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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刚刚落幕,世界体坛又有重磅消息曝出。北京时间8月24日,国际举重联合会发布消息称,15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举重运动员药检复检呈阳性,其中包括中国运动员陈燮霞、刘春红和曹磊,这三人均是北京奥运会金牌得主。
8年前服用禁药为何今日才真相大白?
兴奋剂与反兴奋剂的博弈史
兴奋剂被用于体育运动由来已久。1904年奥运会上,马拉松选手希克斯成为现代奥运史上第一位有案可查的服药选手,他借着士的宁的药力率先冲过终点线获得冠军。士的宁是刺激剂的一种,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兴奋剂。
最初,兴奋剂只在自行车、田径、拳击等少数项目上使用,而后便蔓延至几乎所有项目。与此同时,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兴奋剂逐渐发展出麻醉剂、利尿剂等多个类别,被公众所知的兴奋剂已达数百种。
兴奋剂虽然能显著提高运动成绩,但副作用往往也伴随“药效”而来,有运动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运动员努德·詹森在参加100公里自行车计时赛时突然摔倒死亡。最终,经过尸体解剖,发现他是服用了过量的苯丙胺和酒精的混合剂导致猝死,他成为奥运史上有记载的确认因使用兴奋剂而死亡的第一位运动员。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际奥委会对兴奋剂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为此,国际奥委会开始研究查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方法并制定相关的制度来规范运动员参赛的行为。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1960年成立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试验性地对自行车运动员进行了小规模的药物检测,这也是首次在奥运会上进行兴奋剂检测。在1968年的冬季和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正式实施了全面的兴奋剂检查。
此后的20年,在反兴奋剂方面几乎是国际奥委会单打独斗,1988年成为重要的转折点。“本·约翰逊事件”暴露出单靠国际奥委会并不能解决兴奋剂问题,需要各国政府修订法律,保持反兴奋剂法律的全球一致性。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各国体育部长或地区体育官员共同商讨打击兴奋剂违规行为,全球在合作打击兴奋剂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可兴奋剂的新品种、新方法不断出现,兴奋剂检测技术又相对滞后,难以有效检测出运动员正在使用的新型兴奋剂。国际奥委会也因利益冲突而在领导世界反兴奋剂斗争上备受质疑。1999年11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它独立于国际奥委会之外,独立自主地负责全球反兴奋剂工作。
2003年3月,哥本哈根世界反兴奋剂大会通过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标志着全球统一的反兴奋剂规则正式建立。2005年10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通过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标志着全球反兴奋剂体系正式形成。
兴奋剂发展领先检测手段五到十年
为了与兴奋剂作战,国际反兴奋剂组织(WADA)授权的实验室在2014年一共检测了186073个运动员的血液和尿液样本。这就像是一场博弈战。以WADA为代表的检测机构快马加鞭地提高兴奋剂检测的力度。 WADA计划给每一位运动员建立“生物护照”。血检、尿检都是一次性检测,而“生物护照”能记录运动员在一段时间内的生理数据变化。调查人员根据这些连续的生理数据来发现兴奋剂的蛛丝马迹。比如,如果人体血红蛋白在血液中的比例突然上升,该运动员则可能使用了EPO(促红细胞生成素)。
不过令人沮丧的事实是,魔高一丈,兴奋剂的发展领先检测手段的发展有五到十年。
使用最为广泛的合成类固醇药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泛滥,不过当时这种药物没法被检测出来。因此,国际奥委会迟至1975年才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是一种治疗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药物,由于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提高身体的耐力,被很多耐力项目选手用作兴奋剂。在20世纪90年代,EPO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人们都无法检测出这种兴奋剂。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和20世纪90年代屡破世界长跑纪录的马家军都曾在比赛中使用EPO,当时他们的药检都绝对“干净”。2004年,检测机构对阿姆斯特朗1999年参赛时保留的样本进行检测才发现有问题。最终在2012年,阿姆斯特朗被剥夺七届环法赛冠军,并终身禁赛。
除了EPO,还有许多使用效果明显的兴奋剂。像是苯丙胺类的药物,比如咖啡因、麻黄碱,它们能通过刺激人的中枢神经达到兴奋效果。利尿剂能使运动员在短时间内急速降低体重,在那些按体重分级别进行比赛的项目中(如柔道、摔跤和举重等)使用。
所以在体坛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查出来的叫兴奋剂,没查出来的叫高科技。
