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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志豪，澳门人，1992年出生，2018年获艺术硕士学位。曾获新北市文学奖小说奖，澳门文学奖小说奖、现代诗奖，舍我文学奖小说奖、散文奖。
我观察“霍金”很久了，那个经常在面包树下打鼻鼾的老人，在长达一个半月或许更久的时间里，我每天都会看见他。每天早上九点钟，他就会坐着电动轮椅，出现在白鸽巢公园内，于一棵面包树下，默默地阅读报纸。约摸傍晚的时候，他就离开。“霍金”头上布满白发，皮肤皱皱巴巴，个子不高且骨瘦如柴，坐在轮椅之中，就更显得他细小。他经常什么也不做，目不转睛地看着公园聚会的外劳，有时候则阅读同一份报纸，或是躺在轮椅上睡觉。总而言之，他哪里都不去，坐在同一个地方大半天，像遗失了时间的人，报纸慢慢地滑落到膝盖，整个午后时光他都一动不动，因此我曾经担心，某天他就这样离开了。
和“霍金”相识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早上七点半就背着书包出门，佯装一副去上学的样子。为了瞒骗我妈，我还不时送刚上小学的弟弟去学校，但整个夏天我都没有和他说话，把他送到学校门口之后，我便沿途折返，跑到岗顶前地附近的一间网吧打游戏，到了黄昏时分就自动自觉走回家。假如某天我妈的男人出差刚好不在，我便会偷偷摸摸跑到女友家约会，她就读的女子高中刚好位在我家附近，每次到她家里，我都会觉得安静异常。她的家通常只有她一个人，但我还是会尽量把声音压低，深怕惊扰到屋内的每一件家具。
一天中午，我阅读完一本日本侦探小说（其实只是读了前面三十页和最后十页），小说内容大概是讲述一个私家侦探接受了委托，前往一座城市去调查失踪男子的故事。整篇故事极其无聊，随着文字走进迷宫，在那里，侦探迷失了，成为了被追踪者。故事由始至终没有揭开谜底，我认为作者本人也懒得想答案。
读完小说后我在面包树下思考了一会，然后就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已经是下午三点钟，面包树影忽明忽暗，长椅上有几块被晒干的鸟屎。我下意识地看向“霍金”，他还在原来的位置坐着，我猜他是睡着了。找不到什么事情可做，我便走出了公园，坐在公车站旁边的长木椅上抽烟，呆滞地看着打羽毛球的老人和来去匆匆的上班族。不久，天空变得阴沉。又过了一会儿，雨水便倾泻下来，雨中，我和一群陌生人以小跑步的方式离开公车站，返回公园，躲进一个凉亭之中。凉亭内有几个湿着身子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的“霍金”也在其中。
等雨停的时候，我一口气抽了数十根烟，烟快要烧到烟蒂时，我就把它丢到凉亭外。这时，“霍金”突然开口和我说话，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话，我知道“霍金”已经留意我好一阵子了。他说：“你不用上学吗？你每天都穿着校服在公园里混时间。”他的声音沙哑而无力，某些字词难以辨识。那时我想起，我已经连续穿着同一件校服十多天了，它积满汗液的酸臭味和霉味。我告诉他：“我不是读书的料，而且我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情比上学重要？”他问。我思考了片刻，最后回答他：“读小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借一借打火机给我，我的打火机报废了。”我把打火机递给他，接着把视线移回街道上。“霍金”点了一根烟。“真讨厌，这雨。”我不确定“霍金”是否说了这样的话，我装作没听见，没有搭理他。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霍金”看着同一个方向发呆，没有说话。后来我问他，你平时都在这里做什么呢？感觉你每天都坐在同一个地方。他说他正在等待。“等待什么？”我问。“等待秋天。差不多到了，秋天。”他笑着说。后来他又说，只要一睡醒，他就会离开他的住所，因为如果出了什么意外，街上的人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
“你今年几岁了？”他问。我告诉他我十八岁。他说：“但你不像。你的样子看起来比十八岁年轻一些。你念高中？”“不是，我念初三。”“我的女儿十八岁的时候已经上大学了。”“不要这样，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我接着说：“但感觉你不像有女儿。”
雨停后，“霍金”希望我把他推回石阶下面，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抱到凉亭的石椅上，接着将轮椅抬到平地，再回到凉亭内背着“霍金”步下石阶，那时我想，他的身体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轻许多。他坐上轮椅，用力地拉了拉轮上方的杆子（和“霍金”接触过几次后，我才知道那是上锁和解锁轮子用的），不久，他就向我告辞了，几个老人也相继离开，我独自在凉亭内待了一阵子。不远处，“霍金”坐在电动轮椅上，身体变得格外轻盈，背影渐渐缩小，然后消失在白鸽巢公园外。
那天之后的一整个月，我都没有看见“霍金”，我觉得有些孤独，因此少了去白鸽巢公园的次数，只到图书馆看电影和睡觉。直到某天中午，我在公园附近的麦当劳看见了他，他的额头包扎着厚厚的绷带。那天天气让人燥热难耐，我猜他很早就吃完午餐，跑到麦当劳乘凉。我看了他一眼，他没有说话，我以为他认不出我来，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的视力不好。
过了一会儿，他向我打招呼，说感谢我上次的帮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他说，那天他在轮椅上睡了很久，直到雨点坠下时才醒来。把他背到凉亭上避雨的陌生人离开了，所以如果不是我的帮忙，他可能得困在那里好一阵子。我说这又没什么。我看着他额头上的绷带，故意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他说没事，在家中出了些意外，但没什么大碍。后来他说，他其实是在家中跌倒了，在房间和大厅之间挣扎了数十分钟，好不容易才爬到玄关。不晓得过了多久，他被下楼的邻居发现，随后一大批救护人员赶到，之后的事情他就记得不太清楚了，他的脑袋被救护车哔咘哔咘的鸣笛声所覆盖。听完“霍金”的描述，我问他：“你的亲人呢？”他好像没有听见，我就没有追问下去。我在麦当劳买了午餐，便向他告辞了。
此后的几天，我又如常在白鸽巢公园的面包樹下看见“霍金”，看见他时我会和他闲聊几句，慢慢地，我知道他是一个人，我的意思是，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
一天下午，“霍金”病了，他瑟缩在轮椅之中，浑身颤抖。我留意到他的异状，便走过去说你生病了，我送你去医院吧。他说不去医院。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不喜欢医院。几秒钟后，他又说不用管他，让他在原地待着就好。但我还是和他说，我送你回家吧，你得躺下来休息。他答应了。 “霍金”的家位于白鸽巢公园到镜湖医院间的老旧住宅区内，他领着我穿过繁复的街道，柏油路上逸出的热空气让我流了不少汗，汗液沾粘在校服上。约摸过了几条街道，他就停了下来，我凑近他时，他说他没有力气了，想睡一会。我推着他的轮椅穿过了几条街道，快要到他家的时候，他突然苏醒过来，叫我停下，给我零钱，说希望我能替他到旁边的便利店买一包烟。我说，你不能再抽烟了。但想到自己可能没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来，最后我还是替他买了烟，顺便到旁边的药房买了退烧药（我猜他是发烧了）。
进门后我便把他扶到床上，吩咐他躺下来。他颤抖得厉害，但吃药后不久，他就睡着了，看着蜷缩沉睡的他，不由自主地令我想起冬眠的黄鼠。有好一段时间我想：还是把他送到医院比较好，但我明白他大概不喜欢医生，便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霍金”的家很小，且有些凌乱，家具都积了厚厚的灰尘，台灯下堆了一叠废纸，包括发霉的报纸和过期水电费单。我翻阅他的报纸，大部分是《澳门日报》，也有几张外国报纸（细看发现是拉丁美洲某个国家的），但都是几年前的新闻了。而后我隐约闻到室内有一股霉味和水泥味，才留意到房间的角落有一个空置、干涸的水泥池，池旁边是几个圆柱状的竹制器皿。
不久，“霍金”醒来了，他的声音无力，像梦呓般，他说，他做梦了，我问是什么梦，他说他梦见妻子的双腿被枷锁捆绑，在海浪中翻滚，像一条鱼，他在梦里呐喊，但他不会游泳。我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梦。他好像没有听见，表现得异常安静。我把目光聚焦在那个水泥池上，并稍微加大了音量说：“小时候我爸的房间也有一个同样的水泥池。”约摸过了几秒钟，他从疲倦的容貌中挤出一丝讶异：“水泥池？你爸也斗蟋蟀？那是养蟋蟀卵的水泥池。”我说大概是吧，那时候我太小了，但我依稀记得它的味道和触感。“后来呢，”他问，“那个水泥池？”
