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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文献记叙当时官吏群体，有使用“士大夫”“官人百吏”用语。既往学界关注不多，唯刘泽华、阎步克等前辈学者加以留意，并作论说。“士大夫”“官人百吏”以对称的表述形式出现，呈现战国时期的官吏分层。相关层级的名称使用，又体现新兴官僚制发展及禄秩上延的阶段性特征。考辨“士大夫”“官人百吏”，不仅有助于增进对战国秦官吏分层的认知，而且为理解秦汉时期“吏民”概念的渊源所在，二十等爵制中官、民爵分界，以及君臣关系，也提供了线索。
战国秦的官吏分层，可从商鞅变法叙起。《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商鞅第一次变法“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最后提到：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三”之“（四）社会关系的活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101页，原题《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阎步克：《荀子论“士君子”与“官人百吏”之别及其意义》（原刊《学人》第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收入《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0～261页;阎步克：《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其意义》（原刊《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收入所著《乐官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3～114页;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二章，中华书局，2002年，第95～135页;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上编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5～57页。
大臣、官吏群体的交代。整体顺序呈现先‘民’后‘官’”。孙闻博：《商鞅“农战”政策推行与帝国兴衰——以“君-官-民”政治结构变动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下面具体看官吏群体。“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先言宗室大臣。“明尊卑爵秩等级”之“爵秩”，一般认为即“爵禄”之意，对应官爵、俸禄。然而，如果考虑到此句是在“宗室”之后言及，同时参考《荀子·强国》“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211、217、217、156～157页。当时“爵秩”可分指“爵”“秩”，涉及“士大夫”“官人百吏”等官僚。“爵”对应“士大夫”，“秩”对应“官人百吏”。“有功者显荣”，宗室大臣、士大夫、官人百吏等群体均被统括纳入“农战”，新的政治结构由此缔造。
《荀子·强国》记荀子入秦：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荀子游观秦地风俗，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所谓“入境”，参“塞险，形势便”“形胜”等语，当主要指入函谷关而至关中秦地。荀子游秦时间，钱穆倾向黄式三《周季编略》意见，以为在“周赧王五十一年”，钱穆：《荀卿赴秦见昭王应侯考》，《先秦诸子系年》卷4，九州出版社新校本，2011年，第475页。即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前264）。梁涛考订为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梁涛：《荀子行年新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是时，秦已置上郡、蜀郡、汉中、南郡、河东、河内、南阳诸郡，这里所言大体对应秦内史区域。“及都邑官府”，杨倞注：“及，至也。至县邑之廨署。”故“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之“百吏”，主要指地方县级属吏。“入其国”之“国”，指国都。《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高诱注：“当启蛰耕农之务，农民不见于国都也。”許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6，中华书局，2009年，第684页。辨析又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24页。《乐毅报燕惠王书》提到“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史记》卷80《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431页。“长驱至国”指燕军长驱而至，攻入齐国国都临淄。汉初定都选择，留侯张良曾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史记》卷55《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2043～2044页。“非用武之国”，指作为都城考虑的雒阳地区。“入其国”而“观其士大夫”，此“士大夫”与“百吏”相对，主要指中央官吏。此段最后提到“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指君主及朝廷处理政务。荀子叙其所观，依由外而内顺序，具体可作如下表示：
前引《荀子·强国》“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作“君-群臣-士大夫-官人-庶人”序列，情形多与上同。《荀子·王霸》又云“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作“（朝廷）士大夫-（百官）百吏”。“百官”与“朝廷”相对而言，强调机构署所性质。“百吏”又与参与朝会之“士大夫”相对称，前者以“官秩”为重。《荀子》还出现“士大夫-官人百吏”“天子诸侯-士大夫-百吏官人-众庶百姓”“臣下-百吏-庶人”“人主-卿相辅佐-士大夫官师-官人使吏”《荀子·荣辱》《君道》。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38、166、167、173页。有些又见于他篇，不赘举。等表述用法。《商君书·垦令》有“大臣-诸大夫”，《商君书·境内》“爵吏而为县尉”“爵大夫而为国治”，作“大夫-吏”，《商君书·修权》又有“（奸）臣-秩官之吏”。成篇略晚的《商君书·赏刑》有“卿相将军-大夫-庶人”“守法守职之吏”。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6、64～65、114、130页。《韩非子·有度》“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2，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34页。之“大臣”“小臣”，实即“群臣-第百吏”。 此外，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传食律》提到：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一八〇）
这则律文，一直较难释解。整理小组注：“官士大夫，指秦爵第五级大夫和第六级官大夫。”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第60页。然而，这一注释中，“士”字尚无着落。凌文超就说“此注解忽略了‘士’的含义，显然是不准确的。‘官士大夫’之‘官’，其含义当为官方、官府。由于秦代乡里编户民大多也拥有士、大夫级爵（详后），这些人平时显然无法享用传食，除非受到官方的派遣。因此，‘官士大夫’旨在强调只有为官府任职的士大夫才可以‘爵食之’，只拥有士、大夫级爵的普通民众则没有这项权益”。凌文超：《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文史哲》2015年第2期。此较前人认识，多有推进。这里提供另外一种理解思路。《传食律》规定所提到的“士大夫”，可能并非指二十等爵中侯、卿、大夫、士一类爵位分层，而是与“官人百吏”对称。律文实际是说，为官属于“士大夫”以上的有爵者，传食依爵位高低供给。换言之，为官属于较低的“百人百吏”一类有爵者，就不按这一规定执行了。
由上言之，战国秦官吏分层可分为宗室贵戚、公卿大臣-士大夫-官人百吏。
战国秦官吏分层之中，“士大夫”与“官人百吏”的区分，重要且瞩目。阎步克较早关注此问题，并将之置于士大夫政治演生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后世“‘士大夫-胥吏’格局，正是荀子‘士君子-官人百吏’设计的实现”。《荀子论“士君子”与“官人百吏”之別及其意义》，《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0～261页。这一分层的划分依据与特征如何，须予交代。
