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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介绍、分析最近出版的三本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著作对传统的战争／和平对立论提出了批评。这三本著作分别是安罗·辛西娅的《全球化与军国主义》(2007年)、戴维·罗伯茨的《人类的不安全》(2008年)以及劳拉·西奥伯格与卡隆·珍崔合著的《母亲、恶魔、妓女：妇女在国际政治中的暴力》(2008年)。借用这些著作中的观点，本文首先提出了如何理解全球政治中的暴力这一问题，并具体指出了主流研究方法中经常存在的忽视性别的学术盲区。随后，本文尝试证明过分关注战争与和平将如何误导人们忽视以下这些日常暴力政治：既没有被国际政治判定为“战争”时期也未被视为“和平”时期的中间时期发生并存在的那些暴力活动以及往往被战争研究者忽略的和平时期存在的种种暴力活动。最后，本文指出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对国际关系的一些基础假设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而这些假设本身会使它们试图纠正的那些暴力情况不断出现。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核心思想，即以人类主体为中心，注重男女性别特征的重要性，形成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性别化概念框架，那么我们就有希望预见一种完全不同的全球政治。
从博阿迪西亚到博帕尔
西奥伯格和珍崔在书中提到博阿迪西亚是一位爱西尼女王，大约在公元61年，她对攻占了不列颠群岛的罗马军队发动了起义。在发起进攻前，博阿迪西亚曾拒绝了一名罗马将军占领其国家的要求，并因此导致她的两个女儿被罗马人强暴。尽管如此，许多关于博阿迪西亚的传说都只指出其行为的野蛮和女人不应有的残忍，而未曾强调其个人或政治动机。据此大约2000年后的1984年，在地球的另一边，位于博帕尔的一个联合碳化物工厂发生了毒气泄露，造成印度大约3000人死亡，数万人在几十年内遭受着灾后影响。初读起来，这两件不同表现形式的暴力事件并不存在什么联系。前者是以暴力来反抗帝国的压迫，而且博阿迪西亚亦遭到了贬低，她的努力被视为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当前全球政治领域内小规模战争的发动者。后者或许更像是结构性暴力的结果，如约翰·加尔东所解释的那样，是没有发动者的暴力。尽管如此，在女性好奇心的驱使下，这些著作通过对博阿迪西亚和博帕尔事件的寻根究底，论证了一个对二者皆适用的关系等式：发动者，结构+暴力=死亡。
关于人类的非安全，罗伯茨提出了一个在国际关系领域很少被问及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暴力?”暴力是国家有目的地策划的大规模战争。然，这里所分析的三本著作却提出了与之有着极大差异的暴力理论，后者关注的是能动性的总体建构(制度上的和国际上的)、暴力带来的诸多产物——结构及全球背景。通过对现代性这一“彩虹尽头的一桶金”的错综复杂的可行性分析，安罗鼓励其读者去寻求全球化与军事化之间的联系，并认为二者关系的核心是暴力与安全问题。罗伯茨认为关于“人类安全”的概念并非至善至美，他提出了“人类非安全”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全球范围内由人类自身所构建和操作的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所引发的可避免性死亡，而这是可以改变的。安罗认为，将人置于安全研究的中心会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构成挑战。各种女权组织在策略和组织上所取得的成就显示安全概念的扩展已成为一个可信的事实。
安罗正是因为提出这一研究范式而成名。早在20世纪80年代，她即已提出包括“卡其布适合你吗?女性的地位何在?”等问题，这也使她成为女性主义安全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基于对女性所扮演角色及性别在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中作用的研究兴趣，安罗揭示出：卖淫、婚姻、社会福利及战争提供了一个看待女性角色扮演的新视角。在《全球化和军国主义》一书中，她系统论述了暴力是如何与各式各样的安全诉求交织在一起的，并主张应批判性地分析这些概念以解答这一问题。甚至婴儿袜(上面绣着小型战斗机图案，以作为送给小男孩父母的礼物)都似乎在告诉我们性别、军国主义及其他偶然表现出来的被社会所接受的暴力和战争。与安罗的研究逻辑相同，罗伯特也对可阻止的女性死亡和可避免的五岁以下幼儿的死亡给予了关注，尽管他先前将人类非安全定义为可避免的平民死亡。当然将“平民”与“妇女和儿童”混为一谈存在很多问题，因为要探究的不仅仅是妇女地位问题，而且还包括她们的死亡数目为何如此不成比例的问题。罗伯茨批评了大多数安全研究中对可避免的人的痛苦及死亡的忽略。
如上所述，罗伯茨运用加尔东关于结构性暴力的概念揭示出：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体系正通过各种方式依赖于性别和暴力(包括具有性别色彩的暴力)而存在，无意识形态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全球化进程是男权主义的基本传送机和连接器，并加强了男性治理的基础。尽管安罗为“父权”概念作出了具有说服力并被广泛认可的解释，罗伯茨则认为男性治理是具有选择性的，其中具有性别色彩的党派意识形态是全球范围内男性权力超越女性权力的决定性和结构性因素。但是，很难发现这一重组的范式与父权有何实质性差别，后者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暴力选择理论的分析工具或助力，因此，严格说来，它更像是对暴力实施者(男性)和被侵犯的受害者(女性)本质的一种提炼。相反，安罗关于父权的解释，恰对其所批判论点的首要因素构成了挑战。关于男性和女性存在本质差别的假设是父权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男性和女性应如何行为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反过来，这也构成了可认知的性别论说，即对男性特权和女性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论述。
