心态。你要有应付现实的能，同时可以怀揣一些什么，而不是因为我怀揣理想，所以全世界欠我的。那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成人或者生命状态，是个未成年的“臣民”心态。你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负责。也没必要自恋似的夸大你的困难或者苦难，谁都不容易。
李国盛：《姐妹》这个片子二三家公司都没有做起来，你们做这个片子很成功，有什么经验?
郑琼：我觉得还是专业吧，在商业操作层面上，专业是可以长久活下去的，在一个市场环境里应该是这样的，在一个不是纯市场的环境里，更应该要专业。我们回头看这几年走过的路，到今天还没死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追求或者努力变得更专业，“行动带来希望、专业才有效率、专注创造奇迹”，所以一定要专业。如果不专业，想靠其他的一些手段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接《姐妹》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年的发行经历，我们从来也不会跟电视台有吃饭喝酒的这种来往。我们始终相信，内容最重要。你的专业就在于你知道你的内容的价值，而且也清楚客户的需求，你把你的资源整合起来满足他的一部分需求，这就是成功的商业或者是一个好的deal、一个好的生意，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很简单。所以很多人到我们公司，看到我们的同事，觉得很奇怪也很特别，跟外面所有公司的人都不一样。我也很高兴我们所有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从心底里认同这些东西。
李国盛：您为什么要给这些纪录片从业者做培训?
郑琼：说来有点话长。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好片子是第一次参加北美最大纪录片节叫HotDocs，2006年5月初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八天，我在看片室里待了七天，看完之后刚好大会有一个中国的志愿者住在多伦多，最后一天她来找我。其实看片室很少有人，那天就只有我，结束的时候，房间片漆黑，他们把灯也关了，看完之后我就一直在那流泪。我的朋友后来过来了，我们俩就那样起傻傻地坐在过道上静静地流眼泪，其实我们不是很熟，我们之前也并没有做太多的交流，但是我很清楚我们都知道对方为什么流眼泪，而且是那种无法用语言描摹出来的感受。在这之前我在东方卫视做一个栏目叫《东方全纪录》，主要播中国的片子，那个栏目我基本上都不看，第它不吸引你进去，第二因为你看完以后会觉得很绝望，这种绝望是一种对封闭系统自圆自话的绝望。但是那次在HotDocs看到那么多那么好的片子，那些眼泪其实是一种更深的绝望，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那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特别深刻的感受，我到今天都还记得。所以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慢慢积累着，一步步把你指引到这个方向的，先是看到好片子，然后把好片子拿来给大家看，跟人分享。然后希望找到这些好片子后面的东西，所以就开始来做培训这块，请好片子背后的国际制作人、制片人或者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中国的制作人、制片人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做片子的道道和经验。从
且它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它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彰显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传播非常困难，没有公共渠道。
李国盛：把世界其他国家的好书引进国内的事情，有很多人在做，为什么没有很多人做引进好片子的事情?
郑琼：我觉得可能有现实上的障碍吧。书可以通过买版号来做，版号成本小，进入的门槛低。纪录片在国外都是独立制作人或制片公司去做，非常活跃，电视台、电影院和各种社区在放，还可以做成家庭录像带。它们有很多渠道可以被展示，人家也没有盗版市场，在中国第一没有艺术院线，第二电视台很少播纯粹艺术类纪录片，所以这些影片进来以后的落地是非常困难的。还有政策上的限制，没法跟那些所谓大片去抢限额，它进来以后没有通路，没有出口，没有适合这个介质传播的合法的公共渠道。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会因此而生生错过分享人类这些共同的精神财富的机会。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国外的，它是人类的!从05年开始，我们就拿着这些好片子到处给人做免费展映，大学，俱乐部，还有一些媒体单位，有时候还自带翻译，后来人手不够，就每周四固定在刃、公室放映，每次都有20多人左右观看。到今天差不多做了700场。看到的人都很喜欢。
李国盛，这个困难是因为没有落地没有渠道，而不是中国公众的不欣赏?