为何里约奥运会后才公布
今年5月,也就是在里约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曾处罚了一批选手,他们都是参加北京奥运会时药检没问题却在最近的复检中被查出兴奋剂呈阳性的选手。这31名运动员都被禁止参加里约奥运会。那么为什么几个月后,又有一批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选手落马呢?因为事有缓急。
其实北京奥运会很多参赛选手的药样如今都还存储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实验室。时隔8年后,这次的重新检测运用了最新的科技手段。在5月前,国际奥委会检测了北京奥运会的454份药样,检测的重点是那些有可能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运动员。于是那31名即将踏上里约奥运会赛场的选手落马,国际奥委会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然,今年5月在公布检测结果时,国际奥委会就已经留下伏笔——还有250多份药样的检测结果将于近期出炉。毫无疑问,当时还没来得及复检的选手都已基本退役,也不可能参加里约奥运会,所以可以慢慢清算。于是,里约奥运会后,当国际奥委会腾出空时,陈燮霞、刘春红和曹磊这一批复检呈阳性的选手被公之于众。
不过,北京奥运会的兴奋剂样检测品为何8年之后再次重检?国家反兴奋剂中心专家表示,重检并非新鲜事,也不是针对某一届奥运会,而是国际奥委会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开始采取的一项有力的打击兴奋剂措施。 当时国际奥委会决定,每届奥运会的样品将被保留8年,一旦有成熟的检测新方法便可以随时重新检测样品。而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始,样品保存时间被延长至10年。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我们要让那些欺骗者知道他们永无宁日。”
此外,国际奥委会还将对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奖牌得主的药样进行更大规模的复检。与此同时,那些有可能递补获得奖牌的运动员的药样也将被复检。此外,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药样也将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进行重新检测。
当时不算禁药,中国选手可以免责?
除了15名药检呈阳性的运动员姓名外,国际举重联合会同时公布了这15名运动员每人服用禁药的名称。网友通过比对发现,涉事的3名中国奥运冠军都服用了“生长激素释放肽”(GHRP-2),而其中刘春红不但服用了“GHRP-2”还有“西布曲明”(sibutramine,一种有减肥效果的刺激剂)。有熟悉禁药的人指出,“GHRP-2”2015年才列入禁药名单,只有“西布曲明”2008年时就属于禁药。于是有人猜测,陈燮霞和曹磊即使被查了也应该没事,只有刘春红会倒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据央视微博称,三人所服用的违禁药物“GHRP-2”虽然在2008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中并未明确写明,但属于该清单中被禁止的“肽类激素及其释放因子”之列。因此想借此免责恐怕很难。
而曾被国际举联评为“百年最佳举重运动员”的刘春红不但使用了“GHRP-2”,而且还服用了“西布曲明”这种当时就被明令禁止的药物,肯定难逃追责。
未来兴奋剂试图改造基因
从某种程度上讲,兴奋剂的技术水平和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有直接联系。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兴奋剂将来的趋势可能会转向更加根本性的改造——用音乐、催眠等方法刺激、改变生理功能,甚至是动基因的脑筋。”
比如,音乐可作为提高血液氧携带比例的方法之一。这里的音乐不但包括耳朵能听到的声音,还包括听不到的频率。该种兴奋剂已经进入讨论阶段,也许会被禁止。
还有一批传说中的兴奋剂,比如基因改造。
人们已经瞄准了一些基因,比如“威猛基因”——让人肌肉强壮。人体有一种基因会分泌肌肉生长抑制素,控制肌肉的生长。这一基因产生异变后,体内蛋白质含量过低,身上的肌肉开始无限制地生长,出现肌肉肥大症。患有这种症状的婴儿在刚出生时就会拥有发达的肌肉,比同龄人强壮得多。
“铁人基因”——让人不睡觉都不累。人体内一种名叫DEC2的基因调控着生理周期,异变后被称为撒切尔基因。这些DEC2基因突变者不仅可以睡得比普通人更少,还不会因睡眠不足而感到疲乏。
“强骨基因”——让人特别能抗重。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5是决定人体骨密度的基因,每个人的骨密度虽略有不同,但都坚硬无比。如果基因改良后,人体骨密度会大幅度加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特聘教授、附属第一医院/沃森基因组科学研究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祁鸣说,从技术上来说,基因改造是可能的,医学上称为“基因治疗”,例如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已经有基因治疗方法,让基因缺陷导致先天性失明的“黑朦症”患者成功复明。
祁鸣在浙大的实验室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正在进行这样的研究,希望帮助病人。“因此引进‘超人基因’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难度会很大,当然对运动员健康的危险也更大。但这样的基因改造非常容易被查验出来。”(本刊综合)※
8年前服用禁药为何今日才真相大白?