《荀子·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明确提到，奖赐分别以“爵”“秩”。《韩非子·和氏》又云“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封君”“子孙”与“百吏”均有“禄”，以“爵”“秩”为别。《荀子·荣辱》“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又具体以“田邑”“禄秩”为分。阎步克说“战国等级管理，对‘士大夫’主要用‘爵’，对‘官人百吏’主要用‘秩’”。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上编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1页。
那么，二者既以“爵”“秩”为分，“士大夫”又是否有“秩”？与“百吏”的等级关系具体为何？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
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一九一）整理小组注：“《汉书·惠帝纪》：‘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与本条可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第139页。
整理小组指出“《法律答问》所引用的某些律文的形成年代是很早的”，有些“律文应形成于秦称王以前，很可能是商鞅时期制订的原文”，《法律答问》“说明”。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第93页。李学勤、傅荣珂、黄盛璋等学者认同是说，参见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壹）》（释文注释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0～181页引诸家说。故此简文可用于探讨相关问题。“宦及智（知）于王”当连读，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下编第四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84页。与《惠帝纪》“宦皇帝而知名者”对应，具体包括中大夫、郎官、舍人等侍从之官。所谓“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主要包括“宦皇帝者”与“六百石吏以上”两个群体，也即涉及“宦”“吏”两个职类。岳麓书院藏秦令新见“制诏丞相斯：所召博士得与议者，节（即）有逮告劾，吏治者辄请之，尽如宦显大夫逮。斯言：罢博士者，请辄除其令”（1129/87、1130/88），陈松长：《岳麓秦简中的令文格式初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68页。“宦显大夫”与“宦者显大夫”当为同义。岳麓书院藏秦令还见“令曰：治狱有遝宦者显大夫，若或封士而若能捕者，勿擅征捕，必具以其遝告闻，有诏乃以诏从事”（J22/304），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此外，《韩非子·有度》“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湊单微，不敢相踰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2，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36页。将与“远在千里外”相对而言的中央官吏，分为“郎中”“朝廷群下”两个类别。《韩非子·三守》“国无臣者，岂郎中虚而朝臣少哉”，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5，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114页。以“郎中”与“朝臣”对称，恐怕也是这一原因。不过，《法律答问》最初所问乃是“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再次提及实有省略。故“显大夫”在严格意义上，主要指禄秩六百石以上“吏”。
关于此问题，还有一则旁证。《商君书·境内》篇文字多有错简、脱简，清人俞樾、朱师辙有调序、拟补，现代学人工作可参看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149页;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5，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页;[日]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国家篇第一章，钱航、杨晓芬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16页;[日]古贺登：《商君書境內篇校訂訳註》，《東洋史論叢：鈴木俊先生古稀記念》，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181～197页;车新亭：《试说卫鞅“强国之法”中的爵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90年，第4～5页。或可重新整理如下： 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褭。〔故爵簪褭，〕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高亨按“加疑当作化，形似而误。化借为货，古币铭文以化字为货字。货者，钱币之称”。《商君书新笺·境内》，《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页。（爵大夫而为国治）
〔故爵大夫，〕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爵大夫而为国治，则税邑三百家。
故爵五大夫，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孙闻博：《爵官转移与文武分职：秦国相将的出现》（原刊《国学研究》第3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收入所著《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一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52页。笔者在此基础上略有微调。
其中出现有“行间之吏”“爵吏而为县尉”“爵大夫而为国治”语。“爵吏”之“吏”、“爵大夫”之“大夫”并非爵位，“吏”应指“官人百吏”，而“大夫”指“士大夫”。此实际指以相关爵位为吏而做县尉，为士大夫而担任中央官吏。“商鞅变法，重新规划地方行政组织，普遍立县，所谓‘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而至秦惠文王初年，秦尚未设郡。‘县’实与《境内》下一段表示中央的‘国’（即‘邦’）相对言。县尉实际就是地方武职的代表”。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一章第一节，第53页。此时，秦已设县令，秩级为千石至六百石。邹水杰：《简牍所见秦汉县禄秩等级演变考》，《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下编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28～330页。这里不言“爵吏而为县令”而作“爵吏而为县尉”，反映此类“吏”禄秩在六百石以下。“爵大夫而为国治”当在“就为五大夫”后，参考《惠帝纪》“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五大夫与禄秩六百石大体对应，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附录十四“五大夫与六百石”，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457～458页。应指在中央担任秩级六百石以上吏。至于《境内》条与《法律答问》近似，未称“士大夫”而称“大夫”，应注意阎步克的意见：“‘士’字是修饰‘大夫’的，……‘士大夫’主要就‘大夫’而言，‘官人百吏’对应着原先的‘士’等级。”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上编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4页。考虑到“士大夫”之上还有公卿一类，“士大夫”实际是有“秩”的，大体为千石至六百石。“士大夫”与“官人百吏”以六百石作为等级分界。“士大夫”凭“爵禄”所获权益当较“禄秩”丰厚，故六百石以上官吏尚以称爵为多。“农战”政策在确立“君-民”联结基础上，爵制自下而上由商鞅爵制向二十等爵发展，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三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220～225页。而禄秩自下而上也由官人百吏向士大夫、卿、公延伸。