郑琼：我觉得中国观众是有这个需求的。我在德国看《永远》这个片子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德国纪录片节有九天，前八天的时间都在看片子。我当时是想快速看，因为片子太多，想多看点，但是不行，你看着看着就被吸进去了，发现帧都不想放过。那部片子特别深地触动我。那样的好片子，你甚至会觉得看过它后，即使坐飞机掉下来也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且很幸运我们很快拿到这个片子的样片，然后办公室人看到了也很震撼。我们看完以后就和中央台联系和很多媒体单位联系，免费给他们做展映。基本上片子到哪儿，哪里就倒片，虽然我们从小吃垃圾和尿素长大，但究竟还是人类的胃，对好东西还是有反应。
李国盛：您刚说这个东西和我们没关系是指什么?郑琼：那个会之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去参加。如果我不进去也不知道，中国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情。那样美好的东西是不在我的世界里，不在我存在的现实世界里的。那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但是跟我们完全无关。
是什么禁锢着我们?
李国盛：您之前提到过：“中国记录和国外记录片有一百年的差距”，我理解的这个差距不是指某个环节，而是整个系统，是两个生命系统的对比。
郑琼：我觉得一个是文明世界，越来越完善的生命系统，另一个是有些陷落，不停地沉沦的，由庸俗文化主宰的非生命的异化系统。
李国盛：两个生态系统竞争，我觉得至少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是基因层面，是不是在基因层就有问题?还有环境层面没有设定好，导致基因层面没有发挥出来?
郑琼：我部分同意你的说法，确实有这样的原因，在环境层面，制度的那部分“毒”的东西已经渗透到骨髓里面去了，制度的“毒”变成了文化上的“毒”，人的自由意志的滥用，导 致基因恶性扭转，而且没有底线，无法逆转。
李国盛：您感觉在环境上，在体制哪个环节是最大制约?
郑琼：我们这个体制和别的体制不一样，我们是在个几千年权力文化的封闭系统里，这个系统是个求同的、从众的，要一样，要大而全的。西方文明是尊重个体生命的，推崇个性的，重个人表达，是直接的一手的个人经验，而且是开放的，多元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先要政治正确，立论要正确无比，然后再求证，这不是一个探索的态度，是一个狂妄的，结论先行的组织声明，是演讲，不是交流。没有个人，都是一个声音。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深刻的觉察，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
所以，环境和制度永远都是外因。哪天这些限制突然没有，你自己并不拥有独立优雅表达的能力，还是没用。
而且我直认为，真正的艺术是应该提倡什么，倡导什么或者张扬什么，而不是一个排泄行为，不是泄愤。愤怒出来的都是苦毒，影
李国盛：人类大部分还是喜欢娱乐，在这个大背景下，纪录片永远是非主流?
郑琼：从大的普遍意义来讲是这样的。
李国盛：那你们是不是有些悲观?
郑琼：很多人都掺合的事情未必是一件好事。总体而言，我们做现在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愉快的。我最近刚看了一本书《追寻生命的意义》，作者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集中营待了四年，他描述集中营的生活是“短暂性的存在”，更准确地讲是“无期限的短暂性的存在”，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就是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你怎么活下去呢，或者你怎么让生命延续下去呢?他说，要找到生命的意义，而且有这样三个不同的途径去发现生命的意义，第一个是通过创造某一种工作或者做某一件实事，第二个通过体验某一件事情或者遇见某个人。第三个是你对待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和第三个。做所有事情的过程中都会有些这样那样的尴尬、挫折和痛苦是你无法避免的，但我觉得你始终可以保持种自由，就是你怎么看待的自由，就是这种态度上的自由，否则这个事情没法做。
她不仅仅是一名纪录片推介入
李国盛：别人怎么看待您?
郑琼：我有时候很反感很多人问，你为什么喜欢纪录片?其实我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喜欢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就是个形式而已，是个手段，“我很喜欢这个手段”这个说法我觉得好像逻辑不通，，而且很多时候仿佛“喜欢纪录片”让些人变得很特别，似乎又衍变成另外一种道德优越，一种特别权力。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也反问过很多次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事情呢，有时候我也回答不上来，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兴趣，让我感觉每天都是新的，人在不停的被更新。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对我来说就是个工作，我并没有想去承载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巨大责任，我觉得没有，那些东西不是我的初衷，可能是别人的，我也不希望别人扣在我身上，那样我会非常不舒服。那感觉就好像走在路上被人扣上一个巨大的帽子，很搞怪。
李国盛：您现在理想是什么?
郑琼：我现在开始转到做片子，我希望慢慢转到来靠我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表达我自己的观点、看法，生存或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李国盛：我对您的身份一直理解是中介者，您现在也涉足到具体做片子的事情?