这三本书中关于性别与暴力关联性的研究，理论水平最高的当属西奥伯格和珍崔的著作。虽然罗伯茨试图给予全球暴力一个结构性的解释范式，但存有争议的是这种结构是男性治理与集掠夺性、日趋激烈的竞争性和超男性于一身的新自由主义的混合。相比而言，西奥伯格和珍崔在其“相关自治框架”内对结构和能动性作了更为精辟的分析。他们认为，当人们实施政治暴力行为时，会辩解说是自我意识的选择，但从本质上来讲，这种选择必须是在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之内。从形式上而言，有关的自治是一种对由社会关系所定义和限制的行动自由的承认，而这种自治在全球政治领域关于暴力研究的范畴内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西奥伯格和珍崔运用这种洞察力揭示了通过实施犯罪行为的母亲、恶魔或妓女(媒体和学术讨论范畴内)来理解全球政治领域内的女性暴力要胜于通过自治主体来进行理解。通过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案、车臣的“黑寡妇”及卢旺达种族屠杀中的女性刽子手，作者揭示了这些女性暴力是如何符合并进一步证实了关于暴力女性——诸如复仇的母亲、恶魔或者性变态妓女的陈词滥调。
这三本书中关于暴力的不同理论都为深化和发展全球政治领域内的暴力概念作出了贡献。他们一致认为国际关系同时也是性别关系，倡导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个体，政治是由性别个体来实践和操作的。同时，他们提出，暴力理论是对性别差 异漠视的一种修正，因为正被讨论的暴力同时也具有性别色彩。而暴力之所以具有性别色彩，是因为它们对男性和女性身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如人们遭受暴力时因性别(还有种族、阶层等)不同而所受影响不同一样，正如我们所认为的男性和女性的暴力行为等受社会所规范的男性和女性身体差异所限制一样。
关于前者，罗伯茨提出将全球的女性受害者称为“结构性的杀害女人者”，但是却没有充分探究具有性别色彩的暴力是否只针对妇女和儿童这一问题，只是因需要保护和缺少能动性而将女性作为永久性的受害者。与之相比，西奥伯格和珍崔巧妙地将实质性暴力和表象暴力间的相互影响结合了起来，并提出一套理论，用以解释个体对全球政治及其他暴力学说的影响。因此，当我们认为政治部分是由暴力行为而再生时，暴力也是有性别色彩的。与之相似，性别话语通过具体的暴力行为而被赋予了外在表现形式。对于国际关系而言，这种关于暴力的理解已超出了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研究范畴。然而，通过探寻如何发挥女权以羞辱男性及如何以某种方式描述具有性别差异的个体这些假设，以及将某些暴力行为政治化和将其余视为恐怖主义，进而我们可以将女权主义对全球暴力的解构拼凑起来，这对于全面理解安全概念很有必要。
日常暴力和中间时期
除了对暴力是什么、暴力如何表现及其导致结果的质疑外，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学者们也提出了什么样的暴力值得研究及这些暴力何时发生的问题。正如上述要点所论，暴力概念的扩展奠定了女性主义分析的基础，也使我们开始审慎地思考阿瑟-克莱曼在2000年提出的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战争和国家暴力狭义地忽略了更多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而这也是女性安全研究所致力于探究的。安全研究领域安全概念的扩展和深化表明安全将不仅适用于主权国家，个人和社会群体也面临着许多非安全威胁。人类安全概念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学科辩论中实现的，这些辩论不仅指向安全的研究对象(个人、社会、国家)，而且包括这些对象所受到的可被认知的安全威胁形式。肯·布斯在1991年将安全等同于解放，与之相似，罗伯茨对个人权力的诉求似乎也在努力超越精英合法化的失衡，后者导致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非安全。如所预期的那样，罗伯茨关于暴力的定义是泛化的。除了杀婴、产妇死亡及类似的死亡、致命的女性器官毁损、可避免的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等身体暴力外，他也批判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权威体制结构和支撑它们的男性治理和新自由主义话语。
简而言之，罗伯茨对于全球政治领域内什么样的暴力至关重要这一问题的回答相当简洁：所有的暴力行为。然而，他在致力于研究人类安全时认为，探究人们安全问题应以人类的非安全作为分析的起点，更确切地说，他是以国家主权所受的威胁而不是个体所受的威胁作为研究起点的。罗伯茨提出了如何定义人类安全的问题——罗兰·派瑞斯和爱德华·纽曼分别在2001年和2004年即已提出，但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可称之为问题，就像“人类做了什么使这个世界成了危险和混乱的地方?”这一问题的答案因我们生活于其中而变得相当简单一样。
因此，罗伯茨的分析似乎同样缺乏明确的定义和适当的策略——他将之归于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结果，如果安全能够首先被定义为免于恐惧和自由的匮乏的话，减少人类个体所遇到的威胁并不比为人类个体提供安全容易。我并不赞成一些关于人性的解释(如果存在人性的话)，后者认为人的自私本性和倾向导致了暴力，我也不认为安全是个零和游戏——一个人的安全总是以牺牲他人的安全来实现的，但是我赞同即使构思最完善的安全政策也会导致一些不可预见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有时更确切地说，作为受害者处于非安全状态的根源，实施暴力行为的政策决定即使不能被宽恕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安罗对于赦免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与罗伯茨是相同的，因为她也认为全球化进程和军事化进程本质上也是由暴力引起的。然而，尽管安罗也认为所有暴力行为的研究都应划入全球政治研究议程内，但她只是将这一理论主张作为研究具体环境内的暴力的基础，并惊人地明确提出日常物品如运动鞋是如何同时被全球化和军事化的。“事实上甚至你所拥有的运动鞋也似乎与男性化军队存在着某种联系。在俄勒冈州耐克总部的那些男性经理主管者眼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韩建立工厂是一个很好的策略选择，因为华盛顿和汉城的男性政策制定者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是一种不平等但很密切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反共、对发动冷战义务的分担及对国际军事同盟的共同参与基础之上。”
