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红楼梦》作为中华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小说，其中涉及到丰富的称谓文化，向世人展现了封建时期的社会风俗。对于《红楼梦》而言，其包含的称谓文化能够将中国封建时期上层社会的文化内涵和称谓特征进行准确反映，是封建社会的缩影。本文就对《红楼梦》中的称谓文化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红楼梦》;称谓文化
称谓作为交际中的重要内容，其能够对交际双方地位和身份的参与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國封建时期具有严格的等级观念，主仆和君臣的关系泾渭分明，因此封建时期的称谓能够直接反映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属性，与传统观念、政治背景以及社会结构具有紧密联系[1]。《红楼梦》中不同的人物关系之间具有不同的称谓，涉及到中国封建时期的称谓文化，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直接亲属间的称谓文化
对于《红楼梦》中涉及的直接亲属间的称谓文化而言，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封建时期统治者要想对自身的地位加以维护，往往会垄断文字，要求百官和百姓的姓名用字进行“敬避”，从而体现自身的特权和尊严，强化统治。一般而言，名字称谓只能用于长辈称呼幼辈，而幼辈在称呼长辈时应遵守“讳名”规矩，如《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为了避讳林黛玉母亲贾敏中的“敏”字，在夸赞林黛玉读书凡敏时，多将“敏”字念为“密”字。此外，嫡庶有别也是尊卑有别的重要体现，称谓不仅应做到亲疏、尊卑和长幼有别，还应做到嫡庶有别，子女在称呼父亲正配时应为“母亲”或“太太”，称呼父亲偏房为“姨娘”，如探春称自己亲身母亲为“姨娘”。
二是突出语境氛围。称谓词的选择与说话语境氛围具有较大的关系，如贾母在贾府的地位尊贵，因此贾兰、宝玉、贾琏、王熙凤和王夫人等都称其为“老祖宗”。又如薛蟠在对自己的母亲加以称呼时，平常称为“妈妈”，信中则称为“母亲”，这体现了称谓会受说话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三是突出地位和身份。一般双方属于直系亲属关系时，多采用“从仆称谓”，从而突显被称呼者的地位和身份[2]。《红楼梦》中幼辈在称呼长辈时多是用仆称，如宝玉对贾母的称呼为“老太太”，对王夫人的称呼为“太太”，体现了长幼尊卑的观念。当然如果幼辈社会地位明显高于长辈时，应采用君臣称谓，如贾政和贾母称呼贾元春为“娘娘”、“贵妃”等。此外，长辈有时称呼幼辈时也采用从仆称谓，这多出现在子女当家后，长辈为维护其体面而使用，如王夫人主持家中大事后，贾母在宝玉面前常称其为“你娘”。这些称谓文化都是展现了封建时期“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传统文化。
二、配偶间的称谓文化
夫妻二人是姻亲关系中的主要成员，因而姻亲称谓主要是对配偶和其亲属的称谓。我国的夫妻称谓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包括君妇、首妻、御、乡里、结发、伉俪、正室、元妃、妻等诸多称法[3]。就《红楼梦》中的人物而言，其配角之间的称谓十分具有特色，为了维持对方体面，人物多采用从仆或亲属称谓，如薛蟠称金桂为“姐姐”、宝玉称宝钗为“姐姐”等。当然，配偶在私下场合时称呼方式相对较为随便，如王熙凤在私下场合曾笑称贾琏为“国舅老爷”。《红楼梦》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其艺术结构的精巧以及称谓的细致入微，有效展现了其称谓文化的丰富性，属于父权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的缩影。
三、旁系亲属间的称谓文化
《红楼梦》中涉及的旁系亲属间的称谓文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内外有别。内外有别主要表现在母亲亲属与父亲亲属的称谓上，封建社会主要是强调父权，人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取决于其与家族父权之间的距离。由于母系亲属和父系亲疏分明，因此在称呼父亲的兄弟时需做到“有别”，而称呼父亲的姐妹时则无区别，例如称妈妈的母亲为“外祖母”，称爸爸的母亲为“祖母”;称兄弟之女为“侄女”，称姐妹之女为“外甥女”，等，这些都表明了内外有别。此外，内外有别在《红楼梦》中具有明显的体现，如林黛玉初进贾府时，当王夫人提及宝玉后，林黛玉称其为哥哥，但是两人在血缘上仅仅只属于表兄妹，之所以称宝玉为哥哥，主要是想拉近与其的距离，表达亲近之意。林黛玉的母亲是贾母之女，因此其与贾府众人的血缘关系相对疏远，不属于贾府的族人，如王熙凤称林黛玉不像贾母的外孙女儿，而像是嫡亲孙女儿，这真实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以父系为主。
