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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遵义核桃坝的老支书开辟了5.5亩试验田，弃稻种茶，从此，核桃坝的荒坡荒山不仅逐渐变成了金山银山，还孕育出一个远近闻名的茶品牌——“湄潭翠芽”!
从湄潭县城到核桃坝村，一路上都是连绵不断的茶海風光。
距离遵义70公里的湄潭县，曾是红军长征和文军长征(指抗战时期的浙大西迁)的交汇之处。如今，这片红色的土地，早已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核桃坝的茶叶规模有7100亩，发展历史已经30年了。”核桃坝村支书陈廷明告诉记者，这一切都缘于老支书当年的先见之明。
从全国劳模到老茶农
“核桃坝的茶是老支书亲手干起来的。”陈廷明说的老支书，在整个湄潭县都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老茶农”的何殿伦。
核桃坝村位于湄潭县城东南，距县城10公里。“核桃坝几大湾，十年中有九年干；顿顿红苕包谷饭，吃水要翻几匹山；不少男的往外走，姑娘不愿嫁进山；一年辛苦无收成，大田变成放牛山。”几十年前的苦日子，被老支书何殿伦编成了顺口溜。
1965年冬天，何殿伦带领全村群众冒着严寒，打响了改变核桃坝命运的关键一役——筑坝引水。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核桃坝人搬石运土，苦干97天，筑起了一座长57米、宽7米、高5米的堤坝，安装了12台水能泵。第二年，核桃坝村的粮食产量由50万斤一下增加到了150万斤。
何殿伦的事迹不胫而走，成了全国上下学习的榜样。1969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邀到北京参加了建国20周年国庆观礼活动。
据说，接到进京的通知后，老支书激动得彻夜难眠。可是，翻遍家里的旮旮角角，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借衣服进京”成了何殿伦最辛酸的记忆。
1981年，贵州省茶叶科学研究所(简称茶科所)在核桃坝村开展的茶树良种研究取得成功，何殿伦眼前一亮，觉得这才是核桃坝摆脱贫穷的“摇钱树”。但是，种茶不像种粮见效快，从种植到收益耍三至五年，而且在村民们看来，茶叶只能拿来喝，只能解渴，填不饱肚子，所以大家都不敢种。
何殿伦只好从自己做起，先种了3.5亩茶树，并“强迫”另外3名村干部试种了两亩。正是这5.5亩茶，改写了核桃坝村的历史!
到1987年，核桃坝村已在荒山荒坡上新辟良种茶园1200多亩，建成了中国西部首个村级茶树良种场。
随着茶园面积不断扩大，卖茶叶成了最大的难题。何殿伦背上茶叶出发了，一路走过遵义、贵阳、重庆等地，每天到各个机关单位、车站码头到处推销宣传核桃坝的茶叶。
“当时人家不晓得你这个茶，后来通过送人吃，请人品尝，市场才逐渐打开了。以前茶青(从茶园里刚采摘下来的叶子)才卖两、三块钱一斤，现在好的茶青已卖到上百元。”陈廷明说。
1986年，中国评酒会在贵阳召开，何殿伦又带着茶叶参会，见人就送。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送，核桃坝的茶叶一下子进了中南海，并吸引当时中顾委领导前来参观。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学者到核桃坝考察，并撰文盛赞核桃坝茶叶。《求是》杂志也刊登了署名文章《中国的地表开发起始于核桃坝》，更是让核桃坝声名远播。
茶青多了，加工、销售等一系列生产链条却没有形成规模，于是，核桃坝村家家户户又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一到晚上，机器加工声音不绝于耳。
“那时候，核桃坝人又当农民，又当工人，又当商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加工茶叶，第二天清早到市场交易产品。”陈廷明说。
不久，何殿伦发现这种单家独户的经营方式生产的茶叶质量参差不齐，产量也低，形不成气候。而浙江茶商来核桃坝收茶，然后搞点包装，价钱竟可以翻几番。“贵州茶也应该走品牌的路子。”何殿伦下定了决心。
