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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敏 鲁迅文学院第33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散文集“书之爱”系列丛书《书中岁月》《纸上情怀》，随笔集《读懂美国：行走在现实与书本之间》等。
孩子的爷爷和奶奶搬家入住新居，搬完后将钥匙给了我们，嘱托我们请小时工清扫一下房间。
那日我打开房门，看见搬空了的房间里除了堆积一些无用的杂物，还有一地撕碎了的荣誉证书，这一幕出乎我的意料，于是一下愣那了，直觉中有不解，也有惋惜，第一反应：这是为什么？愣了两秒之后，我蹲下来，捡起那些碎片仔细端详，裂痕中依稀能够辨出，那是些历年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干部”“优秀党员”“优秀……”有北京的，也有西藏的。
先生的父母早些年支边到西藏。当时正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本该享受风华好时光的先生的父亲，突然梦一般地被支到了边疆，在那一待就是15年，恶劣的环境里什么样的苦都吃了，什么样的累都受了，大雪封山，在兵团跑运输开大车的他曾经在青藏高原渺无人烟的大山里被围困了十几天，四野茫茫，遥望北京的家，每一天都是刻骨的思念，每一天都是无望的叹息，每一天都是难耐的煎熬，每一天都是生死的考验。在那里，在那高高的“世界屋脊”之上，他的确获得过很多荣誉。而这些荣誉带给他的又是怎样的回忆？15年后等他们终于回到北京，正在爷爷奶奶身边读书的儿子已经不认识他们了，见面习惯性地往后躲，就不要说亲热的感情了，亲生骨肉之间，竟然有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与隔阂。
回到北京，听党的话听了一辈子的老人在新的岗位上依旧兢兢业业，一本本的荣誉证书依旧接二连三地拿回来，各种“优秀”依然接踵而至，直至退休。而今天，已经退休多年的两位老人，各自也都落下了一身的疾病，每日在进出医院中奔忙着，在另一种艰难与磨砺中与人生和命运做着抗争。
今日搬家，当再次看到这些证书，老人的心里激起的又是怎样的思绪和感情呢？当毫不吝惜地将这些证书一一撕碎、决然抛弃，老人怀有的又是怎样的心情呢？不堪的回忆，如梦的过往，抑或虚无的未来，是让他将证书撕掉的原因吗？一纸证书在人的一生中到底扮演的又是怎样的角色、发挥的是怎样的作用、代表的是怎样的本质呢？
想想自己也有一堆的荣誉证书，三好学生证书、优秀研究生证书、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证书，各类比赛证书，堆起来也有一大摞，被我集中收纳在一个抽屉里。这些证书也曾被我从山东带到北京，从这儿带到那儿，不管到哪，都始终跟随着我，不容丢弃。平时一般不会想起这些证书和荣誉，但几次评职称我都需拿出来，当那些红本本儿被翻开的刹那，也会联想到各种过往，心头掠过一丝的骄傲和欣喜，但更多、更迫切的是它的现实需要，我得将之复印、扫描，一张张地附在评审材料中，写入表格——不光是职称，那是各类表格“获得过何种奖励”一栏中都需填写的内容，如果你评的是高级职称，申报的是重要材料，要评的是更高、更重要的奖励或称号，那么当前的奖项通常还是必需的。所以，在现实的意义上，证书的作用显而易见有时还是必不可少的。
不光是成年人需要，孩子从小就需要证书了，小升初如果你要报考艺术学校或艺术专业，获过市级几等奖以上的奖励作为报名条件曾经是必需的，是一道必跨的门槛。中考和高考也大抵如此。即便你不考艺术学校或艺术专业，如果你有其他“合乎要求”的证书，那么你也有获得加分、免试或特招的机会和可能。这是一种导向。然而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社会上才有了那么多的音乐班、钢琴班、美術班、舞蹈班，这样那样的班，一些培训班或培训机构专门以获奖为目标，教育培训也一日日地背离它原有的目的和初衷。虽然我支持女儿学音乐和美术完全不是出于功利的动机，但在女儿小升初之前也不得不参加她的美术老师在外开设的培训班，在那个班里，老师每日针对参赛作品进行训练和辅导，目标很明确。包括女儿在内那个班里的很多孩子确实如期拿到了北京市一等奖、二等奖等各类奖项，获得了美术专业的报考资格。小学没毕业，很多孩子就已经积累了一抽屉的获奖证书了，虽然不是每个孩子和家长都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但奖项被写进履历，却也成了孩子进入重点中学的“有利条件”。
而在社会上，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则不难看到有一些急于“成功”的人们，为了某个奖项纷纷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请客吃饭送礼攀关系搞交际，热闹非凡。就我所熟悉的写作圈子来说，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冰心散文奖，以及层出不穷的这种奖那种奖对很多渴望成名成家的写作者都是无法抵挡的引诱，所以才有了文人抛开应有的斯文，争相追逐厮杀、苦心钻营的激烈场面和世态百相；就我所熟悉的职业领域来说，面向业界发牌授奖很多索性就是跟商业利益挂起了钩的，而偏偏就是有人需要那块奖牌，那本证书，作为授奖方，一个奖项竟然也可颁出上百个奖牌、证书。的确，奖牌、证书在某些方面能带来现实利益，一些重要的奖项比如“茅奖”，对于获奖者通常还意味着名利双收，是达成目标、通向“成功”的一条“捷径”。
而纷繁过去，一本证书终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水平。浮躁的社会，一流的品质和才华，更有可能无法获得那本证书，因为他们通常是埋头于事物本身，真正的热爱者热衷和沉迷的是事物本身，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也是事物本身，而非附着其上、虚饰其外的荣誉和证书。获得了证书的，也未必就代表了最高水平，未必就与对应的成就相匹配，很多情况下，倒是木心先生所说，其社会活动家或交际家的本领很可能是更凸显的。大家之所以趋之若鹜，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本证书，一项荣誉，一个称号，即便这本证书、这个荣誉、这个称号是通过或明或暗的“活动”或“交际”得来，也能给他带来光环，光环就是利益。当然，随着时间，一时的光环都会褪去。而且，虚饰的光环也只能吸引到浅薄的人。
今天，我的职称已经评到正高了，如果从社会和功利的角度，我的证书大概也没有太多用途了吧？而深入思考，将自身抽离出来，放到一个更宽、更广、更高、更远的视角去观照，职称对于一个人又存在本质的重要吗？当然不是。 名和利到底是身外之物。在不容选择和改变的背景下，工作可能也仅是一个人谋生或养家的手段，只具有“活着”的现实意义而已。当它没有了现实的需要做依托，它也便不再重要，不被需要，没有价值和意义了。拼搏，奋斗，争取，各种优秀，各种称号，都是一场空而已。有了证书，我们的成绩、成果、成就乃至欢乐不是就顿然多出了一些、高出了一块；没有了证书，我们的成绩、成果、成就乃至欢乐也不是就顿然减少了许多。有证书我们没有格外加添什么，没证书我们也不曾额外减少或损失什么。有证书我们没有变得格外伟大，没证书我们也不曾变得顿然渺小。有没有证书，我们都还是我们自己。而终有一天，证书会被我们抛弃——连生命都将无法挽留，我们为何还去贪恋一本证书呢？
