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后锋博士的《严复大传》(以下简称《大传》)一扫严复研究中的“左气”(“左”的思维方式)、“玄气”(无根的玄谈)和“俗气”(低水平重复)，在福州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作为学术界的同行，我在这里谈几点读后感，供读者朋友参考。
　　努力发掘史料，还严复本有之貌。以往的严复研究也比较注重史料，但就本人所阅读过的研究著述看，在史料处理上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懒于寻找、发掘严复佚文；其实有些佚文已被发现，也有相关文献做了介绍；二是满足于严复的著述、“正史”等“经典”史料，而忽视一般文献、报刊、图片等“边缘”史料；三是对现有的史料文本缺少严肃认真的解读，不求甚解。在史料处理上存在此三方面问题的严复研究所呈现的严复形象是模糊甚至支离破碎的。
　　《大传》作者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就第一方面看，皮后锋博士“四上北京，五赴上海，其福州桑梓之地，津沽仕宦之所，无不悉心访求，巴蜀湘赣，东瀛西洋等力所不及之处，则转托朋友代觅。”正是如此辛苦努力下，《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论今日外交之困难》《宪法刍议》、严复手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英文本等三十余种佚文资料被发掘出来；还发掘出严复与夫人朱明丽合影，严复与曾子安、李登辉、唐介臣等人合影，严复自制的版权印花等珍贵图片。就第二方面看，《大传》充分采用了档案、年谱、文献、日记、碑传、牒谱等“边缘”史料。如关于严复求学英伦的情况，采用了《郭嵩焘日记》中的资料(第35~65页)；关于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情况，采用了《北京大学校志稿》等档案资料(第395页)；再如关于严复译述情况，则采用了《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的资料(第325页、338页)。就第三方面看，《大传》致力于现有史料文本的客观解读。如对严复与袁世凯复杂关系的解读：一方面严复对袁世凯的品性才识颇为不满，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袁世凯实现报效祖国之志；一方面严复必须考虑维持一家三十余口在京城体面生活的薪水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及知识者的自尊。这决定了严复一方面与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人交情，同时又注意保持距离(第407~408；441~443页)。这样的解读就平实可信多了。正因为大量运用新挖掘的史料，才使以往模糊甚至支离破碎的严复形象趋于完整；正因为大量采用“边缘”史料，才使被线条化的严复形象丰满起来；正因为对现有史料做了客观平实的解读，才还原了严复本来面貌。
　　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正酝酿着一股由“精英”到“大众”，由“经典”到“野史”的浪潮。正史自然是研究思想家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但也不能漠视日记、档案、牒谱、报刊等“边缘”史料。《大传》在史料发掘上的用心，体现出作者研究方法上的进步。
　　客观面对史实，以正偏颇错误之论。在以往的严复研究中，学界同仁提出过许多睿识洞见；但也有一些学者，或出于对严复形象的爱护而表现出不能客观面对史实。比如刻意隐瞒关于严复的负面评论；有意回避严复自身的缺点；有意歪曲史实。这样的研究结论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大传》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点，就是坚持用史实说话，不回避任何问题。其一，《大传》披露了一系列关于严复的负面评价史料。如严复最亲密的学生熊纯如对严复有过这样的评价：严复在西学方面，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不及，但在“勇德”方面，严复则远不如康、梁等人(第533页)。革命党人对严复的评价是：“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第304页)。又如章太炎对严复有过这样的评价：在政治上视汉人为猥贱，于革命、立宪非其所措意；在中国文史知识上是仅得句读而未领其要；在译介西学上是以与中学偶合为真为喜(第358页)。尽管这些评论都有可商榷之处，但对全面认识严复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其二，《大传》客观陈述了严复自身的缺点。如关于严复作为北京大学一校之长的不足：校长如此散漫，教职诸员相率效尤，如何是好?(第398页)又如关于严复吸食鸦片的恶习，过去一些著述不仅轻描淡写，甚至寻找一些理由为严复开脱，《大传》则对严复这一恶习做了极详尽的叙述(第538~542页)。其三，《大传》尊重史实，纠正了一些影响较大的错误观点。如关于严复参加“南北和谈”问题，过去基本上不提及，《大传》则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将严复参加“南北和谈”的全过程展示出来(第377~381页)。又如关于严复参加“筹安会’’的问题，过去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严复参加“筹安会”是被“盗名’’的，《大传》则通过对史料的仔细分析后宣告：严复参加“筹安会”基本上是自愿的(第433~435页)。针对某些学者提出严复与日本伊藤博文同学的观点，《大传》则提供了可靠史料予以否认(第59页)。