通过成立茶叶协会，修建茶青交易市场，组建500多人的营销队伍，核桃坝形成了“支部+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2D08年6月份，“贵州湄潭核桃坝四品君茶业经纪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80岁的何殿伦亲自出任董事长。这是湄潭县第一个由茶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茶叶公司。
“长的矮丫丫，开的白花花，绿了千千岭，富了万万家。”这是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原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考察核桃坝后的题词。核桃坝的茶园不仅富了本村百姓，还吸引周边凤冈、正安、绥阳、遵义等8个县的3000多农民到茶园当季节工。
王勇的130亩试验田
“做得做不得，问问何老支书就晓得。”这句朴实的话，道出了何殿伦在核桃坝人心中的份量。
2008年，何殿伦去世了，年轻的王勇在老支书当初的试验田上，开始了新的尝试。“这一片以前不是茶园，全部是林地。”王勇指着面前的一大片茶山告诉记者。
王勇是1973年出生的。今年，他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130亩连片的茶山，作为自己的有机茶叶试验田，并且成立了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
在王勇的有机茶叶种植示范基地里，工人正在采粗茶，用来生产绿茶。芽青在清明前已经采摘完了。“我们采的这个芽青，跟市场收购的茶青不一样，我们的采摘标准，是不带这个把儿，不带这个叶子的，也不能用指甲掐，这样芽青上才没有细菌。”王勇介绍道。
按王勇的计划，示范基地到年底会发展到500亩左右，他要让农户认识到，这个合作社对核桃坝的茶产业是一个真正提升。
王勇的有机茶叶示范基地也是核桃坝的核心基地。合作社大约有50多个社员。“农户把茶山承包给我们，他就是我们合作社的社员。然后，他再在基地里采摘茶叶，或干其他的活儿。这样一年算下来，他的收入比自己种这个茶园的收入还要高30％左右。”王勇说。
从学校毕业后，王勇就开始种茶。十几年的种茶经验，让他在茶叶的管理，产量的提高以及品质的提升方面，都充满自信。
一位采茶姑娘用悠扬的贵州方言向王勇喊起话来，语气带着娇嗔。王勇笑着应答。“她今天早上给我采毛了，刚才收青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她的茶青。罚她，让她下午采好一点。采毛了，就是采粗了，加工出来就不好看。”王勇向我们解释道。
王勇的茶叶加工厂有300多平方米，就在村委会对面不远的街道里。厂里的机器不停地运转着，完成着炒青、杀青等一道道工序。车间的地上摊晾着中午刚刚收回来的茶青。门口的柱子上挂着采茶用的小竹篓，上面印着王勇的合作社名字。王勇每天中午都要给基地的工人提供一顿饭。
“春茶的收入还没有核算出来。再等十多天，要把这个粗茶加工完了以后，才能够核算。”街面上，王勇正在装修一个茶叶门市部，这也是他们的合作社搞的。他还打算在省内和省外各建一个销售部。陈廷明的担子
“从创业到守业，守业到开创新家业，核桃坝正从老传统转向新突破。”陳廷明说。
1996年，陈廷明开始担任核桃坝的 村支书，人们习惯称呼他“新支书”，和“老支书”区别开来。“市场流通”、“产业链”、“集约化”、“资本运作”……这些时髦的商业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话语中。
陈廷明的喝茶习惯是从自己种茶开始的。“种茶以前喝点茶，没得瘾，现在有瘾了。”现在，他一天要换四道茶。很多人都说吃了茶晚上睡不着觉，但陈廷明遇到工作太疲倦的时候，晚上吃杯茶睡觉，觉得非常舒服。
“应该说，核桃坝茶产业的发展，我也是见证人之。”陈廷明告诉记者，家里开始种茶的时候，他还没结婚。1990年，他开始担任村主任，成了老支书的搭档。后来又接了老支书的班，一直干到今天。“我也是核桃坝茶产业的受益者，现在家里用三分地种菜吃，其他全部是茶叶，有十多亩。村里面的企业，我也有股份参与。”
在宽大明亮的村委会新办公楼里，陈廷明向记者讲述着核桃坝茶产业30年的发展史。2008年，核桃坝人均茶园2.1亩，超过了老支书起初设想的“人均一亩”目标，村民人均收入也排在全县首位。
更为重要的是，核桃坝的茶叶已形成一个著名品牌——湄潭翠芽。记者在核桃坝的青青茶园中看到一个巨型的广告牌：“一生只等一壶茶——湄潭翠芽”。
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遵义考察，原本要去核桃坝，但因为通往核桃坝的路还是泥路，坑坑洼洼，就沒有成行。何殿伦接到市上通知来到遵义，受到总书记的接见。听了何殿伦的汇报，江泽民给了核桃坝村一个定位——“中国西部生态茶叶第一村”。
