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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若简单分为有趣、无趣，那自称“破老头”的沈昌文当属前者。关于他的有趣，盛传着颇多故事。与他面对面畅聊近三小时，触到更多的却是有趣背后的通透。
“我这一生做人，就是在温和地奋斗。它不是非死即活的。”他说，“求生存、求发展，人都必须要温和地奋斗。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
知所趋避
人们爱说上海人滑头，并不假，但这滑头，首先是指遇到为难的事知所趋避。旧上海是典型的黑帮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我小时候做过“仆欧（英语boy的音译，即仆役）”，这种生活锻炼更教会我趋避，要谨小慎微。当然，单单趋避也不行，还得机灵。
有多取巧，我举个例子。1960年代初，中宣部成立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筹划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前者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反面材料”，有名的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后者是文艺思潮，我记得第一本是《在路上》。作为“内行的共产党员”，我被选上了。其实，我这时的外语水平，除了俄语能译一些简单的书外，其余都只能读懂书名和目录。但这“其余”，包括十来个语种，而且在增加。
我掌握了一门技巧——从外形识别语言。例如，当时上面非常注意南斯拉夫、古巴和波兰，我于是花一两个月，把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和波兰文大概了解一下，就能借助字典、语法书读懂书名、目录，于是就和这方面的专家大胆交换意见了，然后，官员们都知道有个工人出身的会多门外语。其实是名声很大，没学多少。
再说说我谈恋爱时，有人介绍了一位医生。这位大夫喜欢音乐，我于是假装懂音乐，白天看了关于贝多芬的书，到晚上约会时卖弄，后来下乡又拼命写信，这么着就恋爱成功结婚了。
“上海人性格”很有必要。我学不会激进观念，所以我办“读者服务日”也有讲究，绝不是什么激进的“读书会”。某天看电视，我发现牡丹电视机厂在宣传“为顾客服务”，灵机一动，觉得这种商业口号可以拿来用，就变成了《读书》杂志的“售后服务日”，1985年开始，预定每月25日举行。我在内部还提出一个口号：“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地点在某咖啡馆。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我记得王蒙的“费厄泼赖可以实行”的主张，即来自他喝咖啡时的随便晤谈中。会后我们即由编辑向王约稿，于是产生这一名作。
学会开放
20年的生活烙印，毕生难以忘却。在上海，首先学到的是“开放”。我一辈子同洋人打交道并不多，但从小就知道不要害怕他们，而且要同他们打交道。我的外祖母，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首先为我启了蒙。我喜欢外国的 “新鲜”，总想去学一学。在上海学了俄语、世界语，虽说主要是地下党员的引导，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新鲜事的喜好。你说，为什么我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就能做一辈子文化？是上海给我打了基础。
14岁时，家里穷，没钱再读书了，我到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磕头拜师，很辛苦，师傅会训人打人。但我很识相，并且是学徒中最有文化的，I cam speak English（我能说英语）。虽说是半吊子的英语，但我敢开口，比如1到10我会用英语数，11就不会了，我却照样说1+10。当时是1945年，抗战胜利了，美国兵到上海来买首饰，我叫美国兵Mr Roosevelt（即罗斯福总统），他们听了都乐意买。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银楼大多关门，我却被老板留下，端茶送水。因为我有特别的才能，会英语，会写毛笔字，还会帮老板猜谜语。老板喜欢看上海《东南日报》的灯谜专栏，把报纸剪下来贴在案头，答不出的空白，我几次悄悄给他答出来填上去。记得一个灯谜是“山在虚无缥缈中”，打一古人名字。这个灯谜是“白头格”，意思就是第一个字是谐音。他想不出。我想出了，是孔丘，空的山嘛。老板很高兴。
那时老板闲着，常请人打牌，来的客人中间有很多是地下党。从苏北解放区来采购盘尼西林等药品、无线电器材和机帆船的，叫我“小聪明”，有时让我帮他们收发信件，隔几个月还让我去生活书店买书、买进步杂志。他们穿得很破烂，睡在我的床上，但不知怎么就一下子服饰鲜明了，跟其他客人一起打牌或吃饭。有一位苏北来的年轻人，每天打牌之余都努力读一本英文书。我便找来偷看一眼，原来是本桥牌手册。为了工作，不得不努力学习桥牌技巧，真使我肃然起敬了。我就渐渐成了他们的小崇拜者。
六年学徒生涯里，我以自学出名。那是漫无目标的自学生涯：我受了祖母“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的教育，一直想离开学徒岗位，所以千方百计寻觅补习的途径。那时的上海，几乎从早上5点到夜晚11点都能找到学习机会。六年中，算起来前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从速记、会计，到摄影、英语、世界
语、俄语和无线电。这还不算早上5点去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听讲英文、古文。听讲《古文观止》时，我跟公园里的老师读《郑伯克段于鄢》，那抑扬顿挫的语调，至今难忘。
我到北京后还经常鼓吹上海一直以来的社会公益文化事业。我每次回上海，也都去复兴公园。我现在能和人聊莎士比亚，也是在复兴公园积攒的。