后来我爸失踪了，水泥池荒废一段日子，然后被我妈铲平了。我爸离开前，他的朋友经常来找他，给他看了不少影片，货物、气候、边防、快艇、卡车、小型飞机诸如此类，并在房间内商议着什么。我爸离开那天，他和我妈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留下几万元现金，而后就往大海去。过了一年，他没有回来，我妈告诉我，他去东南亚了。第二年，她说，他消失在太平洋里。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到了第三年，她不再哭，她说他和别的女人跑了，因为他以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你妈也许很爱你爸，“霍金”说。我说我不知道。
“所以你斗蟋蟀？”我问他。他答：“是的。”但并没有接着说下去。他闭上眼睛，像是在睡觉，这次，他没有打鼻鼾了，霎时之间，空气凝结，室内变得格外安静，甚至连呼吸都能够听见。那时我才发现“霍金”的房间并没有窗户，窄小而密闭，像极了黑暗的洞穴。有一瞬间我想象，假如房间内发生了什么意外，也许真的没有人会发现他。
我看着熟睡中的“霍金”，猜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过怎么样的故事，但对于任何人来说，这或许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的存在与否，似乎都不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丝毫影响，想着，我就觉得挺可悲的。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看他睡得很熟，便写下纸条，放在他枕边，嘱咐他：要记得吃药！随后便悄悄地离开了。
第二天我没有在白鸽巢公园看见“霍金”。到了第三天，我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没有带钥匙，我打了我妈的电话，没人接听，我再敲了一阵子门，屋内毫无动静。我翻看手机讯息，里面空空如也。于是我离开了那里，回到白鸽巢公园。
那晚我在公园附近的麦当劳过了一整夜，但心情一直很憋屈，因为我发现我身上的钱不多，而且那里太吵了，我未能真正入睡。到了早上，我回到白鸽巢公园，这时“霍金”也出现了，他看起来心情不错，气色也好了一些，看见我时他便主动和我打招呼。他说他的脑壳里住了一个恶魔，已经很多年了，时常不请自来，让他难受极了。那天没能和我说几句话便呼呼大睡，实在抱歉。接着他问：“你能和我去一个地方吗？”
因为没有事情可做，我便答应了。
那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周一午后（因为昨晚没睡好，我感觉身体和大脑一直很疲乏），空气浑浊，公交车停下时冒出黑烟和热气蒸腾的蜃楼。那时正值上班和上学的高峰期，行人纷至沓来，路上有不少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以及和我一样穿着校服的学生，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十分疲倦，我刻意避开他们的目光。不晓得为什么，那时我感觉不是很自在。
那天“霍金”看起来很高兴，他别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他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呢？”我其实不想说话，但还是说：“应该算是有吧？”“应该？”“我的情况比较复杂，就不多说了。”他停顿了片刻，又说：“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告诉他，不会给我添乱子的女人。“为什么呢？”他问。“因为人的烦恼本来就够多了。”我答。他说：“你才那么年轻，会有什么烦恼？”我想了一想，然后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过烦恼吗？”他笑了，答：“可是那些烦恼现在看来都是些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了。”不久，他又继续问：“你有做兼职？”我说没有。“但是你的鞋子，”他说，“不便宜。”“我妈给的钱，后来她嫁了别的男人，那个男人是当官的，他给我零钱，而且我可能有厌食症，就省了不少钱。”
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告诉我，再过几天，他就可能要去医院做手术，他问我意见，应不应该去。我说当然要去。他笑了一下说，明天可能会有社工来找他麻烦，所以今天才在那里等我，希望我能和他去一趟“秋声同乐社”。那是什么？我问。他好像没有听见。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尝试把话题转移到他的亲人上，以及劝服他出院后住护养院。但他只是说，不会考虑去那种地方。
“霍金”所说的“秋声同乐社”，是斗蟋蟀的场所，它位于十月初五街一间凉茶店二楼，到达时，场内已经聚满了高矮肥瘦的老年人。那些老年人都像“霍金”一样，年纪在六十到八十岁之间，他们用尽力气地喧闹，但我留意到，只要蟋蟀开打，他們便忽然肃静起来，当一组蟋蟀分出胜负时，他们又旋即回到原来的喧闹之中。
“霍金”小声地告诉我，那是因为如果他们动作或声音太大，很可能会惊吓到擂台上格斗的蟋蟀，假如比赛被场外因素终止了，影响到比赛的人需要赔偿所有人投注的金额。不久，几名老人看见了“霍金”，他们互相调侃了几句，但场内实在是太吵了，他们说了什么我实在不得而知。在那种吵嚷声之中，我看见“霍金”融入了老人们，并被他们淹没。 这时，我留意到斗蟀场内两旁的桌上，摆满了许多不同大小的圆柱状竹制器皿，老人把它们小心地排列整齐。我凑近打量桌上的器皿，准备将其中一个器皿打开时，却被一位老人阻止了，我有些纳闷，说我又不打算打开它，但那位老人并没有听见，场内的吵嚷声覆盖了一切。
就在那个时候，“霍金”从电动轮椅里掏出一个竹制器皿。我有点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轮椅内，竟然能够藏纳这样一个竹制器皿。他打开盖子给我看，问我，里头的东西是不是很有趣？我看到器皿内两只正在交配的蟋蟀，雄蟀看起来十分健康，它的身体黑色，头颅偏红，大腿非常强壮。“它准备要上战场了。”“霍金”告诉我。
约莫过了十分钟，“霍金”的蟋蟀就上擂台了，他们空出一个位置让他观看。我走到斗蟀擂台边缘，在老人身边挤出一点点空间。“霍金”打开器皿盖时，在我耳边得意地说：“我准备很久了，这只蟋蟀，它非常勇猛。”这时，世界又忽然安静下来。“霍金”的对手是一名肥胖的老人，头上的毛发掉得七七八八，但在斗蟀擂台边却表现得胸有成竹。我把视线移回“霍金”身上，他正用一支状似毛笔的蟀草撩拨红头蟋蟀，它随即怒火冲天，从器皿中蹦出，直奔向擂台前方的另一只雄蟀。
搏斗开始，它们一碰面就缠咬起来，我能听见它们缠咬和用双腿蹬击对方的声音。翻了几个筋斗后，“霍金”的红头蟋蟀表现得较为强势，步步进逼，不断发起进攻。不过另一只蟋蟀也不甘示弱，事实上，它的体型比红头蟋蟀还要大，周遭的老人说，这只蟋蟀不好惹，它是一只黄斑黑蟋蟀，一个星期下来，它已经连赢三口。但这次，它似乎是遇到对手了。
对于这只体型庞大的黄斑黑蟋蟀，“霍金”的红头蟋蟀一点也不退让，它不断向黄斑黑蟋蟀发起攻击，起初攻击很奏效，有几次甚至击中了黄斑黑蟋蟀的头部，但黄斑黑蟋蟀很快就适应了红头蟋蟀的攻击节奏，并仗着自己四肢较长的优势，边徐徐后退边用前肢攻击红头蟋蟀，巧妙地化解了红头蟋蟀后面几波的进攻。几个回合之后，擂台上已出现了褐色的血液，但没有人知道血是来自哪只蟋蟀。渐渐地，它们体力下降，攻击频率变慢，谁胜谁负仍是未知数。
这时我刻意留意老人们的表情，他们面容扭曲得厉害，“霍金”和胖老人都涨红了脸，像快要炸开的气球，但所有人都竭力保持安静，除了蟋蟀的鸣叫，场内几乎没有其它声音。
又过了几个回合，两只蟋蟀停了下来，互相后退几步，歇了几秒钟，又突然转过身来朝对方冲撞过去。它们并没有打算退缩，在擂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已经五分钟过去了，谁都没有把谁打倒或打跑。这时我看见“霍金”和胖老人都有些摇摆不定了，且开始有人小声地提议：“不如判和吧。”他们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霍金”没有说话，胖老人也没有，他们额头冒汗、紧握着拳头，好像打算再观察一阵子形势。
“我豁出去了！”胖老人突然开口说话，他虽然激动，但仍竭力抑制着自己的声量，避免影响到擂台上互相厮杀的蟋蟀。不久，“霍金”的红头蟋蟀在一次缠咬之中断了一边牙，胜利的天秤瞬间倒向了胖老人的一边，他也开始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我想，这下麻烦了。然而，当所有人都认为“霍金”的红头蟋蟀支撑不了多久时，它的斗志却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越战越勇，不要命似的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黄斑黑蟋蟀，爪牙此起彼落，有几次甚至将黄斑黑蟋蟀迫至擂台边缘，战况又变得胶着起来。