“如果做不好，做在别人后面，怎么配得上这个称号?”陈廷明说。
凭借从事茶产业30年的经验，陈廷明认为核桃坝的茶产业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建立核心基地，把资产变成资本。“采取资本化运作的模式，给老百姓增加收入。”
他还打算把核桃坝建成现代产业观光园。“我们要争取项目把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比方说游人参观的步行道、电瓶车观光道、喷灌设施等等，这些都要配置齐全。”
其实，核桃坝村的茶海田园，早已吸引了各方游客的目光，来自重庆、贵阳甚至杭州等地的旅行社团队及自驾游游客纷纷来到核桃坝，游览浩大的西部茶海和独具特色的黔北民居。“采茶季节，游客还可以来核桃坝唱歌、跳舞、学习、培训、采茶、加工茶，还有品茶。”陈廷明说。
核桃坝村委会后面有一片整齐划
的黔北民居，是村上办的“翠缘茶庄”。贵州省委组织部在这里搞了一个省级村干部培训基地，每年要办三、四十期培训会，每一期培训班都给陈廷明安排一节课。陈廷明现身说法，讲核桃坝村如何从贫困村走上富裕路、如何建成茶叶专业村等等。
村委会门口的一块牌子上还写着“贵州省茶叶母本源基地”。村委会的邢主任告诉记者，贵州的茶叶品种基本上都是从核桃坝孕育出来的。“省茶科所的专家到核桃坝来试验新品种时只有25岁，一待就是20多年。”
2010年，有关方面投资180多万元，在核桃坝建起贵州省农村茶叶交流市场，现在每天下午6点钟，老百姓都来卖茶青。邢主任说，“收茶青的车多的很，摩托车、轿车、卡车都有，有时候还堵上了。”
现在核桃坝村民没有出去打工的，外出的都是被请去指导种茶的，收入比陈廷明还高，“他们3000多块钱一个月，我才600多块。”陈廷明笑着说。
作为一个明星村的当家人，陈廷明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儿。“这个部门要参观，那个部门要资料，晚上经常要加班……”采访过程中，陈廷明的电话不断响起，他眼睛里布满血丝，看上去睡眠严重不足。
不过，与身体上的疲惫相比，陈廷明心理上的压力似乎更大一些。自从老支书去世，他一直感觉身上的担子很重。“老支书把核桃坝这个旗帜树立起来了，他给自己的历史划了个完美的句号，把班子交给了我，我如果扛不下去，就是罪人了。我不甘心呐!”陈廷明说。
从湄潭县城到核桃坝村，一路上都是连绵不断的茶海風光。
距离遵义70公里的湄潭县，曾是红军长征和文军长征(指抗战时期的浙大西迁)的交汇之处。如今，这片红色的土地，早已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核桃坝的茶叶规模有7100亩，发展历史已经30年了。”核桃坝村支书陈廷明告诉记者，这一切都缘于老支书当年的先见之明。
从全国劳模到老茶农
“核桃坝的茶是老支书亲手干起来的。”陈廷明说的老支书，在整个湄潭县都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老茶农”的何殿伦。
核桃坝村位于湄潭县城东南，距县城10公里。“核桃坝几大湾，十年中有九年干；顿顿红苕包谷饭，吃水要翻几匹山；不少男的往外走，姑娘不愿嫁进山；一年辛苦无收成，大田变成放牛山。”几十年前的苦日子，被老支书何殿伦编成了顺口溜。
1965年冬天，何殿伦带领全村群众冒着严寒，打响了改变核桃坝命运的关键一役——筑坝引水。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核桃坝人搬石运土，苦干97天，筑起了一座长57米、宽7米、高5米的堤坝，安装了12台水能泵。第二年，核桃坝村的粮食产量由50万斤一下增加到了150万斤。
何殿伦的事迹不胫而走，成了全国上下学习的榜样。1969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邀到北京参加了建国20周年国庆观礼活动。
据说，接到进京的通知后，老支书激动得彻夜难眠。可是，翻遍家里的旮旮角角，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借衣服进京”成了何殿伦最辛酸的记忆。
1981年，贵州省茶叶科学研究所(简称茶科所)在核桃坝村开展的茶树良种研究取得成功，何殿伦眼前一亮，觉得这才是核桃坝摆脱贫穷的“摇钱树”。但是，种茶不像种粮见效快，从种植到收益耍三至五年，而且在村民们看来，茶叶只能拿来喝，只能解渴，填不饱肚子，所以大家都不敢种。
何殿伦只好从自己做起，先种了3.5亩茶树，并“强迫”另外3名村干部试种了两亩。正是这5.5亩茶，改写了核桃坝村的历史!