通过提请读者注意性别话语起作用的方式(关于男性和女性应如何行为的观点)，安罗提示我们奉行阳性气质和阴性气质的观念不仅会诱发暴力的产生，其本身也是一种侵犯人权的暴力。她总结道：“观念很重要，关于现代性、安全、暴力、威胁和信任的观念都充满了对阳性气质和阴性气质厚颜无耻和巧妙阴险的臆断。阳性气质和阴性气质的观念很重要，这也使女性的好奇心成为必然。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安全研究或许会愿意承认观念的重要性，更充分地重视种种特殊暴力为何超出了传统的研究范围，并密切关注有关性别的研究。
至于暴力是否值得研究的问题，三本著作都含蓄或明确地使用了流行的女权话语：“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提法巧妙地以女性主义视角批判了将社会生活分为私人和公共的基础论调。在主张个人的即政治的同时，女性主义理论拒绝承认社会生活中存在可以游离于研究范畴外的个人行为。简言之，这种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家庭暴力也具有政治色彩，而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这也是批判性研究战争与和平时期被忽略的具有性别色彩的暴力的基础。关键的是，安罗将国际行为体也纳入了批判范围，并赋予这一词汇以新的分析：首先，国际行为体这个词汇本身是倒序结构(也就是说，政治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密不可分)；其次，个人的即国际的如同国际的即个人的：“‘国际的即个人的’意味着政府处理对外事务依赖于某些特定的私人关系。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各国政府都寻求其他政府对自身主权的承认，但他们也依赖于男性化的尊严和女性化的牺牲这一理念以维持自主的民族意识。”
这些关于尊严和牺牲的思想并不纯粹地包含在世俗的战争范畴里，同时也不是战争的附属品。此外，当然还存在由谁来界定或宣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正如西奥伯格和珍崔分析的那样，女性的某些施暴行为是在战时进行的，如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中受到全球媒体关注的女兵林恩-英格兰。其他在战时施暴的女性却未受到国际社会的审判，比如车臣妇女及巴勒斯坦的女性自杀性炸弹手。
如上所述，关于阳性气质和阴性气质、尊严和牺牲的观念，其本身并不仅仅是暴力性的，也是身体暴力的产物。基于这种理念，女性主义者认为“和平时期”是一个被误导分析的概念这一论点是 正当有效的。中间时期及对战争与和平时期进行标记的情形所带来的影响会转移对社会行为中无数暴力的关注。
“确切地说，战争不可能在一个被明确规定的时间发生。更恰当地讲，它看起来是一系列冲突的构成，时而是以大规模武力的形式，时而以经济制裁或政治施压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的和平时代或许会在其后被称之为战前时期。即使在战时，炮火中的步兵所不能预见的和平进程其实常常已经开始了。随后，战后重建时期可能被称之为中间的战争，即战争之间的暂停。”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质疑并修正了战争间的暂停及所谓划分时期界限的政治进程和权力实践。这样做不仅扩大了可识别的暴力范围，而且扩大了对国际关系起限定作用因素的范围。日常的暴力及对暴力的抵抗充斥了整个国际关系领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全面理解安全。在下述章节我列出了应如何审慎看待这些观点的方法，这将使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具有一种批判精神，而这具有潜在的深远意义。
国际范围内的暴力再现
如我曾充分论证的那样，与将性别看作一套话语及将暴力作为再现和补充相关既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同理，将安全看作一套话语也是可行的。胜于将从事安全研究看作一件可以绝对、局部或相对完成的事项，接受安全作为话语可以使其通过各种策略充分发挥话语分析功能以再现国际关系自觉参与的国际领域。正如具有性别色彩的暴力再现了不同的性别主体，从国家的角度而言，作为有权威的实体，国家以安全的名义所实施的暴力也再现了国家。这些过程其实是同步进行的，并贯穿了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如战争中发生的强奸行为使有关个体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如国家、共同体及地区也具有了性别色彩。在安全的名义下设立一个界限以将个人从他们的土地上或者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实也是某种暴力(在车站的检查点或巡逻中)，实施某种特殊的身份限制(国家特许权或对个人权力的侵犯)，所有这些都具有性别色彩。
本文讨论的所有著作都认为探究和揭示具有性别色彩的权力关系很有必要，或者更进一步讲，这样做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严格批判，而且提示研究者需要具有批判精神。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国际关系的批评建立在否认新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后者的理论架构在学科领域和政策制定者中具有支配地位。
如安罗所提示的那样，国家中心主义、国家安全的军事化(来自于现实主义理论主张)仍然是当前政策规划的主导模式。将性别作为分析的核心概念，激励我们从“国家安全黑盒子”以外的角度去思考，也提醒我们全球政治中的个人并非在工作、生活及政治领域都是单独的个体，他们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固有地具有性别色彩。这三本著作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她们通过对各种形式暴力的识别、对公共和私人的划分、对居于战争与和平中间时期(包括空间上和物理上的)的关注，挑战了研究国际关系的传统范式。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及其所作出的贡献同等重要，而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妇女作安全研究，或者是妇女也被列入国际安全研究的主体范围。通过理论论证，作者们讨论了应重构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挑战了传统的“谁可以做国际关系研究”及“做国际关系研究意味着什么”的思想观念。作者们以批判现实主义理论之权力效能的方式揭示了保持国际关系主导格局所需要的权力实践。西奥伯格和珍崔认识到了当前英美国际关系理论从系统分析到个体认知的一种变革。然而，正如她们所坦率指出的那样，被认为重要的个体并不是具有性别色彩的相关个体，而是霍布斯所建构的自治理性行为体。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此种研究方法所包括的群体偏狭性限制了其解释的效力，并重现了国际关系系统研究领域内的性别、阶层和种族偏见。西奥伯格和珍崔提示我们：漠视具有性别色彩的个体建构或关于男性和女性行为观点的广泛再现，我们会最终无法预见和解构性别是如何以一种日益微妙、复杂和隐蔽的方式遍及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当中的。
