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透镜到算法 一块玻璃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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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专家
  赵斌
  电影学博士,现任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影像理论与电影美学。出版著作有《电影语言修辞研究》《视觉文化研究》《想象的能指》《电影学》等。
  罗鈜烈
  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
  透镜与算法
  说到滤镜(图1),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想到的是薄薄的玻璃片拧在单反相机的前端,还是本能地掏出手机划开某款图像App?技术的发展总会影响我们对概念的判断,就好比如今说起笔记本,没人会想到纸张;说起PS,很多人首先想到磨皮修图,而对大名鼎鼎的Adobe一无所知。这是一套在技术领域中流行的提喻法,它总让我们忘记技术的原型,投身于热闹的科技美学之中。
  滤镜同样如此。在单反兴盛的年代,销售作为附件产品的滤镜是一门不错的生意。我微信朋友圈里至今还有几位设备商,经常晒出那些极为专业的滤镜组,待价而沽。它们当然会有自己的目标消费群。姑且把它们叫做物理滤镜,它们真的是一块玻璃。极其复杂的设计制作工艺保证了专业精准度。有的用来过滤紫外线,如UV镜,有的用来消除偏振光,如偏振镜,有的用来平衡色温,如校色温滤镜,有的用来控制曝光,如ND镜。毫不夸张地说,滤镜的历史就是发明家和光学规律抗争的历史。
  说到这段历史,有必要回溯摄影发明之初的状况。摄影术的发明似乎得益于上帝的助力,相机瞬间翻拍了整个世界。这种快速制像术产生了无限的潜力,也制造了艺术史的危机。画家们几十年练就的肌肉记忆,在扣动快门的食指面前显得如此不堪。写实开始快速贬值,绘画如果再拿“像”或者“不像”作为竞争筹码,那显然是死路一条——很显然,达芬奇鸡蛋的线条再精准,也比不过三流的摄影师。这种跨艺术的竞争,多多少少影响两种艺术的自我定位,甚至影响了两者在20世纪初的命运:绘画远离物象,而摄影则兴高采烈地充当起了这个世界的写真者。随后,乏味的事情出现了。摄影的光学奇迹以及令人咋舌的魔术感逐渐消磨殆尽。因此,20世纪20年代之前,摄影开始绞尽脑汁琢磨如何让作品区别于现实景象,于是开始了从执著与写实到追求艺术感的蜕变。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影才完成了自身本体论的定位——纪实。
  时至今日,摄影仍在美和真两极之间不断摇摆。要么,摄影以及来自图像的形式美感引人入胜,要么,以忠实于现实的瞬间记录而震慑人心。两者经常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甚至不惜拉来摄影哲学为自身站台:一边是对形式感的精敲细打,尤尔斯曼告诫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呆在暗房思考后期,另一边,卡帕则教育我们,你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的不够近。
  既然摄影可以追求美,追求非纪实,追求图像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感,那么滤镜自然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在现代摄影时期,为了让照片产生类似于野兽派般的扭曲线条,安德烈·科特兹的《变形》只能依靠现实中偶然拾得的物件,例如弯曲的镜面;随着透镜加工技术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可提供变形感的透镜被制造出来。实际上,滤镜本身就是透镜组的—部分,但是后来逐渐被拿出来,成为一个外挂附件。今天我们强调的滤镜功能更多的不是为了改善成像质量(比如低通滤镜可以消除摩尔纹),而是可以产生变形,达成陌生化的美学效果。
  在机械或数码相机统领摄影的年代,滤镜的使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专业的事。当数字技术、手机摄影和社交网络一统天下时,情况骤然转变:首先是图像处理软件针对性地提供了一些对传统滤镜效果的模拟功能,依据算法对图像进行后期处理——濾镜从光学器材变成了虚拟计算过程,从前期硬装备变成了后期软流程。进而,作为后期流程的滤镜,又将效果(effect)和预设(preset)整合起来。滤镜效果器可以非常复杂,允许用户进行专业的精调,但它在用户体验性至上的消费时代,必然朝向大众,通过模版化的预设,提供便捷的集成效果——你只需动动拇指,便可得到标准化的结果。借此,滤镜打了漂亮的翻身仗。它不再仅是个附属设备,它成了互联网生态的一部分,一端联系着计算和美学,一端联系着市场和收益。所以,滤镜是个互联网上的生意。
  最早将滤镜这个概念推向大众的是Instagram。在美国旧金山的海边酒吧里,凯文-斯特罗姆(Kevin Systrom)和麦克·克瑞格(Mike Krieger)就图片分享社区问题相谈甚欢,邻桌的摄影师科尔·里斯(Cole Rise)侧耳倾听,嗅出了钱的味道。科尔·里斯发展了移动互联网摄影的想法:我们不能把相机里的照片导出至电脑,编辑之后再导回到手机发布,而是应该让手机集成拍摄一编辑一发布的全部功能,形成一个标准的制像流程。这种快速处理图像并分享的功能让Instagram吸引了大量用户,赚了个盆满钵满。