战国“士大夫”“官人百吏”的官吏分层，对中国古代“吏民”“吏卒”概念的出现、秦汉官民爵分界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关于“吏民”的形成及发展，学界较为关注，并有分歧。有认为“吏民”是“占有爵位”“具有中家以上的资产数额”者。刘敏：《秦汉时期的社会等级结构》，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等级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335页;刘敏：《秦汉时期“吏民”的一体性和等级特点》，《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有认为“吏民”中的“吏”是与“长吏”相对应的“下吏”，“吏民”是编户齐民。黎虎：《原“吏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原“吏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关于“吏民”的界定问题——原“吏民”之五》，《先秦汉唐史论》下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2～562页。有认为吴简所见“吏”是地方属吏，与署长、佐官等“官”相对，并与公乘以下庶民合称“吏民”。杨振红：《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上编第三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103页。有认为秦汉魏晋编户民身份存在由“士大夫”向“吏民”的转变。凌文超：《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文史哲》2015年第2期。需要指出，战国、秦传世与出土文献都已出现“吏民”用语。广义的“吏”可指各秩级官吏，而“吏民”之“吏”主要指六百石以下的低级“吏”。《史记》卷九八《傅靳蒯成列传》记靳歙在楚汉战争中：
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
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709～2710页。又见《汉书》卷41《靳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087页。“四千一百八十人”作“四千六百八十”。
“吏卒”之“吏”高于“卒”，然与军官一类的都尉、司马、候有所区分。按都尉、司马、候分别秩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吏卒”之“吏”为禄秩低于六百石的低级军吏。军官、军吏同样以六百石为分界。那么，“吏民”“吏卒”之“吏”的渊源为何？以往缺乏解释。这些称谓的出现及界定习惯，应可上溯至战国“士大夫”“官人百吏”的官吏分层时期。“吏民”之“吏”“吏卒”之“吏”，对应“官人百吏”，是“官人百吏”发展的结果。
至于“吏民”“吏卒”称谓及其群体又如何形成，下面一组史料或可提供启示。《史记》记战国前期魏侵河西，秦简公被迫有所应对：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秦本纪》） （六年）初令吏带剑。（七年）堑洛。城重泉。初租禾。（《六国年表》“秦”栏）
其七年，百姓初带剑。（《秦始皇本纪》附《秦记》）《史记》卷5《秦本纪》、卷15《六国年表》、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00、708、227页。
李零分析“秦汉时期的‘吏’是县令、长以下的小官，丞、尉叫‘长吏’，丞、尉以下叫‘少吏’，属于基层办事人员。这里的‘吏’也应属于这一性质，剑是古代护身短兵，一般只有贵族才佩带，此令贱吏亦可佩之，是非贵族化吏治得到加强的象征。《秦始皇本纪》于次年记‘百姓初带剑’，‘百姓’较‘吏’地位更低（战国时期的‘百姓’与今语‘百姓’已比较接近，而与商代、西周的‘百姓’不同）。秦汉以来，带剑遂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吴树平主编：《全注全译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2、215页。吴树平、吕宗力也说“《秦本纪》记载，秦简公六年，始令基层官吏带剑。七年，又允许百姓带剑，反映了低级官吏和百姓地位的提高”。杨宽认识稍有不同，“‘百姓’二字，此用古义，即谓‘百官’，与‘吏’同义”。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卷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上述对推进相关认知均有贡献。今在前人基础上，复申说如下。首先，战国文献所见官吏分层存在“士大夫”“官人百吏”的区分，“士大夫”为秩六百石以上官吏，“官人百吏”指六百石以下官吏。“令吏初带剑”应指六百石以下低级官吏，不仅包括少吏，也包括佐官如丞、尉。其次，《秦始皇本纪》附《秦记》称“其七年”，确较本纪、年表“六年”推后一年。不过，《秦记》记简公“享国十五年”，《年表》同，而《秦本纪》记“十六年，卒，子惠公立”，实际也相差一年。这应与二者是否将即位次年改元之前的时间纳入统计有关。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15～17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卷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205页。如计入改元前的即位当年，十五年便作十六年。因此，三者所记恐为一事。“百姓初带剑”涉及面更广，本纪、年表也不宜舍此取彼。其三，“其七年，百姓初带剑”之“百姓”，在战国时应已与今语接近，不指“百官”，更不进而泛指官吏。《吕氏春秋·不苟论·当赏》云“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4，中华书局，2009年，第650页。“百姓”便与“民”对应。从“带剑”既称“吏”又有称“百姓”来看，“吏民”概念在这一阶段已孕育发展。秦国统治者将“士大夫”佩剑的贵族特权推及“官人百吏”与百姓等下层群体，应为团结调动国内各阶层力量，以防御新兴的魏国。这削弱了贵族传统，使君主之下社会阶层的等齐化进一步发展。
再说后者。秦汉二十等爵制实际存在两个分层系统。一是刘劭《爵制》提示的侯、卿、大夫、士分層;二是官、民爵分层。前者的侯、卿、大夫、士，并非与先秦周爵分别对应，而是在渊源上比附周爵，实际已成分层的标签。所谓官、民爵分层，实际指“赐官爵”“赐民爵”，具体是在皇帝赐爵时，予六百石以上官以五大夫以上爵，予六百石以下吏、民以公乘以下爵。这一分层以五大夫为分界，在整个战国秦汉时期应当没有调整。分界设定，同样与“士大夫”“官人百吏”的官吏分层关系密切。《荀子·荣辱》在天子、诸侯下，庶人、姦人上，提到：
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
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在职守上的明显差异是，前者“临官治”，后者“循……，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而之所以产生这一差异，原因便在于士大夫是组织机构的长官，全面负责并主持相关工作;官人百吏是佐官、属吏，只遵循规定而行，保证执行勿失，不得越出轨范、随意变更。《周礼·考工记》总叙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注：“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周礼注疏》卷3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江西府学刻本，2009年，第1957页。所言对理解士大夫“临官治”，同样多有帮助。由此而言，战国秦汉时期的吏，虽然可泛指各秩级官吏，然若理解官、吏之别及各自特征，也可遵循上述界定。
“士大夫”与“官人百吏”的划分，除显示二者分别以“爵”“官”为重，及依六百石形成禄秩分界外，在秦国还多用以对应中央与地方官吏（偏重地方佐官、属吏）。前引《商君书·境内》“爵吏而为县尉”“爵大夫而为国治”，《荀子·强国》“入秦……及都邑官府，其百吏……。入其国，观其士大夫”，皆有体现。此外，《商君书·修权》云“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秩官之吏”以隐瞒下情、侵夺财利为特征，并与“奸臣”对言，当指地方亲民之吏。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有意见认为当更名为《语书》。陈侃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应更名“语书”——兼谈“语书”名义及秦简中类似文献的性质》，《出土文献》第6辑，中西书局，2015年，第247～252页。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是关涉任职优劣、官务处理的吏学手册。近年研究有肖永明：《读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札记》，《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许道胜：《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的取材特色及相关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林素清：《秦简〈为吏之道〉与〈为吏治官及黔首〉研究》，《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9～308页;于洪涛：《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研究》，花木兰出版社，2015年，等等。其中，“为吏治官及黔首”是自题篇名，“为吏之道”是开篇出现之语，同时结合两篇谈到的具体内容，“为吏”之“吏”偏重指“下层吏员”。陈侃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应更名“语书”——兼谈“语书”名义及秦简中类似文献的性质》，《出土文献》第6辑，中西书局，2015年，第255～256页。这些“吏”参与地方治理，广泛接触民众，应当主要就是前论与“士大夫”对言的“官人百吏”群体。 关于公卿大臣、士大夫等中央官吏，秦君限制他们影响、侵扰地方百姓。《商君书·垦令》云：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