同理，罗伯茨指出人类安全正被边缘化或者被认为是个假命题，因为它不是现实主义(男权主义)的议题和优先考虑事项。由罗伯茨及西奥伯格和珍崔所定义和公认的“议题和优先考虑事项”，作为学术领域特殊偏见的产物，不仅仅是带有贬低色彩的学术术语。正如罗伯茨所论证的那样，人们的安全决定论和维护安全需要导致了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产生。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和政策指导方针，现实主义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尽管他的分析对社会建构这一术语(表面上可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互换)使用了一种非传统的定义，而且对现实主义三大基础性假设赋予了新的解释，罗伯茨在他的结论中所极力强调的中心论点是正当有效的，即对于那些否认性别与安全、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建构)和致命结果间存在相互关系的研究者来说是个挑战。
总之，三本著作都引导读者关注这样一个必然的全新的结论：对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居于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及以国家为基础的安全研究都存在潜在的内在缺陷，因为它们只是力图减少暴力的结果。我认为，对于学科的成长来说，对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是必要的，而且通过肯定女性主义关于性别、权力和理论理解的适当性，可以得到更深的见识。一位用自己的首张支票去购买跨国服装公司T恤的年轻女性，一帮准备在阿姆斯特丹举办周末男性舞会的年轻男人，一群参加反对轰炸阿富汗示威游行的学生，研究这些行为很显然会超出国际关系研究主流领域的安全研究界限，但我相信这些界限是有争议的。
正如玛丽斯卡娅·扎勒维斯基所论证的那样：“国际政治是我们建构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其研究路径，尽管这样会打乱我们曾主张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现有界限以及我们所设想的关于如何建构世界的正统路径。”
结语：我们呼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运用最近出版的三本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著作的分析观点，试图证明这些研究者对国际关系学科所作出的三大贡献。除了战争与和平对立论这一通常被认作金科玉律的研究方法外，我们还发现在冲突的不同阶段也存在数量众多的暴力行为，这不仅是被社会认可的具有性别色彩行为的产物，更是人类个体作为女人和男人存在的方式。同时，我也认为必须坚持对传统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的批判，因为我们所著述的学术话语必须与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建构保持一致。更进一步讲，如果所有的经验都具有性别色彩，对性别认同的分析在政治认同和实践研究中就是必要的分析起点。最后，我建议我们应高度重视安罗最后的评论：跟踪研究黩武主义和推动非军事化需要合作性的调查研究、多样的研究技巧及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全面理解。
尽管在关于某些性别分析是否应纳入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范畴的问题上仍存在激烈的学科内辩论，但这些辩论无疑将会给该学科带来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活力，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大体上说，在这种辩论中存在两种立场。一方面，一些人在他们的研究中拒绝将性别视为变量，认为如果将性别看作一个名词、动词和结构性的逻辑词汇会限制批判的力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将性别作为名词、动词或逻辑词汇进行特别分析，都不能将其从女性主义研究的范畴中分离出来，后者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究、解构及阐明性别的实质性内涵。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以使用诸如“均衡性思考”和“性别与战争相容观”的话语而著称，她们在研究过程中将性别视作变量以扩大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并得出关于冲突时期和冲突后时期特殊性行为的结论。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以此划分的两大学术流派是共存的，而且这样做有助于全面理解不同的观点。