兴奋剂与反兴奋剂的博弈史
兴奋剂被用于体育运动由来已久。1904年奥运会上,马拉松选手希克斯成为现代奥运史上第一位有案可查的服药选手,他借着士的宁的药力率先冲过终点线获得冠军。士的宁是刺激剂的一种,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兴奋剂。
最初,兴奋剂只在自行车、田径、拳击等少数项目上使用,而后便蔓延至几乎所有项目。与此同时,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兴奋剂逐渐发展出麻醉剂、利尿剂等多个类别,被公众所知的兴奋剂已达数百种。
兴奋剂虽然能显著提高运动成绩,但副作用往往也伴随“药效”而来,有运动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运动员努德·詹森在参加100公里自行车计时赛时突然摔倒死亡。最终,经过尸体解剖,发现他是服用了过量的苯丙胺和酒精的混合剂导致猝死,他成为奥运史上有记载的确认因使用兴奋剂而死亡的第一位运动员。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际奥委会对兴奋剂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为此,国际奥委会开始研究查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方法并制定相关的制度来规范运动员参赛的行为。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1960年成立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试验性地对自行车运动员进行了小规模的药物检测,这也是首次在奥运会上进行兴奋剂检测。在1968年的冬季和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正式实施了全面的兴奋剂检查。
此后的20年,在反兴奋剂方面几乎是国际奥委会单打独斗,1988年成为重要的转折点。“本·约翰逊事件”暴露出单靠国际奥委会并不能解决兴奋剂问题,需要各国政府修订法律,保持反兴奋剂法律的全球一致性。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各国体育部长或地区体育官员共同商讨打击兴奋剂违规行为,全球在合作打击兴奋剂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可兴奋剂的新品种、新方法不断出现,兴奋剂检测技术又相对滞后,难以有效检测出运动员正在使用的新型兴奋剂。国际奥委会也因利益冲突而在领导世界反兴奋剂斗争上备受质疑。1999年11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它独立于国际奥委会之外,独立自主地负责全球反兴奋剂工作。
2003年3月,哥本哈根世界反兴奋剂大会通过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标志着全球统一的反兴奋剂规则正式建立。2005年10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通过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标志着全球反兴奋剂体系正式形成。
兴奋剂发展领先检测手段五到十年
为了与兴奋剂作战,国际反兴奋剂组织(WADA)授权的实验室在2014年一共检测了186073个运动员的血液和尿液样本。这就像是一场博弈战。以WADA为代表的检测机构快马加鞭地提高兴奋剂检测的力度。 WADA计划给每一位运动员建立“生物护照”。血检、尿检都是一次性检测,而“生物护照”能记录运动员在一段时间内的生理数据变化。调查人员根据这些连续的生理数据来发现兴奋剂的蛛丝马迹。比如,如果人体血红蛋白在血液中的比例突然上升,该运动员则可能使用了EPO(促红细胞生成素)。
不过令人沮丧的事实是,魔高一丈,兴奋剂的发展领先检测手段的发展有五到十年。
使用最为广泛的合成类固醇药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泛滥,不过当时这种药物没法被检测出来。因此,国际奥委会迟至1975年才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是一种治疗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药物,由于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提高身体的耐力,被很多耐力项目选手用作兴奋剂。在20世纪90年代,EPO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人们都无法检测出这种兴奋剂。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和20世纪90年代屡破世界长跑纪录的马家军都曾在比赛中使用EPO,当时他们的药检都绝对“干净”。2004年,检测机构对阿姆斯特朗1999年参赛时保留的样本进行检测才发现有问题。最终在2012年,阿姆斯特朗被剥夺七届环法赛冠军,并终身禁赛。
除了EPO,还有许多使用效果明显的兴奋剂。像是苯丙胺类的药物,比如咖啡因、麻黄碱,它们能通过刺激人的中枢神经达到兴奋效果。利尿剂能使运动员在短时间内急速降低体重,在那些按体重分级别进行比赛的项目中(如柔道、摔跤和举重等)使用。
所以在体坛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查出来的叫兴奋剂,没查出来的叫高科技。
为何里约奥运会后才公布
今年5月,也就是在里约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曾处罚了一批选手,他们都是参加北京奥运会时药检没问题却在最近的复检中被查出兴奋剂呈阳性的选手。这31名运动员都被禁止参加里约奥运会。那么为什么几个月后,又有一批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选手落马呢?因为事有缓急。