居处都城的中央大臣、士大夫，禁止前往地方闲居游逛，以免对民众产生各种影响。《垦令》复云：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
“声服”，王时润谓“淫声异服也”，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1，中华书局，1986年，第10页引。高亨案“声服当作声技，技服形近而误。声即音乐。技即今语所谓‘杂技’”，“声服义不可通。服当作技，形近而误，或原作肢，借为技，肢误为服也。声者音乐也。技者技艺也，即今语所谓杂技也，如舞蹈及优人奏演等是也”。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2页;《商君书新笺·垦令》，《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14页。这一解释，存在疑问。“声服”如为“淫声异服也”，当不仅“无通于百县”，也不当行于国都才是。以“服”为“技”形近而误，或本作“肢”字，皆属改字为训，似当谨慎。若“技者技艺也”，在《商君书》中实际对应“技艺之士”“技艺之民”，是否“即今语所谓杂技也”，恐怕也需斟酌。又，于鬯案“服盖训法”，并引俞樾《尚书平议》以《尚书·盘庚》“先王有服”之“服”有“制”义，“制亦法也”，解“声服”为“声乐”。于鬯：《香草续校书·商君书》，张华民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453页。从训诂学分析，“服”确有“制”义。不过，就《垦令》而言，“声服无通于百县”，涉及“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两种情形，而非一种。“声乐”主要对应“休居不听”。其实，“声服”用例，文献固然少见，却并非没有。《管子·侈靡》有“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语。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12，中华书局，2004年，第746页。《左传》“昭公元年”曰“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哉，君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202页。《国语·鲁语下》又提到“虢之会，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今大夫而设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无其心，而敢设服以见诸侯之大夫乎？将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86～187页。所记应为一事，侧重略有不同。《周礼·春官·都宗人》“正都礼与其服”，郑玄注“服谓衣服及宫室车旗”，《正义》“此皆以命数为差等”。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3，王文锦、陈文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5页。由此，“声”指乐声，“服”指服饰，可与“行作不顾，休居不听”，分别形成对应。此言朝廷之声乐、服饰不得在地方传播，令民众闻见而竞欲侈靡。
秦廷对地方官吏，并不信任，注意通过统一政令、规范制度、强化效率等措施加强管理，防范攫取私利行为的发生。《商君书·垦令》称：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敝。农不敝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宿治”，高亨以为“此言朝廷有事，马上就办”，“朝廷没有拖延的政务”。疑义未安。这里，“官”“百官”更偏重指地方官吏。“宿治”一语又见《商君书·靳令》“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斷者强，宿治者削”，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176页。“强”，高亨按“强当作弱，盖传写之误”，见《商君书新笺·靳令》，《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31页。及《韩非子·饬令》“行法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九里断者强，宿治者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20，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学界一般均认为此篇袭自《商君书·靳令》，而非反之。《靳令》的撰写有认为商鞅亲著，有认为商鞅学派续作;成篇年代有认为在“正式变法期间”，有认为在秦昭王二年至秦王政十四年之间。高亨：《商君书作者考》，《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9～10页;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前编第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1～152页;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上编小结，花木兰出版社，2013年，第226页。鉴于所论文字在《垦令》中已出现，部分内容当属商鞅的政治思想。所言不是强调简政放权，而当如王先慎曰“此谓行法之速也”。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20，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地方行政应依制度要求而高效运行，并规避地方官吏谋求私利的可能，以免民计民生受到侵扰。
《垦令》又说：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0、27～28、175、176页。
“臣”，俞樾以为当作“官”。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1，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这里强调君主确立明确而统一的制度，从而使处“君-民”上下之“中”的“官”，“不敢为邪”。《垦令》所追求的，乃是“百县之治一形，则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在划一、规范的制度下，地方官吏不敢玩弄花样或变更旧制。因过失而致官事废弛者，也无法掩盖错误行为。
阎步克在艾森斯塔得研究基础上，于官阶制度的“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层面，提出“服务取向”（service orientation）和“自利取向”（self orientation）概念。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十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5～362、358页。一般而言，“强悍的专制皇权与工具性的、‘服务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软弱的皇权与贵族化了的、‘自利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在君权强悍，“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的秦国，官吏的“服务取向”自然突出且典型。不过，《商君书·禁使》却说：
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
“蔽”，《周礼·天官·小宰》郑注、《小尔雅·广言》皆曰“蔽，断也”。诸家训释参见迟铎：《小尔雅集释·广言第二》，中华书局，2008年，第159～160页。官吏自作决定于千里之外，君主仅凭每岁上计，不足以断定是非曲直，准确了解地方政情。而出现对这一状况的忧虑，源于“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国君与地方官吏看似共同治民，职责相连，然利益实相矛盾。《韩非子·孤愤》“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4，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84页。主要探讨了中央近臣的“自利取向”及君臣矛盾。而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秦对地方官吏“自利取向”的警惕。