虽然把女权政治从性别研究中着重分离出来是一种公然的政治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增强了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解释力，故被视为策略性的或常识性的。而所有针对重视性别的安全研究的质问都关注一个问题，即性别是如何同时以个人的、政治的和国际的方式来影响安全的。尽管将性别作为变量似乎同时和下述两种学术观点保持了一致，其一是赞同实证主义和抽象理论(无杂乱的实例)的观点，其二是声称已解决性别问题的新／反，后女性主义观点，但至少有一点，这些研究方法都一致认同性别在全球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玛丽·卡皮奥尼指出，国际关系中的女权主义者以其取得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学术成就，不仅突破了出版业的界线，而且解决了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艰巨任务。我要提醒的是将“突破和解决”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或许还为时过早，除了撰写相关的重要著作外，从事安全研究的学者们仍须对暴力政治和人的主观性加以正视。
[责任编辑：文 慧]
从博阿迪西亚到博帕尔
西奥伯格和珍崔在书中提到博阿迪西亚是一位爱西尼女王，大约在公元61年，她对攻占了不列颠群岛的罗马军队发动了起义。在发起进攻前，博阿迪西亚曾拒绝了一名罗马将军占领其国家的要求，并因此导致她的两个女儿被罗马人强暴。尽管如此，许多关于博阿迪西亚的传说都只指出其行为的野蛮和女人不应有的残忍，而未曾强调其个人或政治动机。据此大约2000年后的1984年，在地球的另一边，位于博帕尔的一个联合碳化物工厂发生了毒气泄露，造成印度大约3000人死亡，数万人在几十年内遭受着灾后影响。初读起来，这两件不同表现形式的暴力事件并不存在什么联系。前者是以暴力来反抗帝国的压迫，而且博阿迪西亚亦遭到了贬低，她的努力被视为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当前全球政治领域内小规模战争的发动者。后者或许更像是结构性暴力的结果，如约翰·加尔东所解释的那样，是没有发动者的暴力。尽管如此，在女性好奇心的驱使下，这些著作通过对博阿迪西亚和博帕尔事件的寻根究底，论证了一个对二者皆适用的关系等式：发动者，结构+暴力=死亡。
关于人类的非安全，罗伯茨提出了一个在国际关系领域很少被问及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暴力?”暴力是国家有目的地策划的大规模战争。然，这里所分析的三本著作却提出了与之有着极大差异的暴力理论，后者关注的是能动性的总体建构(制度上的和国际上的)、暴力带来的诸多产物——结构及全球背景。通过对现代性这一“彩虹尽头的一桶金”的错综复杂的可行性分析，安罗鼓励其读者去寻求全球化与军事化之间的联系，并认为二者关系的核心是暴力与安全问题。罗伯茨认为关于“人类安全”的概念并非至善至美，他提出了“人类非安全”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全球范围内由人类自身所构建和操作的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所引发的可避免性死亡，而这是可以改变的。安罗认为，将人置于安全研究的中心会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构成挑战。各种女权组织在策略和组织上所取得的成就显示安全概念的扩展已成为一个可信的事实。
安罗正是因为提出这一研究范式而成名。早在20世纪80年代，她即已提出包括“卡其布适合你吗?女性的地位何在?”等问题，这也使她成为女性主义安全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基于对女性所扮演角色及性别在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中作用的研究兴趣，安罗揭示出：卖淫、婚姻、社会福利及战争提供了一个看待女性角色扮演的新视角。在《全球化和军国主义》一书中，她系统论述了暴力是如何与各式各样的安全诉求交织在一起的，并主张应批判性地分析这些概念以解答这一问题。甚至婴儿袜(上面绣着小型战斗机图案，以作为送给小男孩父母的礼物)都似乎在告诉我们性别、军国主义及其他偶然表现出来的被社会所接受的暴力和战争。与安罗的研究逻辑相同，罗伯特也对可阻止的女性死亡和可避免的五岁以下幼儿的死亡给予了关注，尽管他先前将人类非安全定义为可避免的平民死亡。当然将“平民”与“妇女和儿童”混为一谈存在很多问题，因为要探究的不仅仅是妇女地位问题，而且还包括她们的死亡数目为何如此不成比例的问题。罗伯茨批评了大多数安全研究中对可避免的人的痛苦及死亡的忽略。
如上所述，罗伯茨运用加尔东关于结构性暴力的概念揭示出：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体系正通过各种方式依赖于性别和暴力(包括具有性别色彩的暴力)而存在，无意识形态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全球化进程是男权主义的基本传送机和连接器，并加强了男性治理的基础。尽管安罗为“父权”概念作出了具有说服力并被广泛认可的解释，罗伯茨则认为男性治理是具有选择性的，其中具有性别色彩的党派意识形态是全球范围内男性权力超越女性权力的决定性和结构性因素。但是，很难发现这一重组的范式与父权有何实质性差别，后者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暴力选择理论的分析工具或助力，因此，严格说来，它更像是对暴力实施者(男性)和被侵犯的受害者(女性)本质的一种提炼。相反，安罗关于父权的解释，恰对其所批判论点的首要因素构成了挑战。关于男性和女性存在本质差别的假设是父权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男性和女性应如何行为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反过来，这也构成了可认知的性别论说，即对男性特权和女性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论述。
这三本书中关于性别与暴力关联性的研究，理论水平最高的当属西奥伯格和珍崔的著作。虽然罗伯茨试图给予全球暴力一个结构性的解释范式，但存有争议的是这种结构是男性治理与集掠夺性、日趋激烈的竞争性和超男性于一身的新自由主义的混合。相比而言，西奥伯格和珍崔在其“相关自治框架”内对结构和能动性作了更为精辟的分析。他们认为，当人们实施政治暴力行为时，会辩解说是自我意识的选择，但从本质上来讲，这种选择必须是在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之内。从形式上而言，有关的自治是一种对由社会关系所定义和限制的行动自由的承认，而这种自治在全球政治领域关于暴力研究的范畴内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西奥伯格和珍崔运用这种洞察力揭示了通过实施犯罪行为的母亲、恶魔或妓女(媒体和学术讨论范畴内)来理解全球政治领域内的女性暴力要胜于通过自治主体来进行理解。通过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案、车臣的“黑寡妇”及卢旺达种族屠杀中的女性刽子手，作者揭示了这些女性暴力是如何符合并进一步证实了关于暴力女性——诸如复仇的母亲、恶魔或者性变态妓女的陈词滥调。