此后的几分钟，搏斗依然没有结果，红头蟋蟀视死如归，它不管身上的伤势，不断地朝对方冲撞。在某次缠咬当中，紅头蟋蟀的一条腿被咬断了，但它仍然拖着那条断腿，用前肢和一边的利牙拼死进攻。对此，所有人都惊呆了。没过多久，黄斑黑蟋蟀的体能开始跟不上，在一次打牙中回避了对方，它逃跑，被红头蟋蟀追了大半圈。“一次。”裁判突然开口说话，但很快黄斑黑蟋蟀就调整过来，回头迎击，双方又再次缠打。就在那个时候，胖老人又突然紧张起来，他的表情变得难受，血管从他的皮肤底下迸出，挂在他身旁的尿袋比之前满了一些。又约莫过了一分钟，双方胜负依旧未分，攻击、防守、打牙、拼爪……它们的速度都变得缓慢。这时，“霍金”按捺不住了，他的声音打破了凝结的空气：“不如就这样吧。”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胖老人，他紧握着拳头，三秒之后，他点头。“比赛结束，判和。”裁判说。
“霍金”的红头蟋蟀再次回到养盆之中，起初它生龙活虎，拖着一条腿仍然四处寻找黄斑黑蟋蟀的踪影，但后来可能是意识到，它又回到了那个狭小黑暗的空间，黄斑黑蟋蟀不见了，便顿时失去了力气。它一瘸一拐地爬到养盆边缘，奄奄一息地躺下，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不久，雌蟀来到红头蟋蟀身旁，在旁边绕圈和鸣叫，从那声音之中，我感受到那个微小躯体迸发出的生命力。
就这样，我们回到了街道上。离开斗蟀场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霍金”也没有和我说什么，他看起来有点郁闷，也许他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已经接近黄昏，邻近的海域停泊了许多船，几只渴望捕鱼的海鸥飞翔着，十六浦附近仍旧挤满了游客和混浊的灰尘。
就在那个时候，“霍金”说话了，他说他有些不服气，因为那个人是浑蛋，擅长自作聪明和吹嘘自己，尽管他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事情。如果当年那只蟋蟀还在，它肯定两下子就把那该死的黄斑黑蟋蟀打趴。“霍金”说：“那个浑蛋，每次输了都会把蟋蟀剥死。”我说：“可怜的蟋蟀。”几秒钟后，“霍金”说：“蟋蟀输过一次，就不可能再赢了，它们永远会记住那次被揍的惨痛经历，会变成窝囊废。没有利用价值了，那个浑蛋就会把它们弄死，以消输钱的不快。”但“霍金”相信，这些事情蟋蟀都看在眼里，它们永远不会替这些人卖命，所以今天的黄斑黑蟋蟀尽管在品种上占尽了优势，却没有拿下胜利。“如果当年那只蟋蟀还在……”他又说。我问那是什么样的蟋蟀呢？他便告诉我那只蟋蟀的事情。
二十多岁时，“霍金”曾干过替人家捉蟋蟀的事情，那时候他甚至没有工作，每天清晨开车到路环的山上捕捉蟋蟀，到了中午，就把蟋蟀带到关前正街去卖，这比到市区工作好赚多呢。十年间，他捕捉过的蟋蟀不下数万只，每只蟋蟀卖几毛钱至数千元不等，它们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当然大部分都是下品蟋蟀，但总会有英勇擅战的上品，而那一只例外，是前所未有的极品蟋蟀。 他说，那天清晨他照例在路环的山上猎蟀，天还未亮，但太阳已躲在水平线下蠢蠢欲动了。这时，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湿着身子的同龄男人，他步伐仓促、神情有点慌张，“霍金”知道，他肯定来自对岸，来自那个动荡的地方，最近这一带经常会出现这类人，以及漂到岸边无人认领的躯体。正当“霍金”准备把视线移回工作上时，却发现那人手上拎着一只蟋蟀，“霍金”凑近，问：“你是怎么得到这只蟋蟀的呢？”来自对岸的人说，刚才经过附近的山路时，听见这只蟋蟀尖锐的叫声，它和一只雀鸟对峙着，他知道它很快就要成为雀鸟的早餐了，但他仔细一看，它们似乎已经对峙了一段时间，蟋蟀不断抵抗，他能感受到它的求生欲。他救了它，希望到达市区后能卖个价钱。“我能看看它吗？” “霍金”问。
这只蟋蟀很野，“霍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英气的蟋蟀，它的体型比一般蟋蟀大上一号，大腿非常强壮，头颅又圆又大，头顶锃亮有光泽，两眼炯炯有神地直视前方，虽然受了伤，却展现不寻常的愤怒和战斗欲。他多年的猎蟀经验告诉他，这会是一只在擂台上所向披靡的极品蟋蟀。那一刻，他兴奋极了，恨不得马上让这只蟋蟀大展拳脚，但他并没有将这种兴奋表现在脸上，他抑制着膨胀的情绪，说能替他买下这只蟋蟀，而且会给他指示通往市区的方向，那里有一些工头会收留他。因此他们很快就进行了交易。
此后的一个月，“霍金”都在培养这只他口中的“吕布”，他甚至将猎蟀的工作停下来，他知道，只要能培养好这只蟋蟀，他就能够通过地下赌场发大财。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它的伤养好，他每天给它吃碎米饭、肉粒和人参粉，约摸过了一个星期，它如获新生，开始活蹦乱跳，好像有永远耗不完的体力。接着，他把最近一个月内捕到的蟋蟀，区分成强弱两组（根据他对蟋蟀形态的判断），并让强和弱的蟋蟀进行一对一格斗，这样的对阵，基本上都能够在几个回合就见分晓。攻击、攻击、再攻击，擂台上的吕布振翅鸣叫，不到十秒就把对手打垮。两天后，“霍金”把剩下来最强悍的蟋蟀再次放到擂台上，进行一对一搏斗，这种对抗不容易分出胜负，它们激烈缠斗的时候，“霍金”就用蟀草将它们分开，以免削弱斗志。然而，轮到吕布的时候，这些强悍的蟋蟀却都撑不过半分钟就落荒而逃了。
此后每隔两天，“霍金”就让一只蟋蟀跟吕布格斗一次，接着是一天，后来甚至一天多次。一段时间后，吕布凶狠的天性已被完全开发，搏斗技巧出神入化，他可以肯定，这是二十年也难得一见的最强战士。
许多年后，“霍金”都会记得那个疯狂澎湃的午后。在他的印象里，那天像梦，百叶窗中透着一点凉意和萦回的灰尘，脚下踩着燃尽的烟头和废纸。两百多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工业大厦单位里，他们向庄家投注，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所有人都下了注，他们的声音以及器皿内蟋蟀的鸣叫从四面八方袭向“霍金”的耳朵，太吵了，但他却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霍金”回忆说，对方是内地的蟀王，在那场比赛开始之前，几乎所有人都看好那位蟀王，所以庄家把赌盘赔率定为一赔五。那时，默默无闻的“霍金”看向器皿，吕布显得生气勃勃，它已经准备好了，他想，他们将会永远记着它。不久，两只蟋蟀就来到擂台之中开打，它们愤怒的天性被引爆，一碰面就展开激烈的厮咬，从开始至结束，没有停歇过半秒。整场比赛只持续了一分钟，但每一次缠斗都是致命性的，吕布受到了一定的重创，它的一条腿不见了，至今也没有找到（“霍金”的原话就是这样说的）。内地蟀王的头被咬断，六条腿却仍然朝天摆动着。
比赛结束的一瞬间，鸦雀无声，但几秒钟后，所有人都起哄了，这是一场前所未见的精彩厮杀，他们大声地讨论两只蟋蟀肉战的过程和细节，以及他们都大跌眼镜。吕布的任务结束了，这是“霍金”一生最荣光的時刻，他说，那场比赛，我从庄家那里赢得了三十多万元，但我看向器皿内虚弱的吕布，它却什么也没有得到。那天之后，我没有让吕布再上擂台，当然啦，它的状况也不允许它再上擂台，我让它在家中安老。这只蟋蟀生命力顽强，尽管受了重创，却等到来年的春节，它才真正离开我。我把它埋在一棵老榕树下，一个月后，我从那里发现一朵鲜艳的兰花。
说到这里，“霍金”沉默了下来，他看起来有点难过。我们坐在十月初五街一间凉茶店旁，久久没有说话。后来，天空慢慢地暗下来，“霍金”突然说，在短暂的一百日里，它们必须不断地交配和战斗，它们是战士，它们轮回的时间很短，短得令人感到可悲。不，我相信它们并不会真正死去，冬天以后，它们就会重新在泥土里醒来。
就在那时，我想起了在“秋声同乐社”里看见的一幕，于是问他：“为什么要放一只雌蟀在它身边呢？”他告诉我，雄蟀是淫虫，非常热衷于交配，加上它们又天生好斗，碰头时，都会认为对方前来抢爱人或食物，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在比赛前几个小时放一只雌蟀在雄蟀身边，以刺激它们的战斗欲。我说：“这还真是有不少学问。”
“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医院了，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什么事情？”我问。“这只蟋蟀是无辜的，因为我戒不掉的瘾，它为我断了一条腿和一边牙，我希望它能够好好地过完余生。你能替我喂养它吗？”我本来打算拒绝，但想到我可能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所以我便答应了。
此后的一个月，“霍金”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我不知道他去了哪一家医院哪一间诊疗室，甚至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然而，我偶尔经过“霍金”的家时，还是会到门前打量屋内动静或直接按下门铃，发现没有任何声息以后我就离开。
那段时间，我经常去找女友，但如果碰巧她不在，我会改道去海边捉螃蟹。那里每天都固定有几位中老年人钓鱼，他们边钓鱼边聊女人，有时候则聊政治，或者鼓吹足球赛事该如何投注。我打从心底看不起他们，但我表面上和他们侃侃而谈，融入他们的话题当中，我觉得这无所谓，就让他们教导我一些钓鱼的技巧。后来的两个星期我省吃俭用，在身体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买了一组二手钓具，我把它交给一位无所事事的退休老人保管，要去钓鱼的前一天就打电话给他。