　　在严复研究中，还流行着一种滑稽可笑的观点，认为严复仕途受挫是中国的不幸。《大传》则认为，如果严复真的跻身于大官僚阶层，没有谁能保证他不会成为一名庸碌无为的腐吏；而十分清楚的是，如果严复以仕终其生，那么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与影响的范围、程度和质量都将大打折扣，所以，严复成为现在的严复，应是中国的万幸，也是他本人的万幸(第60页)。
　　正是不忌讳历史上对严复的负面评价，不回避严复自身的缺点，直面严复“不光彩”的行迹，《大传》将一个真实的严复传送给了读者。扬长护短是“左”倾思维模式在历史人物(正面)研究中的主要表现，苦心掩饰不足，盲目抬高地位，使历史人物远离我们的同时也远离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传》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纠正了一些关于严复的错误观点，而且在于它向人们昭示了学术研究中坚持求真务实态度的重要意义。
　　认真汰选问题，以戒低级重复之作。如果从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号)算起，严复研究已历经了整整一个世纪。据苏中立教授统计，在这一百年中，发表论文850篇，出版著作48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第435页，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然而，即便在此有限的研究成果中，也有太多低水平重复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其一，沿袭“二元”思维模式、“左”倾评价模式，在研究方法上没有突破；其二，长期局限于进化论、教育思想、翻译理论、政治观念等领域，在研究空间上没有拓展；其三，讨论的问题老套，在研究的问题上没有新发现。可以想见，在方法上缺乏创新、在空间上没有亮点、在问题上老生常谈的研究，只是重复作业，而《大传》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新气象。首先，《大传》借鉴了新闻传播学、心理学、诠释学等方面的理论方法，不仅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也淡化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评价模式，从而使对严复事迹的叙述更为平实、对严复的评价更为合理。比如作者在考察严译《天演论》的影响时就借鉴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第183~200页)。而作者对严复参加“筹安会”活动的分析，也较好地应用了心理分析方法(第430~436页)。其次，《大传》极大地拓展了严复研究空间。如将严复的政治活动(参加“中国国会”、参与“南北会谈”、辛亥革命后发表的政见、与袁世凯的关系等)列为研究对象，这样就把严复政治思想研究的空间从理论延伸到实践(第221、377、409、430页)。再如，针对过去偏重教育思想而疏于教育实践的研究状况，《大传》则将“严复总办北洋水师学堂”、“筹建复旦公学”、“监督安徽高等学堂”、“执掌北京大学”等一系列教育实践列为研究对象(第61、228、279、295、383页)，从而将严复教育思想研究的空间拓展开来。其三，《大传》发现并探讨了一系列新课题。如严复西学观形成的时间问题(第8页)；《社会通诠》影响的双重性问题(第339页)；严复进化思想创造性问题(第178页)等等。虽然《大传》所叙述的绝大多数史料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但由于作者在解读这些熟悉史料时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和发现了新的研究问题，所以四十余万字的著作中并无低级重复之处。
　　当然，《大传》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史料采用上应力求严谨。如上所言，《大传》以史料丰富见长，但在采用史料上仍有欠严谨之处。如作者自称辛辛苦苦赶到上海寻找相关史料，可史料到手后只是“粗略查阅”(第221页)，这不能不令人们对作者随后所采用史料的准确性产生疑问。其二，观念逻辑应尽可能与事实逻辑相呼应。《大传》在事实逻辑的叙述上可谓清晰、平和、缜密，无可挑剔，但在观念逻辑上的评述则显得较为薄弱，画龙点睛的评述尚有发挥的余地。其三，在史料、文本的宏观驾驭和组织上也有提升的空间。《大传》在剪辑、组织史料方面显然是花了很深功夫的。但是，一方面因为史料表现出来的顺序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另一方面因为作者主要是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取舍、组织史料，这样就使得某些地方太臃肿，某些地方又太单薄。
　　瑕不掩瑜，正是因为有了皮后锋博士的这本《大传》所提供的新史料、所采用的新方法、所贯彻的科学态度，使人们看到了学贯中西、充满爱国热忱、传播西学火种的严复；也看到了周旋于妻、妾、儿、女之间的严复、遭受挫折以搓麻将排遣闷气的严复、为版税与出版社斤斤计较的严复、嗜鸦片如性命的严复。《大传》击碎了严复在人们心目中的神话般形象，但却送来了一个真实完整的严复。皮后锋博士在严复研究中积累的学术经验应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公共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