早一些悟到本质，或许我们就不会为无谓的事着迷或纠结了。
“救助贫困母亲”例行自愿捐款，同事拿着一张登记表过来，问捐不捐，我看钱包里有三十块零钱，顺手捐了。
过了两天，同事看见我将我拦住说：“大家最多捐了二十，您也别捐那么多了，再退您十块。”说着她将十块钱递过来。愣了一秒，我乐了：“哦，这样啊？”将钱接过来。
后来寻思这个事儿：这是一个自愿捐款的公益活动，捐，还是不捐，捐多还是捐少，难道不是一个个人心意的事儿吗？可这事儿拿到办公室怎么就成了一个颇费脑筋的事儿了呢？捐多了不妥，捐少了也不妥，你捐了多少，我捐了多少，我捐的会不会比他多了，会不会比你少了，真是不好揣摩呢，总之要捐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对于这方面不太灵光的我来说还真是不好拿捏呢，这不，一不小心就成了那个最“愣”的人。
这个事儿说起来不大，可仔细想想也不小，里面有政治有经济有社会有哲学有人性，还真有些复杂呢。比如政治方面，你是什么职位、什么位置、捐什么款数，那是有“规则”和“讲究”的，你捐得多了，别人难堪你也不自在，如果你比职位比你高的人捐的还多，那可能索性就是“犯忌”了——这让领导面子上怎么挂得住呢？会引起不舒服；你捐得少了，明显比别人少了一大截，那么你面子上也过不去。这些对于“灵光”的人来说当然不是问题，但对于不灵光的人，费半天劲可能也还是会出“错儿”。
这是政治，当然也是人性所致，其中还折射着经济和社会现象。一二十块，说实话不多，这一方面或许反映了媒体人整体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人们对于公益组织的信任度。如果上升到哲学层面，当然一切就都不足道了，揣摩算计、估摸权衡，一概没有意义，没有意思，人生终是虚无。
坦率地说，在捐出那三十块钱时，我也扫了一眼前面几位同事捐的数目，十块、十几块的都有，但我并未太过脑，心想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没捐呢，我这三十块钱应该不会冒出尖儿来的。可是没想到这个“尖儿”还是冒了出来。我不是一把手，却“冒失地”成为全单位捐款最多的那一个。
再后来，我发现那个捐款名单还张榜了，在这张榜单上，我看到领导的大名下写了二十元。这时我想起同事，她将那十元钱退给我，应该也是好意，想到这儿不禁感激起她来了……
是的，这些都是常情和常态，原本可能都不值一提，写成文字更是“多此一举”，可我还是禁不住想：这世上到底有多少的东西是背离了初心、背离了它最原初的意义呢？有多少东西是已经变了味儿的呢？
北大校长念错一个字，网络上炸开了锅。北大校长写道歉信，网络上开始了新一轮的炸锅。关注此事的多为个人公众号，他们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不厌其烦地剖析、挑错、抨击、讽刺，只要沾上此事，点击量动不动就是10万+，信息由此持续发酵，没完没了，抖搂来抖搂去还是那点事。这让我想起有关公众号的许多事。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时下在朋友圈里转发信息宣传推销自己的越来越多，自己发表了一篇文章，出版了一本书，做了一件“光荣”“伟大”的事，或者别人写了一篇对自己颇多美言的评论，都忙不迭地发到朋友圈，扩而大之，广而告之，让人知道，让人看到。基于“群”的存在，相互吹捧、相互转发、相互推销，相互帮助、捧场的也不乏其例，大家有来有往，追求的是放大效应。我有一个朋友维护了一个写作的公众号，团结了一批好写文章的人，平时大家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分享生活和写作的感受，倒也不亦乐乎，每有群友发表文章，大家就点评称赞。这本也自然，可是每当这时，群主就会站出来，怂恿大家将群里的美评写到公众号文章的下面，并频繁地要求大家在朋友圈转发，有意要将小圈子坦誠交流的私人快乐放大到供人浏览的公共区域，去“展览”和“展示”。一开始我并不了解这么做的动机和目的，但我骨子里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朋友圈作为自己的私人园地，信息发布也是有选择有标准有自己的个性喜好的，坦率地说不是哪一篇文章、哪一类文章都是我愿意转发的，这么做对我来说并不自在，所以群主的动员常常被我忽略。可群主并不罢休，你不是“没看见”吗？他会将链接单独一对一发给你，告知你希望转发，迫于人情或面子多半会有所敷衍，但久而久之我就不爱到那个群里去了。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收到群主的私信，尤其是自己的小文被他发布到公众号上时，他会私信我到群里跟大家“互动”。所谓互动，无非就是赚些美评、留言、转发。那时我会不太情愿地在群里露一小面儿，跟大家客套两句，随后溜之大吉。骨子里我并非一个太擅虚辞和交际的人。
后来我知道，公众号有了一定点击量原来是可以配广告挣钱的，那时我也才明白很多人积极踊跃生产和转发信息的动力所在。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信息和舆论原来也是消费之一种，北大校长念错了一个字好啊，轻而易举就可以拿10万+的闪亮数字获得实惠；大家相互转发、美评好啊，这可以吸引广告商的眼球。总之一切因为一个“钱”字而背离了原初，变了味。而对于写手，尤其是渴望“成功”或“成名”的写手，自己的作品、“成就”，被利益驱动的公众号和自己的功利心、虚荣心操纵，在自己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转发确实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轻易之间不易辨别和把持，于是朋友圈就出现了集体自恋的状况。 大潮之下，曾经我也未能免俗。即使意识到了有些事情背后的本质是那么无聊，可自己的一篇散文发表在那位朋友的公众号上，当他将链接发来示意我转发时，我还是踌躇了，发完了朋友圈，要发到同学群的那一刻我举棋不定，想到有类似做法的另一位同学每天往同学群里扔文章，执着地推介自己和自己的公众号，可是回应者实在寥寥，大家没有抱怨打扰可能就是好的，但无论别人回应与否、关心与否，他都执着地每天必发，显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类似强迫症，那场面其实是有些尴尬的。可想到自己文章下面的数字供人“瞻览”时如果太过可怜，面子上似乎也确实过不去，那岂不是又陷入了另一种尴尬？想到这里，一咬牙一闭眼还是在同学群里发了……
但发完之后，内心还是厌倦了。冷静下来想想，这真的没有意义。人们被某种说得清、说不清的东西诱引并绑架，仿佛陷入了某种怪圈，为名为利或为面子，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却不自知，在自己巴掌大的小圈子里做着不疼不痒、自娱自乐甚至丑陋不堪的游戏，实则荒谬又可笑。而一旦发现它没有意义，我就在想，我是否应该抵抗这种东西？在人人都上了圈套的时刻，自己能否及时脱身，不被惯性和外界所缚、所碍、所扰，将胸怀放得开阔、眼光放得长远？
内心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是我必须做到的事。愈是消费和聒噪的时代，我们愈应贡献不同的东西。