就这样约摸过了半个月，新城A区施工，泥沙灌入大海，双膝陷进海水和泥沙里的工人遍布了眼前大部分海洋，那些中老年人捂着鼻子抗议：“鱼有毒。”但他们还是坚持着钓鱼。有一天，我的心情不是很好（什么原因我忘了），因此我和其中一位中年人打了一架，那之后我开始厌恶那群中老年人，同时又和女友分分合合纠缠不清，甚至不喜欢打游戏了，便又回到白鸽巢公园和公园旁边的图书馆读小说，我不希望有人找到我。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觉得这种生活太无聊，以及基于家里和学校给予的压力，我又回到学校。 生活是什么？我这样问女友，她愣住了。半分钟后，她像是不经意地说，生活是一个寻找出口的过程。我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个晚上，没有想出什么。
有一段时间，豢养那只孱弱将死而未死的红头蟋蟀成为了我生活的出口，我把蟋蟀养盆放在家里的窗台上，每天给它一点米饭粒、肉碎和水，但它一天一天地变得虚弱。那时，我几乎可以肯定，它等不到“霍金”回来了。
某个周末，我醒来后，照例把装着蟋蟀的竹制器皿带到外面，我经过“霍金”的家时，发现他家里有几位陌生人，却看不见“霍金”，我本想凑近，问“霍金”的状况，但想到我和他并不算是什么有关系之人，便打消了这样的念头。我在他居住的唐楼附近转了几圈，而后回到唐楼，坐在楼梯口抽烟假装是住客，静静地观察他们。他们在“霍金”的家商议着一些事情，随后拿起笔做记录和巡察，像挖掘一些长期被尘封的事物。
我走到外头，马路两旁的摩托车密密麻麻，那时大约是早上十点钟，由于是周末，街上的人不多，空气中透着一点凉意，一位清洁阿姨正在打扫街道，街道显得有点冷清。
十分钟过去，他们从“霍金”的家走出来，然后慢慢地消失在街道之中。那时我想，我和“霍金”到底算不算是朋友呢？我不得而知。后来又想到，也许某种程度上，我们只能算是陌生人吧？
我忘记那天我在街上游荡了多久，只记得接近黄昏时分，我又循例踏上了前往女友家的路途。那时，天空出现了绯红色的云朵，慢慢地沉下，把整个城市笼罩着。我拐入街角，从纷至沓来的人潮当中逃脱，器皿内的蟋蟀哀鸣着，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听见它的声音。这时，声音慢慢地变小，然后消失了。我打开器皿盖，里头的蟋蟀已经奄奄一息了。于是，我走进公园，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审视着草坪，思考如何处理这只蟋蟀的身后事。
突然间，我感到一丝凉意，几片叶子从我眼前飘落，我闻到了秋天浓郁的味道……
后记
他热爱斗蟀，却极度厌恶暴力，斗蟀充斥着暴力的美，有时候他会质疑这种活动太残酷，但他无法抽离其中，他深深地沉溺于这种血脉贲张的刺激感之内。在乌拉圭，他戒掉了斗蟀，让自己忙碌于经商的事宜上，但只要到了秋天，蟋蟀的鸣叫声就会在他脑海中涌现，那是扎根在他大脑深处的声音。偶尔，他想起小时候每天经过的斗蟀堂口，看着街头巷尾大人聚拢之地总是喊叫得沸沸扬扬，他在街边角落寻找那些战败后被遗弃的蟋蟀，他把它们带回家好好地喂养，渴望有一天它们能够重返擂台，当它们慢慢地步入衰老、死亡时，他会难过地哭泣。
是的，他热爱斗蟀，但他反对暴力，在南美洲，他甚至参加过一些反枪支运动，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配戴枪支对于乌拉圭人来说依旧是稀松平常的事。然而，他从来不配戴枪支，除了因为他反对枪械，更重要的是，在他眼中有枪比无枪更危险。他知道，假如遇上劫匪，财物能换取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有枪是危险的，它代表被抢劫者有反抗的空间。大部分劫匪没有意愿伤害手无寸铁的陌生人，他们的目的只有“钱”。
乌拉圭不是一个治安好的城市，因此日光下的大街总是遍布着警察和保安，他们持着霰弹枪，一副严肃凛然的模样。但他决定了，他要留在那里，赚上更多的钱。那时，他和妻子刚结婚不久，领着一笔巨款，前往乌拉圭做外贸生意。有时候妻子问他这些钱从何而来，他总会得意地回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些夜晚，他会梦见那只名叫吕布的蟋蟀，它把他送上了这片大陆，他永生都不会忘记它。
他的生意，一做就做了十二年，直到女儿小学六年级那年，他才计划把生意交给合伙人，自己领着家人回澳门发展，以便让女儿接受更合适的教育。另一方面，他对安全感的渴望日益增大，但在这片土地上，他总是提心吊胆地度过每一个昼夜，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时，恐惧与不安之感就越来越强烈。
某个周末，他领着几名乌拉圭籍员工办理申关的事宜。在此之前，他决定把这天的事情交接好后，就和家人回澳门。他有几名乌拉圭籍员工，他们与海关人员有着不错的交情。每次申关前，他都会透过他们，给予海关人员小费，以便降低关税。此前，那几名乌拉圭籍员工专门负责替他完成申关和汇款的事务，但准备要离开乌拉圭前，他却决定亲自教授两名新员工处理这些事务。
最初，事情一切顺利，午后一如既往的平静，只是多了一点点尘埃。把申关办妥后，他们开始处理汇关税的事宜。他把厢型汽车停在银行入口边的停车格内，汇款后就可以结束一天的工作。然而银行转账系统出现了故障，无法进行转账。乌拉圭籍员工提议，可以改道去隔壁银行缴税，他答应了，并准备把银行账户内的数十万元现金提出。
几分钟后，银行职员告诉他，涉及的金额太大，必须拿他的证件和签名给经理做进一步核实。那时大约是中午一点钟，烈日肆虐大地，他坐在银行的大厅等待。他有点害怕，但他想，美国大使馆就在隔壁，警察遍布每一个角落。
十分钟后，银行职员把两箱货币交到他手里，每沓现金一万元，他和几名员工大概点算了一下，然后把现金收入保险箱内。他们动作迅速、小心翼翼地进入厢型汽车，倒车，回到马路上。
第一个路口，他们遇上了红灯，一辆银色福特汽车挡在前面，黑色奔驰紧贴着他们车尾，他们动弹不得。绿灯亮起，福特汽车依旧没有开动，他有点不安，头伸出窗外观望，福特汽车内是几名拉丁裔男人，其中一名拉丁裔男人透过倒后镜和他对视了一眼，他把头缩回车内。幾秒钟后，福特汽车依旧没有开动，他的司机按下喇叭，喇叭响了三声。三声后，福特汽车下来了两个人，蒙着脸，手持自动步枪，对准他们的驾驶座，大声喊道，把钱都交出来！
那一瞬间，他回想起银行内诡异的气氛，一切都有迹可循。他想，这是银行职员和劫匪的勾当，在银行等待的十分钟里，银行职员通知了劫匪，他们肯定告诉了劫匪，有两名中国人、一名拉丁人、一名白人提了数十万元现金正准备离开，但他没有任何证据。
他坐在后座，现金放在驾驶座旁的保险箱内，保险箱锁得太牢了，需要拔出汽车钥匙才能打开，他命令司机马上拔出钥匙打开保险箱，把钱交到匪徒手上。但司机吓坏了，显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那时，匪徒正慢慢向他们迫近，他准备打开车门，举高双手，不作任何抵抗。 就在这个时候，对街传出了响亮的枪声，声音贯穿他的耳朵，一名匪徒应声倒地，抱着大腿痛苦地呻吟。所有事情都来得太突然了，他只听见突如其来劈哩啪啦的枪声，后面的黑色奔驰也迅速下来了三名匪徒加入枪战。同一时间，他的司机回过神来，猛地踩紧油门，试图冲向人行道逃脱。
然而谁都没想到，平时不起眼的人行道台阶比他们预想的高，他们的汽车冲向人行道，却被台阶阻挡了下来。司机又再次踩紧油门，汽车像一头渴望冲破围墙的公牛，再次撞向人行道。这时，路面已扬起了大量的尘埃，汽车冒出黑烟，仍不断地辗向人行道，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被撞得前俯后仰，直到一颗子弹贯穿司机的脑门，汽车才安静了下来。
在他失去意识的前一刻，他把身体蜷缩在座椅下、头埋在两腿之间，警察和匪徒在他们汽车两边交火，他听见子弹打碎车窗和打穿钢板的声音，愤怒的子弹在空气中燃烧。就在枪林弹雨之中，一颗子弹穿过汽车钢板，进入他的背部，一瞬间，他感到体内一阵灼烫，直奔小腹，顿时世界一片空白。
一个星期后，他在医院醒来。车内的现金完好地保存在保险箱内。医生告诉他，他背部中了一颗子弹，但汽车钢板削弱了子弹的力量，以致于子弹在他的身体里停止飞行。子弹直直地下降，灼坏了他的大部分腰椎神经，它们像被火烧烫过的尼龙绳，瞬间萎缩。医生说，他的脊椎癱痪，下半生只能在轮椅上生活。
在加护病房的日子里，他曾多次梦见童年时期的自己、梦见那只名叫吕布的蟋蟀、梦见那场枪战并没有伤及他……但往往是疼痛把他从梦境中拉回现实，醒来后他发现身体瘫软而无力，他不自觉地想到了将来，此前，他从未想过太久远的将来，但现在，他非常恐惧和无助。他想，假如那颗子弹或其中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脑袋或者心脏，他的时间就将永远停留在乌拉圭，他将不会承受现在以及将来的自己。他用力地撑开眼皮，前方的墙没有颜色、没有温度。
很长一段时间，他痛恨子弹没有打穿他的身体（假如子弹打穿他的身体，他不致于瘫痪），痛恨那些枪支制造者，痛恨银行职员，痛恨那群拉丁裔劫匪，痛恨突然杀出的警察，痛恨乌拉圭，甚至痛恨她的妻子。很久以后，他的妻子因病离开了他，在妻子面前，他哭了。
多年后的某天，他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忘记了妻子的脸，遗忘了乌拉圭，甚至记不起那场枪战的细节。他吃力地把杂乱的家打理了一遍又一遍，他打开很久没有打开的窗帘，发现秋天来了，窗外的行道树正婆娑地摇曳。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个空洞、黑暗的房间，他想离开这里，他想出去走走，到哪里都可以。