到1987年，核桃坝村已在荒山荒坡上新辟良种茶园1200多亩，建成了中国西部首个村级茶树良种场。
随着茶园面积不断扩大，卖茶叶成了最大的难题。何殿伦背上茶叶出发了，一路走过遵义、贵阳、重庆等地，每天到各个机关单位、车站码头到处推销宣传核桃坝的茶叶。
“当时人家不晓得你这个茶，后来通过送人吃，请人品尝，市场才逐渐打开了。以前茶青(从茶园里刚采摘下来的叶子)才卖两、三块钱一斤，现在好的茶青已卖到上百元。”陈廷明说。
1986年，中国评酒会在贵阳召开，何殿伦又带着茶叶参会，见人就送。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送，核桃坝的茶叶一下子进了中南海，并吸引当时中顾委领导前来参观。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学者到核桃坝考察，并撰文盛赞核桃坝茶叶。《求是》杂志也刊登了署名文章《中国的地表开发起始于核桃坝》，更是让核桃坝声名远播。
茶青多了，加工、销售等一系列生产链条却没有形成规模，于是，核桃坝村家家户户又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一到晚上，机器加工声音不绝于耳。
“那时候，核桃坝人又当农民，又当工人，又当商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加工茶叶，第二天清早到市场交易产品。”陈廷明说。
不久，何殿伦发现这种单家独户的经营方式生产的茶叶质量参差不齐，产量也低，形不成气候。而浙江茶商来核桃坝收茶，然后搞点包装，价钱竟可以翻几番。“贵州茶也应该走品牌的路子。”何殿伦下定了决心。
通过成立茶叶协会，修建茶青交易市场，组建500多人的营销队伍，核桃坝形成了“支部+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2D08年6月份，“贵州湄潭核桃坝四品君茶业经纪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80岁的何殿伦亲自出任董事长。这是湄潭县第一个由茶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茶叶公司。
“长的矮丫丫，开的白花花，绿了千千岭，富了万万家。”这是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原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考察核桃坝后的题词。核桃坝的茶园不仅富了本村百姓，还吸引周边凤冈、正安、绥阳、遵义等8个县的3000多农民到茶园当季节工。
王勇的130亩试验田
“做得做不得，问问何老支书就晓得。”这句朴实的话，道出了何殿伦在核桃坝人心中的份量。
2008年，何殿伦去世了，年轻的王勇在老支书当初的试验田上，开始了新的尝试。“这一片以前不是茶园，全部是林地。”王勇指着面前的一大片茶山告诉记者。
王勇是1973年出生的。今年，他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130亩连片的茶山，作为自己的有机茶叶试验田，并且成立了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
在王勇的有机茶叶种植示范基地里，工人正在采粗茶，用来生产绿茶。芽青在清明前已经采摘完了。“我们采的这个芽青，跟市场收购的茶青不一样，我们的采摘标准，是不带这个把儿，不带这个叶子的，也不能用指甲掐，这样芽青上才没有细菌。”王勇介绍道。
按王勇的计划，示范基地到年底会发展到500亩左右，他要让农户认识到，这个合作社对核桃坝的茶产业是一个真正提升。
王勇的有机茶叶示范基地也是核桃坝的核心基地。合作社大约有50多个社员。“农户把茶山承包给我们，他就是我们合作社的社员。然后，他再在基地里采摘茶叶，或干其他的活儿。这样一年算下来，他的收入比自己种这个茶园的收入还要高30％左右。”王勇说。
从学校毕业后，王勇就开始种茶。十几年的种茶经验，让他在茶叶的管理，产量的提高以及品质的提升方面，都充满自信。
一位采茶姑娘用悠扬的贵州方言向王勇喊起话来，语气带着娇嗔。王勇笑着应答。“她今天早上给我采毛了，刚才收青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她的茶青。罚她，让她下午采好一点。采毛了，就是采粗了，加工出来就不好看。”王勇向我们解释道。
