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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智擒王光美”
文革初期发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是当时的造反派颇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北京、在全国煽动性都很大。实际上这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1月6日,也就是在第一次批斗少奇同志后的第三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正值班时,电话突然“嘀铃铃”地响起来。拿起一问,对方说是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说刘平平放学回家途中,叫汽车把腿轧断了,需要家长速来签字做手术,不然的话,生命后果自负。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半信半疑,但关系又很重大。告诉光美同志吧,当时少奇同志正处在被批斗的情况下;不对她说吧,一旦真的平平把腿锯掉一条,自己又担不起责任。于是就和也在值班的刘秘书商量了一下,我建议叫就要来接班的李太和同志先去探探情况,之后再报告光美同志。叫来太和,把电话里的情况跟他说清,他很快就骑车去了。随后我就去伙房告诉厨师郝苗同志准备晚饭,同时告诉他平平的事,郝苗把晚饭备好后,和源源一起去了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离中南海也不远,出西门,往前走到绒线胡同就快到了。呆了一刻钟左右,李太和把电话打回来了,我刚接起电话问:“你是太和吗?”他说:“是,我是太和。”接着就听电话被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 ? 一会儿,对方有人拿起电话接着问:“你是刘平平家吗?”我说:“是。你是哪?”对方说:“第二人民医院,我是护士。”我问:“什么事 ? ”“刘平平要做手术,要王光美马上来签字。”我说:“我们去了一个同志叫李太和,你叫他接电话。”对方说:“李太和现在正守着刘平平呢,刘平平老闹,不听医生的话。”弄得真真假假的。
因为这时走廊里门都开着,那时电话铃特别响,光美同志特别注意这一点,有响声她都能听到,尽管不知说些什么。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就走了过来,问是什么事?我刚接完这个电话,就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光美同志,光美同志一听这消息就惊呆了,眼里噙着泪花,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我马上强调说等太和同志的电话打过来后再确定去与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警卫局值班室打了电话通报情况,而且请司机备车,做去医院的准备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走廊里发火了,大衣也没穿就说:“马上去医院,马上走。不能因为我让孩子跟着受罪。我犯了错误,不能株连孩子,株连任何人都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我的事儿,跟孩子无关。”光美同志有点犹豫地说:“可是总理给我们留过话,叫我们不要离开中南海啊!”少奇同志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你不去我去!”其实,光美同志何尝不是心急如焚呢?这时候车已备好,我叫上另一位卫士小于,给少奇同志穿上大衣,戴上军棉帽,又戴上了个大白口罩,就坐上车直奔医院去了。看得出这一消息对少奇同志打击很大。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少奇同志工作繁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与孩子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他对自己的每个孩子都很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一种严父的慈爱与关怀,这在许多关于少奇同志教育子女的文章中特别是少奇同志子女的回忆中都有深刻的反映。这次在他遭批斗的时候,平平出事,就更感沉重和难过了,特别是平平这孩子思想活跃,聪明有才,学习也相当好。一进第二医院的第一道门,就看见在走廊的东侧摆着一个大棺材。一下车,我和小于走在少奇同志的两侧,光美同志跟在后面。这时李太和同志说了一句:“你们受骗了!”源源接着说:“妈妈,人家是捉你的!”光美同志反应特别快,一看有红卫兵,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挺身上前说:“我是王光美,有事冲我来,与别人无关。”同时一拨拉我们,我和小于架起少奇同志,连拉带拽就往外跑。少奇同志此时才反应过来,我说赶快走,赶快走。这时红卫兵上前就把光美同志围住了,还没有人发现少奇同志,等有人反应过来,我们已经上了车,很快就回到中南海了。等我们回到中南海,向警卫处值班室报告时才知道,我们走后,周总理命令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三卡车士兵去第二医院营救少奇同志,我们赶在其前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一听说光美同志被清华井冈山给揪走了,总理又派他的秘书孙岳到清华去交涉,一定要当夜放回光美同志,但造反派硬是不放。最后达成协议:可以开批斗大会,但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第二天他们又派人来要光美同志的衣服,而且专门要出国时穿的旗袍,最后没有答应他们。
第二天,1月7日清晨,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发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通篇内容就是题为“智擒王光美”的详尽报道。同样,这场骗局和随后的批斗也是在江青一伙指使下干的。其后,造反派又多次组织批斗光美同志,实际上都是针对少奇同志采取的毒辣手段。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4月份在清华举行的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行给光美同志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侮辱之能事。光美同志不为淫威所屈,坚持原则,对诬蔑少奇同志的许多不实之辞,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据理力争,使气焰嚣张的造反派理屈词穷,极为尴尬。
第二次批斗
在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各路造反派就连续三次,不是闯进福禄居进行骚扰、围攻,就是阴险地设计骗局对少奇、光美同志展开迫害。还未等少奇同志喘过气来,更大规模的批斗又开始了。
少奇同志第二次被批斗是在1967年1月 12日。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派
”联络中南海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约二百人前来造反。当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到西四院的大门口时,遭到哨兵的拦阻,不让他们进去,这些人就叫嚷:“我们要到刘少奇院子里去贴大字报,凭什么阻拦?”并在那高呼口号。“保卫中央首长是我们的任务,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放你们进去!”严格执行任务的哨兵见来人众多且态度蛮横,也不甘示弱地予以回击,并马上给我们卫士组打电话联系。这时,以陆行建(秘书局一般工作人员,后为造反组织小头目)为首的一群人,揪住哨兵的脖领子,骂他们是“保皇兵”,并大打出手。闻讯的战士们迅速跑出来加以制止。厮打中,这帮人冲进了大门,很快来到福禄居的里院。他们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把少奇、光美同志从办公室里喊出来,连拉带推叫他俩站在书房门口的台阶上接受批斗。造反派要少奇同志弯腰低头、背语录,少奇同志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办,而是从口袋中掏出语录本,认真地念了起来。造反派见状,大光其火,开始围攻嘲笑,说刘少奇不老实。少奇同志沉着地说,“你们叫我背毛主席语录,我背不下来,要说《毛泽东选集》哪一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建,我都能给你们说出来。因为我是《毛选》编委会的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他这一说,更把造反派的火激起来了:“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在某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执行当中有差错,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反对毛主席,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因为天气寒冷,光美同志就对他们说:“叫他戴上帽子,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给少奇同志把帽子戴上之后,造反派斗争的矛头就对准光美同志了,骂她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后来不知是谁从书房里抬出一张放花盆用的桌子,而且少一条腿,叫光美同志站在上面挨斗,并要她把出国的衣服交出来。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叫光美同志给顶回去了。随后,他们又冲进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卧室,随意在墙上张贴了很多大字标语。最后在一片“誓死与中国的赫鲁晓夫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谁敢动毛主席的一根毫毛,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声中闹哄哄地散去。电话39局的“6711战斗队”,秘书局的“红色造反团”,实际都控制在戚本禹的手下。他们再次进院批斗少奇同志是有预谋、有用意的,而且进行了煽动和组织。康生妻子曹轶欧、戚本禹妻子都参加了这次批斗会。过了没几天,39局的人硬要把少奇同志的两部电话拆走,我们没有同意拆。第二天又要拆,我们再次劝阻无效,他们强行把电话拆走了。这就切断了少奇同志同中央政治局的联系。
主席接见
从1966年的杭州会议到造反派公开揪斗少奇同志,这中间毛主席接见了少奇同志一次。1967年1月13日,是李太和同志值班,我吃了饭到值班室聊天。他告诉我,徐业夫来电话了(徐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多由他来安排,包括召集一些会议),叫少奇同志到大会堂118去一趟(118是一个房间,主席当时就在这里吃住、办公)。他说咱俩跟首长一块儿去,一会儿就走。待了一会儿徐业夫又来电话说:“我开车去,不用你们任何人来。”不多时,徐业夫开了一辆米黄色的华沙车来接少奇同志。处在当时情况下,坐这种车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送机要的,送文件的,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开这种普通的华沙车。而平时常委一出中南海就是大吉斯车,比较引人注意。很快少奇同志就过去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回来,我们注意到少奇同志脸上有了些笑容。
第二天,光美同志把李智敏 ( 机要秘书)叫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了,大概意思是我们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你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主席还说让少奇同志多看书学习,保重身体。光美同志叫李智敏找几本书,说是主席叫少奇同志看的。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一天我值班,我们聊天就聊出这个事来了。当时会议室又是书房,他说咱俩一块儿找找。我说你在这恐怕找不到,咱这没这个书。因为会议室的书都是公开的书,光美同志下去搞“四清”之后,我们晚上值班,常看,所以我都有印象,他提的这几本书没见过。我说大书房里肯定没有,咱们在小书房找找。少奇同志办公室有一个内部书房,这里都是不公开的书。结果在小书房找了半天也没有。李智敏说这怎么办?我说有办法,咱们到北京图书馆借去,北京图书馆肯定有。可是,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随时可能闯进来批斗、贴标语,哪还有什么正常的读书时间?