其次是亲疏有别。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十分漫长，人际交往渠道十分有限，只能利用亲缘和血缘关系来维持联系;而亲疏原则主要是对血緣的远近和传承加以强调，血缘近则关系亲，彼此间需要承担的义务与权力则越重，相处礼仪越细致与严格[4]。在这种情况下，称谓则必须要突出内外有别，同姓亲疏和表亲之间有别，如表亲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因此可在称谓前加姓，例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林黛玉称宝琴为“妹妹”，但是并没有提名道姓。
最后是男女有别。《红楼梦》中的姻亲成为主要是以“我”这个男性的角度出发加以称呼，不需妻子的介入，丈夫在称呼妻子的直系亲属时，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称呼。如林黛玉的父亲在称呼其妻子之母时，称谓是“岳母”，称妻子的兄弟与姐妹分别为“内兄”和“姨”，这相较于血亲亲属称谓而言，缺乏细致性和丰富性，但是能够与男性自己亲属相区别。而女性在称呼丈夫的兄弟姐妹时，没有独立的称谓语，多是按照孩子或丈夫对其称谓来加以称呼，这表明女性在家族中属于从属地位，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例如林黛玉对王夫人的称谓是“二舅母”，称呼王熙凤为“琏嫂子”。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涉及了丰富的称谓文化，能够从其称谓中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红楼梦》中称谓的细致和艺术结构的精巧，将其称谓文化和政治社会背景进行了充分的现实。《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真实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刘丽珍，张从益，李进.论《红楼梦》中社交称谓文化的和谐互动[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2]汪小祥.言外之力：论《红楼梦》中社交称谓的翻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3]孙春园.《红楼梦》中称谓语“兄”和“先生”三个英译本比较[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3.
[4]张明耀，向凤雅，罗玉兰.《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J].戏剧之家，2015.
【关键词】《红楼梦》;称谓文化
称谓作为交际中的重要内容，其能够对交际双方地位和身份的参与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國封建时期具有严格的等级观念，主仆和君臣的关系泾渭分明，因此封建时期的称谓能够直接反映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属性，与传统观念、政治背景以及社会结构具有紧密联系[1]。《红楼梦》中不同的人物关系之间具有不同的称谓，涉及到中国封建时期的称谓文化，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直接亲属间的称谓文化
对于《红楼梦》中涉及的直接亲属间的称谓文化而言，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封建时期统治者要想对自身的地位加以维护，往往会垄断文字，要求百官和百姓的姓名用字进行“敬避”，从而体现自身的特权和尊严，强化统治。一般而言，名字称谓只能用于长辈称呼幼辈，而幼辈在称呼长辈时应遵守“讳名”规矩，如《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为了避讳林黛玉母亲贾敏中的“敏”字，在夸赞林黛玉读书凡敏时，多将“敏”字念为“密”字。此外，嫡庶有别也是尊卑有别的重要体现，称谓不仅应做到亲疏、尊卑和长幼有别，还应做到嫡庶有别，子女在称呼父亲正配时应为“母亲”或“太太”，称呼父亲偏房为“姨娘”，如探春称自己亲身母亲为“姨娘”。
二是突出语境氛围。称谓词的选择与说话语境氛围具有较大的关系，如贾母在贾府的地位尊贵，因此贾兰、宝玉、贾琏、王熙凤和王夫人等都称其为“老祖宗”。又如薛蟠在对自己的母亲加以称呼时，平常称为“妈妈”，信中则称为“母亲”，这体现了称谓会受说话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三是突出地位和身份。一般双方属于直系亲属关系时，多采用“从仆称谓”，从而突显被称呼者的地位和身份[2]。《红楼梦》中幼辈在称呼长辈时多是用仆称，如宝玉对贾母的称呼为“老太太”，对王夫人的称呼为“太太”，体现了长幼尊卑的观念。当然如果幼辈社会地位明显高于长辈时，应采用君臣称谓，如贾政和贾母称呼贾元春为“娘娘”、“贵妃”等。此外，长辈有时称呼幼辈时也采用从仆称谓，这多出现在子女当家后，长辈为维护其体面而使用，如王夫人主持家中大事后，贾母在宝玉面前常称其为“你娘”。这些称谓文化都是展现了封建时期“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传统文化。