（责任编辑：费新乾）
我观察“霍金”很久了，那个经常在面包树下打鼻鼾的老人，在长达一个半月或许更久的时间里，我每天都会看见他。每天早上九点钟，他就会坐着电动轮椅，出现在白鸽巢公园内，于一棵面包树下，默默地阅读报纸。约摸傍晚的时候，他就离开。“霍金”头上布满白发，皮肤皱皱巴巴，个子不高且骨瘦如柴，坐在轮椅之中，就更显得他细小。他经常什么也不做，目不转睛地看着公园聚会的外劳，有时候则阅读同一份报纸，或是躺在轮椅上睡觉。总而言之，他哪里都不去，坐在同一个地方大半天，像遗失了时间的人，报纸慢慢地滑落到膝盖，整个午后时光他都一动不动，因此我曾经担心，某天他就这样离开了。
和“霍金”相识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早上七点半就背着书包出门，佯装一副去上学的样子。为了瞒骗我妈，我还不时送刚上小学的弟弟去学校，但整个夏天我都没有和他说话，把他送到学校门口之后，我便沿途折返，跑到岗顶前地附近的一间网吧打游戏，到了黄昏时分就自动自觉走回家。假如某天我妈的男人出差刚好不在，我便会偷偷摸摸跑到女友家约会，她就读的女子高中刚好位在我家附近，每次到她家里，我都会觉得安静异常。她的家通常只有她一个人，但我还是会尽量把声音压低，深怕惊扰到屋内的每一件家具。
一天中午，我阅读完一本日本侦探小说（其实只是读了前面三十页和最后十页），小说内容大概是讲述一个私家侦探接受了委托，前往一座城市去调查失踪男子的故事。整篇故事极其无聊，随着文字走进迷宫，在那里，侦探迷失了，成为了被追踪者。故事由始至终没有揭开谜底，我认为作者本人也懒得想答案。
读完小说后我在面包树下思考了一会，然后就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已经是下午三点钟，面包树影忽明忽暗，长椅上有几块被晒干的鸟屎。我下意识地看向“霍金”，他还在原来的位置坐着，我猜他是睡着了。找不到什么事情可做，我便走出了公园，坐在公车站旁边的长木椅上抽烟，呆滞地看着打羽毛球的老人和来去匆匆的上班族。不久，天空变得阴沉。又过了一会儿，雨水便倾泻下来，雨中，我和一群陌生人以小跑步的方式离开公车站，返回公园，躲进一个凉亭之中。凉亭内有几个湿着身子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的“霍金”也在其中。
等雨停的时候，我一口气抽了数十根烟，烟快要烧到烟蒂时，我就把它丢到凉亭外。这时，“霍金”突然开口和我说话，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话，我知道“霍金”已经留意我好一阵子了。他说：“你不用上学吗？你每天都穿着校服在公园里混时间。”他的声音沙哑而无力，某些字词难以辨识。那时我想起，我已经连续穿着同一件校服十多天了，它积满汗液的酸臭味和霉味。我告诉他：“我不是读书的料，而且我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情比上学重要？”他问。我思考了片刻，最后回答他：“读小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借一借打火机给我，我的打火机报废了。”我把打火机递给他，接着把视线移回街道上。“霍金”点了一根烟。“真讨厌，这雨。”我不确定“霍金”是否说了这样的话，我装作没听见，没有搭理他。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霍金”看着同一个方向发呆，没有说话。后来我问他，你平时都在这里做什么呢？感觉你每天都坐在同一个地方。他说他正在等待。“等待什么？”我问。“等待秋天。差不多到了，秋天。”他笑着说。后来他又说，只要一睡醒，他就会离开他的住所，因为如果出了什么意外，街上的人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
“你今年几岁了？”他问。我告诉他我十八岁。他说：“但你不像。你的样子看起来比十八岁年轻一些。你念高中？”“不是，我念初三。”“我的女儿十八岁的时候已经上大学了。”“不要这样，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我接着说：“但感觉你不像有女儿。”
雨停后，“霍金”希望我把他推回石阶下面，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抱到凉亭的石椅上，接着将轮椅抬到平地，再回到凉亭内背着“霍金”步下石阶，那时我想，他的身体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轻许多。他坐上轮椅，用力地拉了拉轮上方的杆子（和“霍金”接触过几次后，我才知道那是上锁和解锁轮子用的），不久，他就向我告辞了，几个老人也相继离开，我独自在凉亭内待了一阵子。不远处，“霍金”坐在电动轮椅上，身体变得格外轻盈，背影渐渐缩小，然后消失在白鸽巢公园外。
那天之后的一整个月，我都没有看见“霍金”，我觉得有些孤独，因此少了去白鸽巢公园的次数，只到图书馆看电影和睡觉。直到某天中午，我在公园附近的麦当劳看见了他，他的额头包扎着厚厚的绷带。那天天气让人燥热难耐，我猜他很早就吃完午餐，跑到麦当劳乘凉。我看了他一眼，他没有说话，我以为他认不出我来，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的视力不好。
过了一会儿，他向我打招呼，说感谢我上次的帮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他说，那天他在轮椅上睡了很久，直到雨点坠下时才醒来。把他背到凉亭上避雨的陌生人离开了，所以如果不是我的帮忙，他可能得困在那里好一阵子。我说这又没什么。我看着他额头上的绷带，故意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他说没事，在家中出了些意外，但没什么大碍。后来他说，他其实是在家中跌倒了，在房间和大厅之间挣扎了数十分钟，好不容易才爬到玄关。不晓得过了多久，他被下楼的邻居发现，随后一大批救护人员赶到，之后的事情他就记得不太清楚了，他的脑袋被救护车哔咘哔咘的鸣笛声所覆盖。听完“霍金”的描述，我问他：“你的亲人呢？”他好像没有听见，我就没有追问下去。我在麦当劳买了午餐，便向他告辞了。
此后的几天，我又如常在白鸽巢公园的面包樹下看见“霍金”，看见他时我会和他闲聊几句，慢慢地，我知道他是一个人，我的意思是，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
一天下午，“霍金”病了，他瑟缩在轮椅之中，浑身颤抖。我留意到他的异状，便走过去说你生病了，我送你去医院吧。他说不去医院。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不喜欢医院。几秒钟后，他又说不用管他，让他在原地待着就好。但我还是和他说，我送你回家吧，你得躺下来休息。他答应了。 “霍金”的家位于白鸽巢公园到镜湖医院间的老旧住宅区内，他领着我穿过繁复的街道，柏油路上逸出的热空气让我流了不少汗，汗液沾粘在校服上。约摸过了几条街道，他就停了下来，我凑近他时，他说他没有力气了，想睡一会。我推着他的轮椅穿过了几条街道，快要到他家的时候，他突然苏醒过来，叫我停下，给我零钱，说希望我能替他到旁边的便利店买一包烟。我说，你不能再抽烟了。但想到自己可能没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来，最后我还是替他买了烟，顺便到旁边的药房买了退烧药（我猜他是发烧了）。
进门后我便把他扶到床上，吩咐他躺下来。他颤抖得厉害，但吃药后不久，他就睡着了，看着蜷缩沉睡的他，不由自主地令我想起冬眠的黄鼠。有好一段时间我想：还是把他送到医院比较好，但我明白他大概不喜欢医生，便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霍金”的家很小，且有些凌乱，家具都积了厚厚的灰尘，台灯下堆了一叠废纸，包括发霉的报纸和过期水电费单。我翻阅他的报纸，大部分是《澳门日报》，也有几张外国报纸（细看发现是拉丁美洲某个国家的），但都是几年前的新闻了。而后我隐约闻到室内有一股霉味和水泥味，才留意到房间的角落有一个空置、干涸的水泥池，池旁边是几个圆柱状的竹制器皿。
不久，“霍金”醒来了，他的声音无力，像梦呓般，他说，他做梦了，我问是什么梦，他说他梦见妻子的双腿被枷锁捆绑，在海浪中翻滚，像一条鱼，他在梦里呐喊，但他不会游泳。我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梦。他好像没有听见，表现得异常安静。我把目光聚焦在那个水泥池上，并稍微加大了音量说：“小时候我爸的房间也有一个同样的水泥池。”约摸过了几秒钟，他从疲倦的容貌中挤出一丝讶异：“水泥池？你爸也斗蟋蟀？那是养蟋蟀卵的水泥池。”我说大概是吧，那时候我太小了，但我依稀记得它的味道和触感。“后来呢，”他问，“那个水泥池？”
后来我爸失踪了，水泥池荒废一段日子，然后被我妈铲平了。我爸离开前，他的朋友经常来找他，给他看了不少影片，货物、气候、边防、快艇、卡车、小型飞机诸如此类，并在房间内商议着什么。我爸离开那天，他和我妈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留下几万元现金，而后就往大海去。过了一年，他没有回来，我妈告诉我，他去东南亚了。第二年，她说，他消失在太平洋里。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到了第三年，她不再哭，她说他和别的女人跑了，因为他以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你妈也许很爱你爸，“霍金”说。我说我不知道。