在我们这些卫士看来,少奇同志和主席在工作关系上很密切。他就交代过,要是主席那儿叫开会,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他是不是睡觉,吃没吃安眠药,都要马上叫他。而且到主席那去,什么也不讲究,穿什么都可以。如果是正睡着觉,起来后头晕晕忽忽的也是二话不说,马上就走,特别坚决,好像晚到一点就是对主席的不尊重。少奇同志对主席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崇敬和朴素的感情。但平时,他和主席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个人来往。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看到社会上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大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少奇同志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尽管他从心底里对有些问题也想不通,但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地把所谓的“路线错误”揽到自己身上。就在这次主席难得的接见中,他再次表明,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自己,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能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他甚至请求辞去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回自己的老家湖南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这并没得到主席的回应,仅仅成为一种善良而又有些天真的愿望而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少奇同志的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也最终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
这一时期,中南海内环怀仁堂一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不管是墙上,还是树上,花花绿绿贴的全是大字报。曾经无比神圣的殿堂失去了它应有的庄严。不过这时还内外有别,都是中南海内部人员写的。这时候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战斗队,中南海里也不寂寞,相继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每一天的清晨醒来,你似乎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社会上流行的是造反有理!一天马尚志(警卫处副处长兼二组卫士长)对我们说:外面的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这里却冷冷清清,你们也要成立战斗队嘛。于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也行动起来了。在当时的背景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势头,想置身其外,也是很难的。我们成立的战斗队开始是叫“卫东革命造反队”,即保卫毛泽东造反队。第二天我们贴出海报去,一看不行,因为这名字已经有人用过了,不能跟人家重了,后来又改成“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因为我们住的是在南海这边(实际上是在中海),以示和他们区别开来。在成立时有的同志选我当队长,我拒绝了。因为在此之前,中南海警卫局在1966年的7月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筹委会”,我是筹委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后来群众都反对它,说它保守,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后来选的是机要秘书李智敏。这样,“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就算成立了,这是在第二次批斗少奇同志以后。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批示中提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林彪、江青一伙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从而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牵连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后,又在各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这篇来势汹汹的文章以“中国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少奇同志的代名词,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谩骂少奇同志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文中还恶狠狠地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文章的末尾还有质问少奇同志的八个“为什么”。
在对少奇同志的攻击、陷害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造反队就想,别人都能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斗?于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司机、警卫员、秘书、炊事员,十几个人也准备行动起来。大家商量说叫批斗会不好,咱们开支部大会,提问题叫他答复。这是我们开的唯一的一次,实际上是批斗会。
那天,我们拿着登有戚本禹文章的那期《红旗》杂志,来到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光美同志也在。其中一位同志说,“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少奇同志温和地说:“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多少次造反派来批斗,从来都是横眉怒目、恶语相加,容不得少奇同志有任何辩解,更别说提出什么要求了。而今天少奇同志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这点希望,恰恰表明了他对那种蛮横霸道、无理取闹的批斗形式的强烈不满。有人首先叫他答复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特别问到其中“61个叛徒”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说《清宫秘史 》
是爱国主义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话音刚落,少奇同志就气愤地站起来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是污蔑!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如果这是事实,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和我辩论?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 ……”
说到“61个叛徒”的问题,少奇同志也讲得很清楚,那是1931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一直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了解到这些同志被捕前工作都很出色,被捕后在监狱里表现得也很勇敢,而他们的刑期大多已坐满,但要履行个手续才能被释放。考虑到当时日本人如果占领了北平,有可能把这些同志杀掉,所以要设法营救他们,于是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很快答复,批准营救。这就是戚本禹在文中所指的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罪行”之一。生活会后,少奇同志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拿给我们看。在事关自己政治人格问题上,少奇同志表现了异乎寻常的较真,毫不退让,而且万般愤慨,溢于言表,这是我们以前所少见的。少奇同志也已逐渐看出江青、林彪一伙的叵测的居心,所以在书面回答我们提出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一段时期来对他“路线错误”的上纲上线也不再一味地接受,并流露出不满:“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会上,我们大家还对少奇、光美同志“一·六事件”的草率做法和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并提出少奇同志为什么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量出版毛泽东选集,而大量出版“修养”?致使文化革命初期买“毛选”很困难。少奇同志说:“那都是康生搞的!”我记得曾多年跟随少奇同志的厨师郝苗同志说:“我们辛辛苦苦多年为你服务,一心希望你紧跟毛主席,为人民多办事,结果你犯了大错误。”光美同志自我检查说:“同志们确实为我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我们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但我们有决心改正。”后来我们这次生活会也即批斗的情况简报通过汪东兴送到毛主席那儿,汪东兴又把主席的意见反馈回来,原话是这样:请转告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政治上划清界限,要背靠背地批,不要面对面地批。打这以后,我们再没开过这种会。
抄家
要说以前的批斗还只算是前奏,那么第三次批斗就是高潮了,发生在1967年7月18 日,这时候已是炎炎夏日。这次明里批斗,暗里是抄家。
7月18日早晨,我们去食堂吃饭时,看到了中南海造反队贴出的海报,要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地点在西大灶。西大灶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一个食堂。当时一个东大灶( 在海的东岸),一个西大灶(在海的西岸)。西大灶离福禄居很近,我们吃饭都到西大灶。
这天上午,警卫局办公室主任武建华通知我们:今天晚上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你们出一人发言,批判王光美。并要我们立即赶写批判发言稿。临近晚饭时,秘书局、电话39局的十几个人进到卫士值班室,叫我们一同去少奇同志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他们向少奇、光美同志宣布:今晚开批斗会,你们去参加。李太和同志和刘秘书值班,我跟少奇同志去西大灶参加批斗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常委,不管位置排在第几位,在中南海里活动,就可以跟着一个卫士,只要一出中南海就是两个卫士),李智敏、于云德同志跟光美同志去西楼大厅接受批斗。临走前造反派中的一个人向光美同志要办公桌上的钥匙。光美同志说:有机要室的同志才能交出钥匙。于是她把少奇同志办公桌上的钥匙交给了机要室的人。
西大灶的斗争会由武建华主持。下午6点钟左右,当我随着少奇同志走进会场时( 当然还有其他人押着我俩走进会场),屋里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四百人左右,都是中南海警卫局、秘书局、39局的。这次大会上批斗得相当残酷。
我把少奇同志送到会场前面,他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就叫我站到他一侧了。进入会场时,他们呼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时有人叫少奇同志低头,还有人叫他弯腰坐“喷气式”,但他没有弯腰,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听他们发言。正值酷暑热夏,虽已是傍晚,西斜的阳光仍强劲地直射在西墙通体的大玻璃窗上,而少奇同志就站在西大灶的西墙窗下,面朝东正对着造反的人群。不多时,少奇同志出了很多汗,半袖的确良的衬衣都湿透了,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淌。我就在他旁边,这时我给他递了一块手绢,说:“你擦擦汗。”他都不敢接。我说:“没事儿,你擦一擦。”少奇同志拿起手帕刚要擦头上的汗,有人喊起来:“刘少奇把手放下来”,后来不知是谁冲上来,“啪”地把脑袋一按,这一按少奇同志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只好低头在那听着。这次批斗会斗了1小时40分钟,最后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散了会。这时的批斗说实话还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尽管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派,但从思想上还不是太明确,无非还是颠来倒去的那几个问题,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啦,走资本主义道路啦等等,再有就是围攻起哄,而且这次动用了武力。我记得批完以后,汪东兴的司机李和还说,这要在外面早就把他们推下台来了,这根本不行。意思是气氛不够。我搀着疲惫不堪的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钟了。一进办公室、卧室,我们都大吃一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满地的衣服、报纸乱扔着。听李太和同志说,秘书局的人来“清理文件”,以此为借口实际上是抄家,他们把所有的房间和箱子、柜子以及光美同志的衣服皮箱都打开翻了一遍。走时还把工业券和钱扔得满地都是。太和说:“我又一点点地收拾起来,简直不像话,对我们也怒目相待。”一问刘秘书,他的办公室也给抄了,所有的保险柜、机密文件全都给弄散了。安排少奇同志睡了觉,我回到宿舍一看,我们的房间也没幸免,一些照片及私人物品不见了踪影。这一次造反派采取了阴阳两套的做法,明里是批斗,暗地里抄了国家主席的家。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之机直接决定的,事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在他的宿舍门口,从此站上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哨兵,开始日夜监视。光美同志被批斗回来,就再也没有叫她回原来的宿舍,而是住到本来是外婆和孩子们住的后院的一间屋里,并由39局和警卫局服务科的女同志“监护”起来。从此,少奇同志、光美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分别软禁在中南海“福禄居”的前后院里,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连子女也不准见面。这是林彪、江青一伙给少奇同志精神上最残酷的打击。之后少奇同志曾多次问过我们,光美同志在哪里?我对他说:就在后院里。我们经常看到少奇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或卧室的北窗户处,向后院里张望。从他焦虑的目光,不安的神情,我感觉得出少奇同志是在担心着光美的安危———一段时期来,她不仅与自己一同遭受批斗,遭受谩骂,还多次被强行带走,在大庭广众之中受辱。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他担心自己的妻子有一天会一去不回。因此,他想证实自己的妻子是不是真的还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他希望能看到她,哪怕是一个背影也好。但令他万分失望的是,在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下,他什么也看不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停发了少奇同志的《参考消息》和部分地方报纸。保健药品被停止了,安眠药品也从此由医务人员控制使用。长期以来,少奇同志需服用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突然把药降了下来,给他睡眠造成很大困难。被软禁后的少奇同志走到哪里,武装哨兵就跟到哪里。吃饭时跟到餐厅,睡觉时哨兵站在卧室门口,就是上厕所也要跟到卫生间,总之寸步不离。连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哨兵的监视,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外,很少去接近少奇同志。有时哨兵按电铃,叫我们去处理他们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对少奇同志实行了法西斯式的专政。