其实北京奥运会很多参赛选手的药样如今都还存储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实验室。时隔8年后,这次的重新检测运用了最新的科技手段。在5月前,国际奥委会检测了北京奥运会的454份药样,检测的重点是那些有可能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运动员。于是那31名即将踏上里约奥运会赛场的选手落马,国际奥委会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然,今年5月在公布检测结果时,国际奥委会就已经留下伏笔——还有250多份药样的检测结果将于近期出炉。毫无疑问,当时还没来得及复检的选手都已基本退役,也不可能参加里约奥运会,所以可以慢慢清算。于是,里约奥运会后,当国际奥委会腾出空时,陈燮霞、刘春红和曹磊这一批复检呈阳性的选手被公之于众。
不过,北京奥运会的兴奋剂样检测品为何8年之后再次重检?国家反兴奋剂中心专家表示,重检并非新鲜事,也不是针对某一届奥运会,而是国际奥委会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开始采取的一项有力的打击兴奋剂措施。 当时国际奥委会决定,每届奥运会的样品将被保留8年,一旦有成熟的检测新方法便可以随时重新检测样品。而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始,样品保存时间被延长至10年。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我们要让那些欺骗者知道他们永无宁日。”
此外,国际奥委会还将对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奖牌得主的药样进行更大规模的复检。与此同时,那些有可能递补获得奖牌的运动员的药样也将被复检。此外,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药样也将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进行重新检测。
当时不算禁药,中国选手可以免责?
除了15名药检呈阳性的运动员姓名外,国际举重联合会同时公布了这15名运动员每人服用禁药的名称。网友通过比对发现,涉事的3名中国奥运冠军都服用了“生长激素释放肽”(GHRP-2),而其中刘春红不但服用了“GHRP-2”还有“西布曲明”(sibutramine,一种有减肥效果的刺激剂)。有熟悉禁药的人指出,“GHRP-2”2015年才列入禁药名单,只有“西布曲明”2008年时就属于禁药。于是有人猜测,陈燮霞和曹磊即使被查了也应该没事,只有刘春红会倒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据央视微博称,三人所服用的违禁药物“GHRP-2”虽然在2008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中并未明确写明,但属于该清单中被禁止的“肽类激素及其释放因子”之列。因此想借此免责恐怕很难。
而曾被国际举联评为“百年最佳举重运动员”的刘春红不但使用了“GHRP-2”,而且还服用了“西布曲明”这种当时就被明令禁止的药物,肯定难逃追责。
未来兴奋剂试图改造基因
从某种程度上讲,兴奋剂的技术水平和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有直接联系。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兴奋剂将来的趋势可能会转向更加根本性的改造——用音乐、催眠等方法刺激、改变生理功能,甚至是动基因的脑筋。”
比如,音乐可作为提高血液氧携带比例的方法之一。这里的音乐不但包括耳朵能听到的声音,还包括听不到的频率。该种兴奋剂已经进入讨论阶段,也许会被禁止。
还有一批传说中的兴奋剂,比如基因改造。
人们已经瞄准了一些基因,比如“威猛基因”——让人肌肉强壮。人体有一种基因会分泌肌肉生长抑制素,控制肌肉的生长。这一基因产生异变后,体内蛋白质含量过低,身上的肌肉开始无限制地生长,出现肌肉肥大症。患有这种症状的婴儿在刚出生时就会拥有发达的肌肉,比同龄人强壮得多。
“铁人基因”——让人不睡觉都不累。人体内一种名叫DEC2的基因调控着生理周期,异变后被称为撒切尔基因。这些DEC2基因突变者不仅可以睡得比普通人更少,还不会因睡眠不足而感到疲乏。
“强骨基因”——让人特别能抗重。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5是决定人体骨密度的基因,每个人的骨密度虽略有不同,但都坚硬无比。如果基因改良后,人体骨密度会大幅度加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特聘教授、附属第一医院/沃森基因组科学研究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祁鸣说,从技术上来说,基因改造是可能的,医学上称为“基因治疗”,例如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已经有基因治疗方法,让基因缺陷导致先天性失明的“黑朦症”患者成功复明。
祁鸣在浙大的实验室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正在进行这样的研究,希望帮助病人。“因此引进‘超人基因’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难度会很大,当然对运动员健康的危险也更大。但这样的基因改造非常容易被查验出来。”(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