这三本书中关于暴力的不同理论都为深化和发展全球政治领域内的暴力概念作出了贡献。他们一致认为国际关系同时也是性别关系，倡导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个体，政治是由性别个体来实践和操作的。同时，他们提出，暴力理论是对性别差 异漠视的一种修正，因为正被讨论的暴力同时也具有性别色彩。而暴力之所以具有性别色彩，是因为它们对男性和女性身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如人们遭受暴力时因性别(还有种族、阶层等)不同而所受影响不同一样，正如我们所认为的男性和女性的暴力行为等受社会所规范的男性和女性身体差异所限制一样。
关于前者，罗伯茨提出将全球的女性受害者称为“结构性的杀害女人者”，但是却没有充分探究具有性别色彩的暴力是否只针对妇女和儿童这一问题，只是因需要保护和缺少能动性而将女性作为永久性的受害者。与之相比，西奥伯格和珍崔巧妙地将实质性暴力和表象暴力间的相互影响结合了起来，并提出一套理论，用以解释个体对全球政治及其他暴力学说的影响。因此，当我们认为政治部分是由暴力行为而再生时，暴力也是有性别色彩的。与之相似，性别话语通过具体的暴力行为而被赋予了外在表现形式。对于国际关系而言，这种关于暴力的理解已超出了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研究范畴。然而，通过探寻如何发挥女权以羞辱男性及如何以某种方式描述具有性别差异的个体这些假设，以及将某些暴力行为政治化和将其余视为恐怖主义，进而我们可以将女权主义对全球暴力的解构拼凑起来，这对于全面理解安全概念很有必要。
日常暴力和中间时期
除了对暴力是什么、暴力如何表现及其导致结果的质疑外，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学者们也提出了什么样的暴力值得研究及这些暴力何时发生的问题。正如上述要点所论，暴力概念的扩展奠定了女性主义分析的基础，也使我们开始审慎地思考阿瑟-克莱曼在2000年提出的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战争和国家暴力狭义地忽略了更多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而这也是女性安全研究所致力于探究的。安全研究领域安全概念的扩展和深化表明安全将不仅适用于主权国家，个人和社会群体也面临着许多非安全威胁。人类安全概念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学科辩论中实现的，这些辩论不仅指向安全的研究对象(个人、社会、国家)，而且包括这些对象所受到的可被认知的安全威胁形式。肯·布斯在1991年将安全等同于解放，与之相似，罗伯茨对个人权力的诉求似乎也在努力超越精英合法化的失衡，后者导致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非安全。如所预期的那样，罗伯茨关于暴力的定义是泛化的。除了杀婴、产妇死亡及类似的死亡、致命的女性器官毁损、可避免的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等身体暴力外，他也批判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权威体制结构和支撑它们的男性治理和新自由主义话语。
简而言之，罗伯茨对于全球政治领域内什么样的暴力至关重要这一问题的回答相当简洁：所有的暴力行为。然而，他在致力于研究人类安全时认为，探究人们安全问题应以人类的非安全作为分析的起点，更确切地说，他是以国家主权所受的威胁而不是个体所受的威胁作为研究起点的。罗伯茨提出了如何定义人类安全的问题——罗兰·派瑞斯和爱德华·纽曼分别在2001年和2004年即已提出，但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可称之为问题，就像“人类做了什么使这个世界成了危险和混乱的地方?”这一问题的答案因我们生活于其中而变得相当简单一样。
因此，罗伯茨的分析似乎同样缺乏明确的定义和适当的策略——他将之归于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结果，如果安全能够首先被定义为免于恐惧和自由的匮乏的话，减少人类个体所遇到的威胁并不比为人类个体提供安全容易。我并不赞成一些关于人性的解释(如果存在人性的话)，后者认为人的自私本性和倾向导致了暴力，我也不认为安全是个零和游戏——一个人的安全总是以牺牲他人的安全来实现的，但是我赞同即使构思最完善的安全政策也会导致一些不可预见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有时更确切地说，作为受害者处于非安全状态的根源，实施暴力行为的政策决定即使不能被宽恕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安罗对于赦免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与罗伯茨是相同的，因为她也认为全球化进程和军事化进程本质上也是由暴力引起的。然而，尽管安罗也认为所有暴力行为的研究都应划入全球政治研究议程内，但她只是将这一理论主张作为研究具体环境内的暴力的基础，并惊人地明确提出日常物品如运动鞋是如何同时被全球化和军事化的。“事实上甚至你所拥有的运动鞋也似乎与男性化军队存在着某种联系。在俄勒冈州耐克总部的那些男性经理主管者眼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韩建立工厂是一个很好的策略选择，因为华盛顿和汉城的男性政策制定者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是一种不平等但很密切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反共、对发动冷战义务的分担及对国际军事同盟的共同参与基础之上。”
通过提请读者注意性别话语起作用的方式(关于男性和女性应如何行为的观点)，安罗提示我们奉行阳性气质和阴性气质的观念不仅会诱发暴力的产生，其本身也是一种侵犯人权的暴力。她总结道：“观念很重要，关于现代性、安全、暴力、威胁和信任的观念都充满了对阳性气质和阴性气质厚颜无耻和巧妙阴险的臆断。阳性气质和阴性气质的观念很重要，这也使女性的好奇心成为必然。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安全研究或许会愿意承认观念的重要性，更充分地重视种种特殊暴力为何超出了传统的研究范围，并密切关注有关性别的研究。