由上言之，“士大夫”与“官人百吏”的划分，在秦国还多用以对应中央官吏与地方佐官、属吏。君主既反对中央官吏影响、侵扰地方百姓，又对地方官吏并不信任，希望加强制度建设与运作管理，以防范后者作奸谋私。在官僚组织“服务取向”明显突出的秦国，君主对官吏的“自利取向”仍多有顾忌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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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鞅变法、荀子入秦与秦官吏分层
战国秦的官吏分层，可从商鞅变法叙起。《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商鞅第一次变法“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最后提到：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三”之“（四）社会关系的活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101页，原题《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阎步克：《荀子论“士君子”与“官人百吏”之别及其意义》（原刊《学人》第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收入《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0～261页;阎步克：《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其意义》（原刊《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收入所著《乐官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3～114页;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二章，中华书局，2002年，第95～135页;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上编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5～57页。
大臣、官吏群体的交代。整体顺序呈现先‘民’后‘官’”。孙闻博：《商鞅“农战”政策推行与帝国兴衰——以“君-官-民”政治结构变动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下面具体看官吏群体。“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先言宗室大臣。“明尊卑爵秩等级”之“爵秩”，一般认为即“爵禄”之意，对应官爵、俸禄。然而，如果考虑到此句是在“宗室”之后言及，同时参考《荀子·强国》“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211、217、217、156～157页。当时“爵秩”可分指“爵”“秩”，涉及“士大夫”“官人百吏”等官僚。“爵”对应“士大夫”，“秩”对应“官人百吏”。“有功者显荣”，宗室大臣、士大夫、官人百吏等群体均被统括纳入“农战”，新的政治结构由此缔造。
《荀子·强国》记荀子入秦：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荀子游观秦地风俗，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所谓“入境”，参“塞险，形势便”“形胜”等语，当主要指入函谷关而至关中秦地。荀子游秦时间，钱穆倾向黄式三《周季编略》意见，以为在“周赧王五十一年”，钱穆：《荀卿赴秦见昭王应侯考》，《先秦诸子系年》卷4，九州出版社新校本，2011年，第475页。即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前264）。梁涛考订为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梁涛：《荀子行年新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是时，秦已置上郡、蜀郡、汉中、南郡、河东、河内、南阳诸郡，这里所言大体对应秦内史区域。“及都邑官府”，杨倞注：“及，至也。至县邑之廨署。”故“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之“百吏”，主要指地方县级属吏。“入其国”之“国”，指国都。《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高诱注：“当启蛰耕农之务，农民不见于国都也。”許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6，中华书局，2009年，第684页。辨析又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24页。《乐毅报燕惠王书》提到“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史记》卷80《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431页。“长驱至国”指燕军长驱而至，攻入齐国国都临淄。汉初定都选择，留侯张良曾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史记》卷55《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2043～2044页。“非用武之国”，指作为都城考虑的雒阳地区。“入其国”而“观其士大夫”，此“士大夫”与“百吏”相对，主要指中央官吏。此段最后提到“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指君主及朝廷处理政务。荀子叙其所观，依由外而内顺序，具体可作如下表示：
前引《荀子·强国》“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作“君-群臣-士大夫-官人-庶人”序列，情形多与上同。《荀子·王霸》又云“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作“（朝廷）士大夫-（百官）百吏”。“百官”与“朝廷”相对而言，强调机构署所性质。“百吏”又与参与朝会之“士大夫”相对称，前者以“官秩”为重。《荀子》还出现“士大夫-官人百吏”“天子诸侯-士大夫-百吏官人-众庶百姓”“臣下-百吏-庶人”“人主-卿相辅佐-士大夫官师-官人使吏”《荀子·荣辱》《君道》。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38、166、167、173页。有些又见于他篇，不赘举。等表述用法。《商君书·垦令》有“大臣-诸大夫”，《商君书·境内》“爵吏而为县尉”“爵大夫而为国治”，作“大夫-吏”，《商君书·修权》又有“（奸）臣-秩官之吏”。成篇略晚的《商君书·赏刑》有“卿相将军-大夫-庶人”“守法守职之吏”。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6、64～65、114、130页。《韩非子·有度》“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2，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34页。之“大臣”“小臣”，实即“群臣-第百吏”。 此外，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传食律》提到：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一八〇）
这则律文，一直较难释解。整理小组注：“官士大夫，指秦爵第五级大夫和第六级官大夫。”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第60页。然而，这一注释中，“士”字尚无着落。凌文超就说“此注解忽略了‘士’的含义，显然是不准确的。‘官士大夫’之‘官’，其含义当为官方、官府。由于秦代乡里编户民大多也拥有士、大夫级爵（详后），这些人平时显然无法享用传食，除非受到官方的派遣。因此，‘官士大夫’旨在强调只有为官府任职的士大夫才可以‘爵食之’，只拥有士、大夫级爵的普通民众则没有这项权益”。凌文超：《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文史哲》2015年第2期。此较前人认识，多有推进。这里提供另外一种理解思路。《传食律》规定所提到的“士大夫”，可能并非指二十等爵中侯、卿、大夫、士一类爵位分层，而是与“官人百吏”对称。律文实际是说，为官属于“士大夫”以上的有爵者，传食依爵位高低供给。换言之，为官属于较低的“百人百吏”一类有爵者，就不按这一规定执行了。
由上言之，战国秦官吏分层可分为宗室贵戚、公卿大臣-士大夫-官人百吏。
二、“士大夫”“官人百吏”分层特征与“吏民”、官民爵分界的出现
战国秦官吏分层之中，“士大夫”与“官人百吏”的区分，重要且瞩目。阎步克较早关注此问题，并将之置于士大夫政治演生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后世“‘士大夫-胥吏’格局，正是荀子‘士君子-官人百吏’设计的实现”。《荀子论“士君子”与“官人百吏”之別及其意义》，《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0～261页。这一分层的划分依据与特征如何，须予交代。