跟一位作家老哥儿聊天，不知怎么他跟我聊起了先前出版的图书印数、版税之类的事，问了我一些细节和问题，聊着聊着他突然说：“别跟着那些所谓的作家后面起哄默默地写，要真实地挣钱！”刹那间我被惊呆了，一时竟然无言以对。比我早不少年加入中国作协、陆续也有不少作品出版的他不是作家吗？在内心，他并未将自己归入作家的行列吗？平时微信中他的言论虽常带有批判现实的色彩，但给人的感觉却也不乏正义，他轰轰烈烈地招收“学徒”搞文学活动，加入者必须认他为师，这个必要条件虽于某种程度上限定了活动本身的高度，但其打出的“原生态”文学理念却也是我赞同的……然而，然而，“真实地挣钱”才是激情背后真正的目的吗？之前曾听这位老兄说过他年薪50万，这在我看来并不低的薪水，依然无法满足他对金钱的需要和期望吗？刹那间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诸多问号和不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前不久，我刚刚还郑重其事地在对一位前来“请教”、有意报考中文系的青年朋友交流说：“文学是值得毕生奉献的事业。”我知道，在今天这个功利驱动的社会，我的这个认知也许的确有些幼稚或书呆子气，但脱口而出的那一个时刻我却是认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它是我内心真切的声音。这个声音虽然很少有机会和场合能够说得出来，但仔细想想，几十年来，多少的光阴曾经不知不觉地倾注在了它的上面啊——读书，写字，已经陪伴了我半生的时间。那不是刻意的努力，而是生命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如阚焱女士在我的“书文化”系列丛书出版时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书评——《“读着”的欢喜，“写着”的乐趣》，读书写字的确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欢喜和乐趣，在那样的时刻，我想不到任何的报酬，似乎有一种东西远远超越了报酬，那是一种全然的“愿意”，是生命不可或缺又不被察觉的真切的需要，如吃饭如呼吸，是全然的愉快和不为所知。今天，这个感觉愈加地明显和清晰。
然而，我很好奇，在别人的眼里，在这位作家的眼里，我就是那个“默默地写”的傻呵呵的作者吗？当然，所有坚定的，所有认定的，都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动摇和自我怀疑——融入了血液的热爱是无法改变的。只是陡然间我还是有些惊讶。是我不知道，在我以外的世界里，在同为“作家”的群体里，原来还有着许多不同的分类和存在，有着许多不同的目的、层次和境界。“别跟着那些所谓的作家后面起哄默默地写，要真实地挣钱！”——一个作家，真正热爱、真正感兴趣的难道不是写，而是挣钱吗？为什么？当我们追逐一件事物，不是被事物本身吸引，我们是否已经偏离了真诚的轨道？而一个作家缺少了真诚，那又意味着什么呢？他真的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吗？——是的，是的，就是在这位老兄说出这句话的一刹那，我已经毫不怀疑地感觉到，这不是、未来也不会是一个一流的作家。
一流的作家，文学是根植于生命中、与生命合而为一的，文学在他的心里超越了名利超越了文学本身，甚至超越了生命。这让我想起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拒领诺贝尔奖的萨特，想起拒绝通过可鄙手段获得世俗名声和图书销量的梭罗，想起许许多多为文学本身而坚守的文学大家。文学可能带来名利，但不被名利束缚。真正宝贵的东西都是无价的，凡是金钱能够标出的价格都因受到了金钱的约束而无法达到无限的高度。而作家，一流的作家，我宁肯相信是天生、不可阻擋的——正因如此，其在“作家”的群体中为数或许真的不是很多，正如数不尽的书籍和作品之中，真正传世和隽永的亦廖若辰星。
……
又过了一些天，我看到那位老兄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谈作家的文章，当读到他说真正的作家可能一贫如洗，“然而我深深地向作家鞠躬……作家享受着生活的简朴，但我时常感到他们是富有的一群……我时常为作家们的境界而欣慰……富有的穷人多了，这个世界才会敞亮起来”时，不知为什么，他说得都很对，可我就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味儿。这样的作家，大概只适合“真实地挣钱”吧。
早上看到一位画画的朋友在朋友圈感慨：“总是被虚假的真诚感动并且深信不疑，从而总是慈悲生祸害。试问，如果不会画画，君会近我否？如是——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他的感慨也引发了我的感慨。
这位朋友仿佛看到，近他的很多朋友实际不是冲他而来，而是冲着他的画而来，在冲着他的画而来的彼刻表现出来的真诚，又一度被他误认为是对自己的真诚，并且“深信不疑”，可以想象，当那些“朋友”欲望得到了满足、目的得以实现，画拿到了手，情况大概是发生了变化，彼时的“真诚”大概是逐渐不见了，殷勤、恭敬、笑脸、好话大概也没有了，所以今天，朋友才会在朋友圈发出“虚假的真诚”的感叹和感慨。而这是偶然的吗？我们的生活中究竟充满了多少这样的假象？人和人的关系多数是基于什么建立起来的？纯粹的、无所求的关系真的存在或者说真有很多吗？ 现实中我们似乎不难看到，一些拥有政治资本的当权者，往往前呼后拥，门庭若市，交往或试图、渴望与其交往者络绎不绝，给人留下受人爱戴、尊敬、朋友很多的印象。在一位部长秘书的办公室里，我就曾看到一位来访者临走时点头哈腰地对年轻的部长秘书说：“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当时听来十分刺耳，什么样的场合、身份，什么人对什么人才用得上“吩咐”一词呢？彼时我想起“奴仆”二字。而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公仆”怎么会随意“吩咐”主人呢？主人怎么会一脸谄媚地等候公仆的“吩咐”呢？抛开“公仆”“主人”，作为具有同等人格的现代公民，他这是自贬人格吗？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宁肯自贬人格，自轻自贱而对权贵趋之若鹜，唯唯诺诺或者小心翼翼，冲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对这个人物的真尊敬、真热爱？还是希望借助于其手中的什么而达到什么，以最终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当这私欲得到了满足之时，他还需要你吗？你对他还重要还迫切吗？所以，显而易见，“爱戴”“尊敬”“众多的朋友”只是假象，满脸的堆笑只是手段和奉承。真正的清醒者不以假象而自得，在位时不颐指气使，退位时亦无失落反差。真正的无所求者也用不着低三下四，有损尊严。
人们对待富人的态度也大抵如此，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们忽视、冷落身边的贫穷者，避之而唯恐不及，却绞尽脑汁地去攀附富有的“远亲”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攀的真的是“亲”吗？还是这“远亲”手中的什么？他们是冲“远亲”而来，还是冲着别的而来？是出于对这门“远亲”的感情，还是对其另有所图？这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事实不是都影射出了人与人之间诸多关系的自私性和现实性吗？一位经商的朋友说得更加绝对和露骨，他说关系的本质就是交易，所有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交易之中的。难道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吗？
