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幼年时，一个哥哥曾因参军不成、插队农村而精神失常，这成了他后来关注精神疾病的最初动因。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事过几年心理咨询工作，加上他一直潜心艺术实践，使他对精神疾病和艺术的关系有更广更深的认知。
　　真正让郭海平体会到“疾病”是一种超越，可能是2009年他被诊断为肺癌，虽然他最终被告知是误诊。但在他等待手术的那些日子里，他对“疾病”有了更深的体悟。人们把健康视为身体的天性，一旦疾病突然降临，人们会忍不住思考它神秘的来源，尤其是重大疾病。
　　人们即便有了现代医学，面对那些绝症，仍会尝试各种神秘疗法，并对疾病之源充满敬畏。但是，现代医学在摆脱了巫术、祭司和宗教的阴影后，也把疾病的存在与整体的人分开了，疾病只被视为某个器官的病变，与人的整体精神无关。医生就变成了活动在药物和器械流水线旁的技术工人，与病人不再有精神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酝酿了现代医学的良心与精神危机。
　　其实在西方，一直有器官医学与精神医学的分流。20世纪30年代，美国精神病医生南姆伯格提出了“艺术疗法”，艺术治疗在欧美等国获得较大的市场。美国不仅有各种专业的艺术治疗专业组织，而且20世纪60年代就有了专业的《美国艺术治疗杂志》，很多大学还开设了艺术治疗的课程，授硕、博等各种学位。
　　艺术治疗在欧美发展很迅速，从对“病”的治疗转向对“人”的治疗，开始重视平日的心理干预。其中范围最广泛、疗效最好的，主要是绘画和音乐疗法。虽然郭海平是作为艺术家介入藝术治疗这一领域的，但他的很多理论与欧美的艺术治疗是相通的。
　　后来，郭海平在他的作品《我病故我在》中，有很多对疾病的新认知。比如，他认为疾病给予人们的是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疾病中的疼痛、呻吟或呼救，看似伤害，但也是一种关心，它表达了生命和自然的真实需要。如果你认真面对疾病，会发现它对人的折磨过程，其实是在调动人的生命潜能和唤醒人对自然的敬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疾病使人与自然实现了统一。
　　疾病更像是死亡的一次预演、一个警告，沉思疾病，人才能放弃生命中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使生命进入一个更为自由的空间。但如果抗拒这种警示，人就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只有当疾病降临时，人才会丢掉自己的面具，在不断反思中变得单纯、真实起来，这大概就是他讲的“我病故我在”的真正含义。
　　尽管都是死亡，有精神和信仰者的死亡，与没有精神和信仰的人的死亡，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疾病也是同一个道理。
　　（摘自《可以论》中信出版社图/杨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