王勇的茶叶加工厂有300多平方米，就在村委会对面不远的街道里。厂里的机器不停地运转着，完成着炒青、杀青等一道道工序。车间的地上摊晾着中午刚刚收回来的茶青。门口的柱子上挂着采茶用的小竹篓，上面印着王勇的合作社名字。王勇每天中午都要给基地的工人提供一顿饭。
“春茶的收入还没有核算出来。再等十多天，要把这个粗茶加工完了以后，才能够核算。”街面上，王勇正在装修一个茶叶门市部，这也是他们的合作社搞的。他还打算在省内和省外各建一个销售部。陈廷明的担子
“从创业到守业，守业到开创新家业，核桃坝正从老传统转向新突破。”陳廷明说。
1996年，陈廷明开始担任核桃坝的 村支书，人们习惯称呼他“新支书”，和“老支书”区别开来。“市场流通”、“产业链”、“集约化”、“资本运作”……这些时髦的商业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话语中。
陈廷明的喝茶习惯是从自己种茶开始的。“种茶以前喝点茶，没得瘾，现在有瘾了。”现在，他一天要换四道茶。很多人都说吃了茶晚上睡不着觉，但陈廷明遇到工作太疲倦的时候，晚上吃杯茶睡觉，觉得非常舒服。
“应该说，核桃坝茶产业的发展，我也是见证人之。”陈廷明告诉记者，家里开始种茶的时候，他还没结婚。1990年，他开始担任村主任，成了老支书的搭档。后来又接了老支书的班，一直干到今天。“我也是核桃坝茶产业的受益者，现在家里用三分地种菜吃，其他全部是茶叶，有十多亩。村里面的企业，我也有股份参与。”
在宽大明亮的村委会新办公楼里，陈廷明向记者讲述着核桃坝茶产业30年的发展史。2008年，核桃坝人均茶园2.1亩，超过了老支书起初设想的“人均一亩”目标，村民人均收入也排在全县首位。
更为重要的是，核桃坝的茶叶已形成一个著名品牌——湄潭翠芽。记者在核桃坝的青青茶园中看到一个巨型的广告牌：“一生只等一壶茶——湄潭翠芽”。
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遵义考察，原本要去核桃坝，但因为通往核桃坝的路还是泥路，坑坑洼洼，就沒有成行。何殿伦接到市上通知来到遵义，受到总书记的接见。听了何殿伦的汇报，江泽民给了核桃坝村一个定位——“中国西部生态茶叶第一村”。
“如果做不好，做在别人后面，怎么配得上这个称号?”陈廷明说。
凭借从事茶产业30年的经验，陈廷明认为核桃坝的茶产业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建立核心基地，把资产变成资本。“采取资本化运作的模式，给老百姓增加收入。”
他还打算把核桃坝建成现代产业观光园。“我们要争取项目把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比方说游人参观的步行道、电瓶车观光道、喷灌设施等等，这些都要配置齐全。”
其实，核桃坝村的茶海田园，早已吸引了各方游客的目光，来自重庆、贵阳甚至杭州等地的旅行社团队及自驾游游客纷纷来到核桃坝，游览浩大的西部茶海和独具特色的黔北民居。“采茶季节，游客还可以来核桃坝唱歌、跳舞、学习、培训、采茶、加工茶，还有品茶。”陈廷明说。
核桃坝村委会后面有一片整齐划
的黔北民居，是村上办的“翠缘茶庄”。贵州省委组织部在这里搞了一个省级村干部培训基地，每年要办三、四十期培训会，每一期培训班都给陈廷明安排一节课。陈廷明现身说法，讲核桃坝村如何从贫困村走上富裕路、如何建成茶叶专业村等等。
村委会门口的一块牌子上还写着“贵州省茶叶母本源基地”。村委会的邢主任告诉记者，贵州的茶叶品种基本上都是从核桃坝孕育出来的。“省茶科所的专家到核桃坝来试验新品种时只有25岁，一待就是20多年。”
2010年，有关方面投资180多万元，在核桃坝建起贵州省农村茶叶交流市场，现在每天下午6点钟，老百姓都来卖茶青。邢主任说，“收茶青的车多的很，摩托车、轿车、卡车都有，有时候还堵上了。”
现在核桃坝村民没有出去打工的，外出的都是被请去指导种茶的，收入比陈廷明还高，“他们3000多块钱一个月，我才600多块。”陈廷明笑着说。
作为一个明星村的当家人，陈廷明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儿。“这个部门要参观，那个部门要资料，晚上经常要加班……”采访过程中，陈廷明的电话不断响起，他眼睛里布满血丝，看上去睡眠严重不足。
不过，与身体上的疲惫相比，陈廷明心理上的压力似乎更大一些。自从老支书去世，他一直感觉身上的担子很重。“老支书把核桃坝这个旗帜树立起来了，他给自己的历史划了个完美的句号，把班子交给了我，我如果扛不下去，就是罪人了。我不甘心呐!”陈廷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