那么对待名人呢？显而易见，不出其外。无视真相、是非，直奔名气而去的同样大有人在，这在书画市场、演艺市场等等各类市场更是可见一斑。贾平凹有篇文章写名人，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你成了名人，你的一切都令人刮目相看，你本来是很丑的，但总有人在你的丑貌里寻出美的部分。”“你的字恶劣不堪，但你的字被裱糊了高悬相当多的人家的正堂上。你根本不会写文章，却有写书的人求你作序（其实你常常只在写书人自写的序文后写上你的手写的大名罢了）。”“在多少多少人的眼里，你活得多荣光自在，有多少女子恨不能在你未结婚前结识你而长生相伴，也有多少女子希望能得到你婚后的一份青睐而终身不嫁相思到老，但是，你给我说，你活得太累，你已经是名第一，人第二。”字字句句写出了活世相。
所以，古人早就总结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看来这并非一句空言。
如果需要举反例来证实的话，就拿自己的切身例子可能也颇为恰当。首先需要坦诚的是，我的朋友很少——当然，我怀疑生活中人们真的会拥有很多很多真诚、纯粹的朋友。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埋头写作者，我的手中既无权力，也无金钱，没有顶着显赫的头衔和名气，所以没有诸多贪求的人们所期望和惦记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知道和我交往必無现实所得，无法通过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诸多期求和欲望。因此我不是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他们苦心经营的对象，他们不需要和我交朋友。相反，我的一些同学、朋友，同在一个城市很多年都没有联系，而他们却早已成了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弟弟的“好朋友”。另有一些多年不见音讯的同学、朋友，忽然来了消息，而正当自己开心庆幸“有缘又见”，珍惜那一片同学情谊的时候，三句话不到，对方已经切入了正题：“咱弟弟现在……”又是冲着“咱弟”而来的。打听完“咱弟”，顺势就开始说他（她）自己现在是什么级别，下一步打算升到什么级别……说实话，我厌倦了这一切。这是我不懂的话语体系。那些个时刻我仿佛看到了“朋友”的复杂性，困惑中我仿佛看到了，没有朋友才是生活的真实和真相。当然，我无意诋毁友谊，我知道真诚纯洁的友谊在世间是存在的，我只是感觉，当一个人拥有了太多的“友谊”，那“友谊”看上去仿佛也便有些虚幻和怀疑了。那时可能禁不住就会感慨：纷繁万象中，到底有多少真东西呢？
有时候人们追求的，真的就是一些虚妄之物，而非生活或事实的本质或本身。前天就一部涉及文学的书稿跟出版社一位编辑沟通，那位编辑毫不客气地说：“文学观念的随感，就要考虑权威性和指导性了。毕竟作为个人对文学的理解和体会的话，读者还是更能接受名家的理念。”为怕我受打击，说完还特意补充了一句：“抱歉哈，我说得有点直。”我没有受打击，或许因为我比她更清楚，这就是现实，追名逐利，人云亦云，是大家的普遍心态。就拿图书和绘画来说，很多的时候，人们就是冲着“名气”去的。一幅名人绘画，价格可能会因着他的名气被标到奇高的价格，而这幅被标到了奇高的绘画，真的就具有“奇高”的审美价值吗？如贾平凹先生感叹的“名第一，人第二”，彼时对于买画的人恐怕也早已是“名第一，画第二”了吧。当然，不少人将画买来，是为了收藏，看重的是它的商业价值，并非作品的本身，至于作品是好是坏，自己是否真心喜欢，也就无所谓了，而且冲着名去的大有人在，不愁没有市场。虽然市场价值和美学价值常常不能完全画等号。真正的欣赏者欣赏的是作品本身及其承载的审美价值，而不是附着其上的虚名与浮华。而世间，紧贴本质又具眼光的冷静的欣赏者到底有多少呢？不光是那家出版社，其他几家出版社在合作过程中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流露过类似的思想。不是说追逐名家不对，我也爱读名家作品，但无论读者还是出版者，只追名家只认名气以此为标准也未免浅薄。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甚至对我说：“你要学习现在流行的、时髦的写法。”在“流行”和“时髦”面前，我当然有自己的思考，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都需在百变的风潮中保持自我独立的识见、角度和姿态，凸显那个恒定不变的内核。记得在一次闲谈中，大作家陈建功先生还曾特意教导我：个性对立于文坛是必须要具备的。他的话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引起我深刻的共鸣。潮流是不能附和的。当我的“笺边琐记”系列丛书出版，第二次请陈建功先生作序时，他甚至对我说：“自己写，最好不找别人作序，你自己要立得住。”他说得很中肯，所以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以《向着光，向着爱，向着美》为题为拙作写了自序。向内探寻，我们的确无需外在的、附加的东西，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亦不会以追名逐利为目的。博尔赫斯的第一本书只卖出75本，但他毫不在意；梭罗谈及自己的书，在1853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正如我在书的封底所言，这些书蕴含着比名声更实际的意义……这是我苦思冥想的结晶……然而，我不顾这样的结果（书销量很差），今晚我仍旧安坐在一大堆死气沉沉的书稿面前，拿起笔，用十分的满足和激情，把我可能会总结的思想和经验记录下来。我的确相信，这一结果比所有一千册书被人买走还要令人鼓舞。书没有卖掉，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仍然自由自在。”有个性、立得住的作家都是特立独行、“目中无人”的，他不会被声望、金钱所牵制和束缚，他忠于自己的内心做真实的自己。而一味地迎合读者和大众，或一味地人云亦云、讨好讨巧，除了赚取金钱之外，后果也不总是理想的，吴义勤先生在鲁迅文学院讲课时曾经说过：读者的高度决定了文学的高度，培养读者是当前出版界的当务之急。跟风的读者，或许就是培养和引导的对象，而在这一点上，出版者有责任，写作者亦有责任。我们必须超越虚浮，超越名利，回到事物的本身，以独立的正见引领风潮。
近年来在选书、读书的问题上，我更是有了一种倾向，越是扎眼越是热闹越是包装得奢华宣传得响亮的作品，我越是敬而远之。有了越多的粉饰，我就越是担心它的品质。就像接触热闹的人，对于夸张夸大、华而不实的人，我也总是保持距离，对太会交际、倚重关系的行为也无好感。