“所以你斗蟋蟀？”我问他。他答：“是的。”但并没有接着说下去。他闭上眼睛，像是在睡觉，这次，他没有打鼻鼾了，霎时之间，空气凝结，室内变得格外安静，甚至连呼吸都能够听见。那时我才发现“霍金”的房间并没有窗户，窄小而密闭，像极了黑暗的洞穴。有一瞬间我想象，假如房间内发生了什么意外，也许真的没有人会发现他。
我看着熟睡中的“霍金”，猜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过怎么样的故事，但对于任何人来说，这或许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的存在与否，似乎都不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丝毫影响，想着，我就觉得挺可悲的。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看他睡得很熟，便写下纸条，放在他枕边，嘱咐他：要记得吃药！随后便悄悄地离开了。
第二天我没有在白鸽巢公园看见“霍金”。到了第三天，我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没有带钥匙，我打了我妈的电话，没人接听，我再敲了一阵子门，屋内毫无动静。我翻看手机讯息，里面空空如也。于是我离开了那里，回到白鸽巢公园。
那晚我在公园附近的麦当劳过了一整夜，但心情一直很憋屈，因为我发现我身上的钱不多，而且那里太吵了，我未能真正入睡。到了早上，我回到白鸽巢公园，这时“霍金”也出现了，他看起来心情不错，气色也好了一些，看见我时他便主动和我打招呼。他说他的脑壳里住了一个恶魔，已经很多年了，时常不请自来，让他难受极了。那天没能和我说几句话便呼呼大睡，实在抱歉。接着他问：“你能和我去一个地方吗？”
因为没有事情可做，我便答应了。
那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周一午后（因为昨晚没睡好，我感觉身体和大脑一直很疲乏），空气浑浊，公交车停下时冒出黑烟和热气蒸腾的蜃楼。那时正值上班和上学的高峰期，行人纷至沓来，路上有不少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以及和我一样穿着校服的学生，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十分疲倦，我刻意避开他们的目光。不晓得为什么，那时我感觉不是很自在。
那天“霍金”看起来很高兴，他别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他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呢？”我其实不想说话，但还是说：“应该算是有吧？”“应该？”“我的情况比较复杂，就不多说了。”他停顿了片刻，又说：“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告诉他，不会给我添乱子的女人。“为什么呢？”他问。“因为人的烦恼本来就够多了。”我答。他说：“你才那么年轻，会有什么烦恼？”我想了一想，然后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过烦恼吗？”他笑了，答：“可是那些烦恼现在看来都是些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了。”不久，他又继续问：“你有做兼职？”我说没有。“但是你的鞋子，”他说，“不便宜。”“我妈给的钱，后来她嫁了别的男人，那个男人是当官的，他给我零钱，而且我可能有厌食症，就省了不少钱。”
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告诉我，再过几天，他就可能要去医院做手术，他问我意见，应不应该去。我说当然要去。他笑了一下说，明天可能会有社工来找他麻烦，所以今天才在那里等我，希望我能和他去一趟“秋声同乐社”。那是什么？我问。他好像没有听见。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尝试把话题转移到他的亲人上，以及劝服他出院后住护养院。但他只是说，不会考虑去那种地方。
“霍金”所说的“秋声同乐社”，是斗蟋蟀的场所，它位于十月初五街一间凉茶店二楼，到达时，场内已经聚满了高矮肥瘦的老年人。那些老年人都像“霍金”一样，年纪在六十到八十岁之间，他们用尽力气地喧闹，但我留意到，只要蟋蟀开打，他們便忽然肃静起来，当一组蟋蟀分出胜负时，他们又旋即回到原来的喧闹之中。
“霍金”小声地告诉我，那是因为如果他们动作或声音太大，很可能会惊吓到擂台上格斗的蟋蟀，假如比赛被场外因素终止了，影响到比赛的人需要赔偿所有人投注的金额。不久，几名老人看见了“霍金”，他们互相调侃了几句，但场内实在是太吵了，他们说了什么我实在不得而知。在那种吵嚷声之中，我看见“霍金”融入了老人们，并被他们淹没。 这时，我留意到斗蟀场内两旁的桌上，摆满了许多不同大小的圆柱状竹制器皿，老人把它们小心地排列整齐。我凑近打量桌上的器皿，准备将其中一个器皿打开时，却被一位老人阻止了，我有些纳闷，说我又不打算打开它，但那位老人并没有听见，场内的吵嚷声覆盖了一切。
就在那个时候，“霍金”从电动轮椅里掏出一个竹制器皿。我有点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轮椅内，竟然能够藏纳这样一个竹制器皿。他打开盖子给我看，问我，里头的东西是不是很有趣？我看到器皿内两只正在交配的蟋蟀，雄蟀看起来十分健康，它的身体黑色，头颅偏红，大腿非常强壮。“它准备要上战场了。”“霍金”告诉我。
约莫过了十分钟，“霍金”的蟋蟀就上擂台了，他们空出一个位置让他观看。我走到斗蟀擂台边缘，在老人身边挤出一点点空间。“霍金”打开器皿盖时，在我耳边得意地说：“我准备很久了，这只蟋蟀，它非常勇猛。”这时，世界又忽然安静下来。“霍金”的对手是一名肥胖的老人，头上的毛发掉得七七八八，但在斗蟀擂台边却表现得胸有成竹。我把视线移回“霍金”身上，他正用一支状似毛笔的蟀草撩拨红头蟋蟀，它随即怒火冲天，从器皿中蹦出，直奔向擂台前方的另一只雄蟀。
搏斗开始，它们一碰面就缠咬起来，我能听见它们缠咬和用双腿蹬击对方的声音。翻了几个筋斗后，“霍金”的红头蟋蟀表现得较为强势，步步进逼，不断发起进攻。不过另一只蟋蟀也不甘示弱，事实上，它的体型比红头蟋蟀还要大，周遭的老人说，这只蟋蟀不好惹，它是一只黄斑黑蟋蟀，一个星期下来，它已经连赢三口。但这次，它似乎是遇到对手了。
对于这只体型庞大的黄斑黑蟋蟀，“霍金”的红头蟋蟀一点也不退让，它不断向黄斑黑蟋蟀发起攻击，起初攻击很奏效，有几次甚至击中了黄斑黑蟋蟀的头部，但黄斑黑蟋蟀很快就适应了红头蟋蟀的攻击节奏，并仗着自己四肢较长的优势，边徐徐后退边用前肢攻击红头蟋蟀，巧妙地化解了红头蟋蟀后面几波的进攻。几个回合之后，擂台上已出现了褐色的血液，但没有人知道血是来自哪只蟋蟀。渐渐地，它们体力下降，攻击频率变慢，谁胜谁负仍是未知数。
这时我刻意留意老人们的表情，他们面容扭曲得厉害，“霍金”和胖老人都涨红了脸，像快要炸开的气球，但所有人都竭力保持安静，除了蟋蟀的鸣叫，场内几乎没有其它声音。
又过了几个回合，两只蟋蟀停了下来，互相后退几步，歇了几秒钟，又突然转过身来朝对方冲撞过去。它们并没有打算退缩，在擂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已经五分钟过去了，谁都没有把谁打倒或打跑。这时我看见“霍金”和胖老人都有些摇摆不定了，且开始有人小声地提议：“不如判和吧。”他们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霍金”没有说话，胖老人也没有，他们额头冒汗、紧握着拳头，好像打算再观察一阵子形势。
“我豁出去了！”胖老人突然开口说话，他虽然激动，但仍竭力抑制着自己的声量，避免影响到擂台上互相厮杀的蟋蟀。不久，“霍金”的红头蟋蟀在一次缠咬之中断了一边牙，胜利的天秤瞬间倒向了胖老人的一边，他也开始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我想，这下麻烦了。然而，当所有人都认为“霍金”的红头蟋蟀支撑不了多久时，它的斗志却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越战越勇，不要命似的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黄斑黑蟋蟀，爪牙此起彼落，有几次甚至将黄斑黑蟋蟀迫至擂台边缘，战况又变得胶着起来。
此后的几分钟，搏斗依然没有结果，红头蟋蟀视死如归，它不管身上的伤势，不断地朝对方冲撞。在某次缠咬当中，紅头蟋蟀的一条腿被咬断了，但它仍然拖着那条断腿，用前肢和一边的利牙拼死进攻。对此，所有人都惊呆了。没过多久，黄斑黑蟋蟀的体能开始跟不上，在一次打牙中回避了对方，它逃跑，被红头蟋蟀追了大半圈。“一次。”裁判突然开口说话，但很快黄斑黑蟋蟀就调整过来，回头迎击，双方又再次缠打。就在那个时候，胖老人又突然紧张起来，他的表情变得难受，血管从他的皮肤底下迸出，挂在他身旁的尿袋比之前满了一些。又约莫过了一分钟，双方胜负依旧未分，攻击、防守、打牙、拼爪……它们的速度都变得缓慢。这时，“霍金”按捺不住了，他的声音打破了凝结的空气：“不如就这样吧。”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胖老人，他紧握着拳头，三秒之后，他点头。“比赛结束，判和。”裁判说。
