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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不断健全和完善制度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治本之策。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积极探索,把党的领导工作中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形成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法规、条例、规则等党的制度。经过60年的努力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各种行为规范不仅在行为模式方面获得了制度化,而且在文本制度规范上也实现了制度化,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组织力得到了空前提高。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对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围绕如何牢牢掌控政权,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通过一系列决定和决议,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政府权力的领导。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受内部党委会和党组领导,而党委会和党组则服从于中共中央。基层也是如此。1951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和平建设时期党员的八项标准,并形成决议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全国;1952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国共产党国营商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国营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对各类基层党组织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方式、工作形式等做出了详尽规定。由此,从上到下,从农村到城市,从政府部门到企业商业,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的执政格局。
(二)加大和强化对组织和党员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力度。1949年入京前,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制止为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不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1949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以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1949年1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细则》,随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纪检监察工作的规章制度。1956年,党的八大以党章的方式将监察工作的机构及工作内容等作了明确规定。
中共“八大”前后,鉴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开始考虑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提出了限制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任期问题,这是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八大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的规定,就是体现这种想法。八大党章还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进展。
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由于运作机制不健全,没能实现制度化,使好的制度流于形式,最后被遗弃。正是由于机制不健全,导致制度建设难以为继,甚至由于个人意志而中断。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以及随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致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形同虚设。这种状况恶性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陷入空前的危机,就连党章这一最根本的制度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践踏。
总的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究其原因,一是在思想上没有充分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二是对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认识不足,由于在思想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而忽视了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
二、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制度建设的理论及成就
(一)“制度是决定因素”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在1978年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提出这个重要观点是从保障人民民主的角度出发,对如何治理国家的方略进行大胆的探索;也是对党规党法被抛弃、党内民主长期被压抑而大声“鼓与呼”:“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1}1980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在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时,有人把许多问题都归咎于毛泽东一人,邓小平批评了这种倾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②1981年6月,邓小平就将这一问题明朗化了:“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正是从制度角度去总结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严重教训,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③把制度问题和制度改革提到与党和国家生死攸关的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从消除封建遗毒入手加强制度建设。个人崇拜的根源是封建主义遗毒。如何肃清封建主义遗毒,改善制度的根本是什么?邓小平强调两个字:民主。他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如何实现民主呢?邓小平随即指出:“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这是出台新的制度的总的原则。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原有制度进行革新,邓小平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比较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教训后,邓小平总结道:“历史经验表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④
(三)邓小平对制度建设的历史性贡献。其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提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始把制度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深入研究,既重视党的根本制度的研究,也重视党的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的研究;在重视实体性制度建设的同时,也注重程序性制度的建设。为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从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运用和体现。其二,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进行了区分,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大胆地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具体制度加以区分,在明确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先进性的同时,指出具体制度和体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与根本制度不适应的地方,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这种“区分”是制度建设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贡献。其三,论述了我国现行领导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上述弊端的思路和办法。
邓小平关于改善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反映了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原则,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时,着眼于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问题,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逐步实现了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和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
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加强制度创新
在邓小平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全党形成共识。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制度来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一些有关的制度开始建立起来,例如民主评议党员制度、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干部工资收入申报制度、党的纪律检查监督制度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方针,把党的建设当作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来完成。
(一)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的核心环节。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制度建设则是核心内容,是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对加强制度建设尤为重视,突出制度建设在党的作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这次全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全会《决定》鲜明地把“推进制度建设”写进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必须“一靠教育,二靠制度”。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作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决定》共有三十多处谈到制度建设问题,特别是把多年来各地各部门在作风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分别写进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之中,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化做出了很大努力。
(二)制度建设离不开制度创新。江泽民不但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而且对制度创新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理论总结。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要做到标本兼治,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治本的基本前提。党的十五大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实践中不断前进,其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我们党制度创新的意识明显增强,无论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治建设还是作风建设,都始终注重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拓展,努力把制度建设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党的各个方面的建设中,以制度建设来保障其他方面的建设要求和任务落到实处。
四、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制度体系,保障党的先进性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记“三个代表”的要求,以加强党的先进性为主线,继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切实加强党内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探索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有效途径。胡锦涛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⑤深刻地阐明了党章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党的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从而为党的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包含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和细则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系统。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就是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突出党章在整个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用党章统帅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的科学性、适用性、系统性和权威性,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从而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党内生活和党的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继续深入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⑥
执政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开拓创新,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主要有:第一,党的制度建设要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紧密结合。国家要依法治国,党也要依法(党纪、党法)治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核心,党的制度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国家的法制建设,也关系到依法治国水平的高低。第二,党的制度建设要与其他方面的建设密切配合。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制度建设居于核心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削弱甚至是否定其他方面的建设。应把制度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建设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合力,从而提高党的建设的总体水平。第三,制度建设要注重制度各个组成部分及内容的辩证统一。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体制和机制的健全与完善。体制和机制强调构成党的制度的各个要素,更强调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解决的是党的组织和活动中各基本要素之间的统一、配合和协调,即注重制度建设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注释:
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297、333、336页。
⑤《人民日报》,2006年1月6日第一版。
⑥《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对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围绕如何牢牢掌控政权,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通过一系列决定和决议,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政府权力的领导。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受内部党委会和党组领导,而党委会和党组则服从于中共中央。基层也是如此。1951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和平建设时期党员的八项标准,并形成决议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全国;1952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国共产党国营商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国营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对各类基层党组织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方式、工作形式等做出了详尽规定。由此,从上到下,从农村到城市,从政府部门到企业商业,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的执政格局。
(二)加大和强化对组织和党员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力度。1949年入京前,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制止为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不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1949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以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1949年1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细则》,随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纪检监察工作的规章制度。1956年,党的八大以党章的方式将监察工作的机构及工作内容等作了明确规定。
中共“八大”前后,鉴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开始考虑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提出了限制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任期问题,这是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八大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的规定,就是体现这种想法。八大党章还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进展。
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由于运作机制不健全,没能实现制度化,使好的制度流于形式,最后被遗弃。正是由于机制不健全,导致制度建设难以为继,甚至由于个人意志而中断。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以及随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致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形同虚设。这种状况恶性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陷入空前的危机,就连党章这一最根本的制度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践踏。
总的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究其原因,一是在思想上没有充分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二是对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认识不足,由于在思想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而忽视了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
二、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制度建设的理论及成就
(一)“制度是决定因素”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在1978年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提出这个重要观点是从保障人民民主的角度出发,对如何治理国家的方略进行大胆的探索;也是对党规党法被抛弃、党内民主长期被压抑而大声“鼓与呼”:“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1}1980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在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时,有人把许多问题都归咎于毛泽东一人,邓小平批评了这种倾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②1981年6月,邓小平就将这一问题明朗化了:“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正是从制度角度去总结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严重教训,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③把制度问题和制度改革提到与党和国家生死攸关的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从消除封建遗毒入手加强制度建设。个人崇拜的根源是封建主义遗毒。如何肃清封建主义遗毒,改善制度的根本是什么?邓小平强调两个字:民主。他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如何实现民主呢?邓小平随即指出:“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这是出台新的制度的总的原则。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原有制度进行革新,邓小平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比较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教训后,邓小平总结道:“历史经验表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④
(三)邓小平对制度建设的历史性贡献。其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提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始把制度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深入研究,既重视党的根本制度的研究,也重视党的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的研究;在重视实体性制度建设的同时,也注重程序性制度的建设。为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从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运用和体现。其二,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进行了区分,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大胆地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具体制度加以区分,在明确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先进性的同时,指出具体制度和体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与根本制度不适应的地方,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这种“区分”是制度建设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贡献。其三,论述了我国现行领导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上述弊端的思路和办法。
邓小平关于改善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反映了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原则,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时,着眼于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问题,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逐步实现了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和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
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加强制度创新
在邓小平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全党形成共识。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制度来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一些有关的制度开始建立起来,例如民主评议党员制度、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干部工资收入申报制度、党的纪律检查监督制度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方针,把党的建设当作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来完成。
(一)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的核心环节。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制度建设则是核心内容,是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对加强制度建设尤为重视,突出制度建设在党的作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这次全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全会《决定》鲜明地把“推进制度建设”写进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必须“一靠教育,二靠制度”。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作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决定》共有三十多处谈到制度建设问题,特别是把多年来各地各部门在作风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分别写进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之中,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化做出了很大努力。
(二)制度建设离不开制度创新。江泽民不但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而且对制度创新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理论总结。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要做到标本兼治,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治本的基本前提。党的十五大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实践中不断前进,其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我们党制度创新的意识明显增强,无论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治建设还是作风建设,都始终注重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拓展,努力把制度建设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党的各个方面的建设中,以制度建设来保障其他方面的建设要求和任务落到实处。
四、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制度体系,保障党的先进性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记“三个代表”的要求,以加强党的先进性为主线,继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切实加强党内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探索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有效途径。胡锦涛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⑤深刻地阐明了党章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党的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从而为党的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包含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和细则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系统。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就是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突出党章在整个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用党章统帅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的科学性、适用性、系统性和权威性,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从而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党内生活和党的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继续深入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⑥
执政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开拓创新,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主要有:第一,党的制度建设要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紧密结合。国家要依法治国,党也要依法(党纪、党法)治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核心,党的制度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国家的法制建设,也关系到依法治国水平的高低。第二,党的制度建设要与其他方面的建设密切配合。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制度建设居于核心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削弱甚至是否定其他方面的建设。应把制度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建设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合力,从而提高党的建设的总体水平。第三,制度建设要注重制度各个组成部分及内容的辩证统一。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体制和机制的健全与完善。体制和机制强调构成党的制度的各个要素,更强调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解决的是党的组织和活动中各基本要素之间的统一、配合和协调,即注重制度建设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注释:
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297、333、336页。
⑤《人民日报》,2006年1月6日第一版。
⑥《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