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来中国，曾一度做官是逢时应运，但说他“仕元十七年”恐是有虞。因他长期是在旅行中寻找商机，进行“滚动式贸易”，主要是做宝石生意。以至，他和父亲、叔父回国时，穿的蒙古绸面皮袍的里子夹缝、凸褶中塞满了稀世宝石，故而人们称其住处为“百万宅”。之后，为了商港、商运权益不受侵犯，马可·波罗又奋勇投入与热那亚人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战争，是一艘战舰荣耀司令，因战败入狱才口述《游记》（初名《东方见闻录》），这同样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可知他是为行商谋商而不辞辛苦并敢于献身的探索家和冒险家。从这个观点来把脉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一些事情会得到解释。他将先进的元朝面条技术带回意大利，是会经过认知和学习的过程。这应该也有出于经商意念而衍生的动机。
　　外国学者认为，全世界面条的“根”都在中国，据报道，2005年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新石期时期的小米面条》，文中揭开中国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一陶碗中盛有暗黄色的面条，经验测确认是4 000年前用小米粉制成。这个发现早于中亚地区。小麦粉面条端在秦汉之际。杨雄《方言》里记为“ ”（同托），“托”指用手托搓面团，成饼状煮之，又称“汤饼”。东汉见载“索饼”（刘熙《释名·释饮食》），“索”即是面条形状了。刀切面条兴于唐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傅托矣。”何为“不托”？有释：“古之汤饼皆手转而壁置汤中，后世改用刀儿，乃名不托，言不以掌托也。”（程大昌《演繁露》）“不托”是中国面条显现繁衍的标识。因制法先进，其条长被寓喻“长寿”，又冷熱皆宜，唐宫则起兴“为生日汤饼耶”的新俗（《唐山·玄宗皇后王氏》）;在朝廷，“太宫令夏供槐叶冷陶（注：用槐叶捣汁以麦粉制作的过水凉面），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唐元典》）。民间趋附贡举，寿日或生子第三日，习尚“汤饼宴”酬客;秦陇元旦，民家皆制“汤饼盛宴”，汤饼是主馔，禽畜众馐是副馔（陶谷《清异录》）。“汤饼”因是唐宫和官方习称，故仍延谓。至宋更甚，唐俗庚续，亦因国富商隆，带动餐饮业空前发达，仅《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所记两宋京都食肆所卖面条，数了数足达五六十种。到了元代，籍载面条品种已达近百。
　　马可·波罗来宋朝时，面条势成国食，并已传入日本、朝鲜乃至亚洲大部。欧洲则刚与元朝通商，面条尚未被欧人所识，这须待一种传檄能力并借助元朝的强盛国势输送给西方。马可·波罗吃过元朝17年的饭，毋庸质疑会品尝、见闻过元大都和南北洲府的各式面条，会感知到元朝面条的食俗魅力和惠美普罗大众的情形。这时候，刀机生产又经干燥处理的挂面又已问世，元宫的膳宫忽思慧（作御医）正在写《饮食正要》，卷三中就始见挂面的制法，因此就想，意大利盛产硬小麦，国人又习嗜面食，故而元朝面条便有“入意开俗”的投缘性，就使得挂面在中欧通商的情势下被马可·波罗顺合情理地带到意大利。虽然不能言他要开办面条公司，但此举与后来的披萨“由意传中”似同，都有经商意念作前引。
　　以至，当我看着保存在热当亚市政厅的马可·波罗画像，凝视那眼神里透出的沉毅和深遂，遥想当年他回国时跋涉在中欧通商的驿路上，那肩头担着的褡裢里装着的元朝挂面，比他皮袍里藏着的宝石要珍贵的多。元朝挂面后来递嬗举世闻名的意大利面条，这是他中国之行的最大收获。
　　意大利面条用硬小麦粉（不同一般小麦粉）制作，质地细白而韧，煮出来不黏不托，吃起来滑润筋爽，时今已是机械工艺生产，形态繁多，有标准规格的就达400余种，如蝴蝶形，菠萝形、小鱼形、蚕蛹形、小五星形等等。其产量、消费量之高之多，在欧洲首屈一指。元朝面条经历明、清和辛亥革命后的发展。又潜缨出抻面、拉面、刀削面、伊府面（方便面之始）等诸多产品。尤其近30余年发展甚快，已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面条消费国。中国面条以手艺功夫高卓，烹技、风味颇有质度，品种百上盈千，有传统风俗、文化意蕴又荟中融西为基本型格。与意大利面条在东、西方各成“半边天”。这是“中为意用”、“意为中取”的互动结果。
　　因而，有感于马可·波罗在这方面起到的特殊作用，故撰此小文，贻贝掺采，也是表达对他来过中国的一种纪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