“揪刘火线”与八·五批斗
1967年6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以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为首的各大院校战斗队陆续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设立了“揪刘前线总指挥部”,各大院校在府右街搭起帐篷、小木屋等临时建筑。外地来北京串联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临建小屋的四周贴满传播各地批斗成果及新动向的大小字报,满街都是丑化刘少奇、王光美的画像、标语,他们还用高音嗽叭冲着中南海日夜呼喊,形成喧闹一时的所谓“揪刘火线”。
“新八一战斗团”写给少奇同志一个勒令信,要少奇同志去建工学院检查。少奇同志见到勒令信非常气愤,他搬出书架上的《宪法》大声地质问,“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为什么向我勒令?”对这些置最基本的法律于不顾的恶劣行径表示了压抑已久的愤慨。
1967年的8月5日,为纪念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一周年,号称100万红卫兵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斗刘邓陶大会。这次批斗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的有组织行动。8月5日这天,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要把刘邓陶揪出中南海批斗,最后实际上是在中南海内批斗的。天安门是主会场,刘、邓两家各设了一个分会场,高音喇叭线分别和天安门的连着。
8月5日下午两点半后,中南海造反派来了几个人,从办公室里把少奇同志叫出来,押着他出门,进了西院的大门。西院里大约有三百多人。
这次批斗从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批了两个多钟头。光美同志同时在西院里挨斗。“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和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等人坐镇指挥,批斗大会比“7·18”那次更厉害了。
少奇同志被押进会场时,途中人们拥挤不堪,不断地呼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的人把拳头伸到少奇同志面前喊口号。随着就是光美同志被押进会场。少奇同志站的靠北面,光美同志靠南面,都是面向群众。把他俩押进会场后,王道明在我们卫士值班室给主会场打了一次电话,开始主持开会。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就是造反派的代表批判发言。除了进会场的场面以外,会议开得比较“文明”,有解放军,有中南海警卫团的维持秩序。批斗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气氛不够,突然宣布休会。有人押着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分别进屋“休息”,少奇同志被押到他的书房里,他要了一杯开水喝,光美同志被押在卫士值班室的外屋里。王道明对会场进行了整顿和动员。不一会儿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又被押进会场,发言的人说了没有几句,会场就乱起来了。原来坐在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拥挤到前面,对着少奇、光美同志就是拳打脚踢,有的按着他俩的脑袋,叫他俩低头,有的干脆揪住少奇同志的头发,按住少奇同志的腰,又把胳膊反背到后面,叫坐“喷气式”。这时,不知是谁把大字报撕下来,中间弄了一个洞套到了少奇同志的脖子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个场面哗哗地拍。摄影机越响,围斗的人就越是闹得厉害,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劈头盖脸打在少奇和光美同志的身上。少奇同志的鞋被踢到一边去了,只好赤着脚在那里挨斗。在一片混乱中,警卫人员也没办法了,我记得是来了十几个解放军,把他两个和围斗的群众隔开了。这时少奇同志已是筋疲力尽,身上半袖的确良汗衫早已湿透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站到了一起。面对失去人性、仍在咆哮的造反派,只见光美同志紧紧地抓住少奇同志的手,俩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他们在传递着彼此间的牵挂与安慰,同时更传递着一种鼓励与信念:面对凌辱,绝不退缩!直到造反派又冲上来,生生地把他们分开!散会后,我在值班室门口搀着少奇同志回办公室,走路时,他每抬一下腿都很吃力。进办公室后,他坐在靠西墙的单人沙发上,一只手托着脸,满脑袋的头发被揪得直直地冲着天空。我正要给他倒杯水,这时摄影机在办公室门口对着他,又是哗哗的一阵响声,意思就是要拍那个“狼狈”劲儿。忙活了一阵儿之后,这些人才撤走。这次批斗之后一直到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就再也没有和家里的亲人见过面。
一双袜子
八·五批斗会上,分离多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匆匆一面,一起承受了造反派惨无人道的凌辱与迫害,却连彼此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之后又被分开单独关押,而且看管得更加严格。这次把光美同志由上次的后院转移到了最北面一直闲着的大后院里,并在前院、后院与这个院中间用沙杆、席子从东到西搭起了一道墙,本来是很长的一个院子,被截成两半儿。警卫局的人命令我,不准叫刘少奇知道后边住的是王光美。如果他要问为什么搭墙?就应付他说是为了贴大字报。这时上面已经写了好多标语:“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等等。有的还在名字上打叉,或者把名字倒写。
但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感情是非常深的。这次分居以后,两人虽互相掂念却难通信息。还是光美同志出狱后,对我说她在大后院里被困了两个月之后就被捕入狱了,从此与世隔绝达10年之久。
我记得当时专案组负责看管的人通过中南海服务科的小严,找我说王光美要衣服。我问:“都要什么衣服?”回答是:“要夏天的衣服。”我便到卧室里去找衣服,实际上少奇同志都给她准备好了。从当时批斗的残酷性和现实处境来看,我想这一分开,何时能够团聚真的很难预料了。因为少奇同志的衣服都由我们来掌管,我就想,把少奇同志的什么东西送点给她作纪念。
我翻腾翻腾衣柜,忽然想到少奇同志有双尼龙袜子。那时尼龙袜子还很少,算得上是稀罕物,显得非常珍贵。于是我就把这双灰色的尼龙袜子连同衣服都给她拿过去了。拿过去以后,光美同志不认,又叫看守她的人找我,说给她的衣服不对,后来我就过去了。她指着袜子说:“这个不是我的。”我态度很严肃地说:“怎么不是你的!这是出国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忘了?!”这时光美同志似乎醒过味来了。这次,我还把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两人的牙缸对换了一下,他们俩的牙缸都是白色的,少奇同志的牙缸底下有一圈蓝瓷,光美同志的是全白的。之所以这么做,从我个人的角度,也是想尽量让同陷于孤独与迫害中的光美同志能多一些可能的温暖。关于这双袜子,79年底80年初说起此事时,光美同志仍记忆深刻:“这双袜子我在监狱里一直穿着它,就是你给我拿来的,还记得吗?”我说:“怎么不记得?”“我开始没理解你的意思,你第二次来对我狠狠批评的时候,我才想明白了。你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当时我考虑只能给你双袜子,别的你都不能要。衣服,他的大,你不能穿,颜色也不一样。当时首长能拿到你的东西,因为你的东西都在家里。你得到他的东西却很困难,所以只能给你双袜子(作为纪念)。”她说后来理解了这件事儿。这双袜子陪伴光美同志度过了十年黑暗的监狱生活。现在保存在少奇同志纪念馆(湖南长沙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已成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
除上面提到的几次大的批斗会以外,各种小型的斗争会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八·五批斗以后,有一次我记得也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大约四五个人闯到他的办公室来造反。那时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传单不允许给他看,《参考消息》也不给了,他惟独能知道的信息就是《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再就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看造反派又来批斗,少奇同志就举起《宪法》,高声抗议:“《宪法》是我作的报告,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法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我个人无所谓,我们国家的尊严不可践踏!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面对造反派肆无忌惮的说批就批,说斗就斗,少奇同志早已义愤填膺。他要用《宪法》来捍卫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曾多次向造反派发出这样的呐喊,做这种正义的抗争!可是有谁听啊!中南海有一个保健组,专门给常委们打针吃药。一次少奇同志病了,我们马上给中南海保健组打电话。而这些人来了以后,不是赶紧看病诊断,而是先背毛主席语录,什么要斗私批修,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特别是一位姓张的大夫,一是难请,再有来了以后就是批斗,背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诸如此类。斗了以后,才给听听心脏,量量体温,最后也只是给些一般的药,应付应付了事。等后来得了大病,发高烧40 多度了,综合性肺炎,这才下决心抢救。
被监禁的日日夜夜
从八·五批斗与光美同志再次隔离开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就全仗他自己了。以前在一块儿的时候,光美同志从各方面照顾他。工作上的配合默契自不必说,生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关怀与安慰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这种强行的分离对晚年的少奇同志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垮了下来。
林彪、江青一伙不仅从精神上残酷地折磨少奇同志,从生活上也是百般摧残。早在1967年6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6 年的厨师郝苗同志被抓走了。郝苗同志从 1951年以来一直是少奇同志的得力厨师,他对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饮食口味了如指掌。少奇同志的晚年身体强壮起来与郝苗同志有着直接的关系。逮捕郝苗以后,只剩一个白案炊事员冯师傅,当时看他做菜也不行,随后也因某种原因调走了。最后只剩李太和、于云德、李智敏和我四个人,其他人全都走了。之所以把我们留到这里,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因为熟悉一个人特别是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的。他和邓家不一样,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始终没有分开,卫士撤了也没事,生活上还有人照顾。刘家就不行了,他们已把光美同志逮起来了,不久送进了秦城监狱。我们三个卫士留下后就轮流值班。每天搞搞卫生,给烧点开水,拿拿烟。没厨师做饭了,怎么办?请示汪东兴,答复是叫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的时候从大食堂给他往回打。饭菜常常买回来就凉了,只好再热热给少奇同志吃。他一个牙都没有了,满口假牙,能吃下去吗?!为了照顾他的胃口,我们尽量地买软菜,如丸子、豆腐之类的。开始是给他买好菜,两角钱以上的菜,最好的也不过三角钱而已。时间长了,人们知道我们是给少奇同志买的饭菜,尤其是中南海造反派的头头就训斥我们:给他吃点儿就行了,为什么还给他吃好菜?!也有的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我们是“保皇派”,“黑司令的走狗!”由于饮食质量大幅度的下降,再加上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都很困难了。后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也就20几米远,要走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一条腿已经是拖拉着抬不起来了。就是这样,仍然是全副武装的哨兵,背着卡宾枪,像看犯人一样跟着,走一步跟一步,寸步不离。我们卫士也只能后面跟着,不许搀扶。吃饭时,手和嘴也配合不到一起了: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就是这样,哨兵仍然盯得死死的。本来我们话就不多,这时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扶扶他、搀搀他都不行。不是不行,是不让,说你划不清界限。这时候,看着少奇同志蹒跚的脚步,和因身体日渐衰弱而有些佝偻的身躯,我的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甚至幻觉:这还是我心目中整日里为国事操劳、无限敬仰的刘主席吗?这还是一贯生活简朴、常常朴素得像自己的父辈的那位长者吗?他曾是主席非常信赖的战友、同志、接班人,为什么一夜之间好像一切都翻了个个?我真的有些想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问题、这种痛苦的感受很长时间里困扰着我,冲击着我,使我夜不安枕,惆怅万分。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从生活上照料他,帮助他。不久我们就不叫他去餐厅吃饭了,在光美同志办公室放了一个小桌,后来干脆又把桌子搬到卧室。吃一顿饭要很长时间,而且弄得满桌子、满身上是菜。我们将这些情况书面报告警卫局。后来答复:可以叫干部队的人给他做饭。干部队开始派了一个分队长张炳尔(过去做过饭,当过炊事班长)给少奇同志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叫他做了,又换了个也当过炊事员的战士,也做了不长时间。少奇同志的饮食实在是太差劲了,每餐吃不了多少东西。有一次在卧室吃完饭,我们去收拾碗筷,发现少奇同志的裤子湿了一大片,后来又多次发现此事,我们知道他的小便失去了控制能力。多次发现他的病情后给中南海门诊部打电话叫大夫来,每次都不那么痛快,有时要打几次电话才来,来了之后首先是向少奇同志训斥一番,而后给点药应付一下了事。1968年6月初的一次,少奇同志对护士小马说:“你们给我看病是假的,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少奇同志曾得过肺结核病,有严重的糖尿病,这时就连治糖尿病最基本的药D860也不给吃了。
我们再次将少奇同志的病情及生活情况写成文字上报。答复是:生活上不下降,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中南海的供应站早在 1967年12月就造反不供应他了,经过请示叫我们从市场上买东西,市场上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于是我们一方面从市场上买些蔬菜、水果,另一方面把过去剩下的燕窝、海参、发菜等统统拿出来给他吃。可是当时战士做饭,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那里会做呢?供应站既不供东西,后来又没了厨师做饭,生活上不下降不是一句空话吗?