郑琼：拍片子是我个人的选择。零频道公司的理想是想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纪录片节。现在我们也在筹备这个事情。特别难。商业部分的东西募集钱，这我可以解决。但是政府没有说你可以也没有说你不可以。我不知道去哪里获得官方申请。这五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在跑这个事情，处处受挫，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抑郁，整个公司参与的人都很抑郁。有时候感觉，我们是“报国无门”啊。
李国盛：北京这种活动多了，政府并不在乎，地方政府会不会更有兴趣?
郑琼：是的，我个人比较偏向到些沿海的海滨城市来做。法国有一个海边城市在做“阳光纪录片节”，它做这样的文化活动提高整个城市的文化品质，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中国很多城市是TJL面，如果你在个城市长期做这样的文化活动，跟其他城市的差异性以及自身的个性很容易凸显出来，而且我觉得对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是很有帮助的，
李国盛：所谓爱好城市运营的市长们应该很感兴趣。找到了吗?
郑琼：我们正在满世界的找。
李国盛：记录片节都做什么事情?
郑琼：纪录片节是全世界纪录片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平台，主要是做展映、主题研讨、工作坊和市场交易活动。纪录片节在国外基本上都是非盈利组织在做的，我们要做的这个国际纪录片论坛实际上也是一个非营利活动，但是我们是以公司名义在做。今年12月份举办，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展映，就是放全世界最好、最新的获奖纪录片。第二个请全世界最顶尖的导演到中国来交流。今年主要就是这两块，我希望能长期办下去。以后我们除了展映和研讨会之外，还可以利用我们这样多年做纪录片训练营的经验来开设工作坊，包括搭建纪录片交易平台，让一些真正有能力有专业水准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制作人给播出机构或者基金会去做些预售。我这边做培训的时候，有很多人已经知道这种操作方式了，到那个时候来做预售融资来拍片是有可能的。我自己也想明年或者后年做一个纪录片基金，这样的话可以从社会上募集一些钱来推动这部分教育的工作。
这就是理想。只要你想做没有人能阻止你，你会想方设法，我觉得所有的资源都会流到这边来，只要你有足够的诚意你可以感动所有的磁场向你靠拢。
李国盛：有本书《如何改变世界》，讲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你对理想主义者怎么看?
郑琼：我对于理想主义者比较敬而远之啊，我觉得人是没办法改变世界的，我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非得扣一顶理想主义大帽的话，也是一个从现实出发的理想主义者。关于改变世界，可以跟你分享一段好玩的话，一个墓志铭，是安葬在西敏寺的英国国教主教的，他说：我年少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时曾梦想要改变世界，但当我年事渐长，阅历增多，我发觉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于是我缩小了范围，决定改变我的国家。但这个目标还是太大了。接著我步入了中年，无奈之余，我将试图改变的对象锁定在最亲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从人愿，他们个个还是维持原样。当我垂垂老矣，我终于顿悟了一些事：我应该先改变自己，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若我能先当家人的榜样，也许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国家，再后来我甚至可能改造整个世界，谁知道呢?
我们可能受挫太多，上帝让你比较早的就知道了：你无法改变世界。而且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做这些事情初衷也不是要去改变世界，我觉得就是分享一些好东西吧，分享美好是人的一个天性。我自己看了觉得很愉 快，觉得一下子震撼了，包括流眼泪。我觉得好片子看完以后就想把手张开在阳光下奔跑，在精神上有一个极大的满足，跟人分享会让这种满足感和愉悦感放大。
李国盛：您看最优秀的纪录片很快乐，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也很快乐，您很幸运。
郑琼：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吧，你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每一分钟不都是跟自己对着干?多违背人生啊。其实做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李国盛：王育琨先生有篇文章提到“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工作，早晚会被喜欢这个工作的人打败。”
郑琼：不是为了打败，但是我觉得做不喜欢的工作是浪费生命。你的生命，你不去珍惜她。善待她，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在生长，痛苦是你自己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李国盛：是什么深层次原因推动您今天做这个事情?