我只想活在生活的真实里，去拥抱人生和事物的真相，在万般纷扰之外，获得内心的清澈与宁静。即使我们拥有很少的“朋友”，即使我们拥有很少的“名望”“金钱”和“荣耀”，即使我们被他人嘲笑，但我们内心充实明亮，简单快乐，这，难道不也是难得的幸福和幸运吗？
一地被撕碎的证书
孩子的爷爷和奶奶搬家入住新居，搬完后将钥匙给了我们，嘱托我们请小时工清扫一下房间。
那日我打开房门，看见搬空了的房间里除了堆积一些无用的杂物，还有一地撕碎了的荣誉证书，这一幕出乎我的意料，于是一下愣那了，直觉中有不解，也有惋惜，第一反应：这是为什么？愣了两秒之后，我蹲下来，捡起那些碎片仔细端详，裂痕中依稀能够辨出，那是些历年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干部”“优秀党员”“优秀……”有北京的，也有西藏的。
先生的父母早些年支边到西藏。当时正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本该享受风华好时光的先生的父亲，突然梦一般地被支到了边疆，在那一待就是15年，恶劣的环境里什么样的苦都吃了，什么样的累都受了，大雪封山，在兵团跑运输开大车的他曾经在青藏高原渺无人烟的大山里被围困了十几天，四野茫茫，遥望北京的家，每一天都是刻骨的思念，每一天都是无望的叹息，每一天都是难耐的煎熬，每一天都是生死的考验。在那里，在那高高的“世界屋脊”之上，他的确获得过很多荣誉。而这些荣誉带给他的又是怎样的回忆？15年后等他们终于回到北京，正在爷爷奶奶身边读书的儿子已经不认识他们了，见面习惯性地往后躲，就不要说亲热的感情了，亲生骨肉之间，竟然有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与隔阂。
回到北京，听党的话听了一辈子的老人在新的岗位上依旧兢兢业业，一本本的荣誉证书依旧接二连三地拿回来，各种“优秀”依然接踵而至，直至退休。而今天，已经退休多年的两位老人，各自也都落下了一身的疾病，每日在进出医院中奔忙着，在另一种艰难与磨砺中与人生和命运做着抗争。
今日搬家，当再次看到这些证书，老人的心里激起的又是怎样的思绪和感情呢？当毫不吝惜地将这些证书一一撕碎、决然抛弃，老人怀有的又是怎样的心情呢？不堪的回忆，如梦的过往，抑或虚无的未来，是让他将证书撕掉的原因吗？一纸证书在人的一生中到底扮演的又是怎样的角色、发挥的是怎样的作用、代表的是怎样的本质呢？
想想自己也有一堆的荣誉证书，三好学生证书、优秀研究生证书、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证书，各类比赛证书，堆起来也有一大摞，被我集中收纳在一个抽屉里。这些证书也曾被我从山东带到北京，从这儿带到那儿，不管到哪，都始终跟随着我，不容丢弃。平时一般不会想起这些证书和荣誉，但几次评职称我都需拿出来，当那些红本本儿被翻开的刹那，也会联想到各种过往，心头掠过一丝的骄傲和欣喜，但更多、更迫切的是它的现实需要，我得将之复印、扫描，一张张地附在评审材料中，写入表格——不光是职称，那是各类表格“获得过何种奖励”一栏中都需填写的内容，如果你评的是高级职称，申报的是重要材料，要评的是更高、更重要的奖励或称号，那么当前的奖项通常还是必需的。所以，在现实的意义上，证书的作用显而易见有时还是必不可少的。
不光是成年人需要，孩子从小就需要证书了，小升初如果你要报考艺术学校或艺术专业，获过市级几等奖以上的奖励作为报名条件曾经是必需的，是一道必跨的门槛。中考和高考也大抵如此。即便你不考艺术学校或艺术专业，如果你有其他“合乎要求”的证书，那么你也有获得加分、免试或特招的机会和可能。这是一种导向。然而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社会上才有了那么多的音乐班、钢琴班、美術班、舞蹈班，这样那样的班，一些培训班或培训机构专门以获奖为目标，教育培训也一日日地背离它原有的目的和初衷。虽然我支持女儿学音乐和美术完全不是出于功利的动机，但在女儿小升初之前也不得不参加她的美术老师在外开设的培训班，在那个班里，老师每日针对参赛作品进行训练和辅导，目标很明确。包括女儿在内那个班里的很多孩子确实如期拿到了北京市一等奖、二等奖等各类奖项，获得了美术专业的报考资格。小学没毕业，很多孩子就已经积累了一抽屉的获奖证书了，虽然不是每个孩子和家长都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但奖项被写进履历，却也成了孩子进入重点中学的“有利条件”。
而在社会上，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则不难看到有一些急于“成功”的人们，为了某个奖项纷纷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请客吃饭送礼攀关系搞交际，热闹非凡。就我所熟悉的写作圈子来说，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冰心散文奖，以及层出不穷的这种奖那种奖对很多渴望成名成家的写作者都是无法抵挡的引诱，所以才有了文人抛开应有的斯文，争相追逐厮杀、苦心钻营的激烈场面和世态百相；就我所熟悉的职业领域来说，面向业界发牌授奖很多索性就是跟商业利益挂起了钩的，而偏偏就是有人需要那块奖牌，那本证书，作为授奖方，一个奖项竟然也可颁出上百个奖牌、证书。的确，奖牌、证书在某些方面能带来现实利益，一些重要的奖项比如“茅奖”，对于获奖者通常还意味着名利双收，是达成目标、通向“成功”的一条“捷径”。
而纷繁过去，一本证书终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水平。浮躁的社会，一流的品质和才华，更有可能无法获得那本证书，因为他们通常是埋头于事物本身，真正的热爱者热衷和沉迷的是事物本身，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也是事物本身，而非附着其上、虚饰其外的荣誉和证书。获得了证书的，也未必就代表了最高水平，未必就与对应的成就相匹配，很多情况下，倒是木心先生所说，其社会活动家或交际家的本领很可能是更凸显的。大家之所以趋之若鹜，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本证书，一项荣誉，一个称号，即便这本证书、这个荣誉、这个称号是通过或明或暗的“活动”或“交际”得来，也能给他带来光环，光环就是利益。当然，随着时间，一时的光环都会褪去。而且，虚饰的光环也只能吸引到浅薄的人。
今天，我的职称已经评到正高了，如果从社会和功利的角度，我的证书大概也没有太多用途了吧？而深入思考，将自身抽离出来，放到一个更宽、更广、更高、更远的视角去观照，职称对于一个人又存在本质的重要吗？当然不是。 名和利到底是身外之物。在不容选择和改变的背景下，工作可能也仅是一个人谋生或养家的手段，只具有“活着”的现实意义而已。当它没有了现实的需要做依托，它也便不再重要，不被需要，没有价值和意义了。拼搏，奋斗，争取，各种优秀，各种称号，都是一场空而已。有了证书，我们的成绩、成果、成就乃至欢乐不是就顿然多出了一些、高出了一块；没有了证书，我们的成绩、成果、成就乃至欢乐也不是就顿然减少了许多。有证书我们没有格外加添什么，没证书我们也不曾额外减少或损失什么。有证书我们没有变得格外伟大，没证书我们也不曾变得顿然渺小。有没有证书，我们都还是我们自己。而终有一天，证书会被我们抛弃——连生命都将无法挽留，我们为何还去贪恋一本证书呢？
早一些悟到本质，或许我们就不会为无谓的事着迷或纠结了。
我被退了十块钱
“救助贫困母亲”例行自愿捐款，同事拿着一张登记表过来，问捐不捐，我看钱包里有三十块零钱，顺手捐了。
