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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1年肆虐欧洲大陆的社会动荡终于有所平息。欧洲央行所警示的“尾部风险”已经逐渐边缘化，希腊债务实现重组，金融市场也随之稳定。但塞浦路斯银行业重新将欧洲带入了不安，因为这再次触碰到了欧洲社会信任度下降的伤痛。
欧洲的社会动荡，欧盟一味推行紧缩政策而忽视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等问题都不容忽视。
中国在未来数年内也可能面临经济增速继续下降，这会将目前并不突出的矛盾放大，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催化剂。中国要提前预防风险，唯有在城镇化战略中重视人口的城镇化，同时全力以赴推进改革。
欧洲的焦虑
自2012年11月的“欧洲团结行动日”（European Day of Action and Solidarity）发生大规模骚乱以来，2013年只是在2、3月份在雅典和里斯本发生了小规模反对紧缩的示威。然而，塞浦路斯救援争议迭起，这不仅危及了欧洲银行业联盟的核心原则，更是将欧洲民众和政府机构之间的龃龉急剧放大。
部分人认为，这些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运动只是“噪音”，整体的社会修复仍在推进，欧洲人民也愿意为维持欧元体系付出艰辛。但不可忽视的是，自2010年以来，欧盟19国中有13个国家的政府已经下台，公众情绪目前仍远没有平静下来，未来是否会愤怒爆发也难以预测。
经合组织（OECD）认为，社会动荡是系统性问题，并为其定下了两个标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可能波及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诸多领域，甚至导致政府和政体的更换。眼前的动荡发端于希腊，蔓延至整个欧洲，即便其中发生家破人亡的不幸，但尤以各国政府乃至欧盟机构失信于民最为世人震惊。既然目前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政府丧失信心，那么眼前的平静就具有欺骗性。
历史似曾相识。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大陆历史和地缘政治包袱沉重，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冲突引发了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进而导致欧洲政治中心地位的崩裂，激进社会改革派和国家构建派（nation-building）水火不容。欧洲目前同样缺乏社会主流，也缺乏表达不安情绪的政治渠道，这些不安来自对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特质的担忧。西班牙“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的爆发是一典型，随后蔓延开来，如今意大利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紧缩苦海无涯
尽管目前金融危机在欧洲已经趋于平缓，经济压力还持续存在。除西班牙之外，欧洲的紧缩政策虽已不如2010-2011年那样阴云密布，但仍是主旋律。德国近期宣称，计划在2014年将政府借款削减至70亿欧元这一近40年的新低，以期在2015年实现预算平衡。尽管德国在拉动需求方面作用显著。
而在西班牙，GDP增长疲弱使减赤目标难以达成，由此引发的进一步紧缩使经济步入恶性循环。西班牙不断恶化的国家和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也在苦苦支撑。
此外，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对法国减赤至GDP 3%的目标受挫也表示了担忧，并将2013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调整为萎缩0.5%。
在被问及欧盟委员会能否对社会动乱的风险有所预见，又能否单纯依靠推进紧缩使各国达成财政平衡和社会安定，即便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预算事务执行官雷恩（Olli Rehn）也未能给出肯定而直接的答复，其难度可想而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作为欧洲经济双引擎的德国和法国应当暂缓紧缩。欧盟委员会官员将欧元区危机和紧缩政策形容为“脆弱的平衡”，克鲁格曼则对此批评称，这只能纠正欧盟委员会过往的失误，掩盖恐慌的情绪。在3月的欧盟峰会上，领导人们对坚持紧缩的意大利总理蒙蒂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肯定，但对于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共同责任和立法机制等关键问题却毫无建言。
紧缩政策迄今为止至少带来了两个经验。首先，如果恰逢私人部门去杠杆化，且陷入流动性陷阱的经济进一步萎缩，那么紧缩政策和削减公共开支将难以奏效。其次，当紧缩殃及企业招聘和资本支出后，总产出和税收也会随之受挫，债务和经济萎缩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深。
回溯欧洲1919年至今和上世纪30年代以来南美洲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紧缩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相伴而生，由政治所驱动的暴力则会加剧紧缩。当减支占GDP的比重高于5%时，骚乱事件的数目急剧上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高负债国如美国、西班牙和日本，负债率仅会温和上升，多数国家仍有望使债务保持可持续发展。但各国社会动荡的程度以及对政治体制产生损害的差异巨大，这或许是由于各国在政府预算措施能承受的冲击，以及保证国民的信任度方面能力各异。
失业问题在这些损害中无疑最为根本，但却可能掩盖了更多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停滞，实际工资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等。此外，劳动力市场中还存在结构性问题，诸如年轻失业人口和长期失业人口比重上升，就业率上升更多来自于低工资的短工和兼职。欧洲国家中，只有德国和奥地利在2011年就业率较2007年增长，且兼职雇佣率下降。而在美国和英国，更多的是中高收入职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低收入职位。
这些现象并非起源于金融危机或是欧债危机，但危机后政府的所作所为加剧了这一困境。