郑琼：我也很难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可能纪录片的内容当中有很多跟你对路的东西，影像上有很多美和极致的东西，有一些很温暖的东西，而且它呈现了一些比较真实的状态或者是现实的东西，还有思考，这些可能跟自己的趣味比较相通，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灵魂的应允和合作，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只是我们可能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其实不是说无缘无故这样的，原来以为是偶然的，但现在觉得是必然的。
李国盛：我觉得很多事情从少年、童年就种下了这个基因种子。
郑琼：我很同意，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妈妈是农村出来的，我爸爸其实也是农村出来，在铁路，家里是那种半工半农的。我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在个山脚下，我觉得小时候是很快乐的，在山上，在水里，全部和自然是一体的，这些东西可能后来一直会让你对周围有生命的东西都保留了一种友好温暖的情感。后来我到北京的时候，很容易变成一个环保团体当中的一分子，先是一个参与者，后来是重要的组织者又是参与者。还有前不久被叫去参加个动物保护记录沙龙，现在一天到晚收到她们的些邮件，我纯粹在中间瞎忽悠。我其实也不是什么动物保护分子，但我就很容易被这些牵引。我觉得这是从小种下的种子。做纪录片也是，它跟文学是一脉相承的。我小时候爸爸老从单位借些书出来带回家，我也看，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看小说，上初中的时候不间断地看些大型文学刊物，比如像收获，十月，中篇小说选刊，钟山，译林。所以他们有时候问纪录片是你最爱吗?我觉得不是。我直觉得文字让我更亲近。但是现在你发现好的纪录片常常会让你动容，这种被感动，被触动的过程很美好，有时候想想，这个世界还有这样多的让你喜欢，给你温暖的东西，尽管这个世界也有很多残缺、黑暗的东西，让人觉得很美好，很感恩。
李国盛：我看过苹果公司老板的一个讲座，他提到一个观点是人要跟随自己的兴趣，因为终归这些兴趣会穿成项链。
郑琼：歌德也说一句话，无论你怎么转转转，最后你还会转到自己的兴趣上来，人不要背叛自己。
李国盛：这需要勇气。
李国盛：零频道是中国最早也是唯一一家活着的纪录片发行公司?
郑琼：是。
李国盛：如果这个行业只有唯一的好，不是垄断就是很难赚钱。
郑琼：是的。我有一个朋友，高晓蒙，《大国崛起》的制片人，每过两年就给我打个电话，问：郑琼，你们还活着吗?我说活着呢，他不相信，非要来看一下。每个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可能大家比较习惯那种，好像做点好事或者做点符合人类美好方向的事情的人或机构就该是惨兮兮的状态。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人的那种惯性思维，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有理想，所以你现实就会很落魄。因为我做了纪录片，所以我就占有了道德资源，全世界的人都欠我的，我就应该拥有某种特殊的权利，对所有人都可以呼来呼去似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道理。在中国做事，在地球上做事，没有人是容易的，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负责，特别是在中国当下一个臣民心态的国家，更是要有这种对自己负责的心态，或者说是公民心态。你要有应付现实的能，同时可以怀揣一些什么，而不是因为我怀揣理想，所以全世界欠我的。那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成人或者生命状态，是个未成年的“臣民”心态。你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负责。也没必要自恋似的夸大你的困难或者苦难，谁都不容易。
李国盛：《姐妹》这个片子二三家公司都没有做起来，你们做这个片子很成功，有什么经验?
郑琼：我觉得还是专业吧，在商业操作层面上，专业是可以长久活下去的，在一个市场环境里应该是这样的，在一个不是纯市场的环境里，更应该要专业。我们回头看这几年走过的路，到今天还没死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追求或者努力变得更专业，“行动带来希望、专业才有效率、专注创造奇迹”，所以一定要专业。如果不专业，想靠其他的一些手段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接《姐妹》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年的发行经历，我们从来也不会跟电视台有吃饭喝酒的这种来往。我们始终相信，内容最重要。你的专业就在于你知道你的内容的价值，而且也清楚客户的需求，你把你的资源整合起来满足他的一部分需求，这就是成功的商业或者是一个好的deal、一个好的生意，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很简单。所以很多人到我们公司，看到我们的同事，觉得很奇怪也很特别，跟外面所有公司的人都不一样。我也很高兴我们所有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从心底里认同这些东西。
李国盛：您为什么要给这些纪录片从业者做培训?