二、配偶间的称谓文化
夫妻二人是姻亲关系中的主要成员，因而姻亲称谓主要是对配偶和其亲属的称谓。我国的夫妻称谓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包括君妇、首妻、御、乡里、结发、伉俪、正室、元妃、妻等诸多称法[3]。就《红楼梦》中的人物而言，其配角之间的称谓十分具有特色，为了维持对方体面，人物多采用从仆或亲属称谓，如薛蟠称金桂为“姐姐”、宝玉称宝钗为“姐姐”等。当然，配偶在私下场合时称呼方式相对较为随便，如王熙凤在私下场合曾笑称贾琏为“国舅老爷”。《红楼梦》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其艺术结构的精巧以及称谓的细致入微，有效展现了其称谓文化的丰富性，属于父权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的缩影。
三、旁系亲属间的称谓文化
《红楼梦》中涉及的旁系亲属间的称谓文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内外有别。内外有别主要表现在母亲亲属与父亲亲属的称谓上，封建社会主要是强调父权，人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取决于其与家族父权之间的距离。由于母系亲属和父系亲疏分明，因此在称呼父亲的兄弟时需做到“有别”，而称呼父亲的姐妹时则无区别，例如称妈妈的母亲为“外祖母”，称爸爸的母亲为“祖母”;称兄弟之女为“侄女”，称姐妹之女为“外甥女”，等，这些都表明了内外有别。此外，内外有别在《红楼梦》中具有明显的体现，如林黛玉初进贾府时，当王夫人提及宝玉后，林黛玉称其为哥哥，但是两人在血缘上仅仅只属于表兄妹，之所以称宝玉为哥哥，主要是想拉近与其的距离，表达亲近之意。林黛玉的母亲是贾母之女，因此其与贾府众人的血缘关系相对疏远，不属于贾府的族人，如王熙凤称林黛玉不像贾母的外孙女儿，而像是嫡亲孙女儿，这真实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以父系为主。
其次是亲疏有别。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十分漫长，人际交往渠道十分有限，只能利用亲缘和血缘关系来维持联系;而亲疏原则主要是对血緣的远近和传承加以强调，血缘近则关系亲，彼此间需要承担的义务与权力则越重，相处礼仪越细致与严格[4]。在这种情况下，称谓则必须要突出内外有别，同姓亲疏和表亲之间有别，如表亲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因此可在称谓前加姓，例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林黛玉称宝琴为“妹妹”，但是并没有提名道姓。
最后是男女有别。《红楼梦》中的姻亲成为主要是以“我”这个男性的角度出发加以称呼，不需妻子的介入，丈夫在称呼妻子的直系亲属时，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称呼。如林黛玉的父亲在称呼其妻子之母时，称谓是“岳母”，称妻子的兄弟与姐妹分别为“内兄”和“姨”，这相较于血亲亲属称谓而言，缺乏细致性和丰富性，但是能够与男性自己亲属相区别。而女性在称呼丈夫的兄弟姐妹时，没有独立的称谓语，多是按照孩子或丈夫对其称谓来加以称呼，这表明女性在家族中属于从属地位，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例如林黛玉对王夫人的称谓是“二舅母”，称呼王熙凤为“琏嫂子”。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涉及了丰富的称谓文化，能够从其称谓中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红楼梦》中称谓的细致和艺术结构的精巧，将其称谓文化和政治社会背景进行了充分的现实。《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真实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刘丽珍，张从益，李进.论《红楼梦》中社交称谓文化的和谐互动[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2]汪小祥.言外之力：论《红楼梦》中社交称谓的翻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3]孙春园.《红楼梦》中称谓语“兄”和“先生”三个英译本比较[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3.
[4]张明耀，向凤雅，罗玉兰.《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J].戏剧之家，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