至于暴力是否值得研究的问题，三本著作都含蓄或明确地使用了流行的女权话语：“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提法巧妙地以女性主义视角批判了将社会生活分为私人和公共的基础论调。在主张个人的即政治的同时，女性主义理论拒绝承认社会生活中存在可以游离于研究范畴外的个人行为。简言之，这种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家庭暴力也具有政治色彩，而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这也是批判性研究战争与和平时期被忽略的具有性别色彩的暴力的基础。关键的是，安罗将国际行为体也纳入了批判范围，并赋予这一词汇以新的分析：首先，国际行为体这个词汇本身是倒序结构(也就是说，政治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密不可分)；其次，个人的即国际的如同国际的即个人的：“‘国际的即个人的’意味着政府处理对外事务依赖于某些特定的私人关系。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各国政府都寻求其他政府对自身主权的承认，但他们也依赖于男性化的尊严和女性化的牺牲这一理念以维持自主的民族意识。”
这些关于尊严和牺牲的思想并不纯粹地包含在世俗的战争范畴里，同时也不是战争的附属品。此外，当然还存在由谁来界定或宣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正如西奥伯格和珍崔分析的那样，女性的某些施暴行为是在战时进行的，如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中受到全球媒体关注的女兵林恩-英格兰。其他在战时施暴的女性却未受到国际社会的审判，比如车臣妇女及巴勒斯坦的女性自杀性炸弹手。
如上所述，关于阳性气质和阴性气质、尊严和牺牲的观念，其本身并不仅仅是暴力性的，也是身体暴力的产物。基于这种理念，女性主义者认为“和平时期”是一个被误导分析的概念这一论点是 正当有效的。中间时期及对战争与和平时期进行标记的情形所带来的影响会转移对社会行为中无数暴力的关注。
“确切地说，战争不可能在一个被明确规定的时间发生。更恰当地讲，它看起来是一系列冲突的构成，时而是以大规模武力的形式，时而以经济制裁或政治施压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的和平时代或许会在其后被称之为战前时期。即使在战时，炮火中的步兵所不能预见的和平进程其实常常已经开始了。随后，战后重建时期可能被称之为中间的战争，即战争之间的暂停。”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质疑并修正了战争间的暂停及所谓划分时期界限的政治进程和权力实践。这样做不仅扩大了可识别的暴力范围，而且扩大了对国际关系起限定作用因素的范围。日常的暴力及对暴力的抵抗充斥了整个国际关系领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全面理解安全。在下述章节我列出了应如何审慎看待这些观点的方法，这将使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具有一种批判精神，而这具有潜在的深远意义。
国际范围内的暴力再现
如我曾充分论证的那样，与将性别看作一套话语及将暴力作为再现和补充相关既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同理，将安全看作一套话语也是可行的。胜于将从事安全研究看作一件可以绝对、局部或相对完成的事项，接受安全作为话语可以使其通过各种策略充分发挥话语分析功能以再现国际关系自觉参与的国际领域。正如具有性别色彩的暴力再现了不同的性别主体，从国家的角度而言，作为有权威的实体，国家以安全的名义所实施的暴力也再现了国家。这些过程其实是同步进行的，并贯穿了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如战争中发生的强奸行为使有关个体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如国家、共同体及地区也具有了性别色彩。在安全的名义下设立一个界限以将个人从他们的土地上或者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实也是某种暴力(在车站的检查点或巡逻中)，实施某种特殊的身份限制(国家特许权或对个人权力的侵犯)，所有这些都具有性别色彩。
本文讨论的所有著作都认为探究和揭示具有性别色彩的权力关系很有必要，或者更进一步讲，这样做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严格批判，而且提示研究者需要具有批判精神。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国际关系的批评建立在否认新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后者的理论架构在学科领域和政策制定者中具有支配地位。
如安罗所提示的那样，国家中心主义、国家安全的军事化(来自于现实主义理论主张)仍然是当前政策规划的主导模式。将性别作为分析的核心概念，激励我们从“国家安全黑盒子”以外的角度去思考，也提醒我们全球政治中的个人并非在工作、生活及政治领域都是单独的个体，他们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固有地具有性别色彩。这三本著作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她们通过对各种形式暴力的识别、对公共和私人的划分、对居于战争与和平中间时期(包括空间上和物理上的)的关注，挑战了研究国际关系的传统范式。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及其所作出的贡献同等重要，而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妇女作安全研究，或者是妇女也被列入国际安全研究的主体范围。通过理论论证，作者们讨论了应重构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挑战了传统的“谁可以做国际关系研究”及“做国际关系研究意味着什么”的思想观念。作者们以批判现实主义理论之权力效能的方式揭示了保持国际关系主导格局所需要的权力实践。西奥伯格和珍崔认识到了当前英美国际关系理论从系统分析到个体认知的一种变革。然而，正如她们所坦率指出的那样，被认为重要的个体并不是具有性别色彩的相关个体，而是霍布斯所建构的自治理性行为体。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此种研究方法所包括的群体偏狭性限制了其解释的效力，并重现了国际关系系统研究领域内的性别、阶层和种族偏见。西奥伯格和珍崔提示我们：漠视具有性别色彩的个体建构或关于男性和女性行为观点的广泛再现，我们会最终无法预见和解构性别是如何以一种日益微妙、复杂和隐蔽的方式遍及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当中的。