郑琼：说来有点话长。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好片子是第一次参加北美最大纪录片节叫HotDocs，2006年5月初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八天，我在看片室里待了七天，看完之后刚好大会有一个中国的志愿者住在多伦多，最后一天她来找我。其实看片室很少有人，那天就只有我，结束的时候，房间片漆黑，他们把灯也关了，看完之后我就一直在那流泪。我的朋友后来过来了，我们俩就那样起傻傻地坐在过道上静静地流眼泪，其实我们不是很熟，我们之前也并没有做太多的交流，但是我很清楚我们都知道对方为什么流眼泪，而且是那种无法用语言描摹出来的感受。在这之前我在东方卫视做一个栏目叫《东方全纪录》，主要播中国的片子，那个栏目我基本上都不看，第它不吸引你进去，第二因为你看完以后会觉得很绝望，这种绝望是一种对封闭系统自圆自话的绝望。但是那次在HotDocs看到那么多那么好的片子，那些眼泪其实是一种更深的绝望，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那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特别深刻的感受，我到今天都还记得。所以我觉得是很多东西慢慢积累着，一步步把你指引到这个方向的，先是看到好片子，然后把好片子拿来给大家看，跟人分享。然后希望找到这些好片子后面的东西，所以就开始来做培训这块，请好片子背后的国际制作人、制片人或者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中国的制作人、制片人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做片子的道道和经验。从
且它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它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彰显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传播非常困难，没有公共渠道。
李国盛：把世界其他国家的好书引进国内的事情，有很多人在做，为什么没有很多人做引进好片子的事情?
郑琼：我觉得可能有现实上的障碍吧。书可以通过买版号来做，版号成本小，进入的门槛低。纪录片在国外都是独立制作人或制片公司去做，非常活跃，电视台、电影院和各种社区在放，还可以做成家庭录像带。它们有很多渠道可以被展示，人家也没有盗版市场，在中国第一没有艺术院线，第二电视台很少播纯粹艺术类纪录片，所以这些影片进来以后的落地是非常困难的。还有政策上的限制，没法跟那些所谓大片去抢限额，它进来以后没有通路，没有出口，没有适合这个介质传播的合法的公共渠道。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会因此而生生错过分享人类这些共同的精神财富的机会。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国外的，它是人类的!从05年开始，我们就拿着这些好片子到处给人做免费展映，大学，俱乐部，还有一些媒体单位，有时候还自带翻译，后来人手不够，就每周四固定在刃、公室放映，每次都有20多人左右观看。到今天差不多做了700场。看到的人都很喜欢。
李国盛，这个困难是因为没有落地没有渠道，而不是中国公众的不欣赏?
郑琼：我觉得中国观众是有这个需求的。我在德国看《永远》这个片子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德国纪录片节有九天，前八天的时间都在看片子。我当时是想快速看，因为片子太多，想多看点，但是不行，你看着看着就被吸进去了，发现帧都不想放过。那部片子特别深地触动我。那样的好片子，你甚至会觉得看过它后，即使坐飞机掉下来也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且很幸运我们很快拿到这个片子的样片，然后办公室人看到了也很震撼。我们看完以后就和中央台联系和很多媒体单位联系，免费给他们做展映。基本上片子到哪儿，哪里就倒片，虽然我们从小吃垃圾和尿素长大，但究竟还是人类的胃，对好东西还是有反应。
李国盛：您刚说这个东西和我们没关系是指什么?郑琼：那个会之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去参加。如果我不进去也不知道，中国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情。那样美好的东西是不在我的世界里，不在我存在的现实世界里的。那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但是跟我们完全无关。
是什么禁锢着我们?
李国盛：您之前提到过：“中国记录和国外记录片有一百年的差距”，我理解的这个差距不是指某个环节，而是整个系统，是两个生命系统的对比。
郑琼：我觉得一个是文明世界，越来越完善的生命系统，另一个是有些陷落，不停地沉沦的，由庸俗文化主宰的非生命的异化系统。
李国盛：两个生态系统竞争，我觉得至少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是基因层面，是不是在基因层就有问题?还有环境层面没有设定好，导致基因层面没有发挥出来?
郑琼：我部分同意你的说法，确实有这样的原因，在环境层面，制度的那部分“毒”的东西已经渗透到骨髓里面去了，制度的“毒”变成了文化上的“毒”，人的自由意志的滥用，导 致基因恶性扭转，而且没有底线，无法逆转。
李国盛：您感觉在环境上，在体制哪个环节是最大制约?