这时候少奇同志大小便都失禁了。原来中南海有洗衣房,洗衣房工人也造反不给刘少奇洗衣服。怎么办呢?我们几个商量后决定拿到外边洗衣店去洗,因为他还有工资。以后不管拉的尿的,大件的衣服、被褥都拿单子一包,送到西安门的洗衣店去洗。小件的如短裤、汗衫等仍由我们来洗。
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该洗澡时帮着给他洗澡,但到了后期他身子动不了了。那时刘秘书还没走,一次值班时,我心情沉痛地跟他说,首长已经骨瘦如柴了,体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真是让人不忍心看。想想少奇同志为党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到这种地步,后事都不敢想象。谁能预料到将来会怎么样?我俩小声地在值班室谈了很长时间,既为少奇同志的不幸感到忧虑,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但又不敢怎样,因为哨兵就在门口外边。那时候可以说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
生重病
经过长期精神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摧残,终于在1968年6月下旬,少奇同志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我们一方面书面告急,另一方面找警卫局领导。开始并没有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治疗也只是一般地给些药物应付一下。几天后他的高烧不退,在病危的关键时刻,由杨德中同志(警卫团政委)亲自组织中西医专家进行抢救。当时干部大队李广仁队长协助杨德中同志做具体工作。我记得参加抢救少奇同志的有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医院以及空军总医院的专家,除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两个护士进行护理外,杨德中同志还特意从玉泉山把曾经护理过胡志明同志的卫生员调来参加护理。专家们曾提出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批准。高烧曾反复过几次,在少奇同志病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参加会诊治疗的专家被陆续叫回原单位。由于有限度的治疗,少奇同志的病情并未得到真正的好转。这次得病后少奇同志基本上就瘫痪不能走了,一直卧床到死。这次组织会诊抢救,报告了主席,主席有了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解放军总医院的两名护士只呆了两个月,8月初,由于某种原因调回总院,来接替她俩的是北京医院的曹兵、纪秀云同志。这两个同志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比总院的要好,工作也比较安心。两个人一直护理到开完九大,1969年10月林彪“第一号令”之后,把少奇同志转移到开封,她们才撤出来。这俩人不仅护理水平高,而且处理问题果断,小的地方该用什么药,不经过医生就及时用上了。我们在旁边看着,定时给翻身,做按摩,舒筋活血,用酒精消毒,所以少奇同志在北京期间没有得褥疮,护理得很好。一个多月后,少奇同志的嘴张不开了,因此流食也就不能从口而入了。只好从鼻孔插橡皮导管,用注射器将混合奶(牛奶、高蛋白、麦乳精、可可等混合而成)注入体内,直到少奇同志逝世,都是用这种方法维持生命。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江青、康生等人一手操纵、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思想压力更大了,来自外界的讽刺、歧视更多了。警卫局某些领导对我们也另眼相待,不少政治生活中应该享受的待遇也被剥夺了。
从卧床不起之后,少奇同志再没讲过一句话。我在这中间病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又参加值班,突然有一天,曹兵跟我说:“小贾,刘少奇找你呢。”我以为是在开玩笑。“真的找你,点名找小贾,你去吧。”我就进去了。哨兵就在门口,他得记录哇。少奇同志在床上躺着,已不能动了,我走到他床前问他:“有事吗?”他没有反应,只是瞪大了眼睛,我大声地又问了声:“有事吗?”少奇同志微笑了一下,在床上躺着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我说:“有事你就说,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他又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讲。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少奇同志,久经折磨,身体已经非常瘦弱,原来左耳下的小瘤子也显得很凸出了。此时少奇同志难得的微笑却让人感觉是那样的辛酸和悲凉。这一情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印象仍特别深刻。这也是惟一的一次,自从和光美同志分离开之后,任何人没有找过。就这样一个事情哨兵也做了记录。由于受病的折磨,少奇同志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是伸开手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由于实在不忍心看他这种痛苦的样子,我们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拿给他,让他捏在手里。到后来,这两个塑料瓶完全变了形,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到了后期,少奇同志不再讲话,即使在遭受病痛折磨时,也是默默忍受。他是用沉默来表达自己心底的抗争。后来我想,这次找我来,也许就是想看看这个时候还有没有自己身边的人。要知道,身心俱疲的少奇同志已见不到一个亲人:自己的妻子身在何方?钟爱的儿女又在哪里?都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承受这种孤独与凄凉又需要怎样的毅力呢?
转移开封
1969年10月17日晚上,汪东兴来了,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到一块儿,在西会议室给我们传达:“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后来才知道所谓休息是根据林彪的一号通令,把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到开封。”并说要告诉刘少奇。李太和到卧室就对少奇同志说了,但怕他领会不了,小于就用棉签蘸上墨水,在一张长条纸上写上:“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外地去休息。”写好后拿到少奇同志眼前,少奇同志扭头不看。
之后开始分工,卫士组叫李太和一个人去,另外有高生堂(汪的秘书)和当时护理少奇同志的两位护士去,乘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叫我在家移交东西,于云德和李智敏去五七干校。
10月17日晚上,他们用担架把少奇同志抬到一辆救护车上,匆忙间,只给少奇同志穿了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裹了床被子。然后送到北京昌平机场,送上飞机。当晚,飞机从昌平机场起飞,夜航到了开封。
这时我开始在家里搞移交,哪怕是一本书,一件衣服,都要一一登记造册,同时有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两个同志协助。穿梭在自己曾经那样熟悉的环境中,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抚摸着书架上蒙尘的书籍,我的思绪万千。翻开上面醒目摆放的《毛泽东选集》,随处可见有少奇同志阅读时圈圈点点的笔迹,而少奇同志多次高举的表示向造反派抗争的《中华人发共和国宪法》,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少奇同志的办公桌前,只见宽大的桌面上散落着几张破旧的报纸,几支已经多时不用的铅笔孤零零地立在笔筒里,而从前在少奇同志超负荷工作时,它们可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伙伴。整理少奇同志的衣物,更是让我心潮难平。出国时才定做的不多的几件衣服和皮鞋(这还是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才同意的 ) 依然簇新。而拿起那件灰色泛白的半袖的确良衬衣,我的心蓦地在抽紧:7月18日和 8
月5日的两次批斗,少奇同志都是穿着它。这上面浸透着少奇同志的汗水,也蕴含着少奇同志心底的血泪。
从书房,到办公室,再到卧室,我依次地、仔细地翻检,登记。多少次,作为工作职责,我们曾清理、打扫这些地方,那时都是一种轻快的心情。而今天,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细致、更全面地接近少奇同志工作、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时,我的心里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甚至是煎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终于整理完毕。我签过字,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人也签了字,算是移交清楚。环视一遍已变得空旷、寂寥的福禄居,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算是做最后的道别。然后慢慢地关上两扇大门,上好锁,把钥匙交给了干部大队看管起来。他们通知我(那时不叫通知,是勒令)24小时离开中南海。我说不用24小时,两个小时我就走。我的行李也很简单,一个小破木箱子(现在还留着呢),一个铺盖卷儿。在凛冽的寒风中,我背起行囊上路了。从这一刻起,我离开了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中南海,离开了留下自己欢欣与痛楚的福禄居。中央警卫局在西安门有一个招待所,我被指令到那里等待处理,这是1969年的12月份。一天,我见到了准备去上五七干校的李太和。一见面,太和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听到这话,我的脑子里突然一片茫然,好像空气一下子都冷凝起来,半天才缓过神来。我明白,少奇同志已经走了。太和接着告诉我,当时火化时写的申请人是刘源,与死者的关系是父子。死者姓名写的刘卫黄,职业是无业。我忙问“骨灰怎么办了?”“就放在开封火葬场。”我说:“这事你可记清楚了,因为你是经手的。”他说还有专案组的人。太和还告诉我,当时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鞋,他就给买了一双,身上穿的还是布做的制服。从1969年10月17日晚从北京转移到开封,到11月12日6时45分,仅仅26天,少奇同志带着病痛、带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就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形同监狱的小天井院里。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哪怕是自己熟悉的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在告别人世时竟变成了“无业”!而在少奇同志含冤辞世的多年里,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而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少奇之死毫无所知。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啊。1970年1月26日,我被发配到保定胶片厂,离开了仍处在狂热、混乱中的首都北京。
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30周年的日子里,打开记忆的闸门,缅怀他的不平凡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念。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也带给我们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深深反思。但愿少奇同志和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付出的生命代价,能使今后不再有这种悲剧的历史重演。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站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一位共和国的领袖,他曾经历的悲欢荣辱及所承载的历史重负。而我们告慰少奇同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民主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我想,这也是少奇同志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理想。少奇同志不朽!(此文写作,得到了臧惠杰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全文完)■