《荀子·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明确提到，奖赐分别以“爵”“秩”。《韩非子·和氏》又云“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封君”“子孙”与“百吏”均有“禄”，以“爵”“秩”为别。《荀子·荣辱》“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又具体以“田邑”“禄秩”为分。阎步克说“战国等级管理，对‘士大夫’主要用‘爵’，对‘官人百吏’主要用‘秩’”。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上编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1页。
那么，二者既以“爵”“秩”为分，“士大夫”又是否有“秩”？与“百吏”的等级关系具体为何？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
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一九一）整理小组注：“《汉书·惠帝纪》：‘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与本条可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第139页。
整理小组指出“《法律答问》所引用的某些律文的形成年代是很早的”，有些“律文应形成于秦称王以前，很可能是商鞅时期制订的原文”，《法律答问》“说明”。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第93页。李学勤、傅荣珂、黄盛璋等学者认同是说，参见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壹）》（释文注释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0～181页引诸家说。故此简文可用于探讨相关问题。“宦及智（知）于王”当连读，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下编第四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84页。与《惠帝纪》“宦皇帝而知名者”对应，具体包括中大夫、郎官、舍人等侍从之官。所谓“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主要包括“宦皇帝者”与“六百石吏以上”两个群体，也即涉及“宦”“吏”两个职类。岳麓书院藏秦令新见“制诏丞相斯：所召博士得与议者，节（即）有逮告劾，吏治者辄请之，尽如宦显大夫逮。斯言：罢博士者，请辄除其令”（1129/87、1130/88），陈松长：《岳麓秦简中的令文格式初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68页。“宦显大夫”与“宦者显大夫”当为同义。岳麓书院藏秦令还见“令曰：治狱有遝宦者显大夫，若或封士而若能捕者，勿擅征捕，必具以其遝告闻，有诏乃以诏从事”（J22/304），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此外，《韩非子·有度》“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湊单微，不敢相踰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2，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36页。将与“远在千里外”相对而言的中央官吏，分为“郎中”“朝廷群下”两个类别。《韩非子·三守》“国无臣者，岂郎中虚而朝臣少哉”，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5，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114页。以“郎中”与“朝臣”对称，恐怕也是这一原因。不过，《法律答问》最初所问乃是“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再次提及实有省略。故“显大夫”在严格意义上，主要指禄秩六百石以上“吏”。
关于此问题，还有一则旁证。《商君书·境内》篇文字多有错简、脱简，清人俞樾、朱师辙有调序、拟补，现代学人工作可参看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149页;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5，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页;[日]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国家篇第一章，钱航、杨晓芬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16页;[日]古贺登：《商君書境內篇校訂訳註》，《東洋史論叢：鈴木俊先生古稀記念》，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181～197页;车新亭：《试说卫鞅“强国之法”中的爵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90年，第4～5页。或可重新整理如下： 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褭。〔故爵簪褭，〕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高亨按“加疑当作化，形似而误。化借为货，古币铭文以化字为货字。货者，钱币之称”。《商君书新笺·境内》，《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页。（爵大夫而为国治）
〔故爵大夫，〕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爵大夫而为国治，则税邑三百家。
故爵五大夫，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孙闻博：《爵官转移与文武分职：秦国相将的出现》（原刊《国学研究》第3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收入所著《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一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52页。笔者在此基础上略有微调。
其中出现有“行间之吏”“爵吏而为县尉”“爵大夫而为国治”语。“爵吏”之“吏”、“爵大夫”之“大夫”并非爵位，“吏”应指“官人百吏”，而“大夫”指“士大夫”。此实际指以相关爵位为吏而做县尉，为士大夫而担任中央官吏。“商鞅变法，重新规划地方行政组织，普遍立县，所谓‘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而至秦惠文王初年，秦尚未设郡。‘县’实与《境内》下一段表示中央的‘国’（即‘邦’）相对言。县尉实际就是地方武职的代表”。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一章第一节，第53页。此时，秦已设县令，秩级为千石至六百石。邹水杰：《简牍所见秦汉县禄秩等级演变考》，《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下编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28～330页。这里不言“爵吏而为县令”而作“爵吏而为县尉”，反映此类“吏”禄秩在六百石以下。“爵大夫而为国治”当在“就为五大夫”后，参考《惠帝纪》“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五大夫与禄秩六百石大体对应，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附录十四“五大夫与六百石”，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457～458页。应指在中央担任秩级六百石以上吏。至于《境内》条与《法律答问》近似，未称“士大夫”而称“大夫”，应注意阎步克的意见：“‘士’字是修饰‘大夫’的，……‘士大夫’主要就‘大夫’而言，‘官人百吏’对应着原先的‘士’等级。”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上编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4页。考虑到“士大夫”之上还有公卿一类，“士大夫”实际是有“秩”的，大体为千石至六百石。“士大夫”与“官人百吏”以六百石作为等级分界。“士大夫”凭“爵禄”所获权益当较“禄秩”丰厚，故六百石以上官吏尚以称爵为多。“农战”政策在确立“君-民”联结基础上，爵制自下而上由商鞅爵制向二十等爵发展，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三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220～225页。而禄秩自下而上也由官人百吏向士大夫、卿、公延伸。