郑琼：我们这个体制和别的体制不一样，我们是在个几千年权力文化的封闭系统里，这个系统是个求同的、从众的，要一样，要大而全的。西方文明是尊重个体生命的，推崇个性的，重个人表达，是直接的一手的个人经验，而且是开放的，多元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先要政治正确，立论要正确无比，然后再求证，这不是一个探索的态度，是一个狂妄的，结论先行的组织声明，是演讲，不是交流。没有个人，都是一个声音。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深刻的觉察，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
所以，环境和制度永远都是外因。哪天这些限制突然没有，你自己并不拥有独立优雅表达的能力，还是没用。
而且我直认为，真正的艺术是应该提倡什么，倡导什么或者张扬什么，而不是一个排泄行为，不是泄愤。愤怒出来的都是苦毒，影
李国盛：人类大部分还是喜欢娱乐，在这个大背景下，纪录片永远是非主流?
郑琼：从大的普遍意义来讲是这样的。
李国盛：那你们是不是有些悲观?
郑琼：很多人都掺合的事情未必是一件好事。总体而言，我们做现在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愉快的。我最近刚看了一本书《追寻生命的意义》，作者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集中营待了四年，他描述集中营的生活是“短暂性的存在”，更准确地讲是“无期限的短暂性的存在”，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就是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你怎么活下去呢，或者你怎么让生命延续下去呢?他说，要找到生命的意义，而且有这样三个不同的途径去发现生命的意义，第一个是通过创造某一种工作或者做某一件实事，第二个通过体验某一件事情或者遇见某个人。第三个是你对待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和第三个。做所有事情的过程中都会有些这样那样的尴尬、挫折和痛苦是你无法避免的，但我觉得你始终可以保持种自由，就是你怎么看待的自由，就是这种态度上的自由，否则这个事情没法做。
她不仅仅是一名纪录片推介入
李国盛：别人怎么看待您?
郑琼：我有时候很反感很多人问，你为什么喜欢纪录片?其实我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喜欢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就是个形式而已，是个手段，“我很喜欢这个手段”这个说法我觉得好像逻辑不通，，而且很多时候仿佛“喜欢纪录片”让些人变得很特别，似乎又衍变成另外一种道德优越，一种特别权力。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也反问过很多次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事情呢，有时候我也回答不上来，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兴趣，让我感觉每天都是新的，人在不停的被更新。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对我来说就是个工作，我并没有想去承载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巨大责任，我觉得没有，那些东西不是我的初衷，可能是别人的，我也不希望别人扣在我身上，那样我会非常不舒服。那感觉就好像走在路上被人扣上一个巨大的帽子，很搞怪。
李国盛：您现在理想是什么?
郑琼：我现在开始转到做片子，我希望慢慢转到来靠我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表达我自己的观点、看法，生存或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李国盛：我对您的身份一直理解是中介者，您现在也涉足到具体做片子的事情?
郑琼：拍片子是我个人的选择。零频道公司的理想是想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纪录片节。现在我们也在筹备这个事情。特别难。商业部分的东西募集钱，这我可以解决。但是政府没有说你可以也没有说你不可以。我不知道去哪里获得官方申请。这五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在跑这个事情，处处受挫，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抑郁，整个公司参与的人都很抑郁。有时候感觉，我们是“报国无门”啊。
李国盛：北京这种活动多了，政府并不在乎，地方政府会不会更有兴趣?
郑琼：是的，我个人比较偏向到些沿海的海滨城市来做。法国有一个海边城市在做“阳光纪录片节”，它做这样的文化活动提高整个城市的文化品质，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中国很多城市是TJL面，如果你在个城市长期做这样的文化活动，跟其他城市的差异性以及自身的个性很容易凸显出来，而且我觉得对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是很有帮助的，
李国盛：所谓爱好城市运营的市长们应该很感兴趣。找到了吗?
郑琼：我们正在满世界的找。
李国盛：记录片节都做什么事情?
郑琼：纪录片节是全世界纪录片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平台，主要是做展映、主题研讨、工作坊和市场交易活动。纪录片节在国外基本上都是非盈利组织在做的，我们要做的这个国际纪录片论坛实际上也是一个非营利活动，但是我们是以公司名义在做。今年12月份举办，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展映，就是放全世界最好、最新的获奖纪录片。第二个请全世界最顶尖的导演到中国来交流。今年主要就是这两块，我希望能长期办下去。以后我们除了展映和研讨会之外，还可以利用我们这样多年做纪录片训练营的经验来开设工作坊，包括搭建纪录片交易平台，让一些真正有能力有专业水准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制作人给播出机构或者基金会去做些预售。我这边做培训的时候，有很多人已经知道这种操作方式了，到那个时候来做预售融资来拍片是有可能的。我自己也想明年或者后年做一个纪录片基金，这样的话可以从社会上募集一些钱来推动这部分教育的工作。
这就是理想。只要你想做没有人能阻止你，你会想方设法，我觉得所有的资源都会流到这边来，只要你有足够的诚意你可以感动所有的磁场向你靠拢。
李国盛：有本书《如何改变世界》，讲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你对理想主义者怎么看?