  推动滤镜发展的远不止Instagram一家,拿VSCO来说,它是iOS平台上广受好评的图片处理软件,但它背后的公司Visual Supply Company其实是靠卖专业预设起家的。这些动辄上百美元的预设成为了iPhone用户唾手可得的工具,开发投入的边际成本自然大幅降低。随着滤镜市场的扩大,一些专业的个人用户也开始做起了滤镜的生意。虽然大家都是“卖滤镜”,但摄影师和网红的生意还是大相径庭。摄影师的滤镜生意就如国内PPT模板市场,是一种做出成品后躺等收入的过程,而网红们的预设事业,则更像—种品牌运营的活儿。为了保持鲜明的独特性,很多网红都有自己固定的预设。当创造和分享的方式变得更便利,越来越多网红就开始将自己的“风格”作为产品销售。网红预设的使用者和一般摄影使用者其中一个最大的使用区别在于,不少人在发布用了特定预设的照片时,都会在推文里以“#”标上网红的名字。国内的滤镜生意也是风生水起。2014年工信部发布4G网络牌,2016年直播元年,大量图像和视频平台喷涌而出,2016年9月抖音上线,11月更新版本中加入了滤镜与特效功能并快速迭代,2017年大量美颜相机上线,短视频爆发,在这些社交娱乐平台兴起的背后,很难说这没有滤镜的功劳。   滤镜的图像美学与自我焦虑
  用户也许并不关心滤镜背后的生意经,它们只关心看得见的视觉效果。但正是这种被商家操纵的可见性——图像美学,引导着今天的图像文化。社交平台的Up主们浑身解数地表演着自己的生活,为了保持图片的风格和辨识度,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秘而不宣的滤镜风格,以至于“使用同款滤镜”也成了一门生意。当然,滤镜是个“大文化”,除了拍照之外,还有很多重复使用的空间元素,如健身房的全身镜、咖啡店的玻璃墙、豪华酒店的落地窗;正如ins风中惯用的墙饰、绿植、火烈鸟玩偶等,早已跃出图像领域,蔓延到无处不在的商品世界,因此,滤镜也是桩大生意(图2)。
  不过ins风并不会覆盖全部的使用者,它有明确的风格长相。它所预设的,似乎是那些受过较好美学教育、青睐简约而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年轻人。相比之下,美图秀秀更接地气,它并没有提供明确的风格导向,只是不断更新可供下载的模板,这些模板野心勃勃地试图包含无尽的风格预设,从轻柔寡淡的低饱和感,到浓妆艳抹夸张不已的土味风,应有尽有。美图秀秀不仅是一款传统意义上的滤镜,它还提供了圖文制作的内嵌软体,甚至提供了初步的变形工具,已然成为手机简化版的Photoshop。相比修图,它更像是面对今天手机用户的图像中心。对很多人而言,照片经由美图类软伟闰色方能发布,这似乎成了社交图像文化的标准礼仪。(图3)
  物极必反,这种标准礼仪又会产生相反的态度,标榜“原图直出”的口号此起彼伏。“这是原图哦”其实并不新鲜。摄影史上那些排斥后期编辑的摄影家,应该都会站在“直出”的队形中。当然这一队伍内部还是有差别的,有人强调的是一种抓住“在场性”的摄影哲学,比如布列松,有人强调的是一种粗糙的美学,比如森山大道。当然,对于今天的大众来讲,他们更强调的是“我拥有高超的拍摄技术”“我的照片不撒谎”,或者干脆是“我未经磨皮,依然楚楚动人”。
  把滤镜的使用当成一种社会文化的习俗——这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布尔迪厄的摄影观。布尔迪厄似乎对图像美学这类东西不太感冒,反倒对分析品味背后的社会学乐此不疲。无论是jns风,还是阿宝色,无论它被称为风格还是潮流,或是所谓习俗的东西,一向是用于区分自我和他人甚至阶层的工具。这就是美学的无意识一它很少引起大众的注意,却在无声无息中操纵着我们。你是否对中老年摄影团队的荷花莲池不屑一顾,你是否对某格丽酒店风的网红写真嗤之以鼻?无人能逃脱习俗的力量。
  滤镜不是原罪,所有的既定摄影风格也无所谓必然与本质。决定高下的是稀缺性,艺术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稀缺性至上的玩意。滤镜也是如此。某种石破天惊的滤镜风格一旦确立,它就开始在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下传播开来。使用的人多了,美学的稀有性被稀释。与此同时,品位降级,风格消散,人们开始忙着寻找新的替代品。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则是虚拟社交生活的泛滥。
  现代人仍然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我们通过占有照片来把握世界”——柏拉图的洞穴仍然是不变的时代隐喻。但滤镜又在另—个全新的意义上强调着幻觉的真理:我们使用滤镜,以便使照片更像心中所喜欢的样子。这是一种孩童对镜中自己影子的迷恋。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毛孔缩小,下巴变尖,眼睛变大,腿部变长,胸部变鼓,臀部变翘;在一些男性专用的滤镜软件中,借助肌肉生成滤镜秒变肌肉达人。用途不言自明,这是自现代以来,人之焦虑的表现。滤镜在美化图片的同时,并不能改变现实,这反过来又加剧着自我的焦虑。
  那么滤镜会为未来的摄影史留下点什么?来重温一下摄影史的发轫时刻。摄影本体论所强调的所谓摄影性、物质性、瞬间性,无非是一个由物理原理所导致的限制,这个限制却也逼迫发明家和艺术家创造着摄影艺术的技术与技法——光学的原理以美学的姿态成就了摄影的禀赋,却也铭刻了它的原罪。
  数字技术似乎可以让摄影甩掉原罪的包袱。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滤镜无非是照片制作中的一个环节,或者一套躲在后台无需留意的虚拟算法。当然,在当下,它尚且不是纯粹的、无底片的拟像。不过,激进的理论家们已经自信地预言了一些保守者尚不能接受的大势:鲍德里亚宣称,底片已死,拟像时代已经到来;朗西埃干脆把摄影和图像混为一谈,还谈的乐此不疲,令人心服口服;陆兴华则将影像比作阑尾,影像只不过是寄生于一般图像中的并无“特殊性”的东西,摄影似乎终将消匿于图像的洪流之中。他们是勇敢的“结果主义者”。“结果主义者”压根不在乎这些图像到底来自暗盒还是芯片。理论上,他们应是滤镜最理性的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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