战国“士大夫”“官人百吏”的官吏分层，对中国古代“吏民”“吏卒”概念的出现、秦汉官民爵分界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关于“吏民”的形成及发展，学界较为关注，并有分歧。有认为“吏民”是“占有爵位”“具有中家以上的资产数额”者。刘敏：《秦汉时期的社会等级结构》，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等级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335页;刘敏：《秦汉时期“吏民”的一体性和等级特点》，《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有认为“吏民”中的“吏”是与“长吏”相对应的“下吏”，“吏民”是编户齐民。黎虎：《原“吏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原“吏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关于“吏民”的界定问题——原“吏民”之五》，《先秦汉唐史论》下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2～562页。有认为吴简所见“吏”是地方属吏，与署长、佐官等“官”相对，并与公乘以下庶民合称“吏民”。杨振红：《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上编第三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103页。有认为秦汉魏晋编户民身份存在由“士大夫”向“吏民”的转变。凌文超：《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文史哲》2015年第2期。需要指出，战国、秦传世与出土文献都已出现“吏民”用语。广义的“吏”可指各秩级官吏，而“吏民”之“吏”主要指六百石以下的低级“吏”。《史记》卷九八《傅靳蒯成列传》记靳歙在楚汉战争中：
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
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709～2710页。又见《汉书》卷41《靳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087页。“四千一百八十人”作“四千六百八十”。
“吏卒”之“吏”高于“卒”，然与军官一类的都尉、司马、候有所区分。按都尉、司马、候分别秩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吏卒”之“吏”为禄秩低于六百石的低级军吏。军官、军吏同样以六百石为分界。那么，“吏民”“吏卒”之“吏”的渊源为何？以往缺乏解释。这些称谓的出现及界定习惯，应可上溯至战国“士大夫”“官人百吏”的官吏分层时期。“吏民”之“吏”“吏卒”之“吏”，对应“官人百吏”，是“官人百吏”发展的结果。
至于“吏民”“吏卒”称谓及其群体又如何形成，下面一组史料或可提供启示。《史记》记战国前期魏侵河西，秦简公被迫有所应对：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秦本纪》） （六年）初令吏带剑。（七年）堑洛。城重泉。初租禾。（《六国年表》“秦”栏）
其七年，百姓初带剑。（《秦始皇本纪》附《秦记》）《史记》卷5《秦本纪》、卷15《六国年表》、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00、708、227页。
李零分析“秦汉时期的‘吏’是县令、长以下的小官，丞、尉叫‘长吏’，丞、尉以下叫‘少吏’，属于基层办事人员。这里的‘吏’也应属于这一性质，剑是古代护身短兵，一般只有贵族才佩带，此令贱吏亦可佩之，是非贵族化吏治得到加强的象征。《秦始皇本纪》于次年记‘百姓初带剑’，‘百姓’较‘吏’地位更低（战国时期的‘百姓’与今语‘百姓’已比较接近，而与商代、西周的‘百姓’不同）。秦汉以来，带剑遂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吴树平主编：《全注全译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2、215页。吴树平、吕宗力也说“《秦本纪》记载，秦简公六年，始令基层官吏带剑。七年，又允许百姓带剑，反映了低级官吏和百姓地位的提高”。杨宽认识稍有不同，“‘百姓’二字，此用古义，即谓‘百官’，与‘吏’同义”。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卷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上述对推进相关认知均有贡献。今在前人基础上，复申说如下。首先，战国文献所见官吏分层存在“士大夫”“官人百吏”的区分，“士大夫”为秩六百石以上官吏，“官人百吏”指六百石以下官吏。“令吏初带剑”应指六百石以下低级官吏，不仅包括少吏，也包括佐官如丞、尉。其次，《秦始皇本纪》附《秦记》称“其七年”，确较本纪、年表“六年”推后一年。不过，《秦记》记简公“享国十五年”，《年表》同，而《秦本纪》记“十六年，卒，子惠公立”，实际也相差一年。这应与二者是否将即位次年改元之前的时间纳入统计有关。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15～17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卷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205页。如计入改元前的即位当年，十五年便作十六年。因此，三者所记恐为一事。“百姓初带剑”涉及面更广，本纪、年表也不宜舍此取彼。其三，“其七年，百姓初带剑”之“百姓”，在战国时应已与今语接近，不指“百官”，更不进而泛指官吏。《吕氏春秋·不苟论·当赏》云“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24，中华书局，2009年，第650页。“百姓”便与“民”对应。从“带剑”既称“吏”又有称“百姓”来看，“吏民”概念在这一阶段已孕育发展。秦国统治者将“士大夫”佩剑的贵族特权推及“官人百吏”与百姓等下层群体，应为团结调动国内各阶层力量，以防御新兴的魏国。这削弱了贵族传统，使君主之下社会阶层的等齐化进一步发展。
再说后者。秦汉二十等爵制实际存在两个分层系统。一是刘劭《爵制》提示的侯、卿、大夫、士分層;二是官、民爵分层。前者的侯、卿、大夫、士，并非与先秦周爵分别对应，而是在渊源上比附周爵，实际已成分层的标签。所谓官、民爵分层，实际指“赐官爵”“赐民爵”，具体是在皇帝赐爵时，予六百石以上官以五大夫以上爵，予六百石以下吏、民以公乘以下爵。这一分层以五大夫为分界，在整个战国秦汉时期应当没有调整。分界设定，同样与“士大夫”“官人百吏”的官吏分层关系密切。《荀子·荣辱》在天子、诸侯下，庶人、姦人上，提到：
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
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在职守上的明显差异是，前者“临官治”，后者“循……，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而之所以产生这一差异，原因便在于士大夫是组织机构的长官，全面负责并主持相关工作;官人百吏是佐官、属吏，只遵循规定而行，保证执行勿失，不得越出轨范、随意变更。《周礼·考工记》总叙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注：“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周礼注疏》卷3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江西府学刻本，2009年，第1957页。所言对理解士大夫“临官治”，同样多有帮助。由此而言，战国秦汉时期的吏，虽然可泛指各秩级官吏，然若理解官、吏之别及各自特征，也可遵循上述界定。
三、“士大夫”“官人百吏”的中央、地方官吏指向与君臣关系
“士大夫”与“官人百吏”的划分，除显示二者分别以“爵”“官”为重，及依六百石形成禄秩分界外，在秦国还多用以对应中央与地方官吏（偏重地方佐官、属吏）。前引《商君书·境内》“爵吏而为县尉”“爵大夫而为国治”，《荀子·强国》“入秦……及都邑官府，其百吏……。入其国，观其士大夫”，皆有体现。此外，《商君书·修权》云“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秩官之吏”以隐瞒下情、侵夺财利为特征，并与“奸臣”对言，当指地方亲民之吏。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有意见认为当更名为《语书》。陈侃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应更名“语书”——兼谈“语书”名义及秦简中类似文献的性质》，《出土文献》第6辑，中西书局，2015年，第247～252页。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是关涉任职优劣、官务处理的吏学手册。近年研究有肖永明：《读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札记》，《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许道胜：《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的取材特色及相关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林素清：《秦简〈为吏之道〉与〈为吏治官及黔首〉研究》，《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9～308页;于洪涛：《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研究》，花木兰出版社，2015年，等等。其中，“为吏治官及黔首”是自题篇名，“为吏之道”是开篇出现之语，同时结合两篇谈到的具体内容，“为吏”之“吏”偏重指“下层吏员”。陈侃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应更名“语书”——兼谈“语书”名义及秦简中类似文献的性质》，《出土文献》第6辑，中西书局，2015年，第255～256页。这些“吏”参与地方治理，广泛接触民众，应当主要就是前论与“士大夫”对言的“官人百吏”群体。 关于公卿大臣、士大夫等中央官吏，秦君限制他们影响、侵扰地方百姓。《商君书·垦令》云：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