同理，罗伯茨指出人类安全正被边缘化或者被认为是个假命题，因为它不是现实主义(男权主义)的议题和优先考虑事项。由罗伯茨及西奥伯格和珍崔所定义和公认的“议题和优先考虑事项”，作为学术领域特殊偏见的产物，不仅仅是带有贬低色彩的学术术语。正如罗伯茨所论证的那样，人们的安全决定论和维护安全需要导致了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产生。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和政策指导方针，现实主义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尽管他的分析对社会建构这一术语(表面上可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互换)使用了一种非传统的定义，而且对现实主义三大基础性假设赋予了新的解释，罗伯茨在他的结论中所极力强调的中心论点是正当有效的，即对于那些否认性别与安全、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建构)和致命结果间存在相互关系的研究者来说是个挑战。
总之，三本著作都引导读者关注这样一个必然的全新的结论：对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居于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及以国家为基础的安全研究都存在潜在的内在缺陷，因为它们只是力图减少暴力的结果。我认为，对于学科的成长来说，对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是必要的，而且通过肯定女性主义关于性别、权力和理论理解的适当性，可以得到更深的见识。一位用自己的首张支票去购买跨国服装公司T恤的年轻女性，一帮准备在阿姆斯特丹举办周末男性舞会的年轻男人，一群参加反对轰炸阿富汗示威游行的学生，研究这些行为很显然会超出国际关系研究主流领域的安全研究界限，但我相信这些界限是有争议的。
正如玛丽斯卡娅·扎勒维斯基所论证的那样：“国际政治是我们建构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其研究路径，尽管这样会打乱我们曾主张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现有界限以及我们所设想的关于如何建构世界的正统路径。”
结语：我们呼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运用最近出版的三本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著作的分析观点，试图证明这些研究者对国际关系学科所作出的三大贡献。除了战争与和平对立论这一通常被认作金科玉律的研究方法外，我们还发现在冲突的不同阶段也存在数量众多的暴力行为，这不仅是被社会认可的具有性别色彩行为的产物，更是人类个体作为女人和男人存在的方式。同时，我也认为必须坚持对传统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的批判，因为我们所著述的学术话语必须与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建构保持一致。更进一步讲，如果所有的经验都具有性别色彩，对性别认同的分析在政治认同和实践研究中就是必要的分析起点。最后，我建议我们应高度重视安罗最后的评论：跟踪研究黩武主义和推动非军事化需要合作性的调查研究、多样的研究技巧及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全面理解。
尽管在关于某些性别分析是否应纳入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范畴的问题上仍存在激烈的学科内辩论，但这些辩论无疑将会给该学科带来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活力，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大体上说，在这种辩论中存在两种立场。一方面，一些人在他们的研究中拒绝将性别视为变量，认为如果将性别看作一个名词、动词和结构性的逻辑词汇会限制批判的力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将性别作为名词、动词或逻辑词汇进行特别分析，都不能将其从女性主义研究的范畴中分离出来，后者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究、解构及阐明性别的实质性内涵。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以使用诸如“均衡性思考”和“性别与战争相容观”的话语而著称，她们在研究过程中将性别视作变量以扩大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并得出关于冲突时期和冲突后时期特殊性行为的结论。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以此划分的两大学术流派是共存的，而且这样做有助于全面理解不同的观点。
虽然把女权政治从性别研究中着重分离出来是一种公然的政治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增强了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解释力，故被视为策略性的或常识性的。而所有针对重视性别的安全研究的质问都关注一个问题，即性别是如何同时以个人的、政治的和国际的方式来影响安全的。尽管将性别作为变量似乎同时和下述两种学术观点保持了一致，其一是赞同实证主义和抽象理论(无杂乱的实例)的观点，其二是声称已解决性别问题的新／反，后女性主义观点，但至少有一点，这些研究方法都一致认同性别在全球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玛丽·卡皮奥尼指出，国际关系中的女权主义者以其取得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学术成就，不仅突破了出版业的界线，而且解决了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艰巨任务。我要提醒的是将“突破和解决”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或许还为时过早，除了撰写相关的重要著作外，从事安全研究的学者们仍须对暴力政治和人的主观性加以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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