文革初期发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是当时的造反派颇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北京、在全国煽动性都很大。实际上这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1月6日,也就是在第一次批斗少奇同志后的第三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正值班时,电话突然“嘀铃铃”地响起来。拿起一问,对方说是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说刘平平放学回家途中,叫汽车把腿轧断了,需要家长速来签字做手术,不然的话,生命后果自负。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半信半疑,但关系又很重大。告诉光美同志吧,当时少奇同志正处在被批斗的情况下;不对她说吧,一旦真的平平把腿锯掉一条,自己又担不起责任。于是就和也在值班的刘秘书商量了一下,我建议叫就要来接班的李太和同志先去探探情况,之后再报告光美同志。叫来太和,把电话里的情况跟他说清,他很快就骑车去了。随后我就去伙房告诉厨师郝苗同志准备晚饭,同时告诉他平平的事,郝苗把晚饭备好后,和源源一起去了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离中南海也不远,出西门,往前走到绒线胡同就快到了。呆了一刻钟左右,李太和把电话打回来了,我刚接起电话问:“你是太和吗?”他说:“是,我是太和。”接着就听电话被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 ? 一会儿,对方有人拿起电话接着问:“你是刘平平家吗?”我说:“是。你是哪?”对方说:“第二人民医院,我是护士。”我问:“什么事 ? ”“刘平平要做手术,要王光美马上来签字。”我说:“我们去了一个同志叫李太和,你叫他接电话。”对方说:“李太和现在正守着刘平平呢,刘平平老闹,不听医生的话。”弄得真真假假的。
因为这时走廊里门都开着,那时电话铃特别响,光美同志特别注意这一点,有响声她都能听到,尽管不知说些什么。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就走了过来,问是什么事?我刚接完这个电话,就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光美同志,光美同志一听这消息就惊呆了,眼里噙着泪花,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我马上强调说等太和同志的电话打过来后再确定去与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警卫局值班室打了电话通报情况,而且请司机备车,做去医院的准备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走廊里发火了,大衣也没穿就说:“马上去医院,马上走。不能因为我让孩子跟着受罪。我犯了错误,不能株连孩子,株连任何人都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我的事儿,跟孩子无关。”光美同志有点犹豫地说:“可是总理给我们留过话,叫我们不要离开中南海啊!”少奇同志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你不去我去!”其实,光美同志何尝不是心急如焚呢?这时候车已备好,我叫上另一位卫士小于,给少奇同志穿上大衣,戴上军棉帽,又戴上了个大白口罩,就坐上车直奔医院去了。看得出这一消息对少奇同志打击很大。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少奇同志工作繁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与孩子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他对自己的每个孩子都很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一种严父的慈爱与关怀,这在许多关于少奇同志教育子女的文章中特别是少奇同志子女的回忆中都有深刻的反映。这次在他遭批斗的时候,平平出事,就更感沉重和难过了,特别是平平这孩子思想活跃,聪明有才,学习也相当好。一进第二医院的第一道门,就看见在走廊的东侧摆着一个大棺材。一下车,我和小于走在少奇同志的两侧,光美同志跟在后面。这时李太和同志说了一句:“你们受骗了!”源源接着说:“妈妈,人家是捉你的!”光美同志反应特别快,一看有红卫兵,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挺身上前说:“我是王光美,有事冲我来,与别人无关。”同时一拨拉我们,我和小于架起少奇同志,连拉带拽就往外跑。少奇同志此时才反应过来,我说赶快走,赶快走。这时红卫兵上前就把光美同志围住了,还没有人发现少奇同志,等有人反应过来,我们已经上了车,很快就回到中南海了。等我们回到中南海,向警卫处值班室报告时才知道,我们走后,周总理命令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三卡车士兵去第二医院营救少奇同志,我们赶在其前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一听说光美同志被清华井冈山给揪走了,总理又派他的秘书孙岳到清华去交涉,一定要当夜放回光美同志,但造反派硬是不放。最后达成协议:可以开批斗大会,但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第二天他们又派人来要光美同志的衣服,而且专门要出国时穿的旗袍,最后没有答应他们。
第二天,1月7日清晨,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发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通篇内容就是题为“智擒王光美”的详尽报道。同样,这场骗局和随后的批斗也是在江青一伙指使下干的。其后,造反派又多次组织批斗光美同志,实际上都是针对少奇同志采取的毒辣手段。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4月份在清华举行的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行给光美同志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侮辱之能事。光美同志不为淫威所屈,坚持原则,对诬蔑少奇同志的许多不实之辞,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据理力争,使气焰嚣张的造反派理屈词穷,极为尴尬。
第二次批斗
在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各路造反派就连续三次,不是闯进福禄居进行骚扰、围攻,就是阴险地设计骗局对少奇、光美同志展开迫害。还未等少奇同志喘过气来,更大规模的批斗又开始了。
少奇同志第二次被批斗是在1967年1月 12日。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派
”联络中南海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约二百人前来造反。当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到西四院的大门口时,遭到哨兵的拦阻,不让他们进去,这些人就叫嚷:“我们要到刘少奇院子里去贴大字报,凭什么阻拦?”并在那高呼口号。“保卫中央首长是我们的任务,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放你们进去!”严格执行任务的哨兵见来人众多且态度蛮横,也不甘示弱地予以回击,并马上给我们卫士组打电话联系。这时,以陆行建(秘书局一般工作人员,后为造反组织小头目)为首的一群人,揪住哨兵的脖领子,骂他们是“保皇兵”,并大打出手。闻讯的战士们迅速跑出来加以制止。厮打中,这帮人冲进了大门,很快来到福禄居的里院。他们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把少奇、光美同志从办公室里喊出来,连拉带推叫他俩站在书房门口的台阶上接受批斗。造反派要少奇同志弯腰低头、背语录,少奇同志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办,而是从口袋中掏出语录本,认真地念了起来。造反派见状,大光其火,开始围攻嘲笑,说刘少奇不老实。少奇同志沉着地说,“你们叫我背毛主席语录,我背不下来,要说《毛泽东选集》哪一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建,我都能给你们说出来。因为我是《毛选》编委会的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他这一说,更把造反派的火激起来了:“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在某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执行当中有差错,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反对毛主席,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因为天气寒冷,光美同志就对他们说:“叫他戴上帽子,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给少奇同志把帽子戴上之后,造反派斗争的矛头就对准光美同志了,骂她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后来不知是谁从书房里抬出一张放花盆用的桌子,而且少一条腿,叫光美同志站在上面挨斗,并要她把出国的衣服交出来。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叫光美同志给顶回去了。随后,他们又冲进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卧室,随意在墙上张贴了很多大字标语。最后在一片“誓死与中国的赫鲁晓夫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谁敢动毛主席的一根毫毛,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声中闹哄哄地散去。电话39局的“6711战斗队”,秘书局的“红色造反团”,实际都控制在戚本禹的手下。他们再次进院批斗少奇同志是有预谋、有用意的,而且进行了煽动和组织。康生妻子曹轶欧、戚本禹妻子都参加了这次批斗会。过了没几天,39局的人硬要把少奇同志的两部电话拆走,我们没有同意拆。第二天又要拆,我们再次劝阻无效,他们强行把电话拆走了。这就切断了少奇同志同中央政治局的联系。
主席接见
从1966年的杭州会议到造反派公开揪斗少奇同志,这中间毛主席接见了少奇同志一次。1967年1月13日,是李太和同志值班,我吃了饭到值班室聊天。他告诉我,徐业夫来电话了(徐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多由他来安排,包括召集一些会议),叫少奇同志到大会堂118去一趟(118是一个房间,主席当时就在这里吃住、办公)。他说咱俩跟首长一块儿去,一会儿就走。待了一会儿徐业夫又来电话说:“我开车去,不用你们任何人来。”不多时,徐业夫开了一辆米黄色的华沙车来接少奇同志。处在当时情况下,坐这种车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送机要的,送文件的,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开这种普通的华沙车。而平时常委一出中南海就是大吉斯车,比较引人注意。很快少奇同志就过去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回来,我们注意到少奇同志脸上有了些笑容。
第二天,光美同志把李智敏 ( 机要秘书)叫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了,大概意思是我们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你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主席还说让少奇同志多看书学习,保重身体。光美同志叫李智敏找几本书,说是主席叫少奇同志看的。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一天我值班,我们聊天就聊出这个事来了。当时会议室又是书房,他说咱俩一块儿找找。我说你在这恐怕找不到,咱这没这个书。因为会议室的书都是公开的书,光美同志下去搞“四清”之后,我们晚上值班,常看,所以我都有印象,他提的这几本书没见过。我说大书房里肯定没有,咱们在小书房找找。少奇同志办公室有一个内部书房,这里都是不公开的书。结果在小书房找了半天也没有。李智敏说这怎么办?我说有办法,咱们到北京图书馆借去,北京图书馆肯定有。可是,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随时可能闯进来批斗、贴标语,哪还有什么正常的读书时间?