郑琼：我对于理想主义者比较敬而远之啊，我觉得人是没办法改变世界的，我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非得扣一顶理想主义大帽的话，也是一个从现实出发的理想主义者。关于改变世界，可以跟你分享一段好玩的话，一个墓志铭，是安葬在西敏寺的英国国教主教的，他说：我年少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时曾梦想要改变世界，但当我年事渐长，阅历增多，我发觉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于是我缩小了范围，决定改变我的国家。但这个目标还是太大了。接著我步入了中年，无奈之余，我将试图改变的对象锁定在最亲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从人愿，他们个个还是维持原样。当我垂垂老矣，我终于顿悟了一些事：我应该先改变自己，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若我能先当家人的榜样，也许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国家，再后来我甚至可能改造整个世界，谁知道呢?
我们可能受挫太多，上帝让你比较早的就知道了：你无法改变世界。而且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做这些事情初衷也不是要去改变世界，我觉得就是分享一些好东西吧，分享美好是人的一个天性。我自己看了觉得很愉 快，觉得一下子震撼了，包括流眼泪。我觉得好片子看完以后就想把手张开在阳光下奔跑，在精神上有一个极大的满足，跟人分享会让这种满足感和愉悦感放大。
李国盛：您看最优秀的纪录片很快乐，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也很快乐，您很幸运。
郑琼：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吧，你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每一分钟不都是跟自己对着干?多违背人生啊。其实做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李国盛：王育琨先生有篇文章提到“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工作，早晚会被喜欢这个工作的人打败。”
郑琼：不是为了打败，但是我觉得做不喜欢的工作是浪费生命。你的生命，你不去珍惜她。善待她，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在生长，痛苦是你自己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李国盛：是什么深层次原因推动您今天做这个事情?
郑琼：我也很难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可能纪录片的内容当中有很多跟你对路的东西，影像上有很多美和极致的东西，有一些很温暖的东西，而且它呈现了一些比较真实的状态或者是现实的东西，还有思考，这些可能跟自己的趣味比较相通，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灵魂的应允和合作，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只是我们可能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其实不是说无缘无故这样的，原来以为是偶然的，但现在觉得是必然的。
李国盛：我觉得很多事情从少年、童年就种下了这个基因种子。
郑琼：我很同意，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妈妈是农村出来的，我爸爸其实也是农村出来，在铁路，家里是那种半工半农的。我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在个山脚下，我觉得小时候是很快乐的，在山上，在水里，全部和自然是一体的，这些东西可能后来一直会让你对周围有生命的东西都保留了一种友好温暖的情感。后来我到北京的时候，很容易变成一个环保团体当中的一分子，先是一个参与者，后来是重要的组织者又是参与者。还有前不久被叫去参加个动物保护记录沙龙，现在一天到晚收到她们的些邮件，我纯粹在中间瞎忽悠。我其实也不是什么动物保护分子，但我就很容易被这些牵引。我觉得这是从小种下的种子。做纪录片也是，它跟文学是一脉相承的。我小时候爸爸老从单位借些书出来带回家，我也看，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看小说，上初中的时候不间断地看些大型文学刊物，比如像收获，十月，中篇小说选刊，钟山，译林。所以他们有时候问纪录片是你最爱吗?我觉得不是。我直觉得文字让我更亲近。但是现在你发现好的纪录片常常会让你动容，这种被感动，被触动的过程很美好，有时候想想，这个世界还有这样多的让你喜欢，给你温暖的东西，尽管这个世界也有很多残缺、黑暗的东西，让人觉得很美好，很感恩。
李国盛：我看过苹果公司老板的一个讲座，他提到一个观点是人要跟随自己的兴趣，因为终归这些兴趣会穿成项链。
郑琼：歌德也说一句话，无论你怎么转转转，最后你还会转到自己的兴趣上来，人不要背叛自己。
李国盛：这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