过了两天，同事看见我将我拦住说：“大家最多捐了二十，您也别捐那么多了，再退您十块。”说着她将十块钱递过来。愣了一秒，我乐了：“哦，这样啊？”将钱接过来。
后来寻思这个事儿：这是一个自愿捐款的公益活动，捐，还是不捐，捐多还是捐少，难道不是一个个人心意的事儿吗？可这事儿拿到办公室怎么就成了一个颇费脑筋的事儿了呢？捐多了不妥，捐少了也不妥，你捐了多少，我捐了多少，我捐的会不会比他多了，会不会比你少了，真是不好揣摩呢，总之要捐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对于这方面不太灵光的我来说还真是不好拿捏呢，这不，一不小心就成了那个最“愣”的人。
这个事儿说起来不大，可仔细想想也不小，里面有政治有经济有社会有哲学有人性，还真有些复杂呢。比如政治方面，你是什么职位、什么位置、捐什么款数，那是有“规则”和“讲究”的，你捐得多了，别人难堪你也不自在，如果你比职位比你高的人捐的还多，那可能索性就是“犯忌”了——这让领导面子上怎么挂得住呢？会引起不舒服；你捐得少了，明显比别人少了一大截，那么你面子上也过不去。这些对于“灵光”的人来说当然不是问题，但对于不灵光的人，费半天劲可能也还是会出“错儿”。
这是政治，当然也是人性所致，其中还折射着经济和社会现象。一二十块，说实话不多，这一方面或许反映了媒体人整体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人们对于公益组织的信任度。如果上升到哲学层面，当然一切就都不足道了，揣摩算计、估摸权衡，一概没有意义，没有意思，人生终是虚无。
坦率地说，在捐出那三十块钱时，我也扫了一眼前面几位同事捐的数目，十块、十几块的都有，但我并未太过脑，心想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没捐呢，我这三十块钱应该不会冒出尖儿来的。可是没想到这个“尖儿”还是冒了出来。我不是一把手，却“冒失地”成为全单位捐款最多的那一个。
再后来，我发现那个捐款名单还张榜了，在这张榜单上，我看到领导的大名下写了二十元。这时我想起同事，她将那十元钱退给我，应该也是好意，想到这儿不禁感激起她来了……
是的，这些都是常情和常态，原本可能都不值一提，写成文字更是“多此一举”，可我还是禁不住想：这世上到底有多少的东西是背离了初心、背离了它最原初的意义呢？有多少东西是已经变了味儿的呢？
消费的时代
北大校长念错一个字，网络上炸开了锅。北大校长写道歉信，网络上开始了新一轮的炸锅。关注此事的多为个人公众号，他们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不厌其烦地剖析、挑错、抨击、讽刺，只要沾上此事，点击量动不动就是10万+，信息由此持续发酵，没完没了，抖搂来抖搂去还是那点事。这让我想起有关公众号的许多事。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时下在朋友圈里转发信息宣传推销自己的越来越多，自己发表了一篇文章，出版了一本书，做了一件“光荣”“伟大”的事，或者别人写了一篇对自己颇多美言的评论，都忙不迭地发到朋友圈，扩而大之，广而告之，让人知道，让人看到。基于“群”的存在，相互吹捧、相互转发、相互推销，相互帮助、捧场的也不乏其例，大家有来有往，追求的是放大效应。我有一个朋友维护了一个写作的公众号，团结了一批好写文章的人，平时大家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分享生活和写作的感受，倒也不亦乐乎，每有群友发表文章，大家就点评称赞。这本也自然，可是每当这时，群主就会站出来，怂恿大家将群里的美评写到公众号文章的下面，并频繁地要求大家在朋友圈转发，有意要将小圈子坦誠交流的私人快乐放大到供人浏览的公共区域，去“展览”和“展示”。一开始我并不了解这么做的动机和目的，但我骨子里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朋友圈作为自己的私人园地，信息发布也是有选择有标准有自己的个性喜好的，坦率地说不是哪一篇文章、哪一类文章都是我愿意转发的，这么做对我来说并不自在，所以群主的动员常常被我忽略。可群主并不罢休，你不是“没看见”吗？他会将链接单独一对一发给你，告知你希望转发，迫于人情或面子多半会有所敷衍，但久而久之我就不爱到那个群里去了。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收到群主的私信，尤其是自己的小文被他发布到公众号上时，他会私信我到群里跟大家“互动”。所谓互动，无非就是赚些美评、留言、转发。那时我会不太情愿地在群里露一小面儿，跟大家客套两句，随后溜之大吉。骨子里我并非一个太擅虚辞和交际的人。
后来我知道，公众号有了一定点击量原来是可以配广告挣钱的，那时我也才明白很多人积极踊跃生产和转发信息的动力所在。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信息和舆论原来也是消费之一种，北大校长念错了一个字好啊，轻而易举就可以拿10万+的闪亮数字获得实惠；大家相互转发、美评好啊，这可以吸引广告商的眼球。总之一切因为一个“钱”字而背离了原初，变了味。而对于写手，尤其是渴望“成功”或“成名”的写手，自己的作品、“成就”，被利益驱动的公众号和自己的功利心、虚荣心操纵，在自己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转发确实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轻易之间不易辨别和把持，于是朋友圈就出现了集体自恋的状况。 大潮之下，曾经我也未能免俗。即使意识到了有些事情背后的本质是那么无聊，可自己的一篇散文发表在那位朋友的公众号上，当他将链接发来示意我转发时，我还是踌躇了，发完了朋友圈，要发到同学群的那一刻我举棋不定，想到有类似做法的另一位同学每天往同学群里扔文章，执着地推介自己和自己的公众号，可是回应者实在寥寥，大家没有抱怨打扰可能就是好的，但无论别人回应与否、关心与否，他都执着地每天必发，显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类似强迫症，那场面其实是有些尴尬的。可想到自己文章下面的数字供人“瞻览”时如果太过可怜，面子上似乎也确实过不去，那岂不是又陷入了另一种尴尬？想到这里，一咬牙一闭眼还是在同学群里发了……
但发完之后，内心还是厌倦了。冷静下来想想，这真的没有意义。人们被某种说得清、说不清的东西诱引并绑架，仿佛陷入了某种怪圈，为名为利或为面子，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却不自知，在自己巴掌大的小圈子里做着不疼不痒、自娱自乐甚至丑陋不堪的游戏，实则荒谬又可笑。而一旦发现它没有意义，我就在想，我是否应该抵抗这种东西？在人人都上了圈套的时刻，自己能否及时脱身，不被惯性和外界所缚、所碍、所扰，将胸怀放得开阔、眼光放得长远？
内心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是我必须做到的事。愈是消费和聒噪的时代，我们愈应贡献不同的东西。
“真实地挣钱”