“霍金”的红头蟋蟀再次回到养盆之中，起初它生龙活虎，拖着一条腿仍然四处寻找黄斑黑蟋蟀的踪影，但后来可能是意识到，它又回到了那个狭小黑暗的空间，黄斑黑蟋蟀不见了，便顿时失去了力气。它一瘸一拐地爬到养盆边缘，奄奄一息地躺下，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不久，雌蟀来到红头蟋蟀身旁，在旁边绕圈和鸣叫，从那声音之中，我感受到那个微小躯体迸发出的生命力。
就这样，我们回到了街道上。离开斗蟀场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霍金”也没有和我说什么，他看起来有点郁闷，也许他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已经接近黄昏，邻近的海域停泊了许多船，几只渴望捕鱼的海鸥飞翔着，十六浦附近仍旧挤满了游客和混浊的灰尘。
就在那个时候，“霍金”说话了，他说他有些不服气，因为那个人是浑蛋，擅长自作聪明和吹嘘自己，尽管他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事情。如果当年那只蟋蟀还在，它肯定两下子就把那该死的黄斑黑蟋蟀打趴。“霍金”说：“那个浑蛋，每次输了都会把蟋蟀剥死。”我说：“可怜的蟋蟀。”几秒钟后，“霍金”说：“蟋蟀输过一次，就不可能再赢了，它们永远会记住那次被揍的惨痛经历，会变成窝囊废。没有利用价值了，那个浑蛋就会把它们弄死，以消输钱的不快。”但“霍金”相信，这些事情蟋蟀都看在眼里，它们永远不会替这些人卖命，所以今天的黄斑黑蟋蟀尽管在品种上占尽了优势，却没有拿下胜利。“如果当年那只蟋蟀还在……”他又说。我问那是什么样的蟋蟀呢？他便告诉我那只蟋蟀的事情。
二十多岁时，“霍金”曾干过替人家捉蟋蟀的事情，那时候他甚至没有工作，每天清晨开车到路环的山上捕捉蟋蟀，到了中午，就把蟋蟀带到关前正街去卖，这比到市区工作好赚多呢。十年间，他捕捉过的蟋蟀不下数万只，每只蟋蟀卖几毛钱至数千元不等，它们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当然大部分都是下品蟋蟀，但总会有英勇擅战的上品，而那一只例外，是前所未有的极品蟋蟀。 他说，那天清晨他照例在路环的山上猎蟀，天还未亮，但太阳已躲在水平线下蠢蠢欲动了。这时，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湿着身子的同龄男人，他步伐仓促、神情有点慌张，“霍金”知道，他肯定来自对岸，来自那个动荡的地方，最近这一带经常会出现这类人，以及漂到岸边无人认领的躯体。正当“霍金”准备把视线移回工作上时，却发现那人手上拎着一只蟋蟀，“霍金”凑近，问：“你是怎么得到这只蟋蟀的呢？”来自对岸的人说，刚才经过附近的山路时，听见这只蟋蟀尖锐的叫声，它和一只雀鸟对峙着，他知道它很快就要成为雀鸟的早餐了，但他仔细一看，它们似乎已经对峙了一段时间，蟋蟀不断抵抗，他能感受到它的求生欲。他救了它，希望到达市区后能卖个价钱。“我能看看它吗？” “霍金”问。
这只蟋蟀很野，“霍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英气的蟋蟀，它的体型比一般蟋蟀大上一号，大腿非常强壮，头颅又圆又大，头顶锃亮有光泽，两眼炯炯有神地直视前方，虽然受了伤，却展现不寻常的愤怒和战斗欲。他多年的猎蟀经验告诉他，这会是一只在擂台上所向披靡的极品蟋蟀。那一刻，他兴奋极了，恨不得马上让这只蟋蟀大展拳脚，但他并没有将这种兴奋表现在脸上，他抑制着膨胀的情绪，说能替他买下这只蟋蟀，而且会给他指示通往市区的方向，那里有一些工头会收留他。因此他们很快就进行了交易。
此后的一个月，“霍金”都在培养这只他口中的“吕布”，他甚至将猎蟀的工作停下来，他知道，只要能培养好这只蟋蟀，他就能够通过地下赌场发大财。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它的伤养好，他每天给它吃碎米饭、肉粒和人参粉，约摸过了一个星期，它如获新生，开始活蹦乱跳，好像有永远耗不完的体力。接着，他把最近一个月内捕到的蟋蟀，区分成强弱两组（根据他对蟋蟀形态的判断），并让强和弱的蟋蟀进行一对一格斗，这样的对阵，基本上都能够在几个回合就见分晓。攻击、攻击、再攻击，擂台上的吕布振翅鸣叫，不到十秒就把对手打垮。两天后，“霍金”把剩下来最强悍的蟋蟀再次放到擂台上，进行一对一搏斗，这种对抗不容易分出胜负，它们激烈缠斗的时候，“霍金”就用蟀草将它们分开，以免削弱斗志。然而，轮到吕布的时候，这些强悍的蟋蟀却都撑不过半分钟就落荒而逃了。
此后每隔两天，“霍金”就让一只蟋蟀跟吕布格斗一次，接着是一天，后来甚至一天多次。一段时间后，吕布凶狠的天性已被完全开发，搏斗技巧出神入化，他可以肯定，这是二十年也难得一见的最强战士。
许多年后，“霍金”都会记得那个疯狂澎湃的午后。在他的印象里，那天像梦，百叶窗中透着一点凉意和萦回的灰尘，脚下踩着燃尽的烟头和废纸。两百多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工业大厦单位里，他们向庄家投注，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所有人都下了注，他们的声音以及器皿内蟋蟀的鸣叫从四面八方袭向“霍金”的耳朵，太吵了，但他却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霍金”回忆说，对方是内地的蟀王，在那场比赛开始之前，几乎所有人都看好那位蟀王，所以庄家把赌盘赔率定为一赔五。那时，默默无闻的“霍金”看向器皿，吕布显得生气勃勃，它已经准备好了，他想，他们将会永远记着它。不久，两只蟋蟀就来到擂台之中开打，它们愤怒的天性被引爆，一碰面就展开激烈的厮咬，从开始至结束，没有停歇过半秒。整场比赛只持续了一分钟，但每一次缠斗都是致命性的，吕布受到了一定的重创，它的一条腿不见了，至今也没有找到（“霍金”的原话就是这样说的）。内地蟀王的头被咬断，六条腿却仍然朝天摆动着。
比赛结束的一瞬间，鸦雀无声，但几秒钟后，所有人都起哄了，这是一场前所未见的精彩厮杀，他们大声地讨论两只蟋蟀肉战的过程和细节，以及他们都大跌眼镜。吕布的任务结束了，这是“霍金”一生最荣光的時刻，他说，那场比赛，我从庄家那里赢得了三十多万元，但我看向器皿内虚弱的吕布，它却什么也没有得到。那天之后，我没有让吕布再上擂台，当然啦，它的状况也不允许它再上擂台，我让它在家中安老。这只蟋蟀生命力顽强，尽管受了重创，却等到来年的春节，它才真正离开我。我把它埋在一棵老榕树下，一个月后，我从那里发现一朵鲜艳的兰花。
说到这里，“霍金”沉默了下来，他看起来有点难过。我们坐在十月初五街一间凉茶店旁，久久没有说话。后来，天空慢慢地暗下来，“霍金”突然说，在短暂的一百日里，它们必须不断地交配和战斗，它们是战士，它们轮回的时间很短，短得令人感到可悲。不，我相信它们并不会真正死去，冬天以后，它们就会重新在泥土里醒来。
就在那时，我想起了在“秋声同乐社”里看见的一幕，于是问他：“为什么要放一只雌蟀在它身边呢？”他告诉我，雄蟀是淫虫，非常热衷于交配，加上它们又天生好斗，碰头时，都会认为对方前来抢爱人或食物，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在比赛前几个小时放一只雌蟀在雄蟀身边，以刺激它们的战斗欲。我说：“这还真是有不少学问。”
“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医院了，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什么事情？”我问。“这只蟋蟀是无辜的，因为我戒不掉的瘾，它为我断了一条腿和一边牙，我希望它能够好好地过完余生。你能替我喂养它吗？”我本来打算拒绝，但想到我可能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所以我便答应了。
此后的一个月，“霍金”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我不知道他去了哪一家医院哪一间诊疗室，甚至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然而，我偶尔经过“霍金”的家时，还是会到门前打量屋内动静或直接按下门铃，发现没有任何声息以后我就离开。
那段时间，我经常去找女友，但如果碰巧她不在，我会改道去海边捉螃蟹。那里每天都固定有几位中老年人钓鱼，他们边钓鱼边聊女人，有时候则聊政治，或者鼓吹足球赛事该如何投注。我打从心底看不起他们，但我表面上和他们侃侃而谈，融入他们的话题当中，我觉得这无所谓，就让他们教导我一些钓鱼的技巧。后来的两个星期我省吃俭用，在身体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买了一组二手钓具，我把它交给一位无所事事的退休老人保管，要去钓鱼的前一天就打电话给他。