在我们这些卫士看来,少奇同志和主席在工作关系上很密切。他就交代过,要是主席那儿叫开会,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他是不是睡觉,吃没吃安眠药,都要马上叫他。而且到主席那去,什么也不讲究,穿什么都可以。如果是正睡着觉,起来后头晕晕忽忽的也是二话不说,马上就走,特别坚决,好像晚到一点就是对主席的不尊重。少奇同志对主席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崇敬和朴素的感情。但平时,他和主席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个人来往。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看到社会上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大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少奇同志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尽管他从心底里对有些问题也想不通,但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地把所谓的“路线错误”揽到自己身上。就在这次主席难得的接见中,他再次表明,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自己,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能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他甚至请求辞去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回自己的老家湖南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这并没得到主席的回应,仅仅成为一种善良而又有些天真的愿望而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少奇同志的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也最终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
这一时期,中南海内环怀仁堂一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不管是墙上,还是树上,花花绿绿贴的全是大字报。曾经无比神圣的殿堂失去了它应有的庄严。不过这时还内外有别,都是中南海内部人员写的。这时候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战斗队,中南海里也不寂寞,相继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每一天的清晨醒来,你似乎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社会上流行的是造反有理!一天马尚志(警卫处副处长兼二组卫士长)对我们说:外面的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这里却冷冷清清,你们也要成立战斗队嘛。于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也行动起来了。在当时的背景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势头,想置身其外,也是很难的。我们成立的战斗队开始是叫“卫东革命造反队”,即保卫毛泽东造反队。第二天我们贴出海报去,一看不行,因为这名字已经有人用过了,不能跟人家重了,后来又改成“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因为我们住的是在南海这边(实际上是在中海),以示和他们区别开来。在成立时有的同志选我当队长,我拒绝了。因为在此之前,中南海警卫局在1966年的7月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筹委会”,我是筹委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后来群众都反对它,说它保守,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后来选的是机要秘书李智敏。这样,“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就算成立了,这是在第二次批斗少奇同志以后。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批示中提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林彪、江青一伙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从而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牵连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后,又在各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这篇来势汹汹的文章以“中国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少奇同志的代名词,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谩骂少奇同志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文中还恶狠狠地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文章的末尾还有质问少奇同志的八个“为什么”。
在对少奇同志的攻击、陷害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造反队就想,别人都能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斗?于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司机、警卫员、秘书、炊事员,十几个人也准备行动起来。大家商量说叫批斗会不好,咱们开支部大会,提问题叫他答复。这是我们开的唯一的一次,实际上是批斗会。
那天,我们拿着登有戚本禹文章的那期《红旗》杂志,来到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光美同志也在。其中一位同志说,“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少奇同志温和地说:“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多少次造反派来批斗,从来都是横眉怒目、恶语相加,容不得少奇同志有任何辩解,更别说提出什么要求了。而今天少奇同志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这点希望,恰恰表明了他对那种蛮横霸道、无理取闹的批斗形式的强烈不满。有人首先叫他答复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特别问到其中“61个叛徒”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说《清宫秘史 》
是爱国主义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话音刚落,少奇同志就气愤地站起来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是污蔑!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如果这是事实,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和我辩论?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 ……”
说到“61个叛徒”的问题,少奇同志也讲得很清楚,那是1931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一直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了解到这些同志被捕前工作都很出色,被捕后在监狱里表现得也很勇敢,而他们的刑期大多已坐满,但要履行个手续才能被释放。考虑到当时日本人如果占领了北平,有可能把这些同志杀掉,所以要设法营救他们,于是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很快答复,批准营救。这就是戚本禹在文中所指的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罪行”之一。生活会后,少奇同志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拿给我们看。在事关自己政治人格问题上,少奇同志表现了异乎寻常的较真,毫不退让,而且万般愤慨,溢于言表,这是我们以前所少见的。少奇同志也已逐渐看出江青、林彪一伙的叵测的居心,所以在书面回答我们提出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一段时期来对他“路线错误”的上纲上线也不再一味地接受,并流露出不满:“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会上,我们大家还对少奇、光美同志“一·六事件”的草率做法和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并提出少奇同志为什么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量出版毛泽东选集,而大量出版“修养”?致使文化革命初期买“毛选”很困难。少奇同志说:“那都是康生搞的!”我记得曾多年跟随少奇同志的厨师郝苗同志说:“我们辛辛苦苦多年为你服务,一心希望你紧跟毛主席,为人民多办事,结果你犯了大错误。”光美同志自我检查说:“同志们确实为我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我们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但我们有决心改正。”后来我们这次生活会也即批斗的情况简报通过汪东兴送到毛主席那儿,汪东兴又把主席的意见反馈回来,原话是这样:请转告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政治上划清界限,要背靠背地批,不要面对面地批。打这以后,我们再没开过这种会。
抄家
要说以前的批斗还只算是前奏,那么第三次批斗就是高潮了,发生在1967年7月18 日,这时候已是炎炎夏日。这次明里批斗,暗里是抄家。
7月18日早晨,我们去食堂吃饭时,看到了中南海造反队贴出的海报,要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地点在西大灶。西大灶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一个食堂。当时一个东大灶( 在海的东岸),一个西大灶(在海的西岸)。西大灶离福禄居很近,我们吃饭都到西大灶。
这天上午,警卫局办公室主任武建华通知我们:今天晚上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你们出一人发言,批判王光美。并要我们立即赶写批判发言稿。临近晚饭时,秘书局、电话39局的十几个人进到卫士值班室,叫我们一同去少奇同志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他们向少奇、光美同志宣布:今晚开批斗会,你们去参加。李太和同志和刘秘书值班,我跟少奇同志去西大灶参加批斗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常委,不管位置排在第几位,在中南海里活动,就可以跟着一个卫士,只要一出中南海就是两个卫士),李智敏、于云德同志跟光美同志去西楼大厅接受批斗。临走前造反派中的一个人向光美同志要办公桌上的钥匙。光美同志说:有机要室的同志才能交出钥匙。于是她把少奇同志办公桌上的钥匙交给了机要室的人。
西大灶的斗争会由武建华主持。下午6点钟左右,当我随着少奇同志走进会场时( 当然还有其他人押着我俩走进会场),屋里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四百人左右,都是中南海警卫局、秘书局、39局的。这次大会上批斗得相当残酷。
我把少奇同志送到会场前面,他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就叫我站到他一侧了。进入会场时,他们呼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时有人叫少奇同志低头,还有人叫他弯腰坐“喷气式”,但他没有弯腰,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听他们发言。正值酷暑热夏,虽已是傍晚,西斜的阳光仍强劲地直射在西墙通体的大玻璃窗上,而少奇同志就站在西大灶的西墙窗下,面朝东正对着造反的人群。不多时,少奇同志出了很多汗,半袖的确良的衬衣都湿透了,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淌。我就在他旁边,这时我给他递了一块手绢,说:“你擦擦汗。”他都不敢接。我说:“没事儿,你擦一擦。”少奇同志拿起手帕刚要擦头上的汗,有人喊起来:“刘少奇把手放下来”,后来不知是谁冲上来,“啪”地把脑袋一按,这一按少奇同志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只好低头在那听着。这次批斗会斗了1小时40分钟,最后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散了会。这时的批斗说实话还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尽管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派,但从思想上还不是太明确,无非还是颠来倒去的那几个问题,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啦,走资本主义道路啦等等,再有就是围攻起哄,而且这次动用了武力。我记得批完以后,汪东兴的司机李和还说,这要在外面早就把他们推下台来了,这根本不行。意思是气氛不够。我搀着疲惫不堪的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钟了。一进办公室、卧室,我们都大吃一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满地的衣服、报纸乱扔着。听李太和同志说,秘书局的人来“清理文件”,以此为借口实际上是抄家,他们把所有的房间和箱子、柜子以及光美同志的衣服皮箱都打开翻了一遍。走时还把工业券和钱扔得满地都是。太和说:“我又一点点地收拾起来,简直不像话,对我们也怒目相待。”一问刘秘书,他的办公室也给抄了,所有的保险柜、机密文件全都给弄散了。安排少奇同志睡了觉,我回到宿舍一看,我们的房间也没幸免,一些照片及私人物品不见了踪影。这一次造反派采取了阴阳两套的做法,明里是批斗,暗地里抄了国家主席的家。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之机直接决定的,事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在他的宿舍门口,从此站上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哨兵,开始日夜监视。光美同志被批斗回来,就再也没有叫她回原来的宿舍,而是住到本来是外婆和孩子们住的后院的一间屋里,并由39局和警卫局服务科的女同志“监护”起来。从此,少奇同志、光美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分别软禁在中南海“福禄居”的前后院里,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连子女也不准见面。这是林彪、江青一伙给少奇同志精神上最残酷的打击。之后少奇同志曾多次问过我们,光美同志在哪里?我对他说:就在后院里。我们经常看到少奇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或卧室的北窗户处,向后院里张望。从他焦虑的目光,不安的神情,我感觉得出少奇同志是在担心着光美的安危———一段时期来,她不仅与自己一同遭受批斗,遭受谩骂,还多次被强行带走,在大庭广众之中受辱。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他担心自己的妻子有一天会一去不回。因此,他想证实自己的妻子是不是真的还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他希望能看到她,哪怕是一个背影也好。但令他万分失望的是,在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下,他什么也看不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停发了少奇同志的《参考消息》和部分地方报纸。保健药品被停止了,安眠药品也从此由医务人员控制使用。长期以来,少奇同志需服用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突然把药降了下来,给他睡眠造成很大困难。被软禁后的少奇同志走到哪里,武装哨兵就跟到哪里。吃饭时跟到餐厅,睡觉时哨兵站在卧室门口,就是上厕所也要跟到卫生间,总之寸步不离。连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哨兵的监视,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外,很少去接近少奇同志。有时哨兵按电铃,叫我们去处理他们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对少奇同志实行了法西斯式的专政。