跟一位作家老哥儿聊天，不知怎么他跟我聊起了先前出版的图书印数、版税之类的事，问了我一些细节和问题，聊着聊着他突然说：“别跟着那些所谓的作家后面起哄默默地写，要真实地挣钱！”刹那间我被惊呆了，一时竟然无言以对。比我早不少年加入中国作协、陆续也有不少作品出版的他不是作家吗？在内心，他并未将自己归入作家的行列吗？平时微信中他的言论虽常带有批判现实的色彩，但给人的感觉却也不乏正义，他轰轰烈烈地招收“学徒”搞文学活动，加入者必须认他为师，这个必要条件虽于某种程度上限定了活动本身的高度，但其打出的“原生态”文学理念却也是我赞同的……然而，然而，“真实地挣钱”才是激情背后真正的目的吗？之前曾听这位老兄说过他年薪50万，这在我看来并不低的薪水，依然无法满足他对金钱的需要和期望吗？刹那间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诸多问号和不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前不久，我刚刚还郑重其事地在对一位前来“请教”、有意报考中文系的青年朋友交流说：“文学是值得毕生奉献的事业。”我知道，在今天这个功利驱动的社会，我的这个认知也许的确有些幼稚或书呆子气，但脱口而出的那一个时刻我却是认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它是我内心真切的声音。这个声音虽然很少有机会和场合能够说得出来，但仔细想想，几十年来，多少的光阴曾经不知不觉地倾注在了它的上面啊——读书，写字，已经陪伴了我半生的时间。那不是刻意的努力，而是生命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如阚焱女士在我的“书文化”系列丛书出版时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书评——《“读着”的欢喜，“写着”的乐趣》，读书写字的确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欢喜和乐趣，在那样的时刻，我想不到任何的报酬，似乎有一种东西远远超越了报酬，那是一种全然的“愿意”，是生命不可或缺又不被察觉的真切的需要，如吃饭如呼吸，是全然的愉快和不为所知。今天，这个感觉愈加地明显和清晰。
然而，我很好奇，在别人的眼里，在这位作家的眼里，我就是那个“默默地写”的傻呵呵的作者吗？当然，所有坚定的，所有认定的，都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动摇和自我怀疑——融入了血液的热爱是无法改变的。只是陡然间我还是有些惊讶。是我不知道，在我以外的世界里，在同为“作家”的群体里，原来还有着许多不同的分类和存在，有着许多不同的目的、层次和境界。“别跟着那些所谓的作家后面起哄默默地写，要真实地挣钱！”——一个作家，真正热爱、真正感兴趣的难道不是写，而是挣钱吗？为什么？当我们追逐一件事物，不是被事物本身吸引，我们是否已经偏离了真诚的轨道？而一个作家缺少了真诚，那又意味着什么呢？他真的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吗？——是的，是的，就是在这位老兄说出这句话的一刹那，我已经毫不怀疑地感觉到，这不是、未来也不会是一个一流的作家。
一流的作家，文学是根植于生命中、与生命合而为一的，文学在他的心里超越了名利超越了文学本身，甚至超越了生命。这让我想起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拒领诺贝尔奖的萨特，想起拒绝通过可鄙手段获得世俗名声和图书销量的梭罗，想起许许多多为文学本身而坚守的文学大家。文学可能带来名利，但不被名利束缚。真正宝贵的东西都是无价的，凡是金钱能够标出的价格都因受到了金钱的约束而无法达到无限的高度。而作家，一流的作家，我宁肯相信是天生、不可阻擋的——正因如此，其在“作家”的群体中为数或许真的不是很多，正如数不尽的书籍和作品之中，真正传世和隽永的亦廖若辰星。
……
又过了一些天，我看到那位老兄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谈作家的文章，当读到他说真正的作家可能一贫如洗，“然而我深深地向作家鞠躬……作家享受着生活的简朴，但我时常感到他们是富有的一群……我时常为作家们的境界而欣慰……富有的穷人多了，这个世界才会敞亮起来”时，不知为什么，他说得都很对，可我就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味儿。这样的作家，大概只适合“真实地挣钱”吧。
活在生活的真实里
早上看到一位画画的朋友在朋友圈感慨：“总是被虚假的真诚感动并且深信不疑，从而总是慈悲生祸害。试问，如果不会画画，君会近我否？如是——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他的感慨也引发了我的感慨。
这位朋友仿佛看到，近他的很多朋友实际不是冲他而来，而是冲着他的画而来，在冲着他的画而来的彼刻表现出来的真诚，又一度被他误认为是对自己的真诚，并且“深信不疑”，可以想象，当那些“朋友”欲望得到了满足、目的得以实现，画拿到了手，情况大概是发生了变化，彼时的“真诚”大概是逐渐不见了，殷勤、恭敬、笑脸、好话大概也没有了，所以今天，朋友才会在朋友圈发出“虚假的真诚”的感叹和感慨。而这是偶然的吗？我们的生活中究竟充满了多少这样的假象？人和人的关系多数是基于什么建立起来的？纯粹的、无所求的关系真的存在或者说真有很多吗？ 现实中我们似乎不难看到，一些拥有政治资本的当权者，往往前呼后拥，门庭若市，交往或试图、渴望与其交往者络绎不绝，给人留下受人爱戴、尊敬、朋友很多的印象。在一位部长秘书的办公室里，我就曾看到一位来访者临走时点头哈腰地对年轻的部长秘书说：“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当时听来十分刺耳，什么样的场合、身份，什么人对什么人才用得上“吩咐”一词呢？彼时我想起“奴仆”二字。而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公仆”怎么会随意“吩咐”主人呢？主人怎么会一脸谄媚地等候公仆的“吩咐”呢？抛开“公仆”“主人”，作为具有同等人格的现代公民，他这是自贬人格吗？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宁肯自贬人格，自轻自贱而对权贵趋之若鹜，唯唯诺诺或者小心翼翼，冲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对这个人物的真尊敬、真热爱？还是希望借助于其手中的什么而达到什么，以最终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当这私欲得到了满足之时，他还需要你吗？你对他还重要还迫切吗？所以，显而易见，“爱戴”“尊敬”“众多的朋友”只是假象，满脸的堆笑只是手段和奉承。真正的清醒者不以假象而自得，在位时不颐指气使，退位时亦无失落反差。真正的无所求者也用不着低三下四，有损尊严。
人们对待富人的态度也大抵如此，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们忽视、冷落身边的贫穷者，避之而唯恐不及，却绞尽脑汁地去攀附富有的“远亲”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攀的真的是“亲”吗？还是这“远亲”手中的什么？他们是冲“远亲”而来，还是冲着别的而来？是出于对这门“远亲”的感情，还是对其另有所图？这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事实不是都影射出了人与人之间诸多关系的自私性和现实性吗？一位经商的朋友说得更加绝对和露骨，他说关系的本质就是交易，所有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交易之中的。难道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吗？