就这样约摸过了半个月，新城A区施工，泥沙灌入大海，双膝陷进海水和泥沙里的工人遍布了眼前大部分海洋，那些中老年人捂着鼻子抗议：“鱼有毒。”但他们还是坚持着钓鱼。有一天，我的心情不是很好（什么原因我忘了），因此我和其中一位中年人打了一架，那之后我开始厌恶那群中老年人，同时又和女友分分合合纠缠不清，甚至不喜欢打游戏了，便又回到白鸽巢公园和公园旁边的图书馆读小说，我不希望有人找到我。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觉得这种生活太无聊，以及基于家里和学校给予的压力，我又回到学校。 生活是什么？我这样问女友，她愣住了。半分钟后，她像是不经意地说，生活是一个寻找出口的过程。我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个晚上，没有想出什么。
有一段时间，豢养那只孱弱将死而未死的红头蟋蟀成为了我生活的出口，我把蟋蟀养盆放在家里的窗台上，每天给它一点米饭粒、肉碎和水，但它一天一天地变得虚弱。那时，我几乎可以肯定，它等不到“霍金”回来了。
某个周末，我醒来后，照例把装着蟋蟀的竹制器皿带到外面，我经过“霍金”的家时，发现他家里有几位陌生人，却看不见“霍金”，我本想凑近，问“霍金”的状况，但想到我和他并不算是什么有关系之人，便打消了这样的念头。我在他居住的唐楼附近转了几圈，而后回到唐楼，坐在楼梯口抽烟假装是住客，静静地观察他们。他们在“霍金”的家商议着一些事情，随后拿起笔做记录和巡察，像挖掘一些长期被尘封的事物。
我走到外头，马路两旁的摩托车密密麻麻，那时大约是早上十点钟，由于是周末，街上的人不多，空气中透着一点凉意，一位清洁阿姨正在打扫街道，街道显得有点冷清。
十分钟过去，他们从“霍金”的家走出来，然后慢慢地消失在街道之中。那时我想，我和“霍金”到底算不算是朋友呢？我不得而知。后来又想到，也许某种程度上，我们只能算是陌生人吧？
我忘记那天我在街上游荡了多久，只记得接近黄昏时分，我又循例踏上了前往女友家的路途。那时，天空出现了绯红色的云朵，慢慢地沉下，把整个城市笼罩着。我拐入街角，从纷至沓来的人潮当中逃脱，器皿内的蟋蟀哀鸣着，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听见它的声音。这时，声音慢慢地变小，然后消失了。我打开器皿盖，里头的蟋蟀已经奄奄一息了。于是，我走进公园，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审视着草坪，思考如何处理这只蟋蟀的身后事。
突然间，我感到一丝凉意，几片叶子从我眼前飘落，我闻到了秋天浓郁的味道……
后记
他热爱斗蟀，却极度厌恶暴力，斗蟀充斥着暴力的美，有时候他会质疑这种活动太残酷，但他无法抽离其中，他深深地沉溺于这种血脉贲张的刺激感之内。在乌拉圭，他戒掉了斗蟀，让自己忙碌于经商的事宜上，但只要到了秋天，蟋蟀的鸣叫声就会在他脑海中涌现，那是扎根在他大脑深处的声音。偶尔，他想起小时候每天经过的斗蟀堂口，看着街头巷尾大人聚拢之地总是喊叫得沸沸扬扬，他在街边角落寻找那些战败后被遗弃的蟋蟀，他把它们带回家好好地喂养，渴望有一天它们能够重返擂台，当它们慢慢地步入衰老、死亡时，他会难过地哭泣。
是的，他热爱斗蟀，但他反对暴力，在南美洲，他甚至参加过一些反枪支运动，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配戴枪支对于乌拉圭人来说依旧是稀松平常的事。然而，他从来不配戴枪支，除了因为他反对枪械，更重要的是，在他眼中有枪比无枪更危险。他知道，假如遇上劫匪，财物能换取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有枪是危险的，它代表被抢劫者有反抗的空间。大部分劫匪没有意愿伤害手无寸铁的陌生人，他们的目的只有“钱”。
乌拉圭不是一个治安好的城市，因此日光下的大街总是遍布着警察和保安，他们持着霰弹枪，一副严肃凛然的模样。但他决定了，他要留在那里，赚上更多的钱。那时，他和妻子刚结婚不久，领着一笔巨款，前往乌拉圭做外贸生意。有时候妻子问他这些钱从何而来，他总会得意地回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些夜晚，他会梦见那只名叫吕布的蟋蟀，它把他送上了这片大陆，他永生都不会忘记它。
他的生意，一做就做了十二年，直到女儿小学六年级那年，他才计划把生意交给合伙人，自己领着家人回澳门发展，以便让女儿接受更合适的教育。另一方面，他对安全感的渴望日益增大，但在这片土地上，他总是提心吊胆地度过每一个昼夜，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时，恐惧与不安之感就越来越强烈。
某个周末，他领着几名乌拉圭籍员工办理申关的事宜。在此之前，他决定把这天的事情交接好后，就和家人回澳门。他有几名乌拉圭籍员工，他们与海关人员有着不错的交情。每次申关前，他都会透过他们，给予海关人员小费，以便降低关税。此前，那几名乌拉圭籍员工专门负责替他完成申关和汇款的事务，但准备要离开乌拉圭前，他却决定亲自教授两名新员工处理这些事务。
最初，事情一切顺利，午后一如既往的平静，只是多了一点点尘埃。把申关办妥后，他们开始处理汇关税的事宜。他把厢型汽车停在银行入口边的停车格内，汇款后就可以结束一天的工作。然而银行转账系统出现了故障，无法进行转账。乌拉圭籍员工提议，可以改道去隔壁银行缴税，他答应了，并准备把银行账户内的数十万元现金提出。
几分钟后，银行职员告诉他，涉及的金额太大，必须拿他的证件和签名给经理做进一步核实。那时大约是中午一点钟，烈日肆虐大地，他坐在银行的大厅等待。他有点害怕，但他想，美国大使馆就在隔壁，警察遍布每一个角落。
十分钟后，银行职员把两箱货币交到他手里，每沓现金一万元，他和几名员工大概点算了一下，然后把现金收入保险箱内。他们动作迅速、小心翼翼地进入厢型汽车，倒车，回到马路上。
第一个路口，他们遇上了红灯，一辆银色福特汽车挡在前面，黑色奔驰紧贴着他们车尾，他们动弹不得。绿灯亮起，福特汽车依旧没有开动，他有点不安，头伸出窗外观望，福特汽车内是几名拉丁裔男人，其中一名拉丁裔男人透过倒后镜和他对视了一眼，他把头缩回车内。幾秒钟后，福特汽车依旧没有开动，他的司机按下喇叭，喇叭响了三声。三声后，福特汽车下来了两个人，蒙着脸，手持自动步枪，对准他们的驾驶座，大声喊道，把钱都交出来！
那一瞬间，他回想起银行内诡异的气氛，一切都有迹可循。他想，这是银行职员和劫匪的勾当，在银行等待的十分钟里，银行职员通知了劫匪，他们肯定告诉了劫匪，有两名中国人、一名拉丁人、一名白人提了数十万元现金正准备离开，但他没有任何证据。
他坐在后座，现金放在驾驶座旁的保险箱内，保险箱锁得太牢了，需要拔出汽车钥匙才能打开，他命令司机马上拔出钥匙打开保险箱，把钱交到匪徒手上。但司机吓坏了，显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那时，匪徒正慢慢向他们迫近，他准备打开车门，举高双手，不作任何抵抗。 就在这个时候，对街传出了响亮的枪声，声音贯穿他的耳朵，一名匪徒应声倒地，抱着大腿痛苦地呻吟。所有事情都来得太突然了，他只听见突如其来劈哩啪啦的枪声，后面的黑色奔驰也迅速下来了三名匪徒加入枪战。同一时间，他的司机回过神来，猛地踩紧油门，试图冲向人行道逃脱。
然而谁都没想到，平时不起眼的人行道台阶比他们预想的高，他们的汽车冲向人行道，却被台阶阻挡了下来。司机又再次踩紧油门，汽车像一头渴望冲破围墙的公牛，再次撞向人行道。这时，路面已扬起了大量的尘埃，汽车冒出黑烟，仍不断地辗向人行道，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被撞得前俯后仰，直到一颗子弹贯穿司机的脑门，汽车才安静了下来。
在他失去意识的前一刻，他把身体蜷缩在座椅下、头埋在两腿之间，警察和匪徒在他们汽车两边交火，他听见子弹打碎车窗和打穿钢板的声音，愤怒的子弹在空气中燃烧。就在枪林弹雨之中，一颗子弹穿过汽车钢板，进入他的背部，一瞬间，他感到体内一阵灼烫，直奔小腹，顿时世界一片空白。
一个星期后，他在医院醒来。车内的现金完好地保存在保险箱内。医生告诉他，他背部中了一颗子弹，但汽车钢板削弱了子弹的力量，以致于子弹在他的身体里停止飞行。子弹直直地下降，灼坏了他的大部分腰椎神经，它们像被火烧烫过的尼龙绳，瞬间萎缩。医生说，他的脊椎癱痪，下半生只能在轮椅上生活。
在加护病房的日子里，他曾多次梦见童年时期的自己、梦见那只名叫吕布的蟋蟀、梦见那场枪战并没有伤及他……但往往是疼痛把他从梦境中拉回现实，醒来后他发现身体瘫软而无力，他不自觉地想到了将来，此前，他从未想过太久远的将来，但现在，他非常恐惧和无助。他想，假如那颗子弹或其中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脑袋或者心脏，他的时间就将永远停留在乌拉圭，他将不会承受现在以及将来的自己。他用力地撑开眼皮，前方的墙没有颜色、没有温度。
很长一段时间，他痛恨子弹没有打穿他的身体（假如子弹打穿他的身体，他不致于瘫痪），痛恨那些枪支制造者，痛恨银行职员，痛恨那群拉丁裔劫匪，痛恨突然杀出的警察，痛恨乌拉圭，甚至痛恨她的妻子。很久以后，他的妻子因病离开了他，在妻子面前，他哭了。
多年后的某天，他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忘记了妻子的脸，遗忘了乌拉圭，甚至记不起那场枪战的细节。他吃力地把杂乱的家打理了一遍又一遍，他打开很久没有打开的窗帘，发现秋天来了，窗外的行道树正婆娑地摇曳。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个空洞、黑暗的房间，他想离开这里，他想出去走走，到哪里都可以。
（责任编辑：费新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