居处都城的中央大臣、士大夫，禁止前往地方闲居游逛，以免对民众产生各种影响。《垦令》复云：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
“声服”，王时润谓“淫声异服也”，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1，中华书局，1986年，第10页引。高亨案“声服当作声技，技服形近而误。声即音乐。技即今语所谓‘杂技’”，“声服义不可通。服当作技，形近而误，或原作肢，借为技，肢误为服也。声者音乐也。技者技艺也，即今语所谓杂技也，如舞蹈及优人奏演等是也”。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2页;《商君书新笺·垦令》，《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14页。这一解释，存在疑问。“声服”如为“淫声异服也”，当不仅“无通于百县”，也不当行于国都才是。以“服”为“技”形近而误，或本作“肢”字，皆属改字为训，似当谨慎。若“技者技艺也”，在《商君书》中实际对应“技艺之士”“技艺之民”，是否“即今语所谓杂技也”，恐怕也需斟酌。又，于鬯案“服盖训法”，并引俞樾《尚书平议》以《尚书·盘庚》“先王有服”之“服”有“制”义，“制亦法也”，解“声服”为“声乐”。于鬯：《香草续校书·商君书》，张华民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453页。从训诂学分析，“服”确有“制”义。不过，就《垦令》而言，“声服无通于百县”，涉及“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两种情形，而非一种。“声乐”主要对应“休居不听”。其实，“声服”用例，文献固然少见，却并非没有。《管子·侈靡》有“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语。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12，中华书局，2004年，第746页。《左传》“昭公元年”曰“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哉，君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202页。《国语·鲁语下》又提到“虢之会，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今大夫而设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无其心，而敢设服以见诸侯之大夫乎？将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86～187页。所记应为一事，侧重略有不同。《周礼·春官·都宗人》“正都礼与其服”，郑玄注“服谓衣服及宫室车旗”，《正义》“此皆以命数为差等”。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3，王文锦、陈文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5页。由此，“声”指乐声，“服”指服饰，可与“行作不顾，休居不听”，分别形成对应。此言朝廷之声乐、服饰不得在地方传播，令民众闻见而竞欲侈靡。
秦廷对地方官吏，并不信任，注意通过统一政令、规范制度、强化效率等措施加强管理，防范攫取私利行为的发生。《商君书·垦令》称：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敝。农不敝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宿治”，高亨以为“此言朝廷有事，马上就办”，“朝廷没有拖延的政务”。疑义未安。这里，“官”“百官”更偏重指地方官吏。“宿治”一语又见《商君书·靳令》“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斷者强，宿治者削”，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176页。“强”，高亨按“强当作弱，盖传写之误”，见《商君书新笺·靳令》，《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31页。及《韩非子·饬令》“行法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九里断者强，宿治者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20，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学界一般均认为此篇袭自《商君书·靳令》，而非反之。《靳令》的撰写有认为商鞅亲著，有认为商鞅学派续作;成篇年代有认为在“正式变法期间”，有认为在秦昭王二年至秦王政十四年之间。高亨：《商君书作者考》，《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9～10页;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前编第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1～152页;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上编小结，花木兰出版社，2013年，第226页。鉴于所论文字在《垦令》中已出现，部分内容当属商鞅的政治思想。所言不是强调简政放权，而当如王先慎曰“此谓行法之速也”。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20，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地方行政应依制度要求而高效运行，并规避地方官吏谋求私利的可能，以免民计民生受到侵扰。
《垦令》又说：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20、27～28、175、176页。
“臣”，俞樾以为当作“官”。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1，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这里强调君主确立明确而统一的制度，从而使处“君-民”上下之“中”的“官”，“不敢为邪”。《垦令》所追求的，乃是“百县之治一形，则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在划一、规范的制度下，地方官吏不敢玩弄花样或变更旧制。因过失而致官事废弛者，也无法掩盖错误行为。
阎步克在艾森斯塔得研究基础上，于官阶制度的“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层面，提出“服务取向”（service orientation）和“自利取向”（self orientation）概念。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十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5～362、358页。一般而言，“强悍的专制皇权与工具性的、‘服务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软弱的皇权与贵族化了的、‘自利取向’的官僚，往往同时出现”。在君权强悍，“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的秦国，官吏的“服务取向”自然突出且典型。不过，《商君书·禁使》却说：
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
“蔽”，《周礼·天官·小宰》郑注、《小尔雅·广言》皆曰“蔽，断也”。诸家训释参见迟铎：《小尔雅集释·广言第二》，中华书局，2008年，第159～160页。官吏自作决定于千里之外，君主仅凭每岁上计，不足以断定是非曲直，准确了解地方政情。而出现对这一状况的忧虑，源于“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国君与地方官吏看似共同治民，职责相连，然利益实相矛盾。《韩非子·孤愤》“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4，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84页。主要探讨了中央近臣的“自利取向”及君臣矛盾。而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秦对地方官吏“自利取向”的警惕。
由上言之，“士大夫”与“官人百吏”的划分，在秦国还多用以对应中央官吏与地方佐官、属吏。君主既反对中央官吏影响、侵扰地方百姓，又对地方官吏并不信任，希望加强制度建设与运作管理，以防范后者作奸谋私。在官僚组织“服务取向”明显突出的秦国，君主对官吏的“自利取向”仍多有顾忌及应对。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