那么对待名人呢？显而易见，不出其外。无视真相、是非，直奔名气而去的同样大有人在，这在书画市场、演艺市场等等各类市场更是可见一斑。贾平凹有篇文章写名人，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你成了名人，你的一切都令人刮目相看，你本来是很丑的，但总有人在你的丑貌里寻出美的部分。”“你的字恶劣不堪，但你的字被裱糊了高悬相当多的人家的正堂上。你根本不会写文章，却有写书的人求你作序（其实你常常只在写书人自写的序文后写上你的手写的大名罢了）。”“在多少多少人的眼里，你活得多荣光自在，有多少女子恨不能在你未结婚前结识你而长生相伴，也有多少女子希望能得到你婚后的一份青睐而终身不嫁相思到老，但是，你给我说，你活得太累，你已经是名第一，人第二。”字字句句写出了活世相。
所以，古人早就总结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看来这并非一句空言。
如果需要举反例来证实的话，就拿自己的切身例子可能也颇为恰当。首先需要坦诚的是，我的朋友很少——当然，我怀疑生活中人们真的会拥有很多很多真诚、纯粹的朋友。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埋头写作者，我的手中既无权力，也无金钱，没有顶着显赫的头衔和名气，所以没有诸多贪求的人们所期望和惦记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知道和我交往必無现实所得，无法通过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诸多期求和欲望。因此我不是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他们苦心经营的对象，他们不需要和我交朋友。相反，我的一些同学、朋友，同在一个城市很多年都没有联系，而他们却早已成了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弟弟的“好朋友”。另有一些多年不见音讯的同学、朋友，忽然来了消息，而正当自己开心庆幸“有缘又见”，珍惜那一片同学情谊的时候，三句话不到，对方已经切入了正题：“咱弟弟现在……”又是冲着“咱弟”而来的。打听完“咱弟”，顺势就开始说他（她）自己现在是什么级别，下一步打算升到什么级别……说实话，我厌倦了这一切。这是我不懂的话语体系。那些个时刻我仿佛看到了“朋友”的复杂性，困惑中我仿佛看到了，没有朋友才是生活的真实和真相。当然，我无意诋毁友谊，我知道真诚纯洁的友谊在世间是存在的，我只是感觉，当一个人拥有了太多的“友谊”，那“友谊”看上去仿佛也便有些虚幻和怀疑了。那时可能禁不住就会感慨：纷繁万象中，到底有多少真东西呢？
有时候人们追求的，真的就是一些虚妄之物，而非生活或事实的本质或本身。前天就一部涉及文学的书稿跟出版社一位编辑沟通，那位编辑毫不客气地说：“文学观念的随感，就要考虑权威性和指导性了。毕竟作为个人对文学的理解和体会的话，读者还是更能接受名家的理念。”为怕我受打击，说完还特意补充了一句：“抱歉哈，我说得有点直。”我没有受打击，或许因为我比她更清楚，这就是现实，追名逐利，人云亦云，是大家的普遍心态。就拿图书和绘画来说，很多的时候，人们就是冲着“名气”去的。一幅名人绘画，价格可能会因着他的名气被标到奇高的价格，而这幅被标到了奇高的绘画，真的就具有“奇高”的审美价值吗？如贾平凹先生感叹的“名第一，人第二”，彼时对于买画的人恐怕也早已是“名第一，画第二”了吧。当然，不少人将画买来，是为了收藏，看重的是它的商业价值，并非作品的本身，至于作品是好是坏，自己是否真心喜欢，也就无所谓了，而且冲着名去的大有人在，不愁没有市场。虽然市场价值和美学价值常常不能完全画等号。真正的欣赏者欣赏的是作品本身及其承载的审美价值，而不是附着其上的虚名与浮华。而世间，紧贴本质又具眼光的冷静的欣赏者到底有多少呢？不光是那家出版社，其他几家出版社在合作过程中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流露过类似的思想。不是说追逐名家不对，我也爱读名家作品，但无论读者还是出版者，只追名家只认名气以此为标准也未免浅薄。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甚至对我说：“你要学习现在流行的、时髦的写法。”在“流行”和“时髦”面前，我当然有自己的思考，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都需在百变的风潮中保持自我独立的识见、角度和姿态，凸显那个恒定不变的内核。记得在一次闲谈中，大作家陈建功先生还曾特意教导我：个性对立于文坛是必须要具备的。他的话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引起我深刻的共鸣。潮流是不能附和的。当我的“笺边琐记”系列丛书出版，第二次请陈建功先生作序时，他甚至对我说：“自己写，最好不找别人作序，你自己要立得住。”他说得很中肯，所以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以《向着光，向着爱，向着美》为题为拙作写了自序。向内探寻，我们的确无需外在的、附加的东西，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亦不会以追名逐利为目的。博尔赫斯的第一本书只卖出75本，但他毫不在意；梭罗谈及自己的书，在1853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正如我在书的封底所言，这些书蕴含着比名声更实际的意义……这是我苦思冥想的结晶……然而，我不顾这样的结果（书销量很差），今晚我仍旧安坐在一大堆死气沉沉的书稿面前，拿起笔，用十分的满足和激情，把我可能会总结的思想和经验记录下来。我的确相信，这一结果比所有一千册书被人买走还要令人鼓舞。书没有卖掉，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仍然自由自在。”有个性、立得住的作家都是特立独行、“目中无人”的，他不会被声望、金钱所牵制和束缚，他忠于自己的内心做真实的自己。而一味地迎合读者和大众，或一味地人云亦云、讨好讨巧，除了赚取金钱之外，后果也不总是理想的，吴义勤先生在鲁迅文学院讲课时曾经说过：读者的高度决定了文学的高度，培养读者是当前出版界的当务之急。跟风的读者，或许就是培养和引导的对象，而在这一点上，出版者有责任，写作者亦有责任。我们必须超越虚浮，超越名利，回到事物的本身，以独立的正见引领风潮。
近年来在选书、读书的问题上，我更是有了一种倾向，越是扎眼越是热闹越是包装得奢华宣传得响亮的作品，我越是敬而远之。有了越多的粉饰，我就越是担心它的品质。就像接触热闹的人，对于夸张夸大、华而不实的人，我也总是保持距离，对太会交际、倚重关系的行为也无好感。
我只想活在生活的真实里，去拥抱人生和事物的真相，在万般纷扰之外，获得内心的清澈与宁静。即使我们拥有很少的“朋友”，即使我们拥有很少的“名望”“金钱”和“荣耀”，即使我们被他人嘲笑，但我们内心充实明亮，简单快乐，这，难道不也是难得的幸福和幸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