“揪刘火线”与八·五批斗
1967年6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以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为首的各大院校战斗队陆续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设立了“揪刘前线总指挥部”,各大院校在府右街搭起帐篷、小木屋等临时建筑。外地来北京串联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临建小屋的四周贴满传播各地批斗成果及新动向的大小字报,满街都是丑化刘少奇、王光美的画像、标语,他们还用高音嗽叭冲着中南海日夜呼喊,形成喧闹一时的所谓“揪刘火线”。
“新八一战斗团”写给少奇同志一个勒令信,要少奇同志去建工学院检查。少奇同志见到勒令信非常气愤,他搬出书架上的《宪法》大声地质问,“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为什么向我勒令?”对这些置最基本的法律于不顾的恶劣行径表示了压抑已久的愤慨。
1967年的8月5日,为纪念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一周年,号称100万红卫兵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斗刘邓陶大会。这次批斗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的有组织行动。8月5日这天,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要把刘邓陶揪出中南海批斗,最后实际上是在中南海内批斗的。天安门是主会场,刘、邓两家各设了一个分会场,高音喇叭线分别和天安门的连着。
8月5日下午两点半后,中南海造反派来了几个人,从办公室里把少奇同志叫出来,押着他出门,进了西院的大门。西院里大约有三百多人。
这次批斗从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批了两个多钟头。光美同志同时在西院里挨斗。“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和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等人坐镇指挥,批斗大会比“7·18”那次更厉害了。
少奇同志被押进会场时,途中人们拥挤不堪,不断地呼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的人把拳头伸到少奇同志面前喊口号。随着就是光美同志被押进会场。少奇同志站的靠北面,光美同志靠南面,都是面向群众。把他俩押进会场后,王道明在我们卫士值班室给主会场打了一次电话,开始主持开会。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就是造反派的代表批判发言。除了进会场的场面以外,会议开得比较“文明”,有解放军,有中南海警卫团的维持秩序。批斗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气氛不够,突然宣布休会。有人押着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分别进屋“休息”,少奇同志被押到他的书房里,他要了一杯开水喝,光美同志被押在卫士值班室的外屋里。王道明对会场进行了整顿和动员。不一会儿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又被押进会场,发言的人说了没有几句,会场就乱起来了。原来坐在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拥挤到前面,对着少奇、光美同志就是拳打脚踢,有的按着他俩的脑袋,叫他俩低头,有的干脆揪住少奇同志的头发,按住少奇同志的腰,又把胳膊反背到后面,叫坐“喷气式”。这时,不知是谁把大字报撕下来,中间弄了一个洞套到了少奇同志的脖子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个场面哗哗地拍。摄影机越响,围斗的人就越是闹得厉害,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劈头盖脸打在少奇和光美同志的身上。少奇同志的鞋被踢到一边去了,只好赤着脚在那里挨斗。在一片混乱中,警卫人员也没办法了,我记得是来了十几个解放军,把他两个和围斗的群众隔开了。这时少奇同志已是筋疲力尽,身上半袖的确良汗衫早已湿透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站到了一起。面对失去人性、仍在咆哮的造反派,只见光美同志紧紧地抓住少奇同志的手,俩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他们在传递着彼此间的牵挂与安慰,同时更传递着一种鼓励与信念:面对凌辱,绝不退缩!直到造反派又冲上来,生生地把他们分开!散会后,我在值班室门口搀着少奇同志回办公室,走路时,他每抬一下腿都很吃力。进办公室后,他坐在靠西墙的单人沙发上,一只手托着脸,满脑袋的头发被揪得直直地冲着天空。我正要给他倒杯水,这时摄影机在办公室门口对着他,又是哗哗的一阵响声,意思就是要拍那个“狼狈”劲儿。忙活了一阵儿之后,这些人才撤走。这次批斗之后一直到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就再也没有和家里的亲人见过面。
一双袜子
八·五批斗会上,分离多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匆匆一面,一起承受了造反派惨无人道的凌辱与迫害,却连彼此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之后又被分开单独关押,而且看管得更加严格。这次把光美同志由上次的后院转移到了最北面一直闲着的大后院里,并在前院、后院与这个院中间用沙杆、席子从东到西搭起了一道墙,本来是很长的一个院子,被截成两半儿。警卫局的人命令我,不准叫刘少奇知道后边住的是王光美。如果他要问为什么搭墙?就应付他说是为了贴大字报。这时上面已经写了好多标语:“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等等。有的还在名字上打叉,或者把名字倒写。
但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感情是非常深的。这次分居以后,两人虽互相掂念却难通信息。还是光美同志出狱后,对我说她在大后院里被困了两个月之后就被捕入狱了,从此与世隔绝达10年之久。
我记得当时专案组负责看管的人通过中南海服务科的小严,找我说王光美要衣服。我问:“都要什么衣服?”回答是:“要夏天的衣服。”我便到卧室里去找衣服,实际上少奇同志都给她准备好了。从当时批斗的残酷性和现实处境来看,我想这一分开,何时能够团聚真的很难预料了。因为少奇同志的衣服都由我们来掌管,我就想,把少奇同志的什么东西送点给她作纪念。
我翻腾翻腾衣柜,忽然想到少奇同志有双尼龙袜子。那时尼龙袜子还很少,算得上是稀罕物,显得非常珍贵。于是我就把这双灰色的尼龙袜子连同衣服都给她拿过去了。拿过去以后,光美同志不认,又叫看守她的人找我,说给她的衣服不对,后来我就过去了。她指着袜子说:“这个不是我的。”我态度很严肃地说:“怎么不是你的!这是出国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忘了?!”这时光美同志似乎醒过味来了。这次,我还把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两人的牙缸对换了一下,他们俩的牙缸都是白色的,少奇同志的牙缸底下有一圈蓝瓷,光美同志的是全白的。之所以这么做,从我个人的角度,也是想尽量让同陷于孤独与迫害中的光美同志能多一些可能的温暖。关于这双袜子,79年底80年初说起此事时,光美同志仍记忆深刻:“这双袜子我在监狱里一直穿着它,就是你给我拿来的,还记得吗?”我说:“怎么不记得?”“我开始没理解你的意思,你第二次来对我狠狠批评的时候,我才想明白了。你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当时我考虑只能给你双袜子,别的你都不能要。衣服,他的大,你不能穿,颜色也不一样。当时首长能拿到你的东西,因为你的东西都在家里。你得到他的东西却很困难,所以只能给你双袜子(作为纪念)。”她说后来理解了这件事儿。这双袜子陪伴光美同志度过了十年黑暗的监狱生活。现在保存在少奇同志纪念馆(湖南长沙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已成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
除上面提到的几次大的批斗会以外,各种小型的斗争会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八·五批斗以后,有一次我记得也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大约四五个人闯到他的办公室来造反。那时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传单不允许给他看,《参考消息》也不给了,他惟独能知道的信息就是《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再就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看造反派又来批斗,少奇同志就举起《宪法》,高声抗议:“《宪法》是我作的报告,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法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我个人无所谓,我们国家的尊严不可践踏!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面对造反派肆无忌惮的说批就批,说斗就斗,少奇同志早已义愤填膺。他要用《宪法》来捍卫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曾多次向造反派发出这样的呐喊,做这种正义的抗争!可是有谁听啊!中南海有一个保健组,专门给常委们打针吃药。一次少奇同志病了,我们马上给中南海保健组打电话。而这些人来了以后,不是赶紧看病诊断,而是先背毛主席语录,什么要斗私批修,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特别是一位姓张的大夫,一是难请,再有来了以后就是批斗,背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诸如此类。斗了以后,才给听听心脏,量量体温,最后也只是给些一般的药,应付应付了事。等后来得了大病,发高烧40 多度了,综合性肺炎,这才下决心抢救。
被监禁的日日夜夜
从八·五批斗与光美同志再次隔离开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就全仗他自己了。以前在一块儿的时候,光美同志从各方面照顾他。工作上的配合默契自不必说,生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关怀与安慰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这种强行的分离对晚年的少奇同志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垮了下来。
林彪、江青一伙不仅从精神上残酷地折磨少奇同志,从生活上也是百般摧残。早在1967年6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6 年的厨师郝苗同志被抓走了。郝苗同志从 1951年以来一直是少奇同志的得力厨师,他对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饮食口味了如指掌。少奇同志的晚年身体强壮起来与郝苗同志有着直接的关系。逮捕郝苗以后,只剩一个白案炊事员冯师傅,当时看他做菜也不行,随后也因某种原因调走了。最后只剩李太和、于云德、李智敏和我四个人,其他人全都走了。之所以把我们留到这里,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因为熟悉一个人特别是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的。他和邓家不一样,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始终没有分开,卫士撤了也没事,生活上还有人照顾。刘家就不行了,他们已把光美同志逮起来了,不久送进了秦城监狱。我们三个卫士留下后就轮流值班。每天搞搞卫生,给烧点开水,拿拿烟。没厨师做饭了,怎么办?请示汪东兴,答复是叫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的时候从大食堂给他往回打。饭菜常常买回来就凉了,只好再热热给少奇同志吃。他一个牙都没有了,满口假牙,能吃下去吗?!为了照顾他的胃口,我们尽量地买软菜,如丸子、豆腐之类的。开始是给他买好菜,两角钱以上的菜,最好的也不过三角钱而已。时间长了,人们知道我们是给少奇同志买的饭菜,尤其是中南海造反派的头头就训斥我们:给他吃点儿就行了,为什么还给他吃好菜?!也有的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我们是“保皇派”,“黑司令的走狗!”由于饮食质量大幅度的下降,再加上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都很困难了。后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也就20几米远,要走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一条腿已经是拖拉着抬不起来了。就是这样,仍然是全副武装的哨兵,背着卡宾枪,像看犯人一样跟着,走一步跟一步,寸步不离。我们卫士也只能后面跟着,不许搀扶。吃饭时,手和嘴也配合不到一起了: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就是这样,哨兵仍然盯得死死的。本来我们话就不多,这时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扶扶他、搀搀他都不行。不是不行,是不让,说你划不清界限。这时候,看着少奇同志蹒跚的脚步,和因身体日渐衰弱而有些佝偻的身躯,我的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甚至幻觉:这还是我心目中整日里为国事操劳、无限敬仰的刘主席吗?这还是一贯生活简朴、常常朴素得像自己的父辈的那位长者吗?他曾是主席非常信赖的战友、同志、接班人,为什么一夜之间好像一切都翻了个个?我真的有些想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问题、这种痛苦的感受很长时间里困扰着我,冲击着我,使我夜不安枕,惆怅万分。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从生活上照料他,帮助他。不久我们就不叫他去餐厅吃饭了,在光美同志办公室放了一个小桌,后来干脆又把桌子搬到卧室。吃一顿饭要很长时间,而且弄得满桌子、满身上是菜。我们将这些情况书面报告警卫局。后来答复:可以叫干部队的人给他做饭。干部队开始派了一个分队长张炳尔(过去做过饭,当过炊事班长)给少奇同志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叫他做了,又换了个也当过炊事员的战士,也做了不长时间。少奇同志的饮食实在是太差劲了,每餐吃不了多少东西。有一次在卧室吃完饭,我们去收拾碗筷,发现少奇同志的裤子湿了一大片,后来又多次发现此事,我们知道他的小便失去了控制能力。多次发现他的病情后给中南海门诊部打电话叫大夫来,每次都不那么痛快,有时要打几次电话才来,来了之后首先是向少奇同志训斥一番,而后给点药应付一下了事。1968年6月初的一次,少奇同志对护士小马说:“你们给我看病是假的,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少奇同志曾得过肺结核病,有严重的糖尿病,这时就连治糖尿病最基本的药D860也不给吃了。
我们再次将少奇同志的病情及生活情况写成文字上报。答复是:生活上不下降,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中南海的供应站早在 1967年12月就造反不供应他了,经过请示叫我们从市场上买东西,市场上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于是我们一方面从市场上买些蔬菜、水果,另一方面把过去剩下的燕窝、海参、发菜等统统拿出来给他吃。可是当时战士做饭,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那里会做呢?供应站既不供东西,后来又没了厨师做饭,生活上不下降不是一句空话吗?