不过，我那时只是“可悲的银楼店里的知识分子”。那时候，我给师兄弟们读报，“徐铸成”三字中的“铸”，我一直读成“寿”，也从没人更正。将近半世纪后，我见徐老多次，却不敢把这则故事告诉他
“我这一生做人，就是在温和地奋斗。它不是非死即活的。”他说，“求生存、求发展，人都必须要温和地奋斗。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
知所趋避
人们爱说上海人滑头，并不假，但这滑头，首先是指遇到为难的事知所趋避。旧上海是典型的黑帮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我小时候做过“仆欧（英语boy的音译，即仆役）”，这种生活锻炼更教会我趋避，要谨小慎微。当然，单单趋避也不行，还得机灵。
有多取巧，我举个例子。1960年代初，中宣部成立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筹划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前者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反面材料”，有名的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后者是文艺思潮，我记得第一本是《在路上》。作为“内行的共产党员”，我被选上了。其实，我这时的外语水平，除了俄语能译一些简单的书外，其余都只能读懂书名和目录。但这“其余”，包括十来个语种，而且在增加。
我掌握了一门技巧——从外形识别语言。例如，当时上面非常注意南斯拉夫、古巴和波兰，我于是花一两个月，把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和波兰文大概了解一下，就能借助字典、语法书读懂书名、目录，于是就和这方面的专家大胆交换意见了，然后，官员们都知道有个工人出身的会多门外语。其实是名声很大，没学多少。
再说说我谈恋爱时，有人介绍了一位医生。这位大夫喜欢音乐，我于是假装懂音乐，白天看了关于贝多芬的书，到晚上约会时卖弄，后来下乡又拼命写信，这么着就恋爱成功结婚了。
“上海人性格”很有必要。我学不会激进观念，所以我办“读者服务日”也有讲究，绝不是什么激进的“读书会”。某天看电视，我发现牡丹电视机厂在宣传“为顾客服务”，灵机一动，觉得这种商业口号可以拿来用，就变成了《读书》杂志的“售后服务日”，1985年开始，预定每月25日举行。我在内部还提出一个口号：“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地点在某咖啡馆。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我记得王蒙的“费厄泼赖可以实行”的主张，即来自他喝咖啡时的随便晤谈中。会后我们即由编辑向王约稿，于是产生这一名作。
学会开放
20年的生活烙印，毕生难以忘却。在上海，首先学到的是“开放”。我一辈子同洋人打交道并不多，但从小就知道不要害怕他们，而且要同他们打交道。我的外祖母，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首先为我启了蒙。我喜欢外国的 “新鲜”，总想去学一学。在上海学了俄语、世界语，虽说主要是地下党员的引导，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新鲜事的喜好。你说，为什么我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就能做一辈子文化？是上海给我打了基础。
14岁时，家里穷，没钱再读书了，我到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磕头拜师，很辛苦，师傅会训人打人。但我很识相，并且是学徒中最有文化的，I cam speak English（我能说英语）。虽说是半吊子的英语，但我敢开口，比如1到10我会用英语数，11就不会了，我却照样说1+10。当时是1945年，抗战胜利了，美国兵到上海来买首饰，我叫美国兵Mr Roosevelt（即罗斯福总统），他们听了都乐意买。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银楼大多关门，我却被老板留下，端茶送水。因为我有特别的才能，会英语，会写毛笔字，还会帮老板猜谜语。老板喜欢看上海《东南日报》的灯谜专栏，把报纸剪下来贴在案头，答不出的空白，我几次悄悄给他答出来填上去。记得一个灯谜是“山在虚无缥缈中”，打一古人名字。这个灯谜是“白头格”，意思就是第一个字是谐音。他想不出。我想出了，是孔丘，空的山嘛。老板很高兴。
那时老板闲着，常请人打牌，来的客人中间有很多是地下党。从苏北解放区来采购盘尼西林等药品、无线电器材和机帆船的，叫我“小聪明”，有时让我帮他们收发信件，隔几个月还让我去生活书店买书、买进步杂志。他们穿得很破烂，睡在我的床上，但不知怎么就一下子服饰鲜明了，跟其他客人一起打牌或吃饭。有一位苏北来的年轻人，每天打牌之余都努力读一本英文书。我便找来偷看一眼，原来是本桥牌手册。为了工作，不得不努力学习桥牌技巧，真使我肃然起敬了。我就渐渐成了他们的小崇拜者。
六年学徒生涯里，我以自学出名。那是漫无目标的自学生涯：我受了祖母“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的教育，一直想离开学徒岗位，所以千方百计寻觅补习的途径。那时的上海，几乎从早上5点到夜晚11点都能找到学习机会。六年中，算起来前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从速记、会计，到摄影、英语、世界
语、俄语和无线电。这还不算早上5点去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听讲英文、古文。听讲《古文观止》时，我跟公园里的老师读《郑伯克段于鄢》，那抑扬顿挫的语调，至今难忘。
我到北京后还经常鼓吹上海一直以来的社会公益文化事业。我每次回上海，也都去复兴公园。我现在能和人聊莎士比亚，也是在复兴公园积攒的。
不过，我那时只是“可悲的银楼店里的知识分子”。那时候，我给师兄弟们读报，“徐铸成”三字中的“铸”，我一直读成“寿”，也从没人更正。将近半世纪后，我见徐老多次，却不敢把这则故事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