这时候少奇同志大小便都失禁了。原来中南海有洗衣房,洗衣房工人也造反不给刘少奇洗衣服。怎么办呢?我们几个商量后决定拿到外边洗衣店去洗,因为他还有工资。以后不管拉的尿的,大件的衣服、被褥都拿单子一包,送到西安门的洗衣店去洗。小件的如短裤、汗衫等仍由我们来洗。
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该洗澡时帮着给他洗澡,但到了后期他身子动不了了。那时刘秘书还没走,一次值班时,我心情沉痛地跟他说,首长已经骨瘦如柴了,体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真是让人不忍心看。想想少奇同志为党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到这种地步,后事都不敢想象。谁能预料到将来会怎么样?我俩小声地在值班室谈了很长时间,既为少奇同志的不幸感到忧虑,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但又不敢怎样,因为哨兵就在门口外边。那时候可以说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
生重病
经过长期精神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摧残,终于在1968年6月下旬,少奇同志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我们一方面书面告急,另一方面找警卫局领导。开始并没有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治疗也只是一般地给些药物应付一下。几天后他的高烧不退,在病危的关键时刻,由杨德中同志(警卫团政委)亲自组织中西医专家进行抢救。当时干部大队李广仁队长协助杨德中同志做具体工作。我记得参加抢救少奇同志的有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医院以及空军总医院的专家,除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两个护士进行护理外,杨德中同志还特意从玉泉山把曾经护理过胡志明同志的卫生员调来参加护理。专家们曾提出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批准。高烧曾反复过几次,在少奇同志病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参加会诊治疗的专家被陆续叫回原单位。由于有限度的治疗,少奇同志的病情并未得到真正的好转。这次得病后少奇同志基本上就瘫痪不能走了,一直卧床到死。这次组织会诊抢救,报告了主席,主席有了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解放军总医院的两名护士只呆了两个月,8月初,由于某种原因调回总院,来接替她俩的是北京医院的曹兵、纪秀云同志。这两个同志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比总院的要好,工作也比较安心。两个人一直护理到开完九大,1969年10月林彪“第一号令”之后,把少奇同志转移到开封,她们才撤出来。这俩人不仅护理水平高,而且处理问题果断,小的地方该用什么药,不经过医生就及时用上了。我们在旁边看着,定时给翻身,做按摩,舒筋活血,用酒精消毒,所以少奇同志在北京期间没有得褥疮,护理得很好。一个多月后,少奇同志的嘴张不开了,因此流食也就不能从口而入了。只好从鼻孔插橡皮导管,用注射器将混合奶(牛奶、高蛋白、麦乳精、可可等混合而成)注入体内,直到少奇同志逝世,都是用这种方法维持生命。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江青、康生等人一手操纵、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思想压力更大了,来自外界的讽刺、歧视更多了。警卫局某些领导对我们也另眼相待,不少政治生活中应该享受的待遇也被剥夺了。
从卧床不起之后,少奇同志再没讲过一句话。我在这中间病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又参加值班,突然有一天,曹兵跟我说:“小贾,刘少奇找你呢。”我以为是在开玩笑。“真的找你,点名找小贾,你去吧。”我就进去了。哨兵就在门口,他得记录哇。少奇同志在床上躺着,已不能动了,我走到他床前问他:“有事吗?”他没有反应,只是瞪大了眼睛,我大声地又问了声:“有事吗?”少奇同志微笑了一下,在床上躺着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我说:“有事你就说,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他又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讲。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少奇同志,久经折磨,身体已经非常瘦弱,原来左耳下的小瘤子也显得很凸出了。此时少奇同志难得的微笑却让人感觉是那样的辛酸和悲凉。这一情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印象仍特别深刻。这也是惟一的一次,自从和光美同志分离开之后,任何人没有找过。就这样一个事情哨兵也做了记录。由于受病的折磨,少奇同志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是伸开手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由于实在不忍心看他这种痛苦的样子,我们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拿给他,让他捏在手里。到后来,这两个塑料瓶完全变了形,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到了后期,少奇同志不再讲话,即使在遭受病痛折磨时,也是默默忍受。他是用沉默来表达自己心底的抗争。后来我想,这次找我来,也许就是想看看这个时候还有没有自己身边的人。要知道,身心俱疲的少奇同志已见不到一个亲人:自己的妻子身在何方?钟爱的儿女又在哪里?都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承受这种孤独与凄凉又需要怎样的毅力呢?
转移开封
1969年10月17日晚上,汪东兴来了,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到一块儿,在西会议室给我们传达:“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后来才知道所谓休息是根据林彪的一号通令,把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到开封。”并说要告诉刘少奇。李太和到卧室就对少奇同志说了,但怕他领会不了,小于就用棉签蘸上墨水,在一张长条纸上写上:“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外地去休息。”写好后拿到少奇同志眼前,少奇同志扭头不看。
之后开始分工,卫士组叫李太和一个人去,另外有高生堂(汪的秘书)和当时护理少奇同志的两位护士去,乘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叫我在家移交东西,于云德和李智敏去五七干校。
10月17日晚上,他们用担架把少奇同志抬到一辆救护车上,匆忙间,只给少奇同志穿了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裹了床被子。然后送到北京昌平机场,送上飞机。当晚,飞机从昌平机场起飞,夜航到了开封。
这时我开始在家里搞移交,哪怕是一本书,一件衣服,都要一一登记造册,同时有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两个同志协助。穿梭在自己曾经那样熟悉的环境中,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抚摸着书架上蒙尘的书籍,我的思绪万千。翻开上面醒目摆放的《毛泽东选集》,随处可见有少奇同志阅读时圈圈点点的笔迹,而少奇同志多次高举的表示向造反派抗争的《中华人发共和国宪法》,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少奇同志的办公桌前,只见宽大的桌面上散落着几张破旧的报纸,几支已经多时不用的铅笔孤零零地立在笔筒里,而从前在少奇同志超负荷工作时,它们可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伙伴。整理少奇同志的衣物,更是让我心潮难平。出国时才定做的不多的几件衣服和皮鞋(这还是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才同意的 ) 依然簇新。而拿起那件灰色泛白的半袖的确良衬衣,我的心蓦地在抽紧:7月18日和 8
月5日的两次批斗,少奇同志都是穿着它。这上面浸透着少奇同志的汗水,也蕴含着少奇同志心底的血泪。
从书房,到办公室,再到卧室,我依次地、仔细地翻检,登记。多少次,作为工作职责,我们曾清理、打扫这些地方,那时都是一种轻快的心情。而今天,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细致、更全面地接近少奇同志工作、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时,我的心里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甚至是煎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终于整理完毕。我签过字,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人也签了字,算是移交清楚。环视一遍已变得空旷、寂寥的福禄居,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算是做最后的道别。然后慢慢地关上两扇大门,上好锁,把钥匙交给了干部大队看管起来。他们通知我(那时不叫通知,是勒令)24小时离开中南海。我说不用24小时,两个小时我就走。我的行李也很简单,一个小破木箱子(现在还留着呢),一个铺盖卷儿。在凛冽的寒风中,我背起行囊上路了。从这一刻起,我离开了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中南海,离开了留下自己欢欣与痛楚的福禄居。中央警卫局在西安门有一个招待所,我被指令到那里等待处理,这是1969年的12月份。一天,我见到了准备去上五七干校的李太和。一见面,太和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听到这话,我的脑子里突然一片茫然,好像空气一下子都冷凝起来,半天才缓过神来。我明白,少奇同志已经走了。太和接着告诉我,当时火化时写的申请人是刘源,与死者的关系是父子。死者姓名写的刘卫黄,职业是无业。我忙问“骨灰怎么办了?”“就放在开封火葬场。”我说:“这事你可记清楚了,因为你是经手的。”他说还有专案组的人。太和还告诉我,当时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鞋,他就给买了一双,身上穿的还是布做的制服。从1969年10月17日晚从北京转移到开封,到11月12日6时45分,仅仅26天,少奇同志带着病痛、带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就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形同监狱的小天井院里。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哪怕是自己熟悉的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在告别人世时竟变成了“无业”!而在少奇同志含冤辞世的多年里,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而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少奇之死毫无所知。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啊。1970年1月26日,我被发配到保定胶片厂,离开了仍处在狂热、混乱中的首都北京。
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30周年的日子里,打开记忆的闸门,缅怀他的不平凡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念。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也带给我们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深深反思。但愿少奇同志和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付出的生命代价,能使今后不再有这种悲剧的历史重演。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站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一位共和国的领袖,他曾经历的悲欢荣辱及所承载的历史重负。而我们告慰少奇同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民主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我想,这也是少奇同志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理想。少奇同志不朽!(此文写作,得到了臧惠杰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