那如何解释目前欧洲社会的骚乱暂归平静呢？一个原因是，不断延伸的家庭结构对贫困和社会排斥起到了缓解作用。另一个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使得欧洲15-24岁的人口占比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急剧下降，并还会在未来20年内继续萎缩。与此同时，15-59岁人口的占比正接近顶峰，年长者倾向于用沉默表达他们的不满。
不过，在高通胀催化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倾向于用示威和骚乱的方式表达不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先例。而在中东等发展中国家，非正式集会成为催化剂的可能更大。
在青年（25-34岁）失业率最高、独自生活比率最低的国家，抵制紧缩的示威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炫耀的资本；而在情况相反的德国、荷兰等国家，执政党的影响力正在降低，民族主义和反移民主义的政党和政策风头日盛。 要试图终结欧洲社会的无序状态，应当重新分担经济责任，权衡紧缩与经济增长，稳妥推进重建可靠的银行体系、政经制度和转移支付机制。更为关键的是，德国和北欧国家需要同意对其持有的相当一部分主权债进行重组，也需要英国在2017年的全民公投中至少对欧盟表示出进一步的示好。
中国能借鉴什么？
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在2012年有所放缓，但和欧洲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和欧洲相似的是，正经历城镇化的中国社会也面临着由于经济压力产生的冲突，这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契约。目前中国的大部分社会冲突和土地相关，其余则多涉及环保、用工条件、贫富差距和腐败。
随着中国未来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这些问题很难彻底消失。中国城镇化至今令世界印象深刻的是，即便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贫民区和棚户区，也没有因此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新一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新增4亿人，中国国家发改委则推算出，在未来十年内城镇化将拉动约40万亿元的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债务融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仍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情况下，同时还要使经济结构更加均衡，上述计划需要中国为之付出艰苦努力。
中国已经向世界证明了将土地进行城镇化的能力，未来则需要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这其中不仅包括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居民，还应包括仍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居民。此外，中国需要提供更加广泛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未来可能会面临增速继续下降，这也是对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考验。届时诸如债务违约、影子银行、拖欠工资和去产能等问题，将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更大的风险。不过中国的“习李”领导班子正在树立期望，领导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和社会转型，这也是对社会冲突未雨绸缪。
根据欧洲研究机构Pew Research的一项面向3100名中国居民的调查显示，中国公共舆论的关注焦点在过去五年里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对腐败和贫富差距仍是关注度最高的两项社会矛盾，分别接近50%，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从12%上升到了40%，位列第三。此外，空气和水污染的关注度均超过了30%，而在五年前这两个议题几乎没有人关注。此外，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关注度也有明显上升。
近期李克强总理关于约束公权力、减少公款消费、规范政府采购的言论，不仅时机恰当，也值得称赞。而如果这些举措能得到落实，由此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则更加值得期待。这些改革也取决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进展，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反腐、收入和社保的保障以及金融市场化。当然，改革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作者为瑞银高级经济顾问，魏枫凌译
欧洲的社会动荡，欧盟一味推行紧缩政策而忽视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等问题都不容忽视。
中国在未来数年内也可能面临经济增速继续下降，这会将目前并不突出的矛盾放大，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催化剂。中国要提前预防风险，唯有在城镇化战略中重视人口的城镇化，同时全力以赴推进改革。
欧洲的焦虑
自2012年11月的“欧洲团结行动日”（European Day of Action and Solidarity）发生大规模骚乱以来，2013年只是在2、3月份在雅典和里斯本发生了小规模反对紧缩的示威。然而，塞浦路斯救援争议迭起，这不仅危及了欧洲银行业联盟的核心原则，更是将欧洲民众和政府机构之间的龃龉急剧放大。
部分人认为，这些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运动只是“噪音”，整体的社会修复仍在推进，欧洲人民也愿意为维持欧元体系付出艰辛。但不可忽视的是，自2010年以来，欧盟19国中有13个国家的政府已经下台，公众情绪目前仍远没有平静下来，未来是否会愤怒爆发也难以预测。
经合组织（OECD）认为，社会动荡是系统性问题，并为其定下了两个标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可能波及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诸多领域，甚至导致政府和政体的更换。眼前的动荡发端于希腊，蔓延至整个欧洲，即便其中发生家破人亡的不幸，但尤以各国政府乃至欧盟机构失信于民最为世人震惊。既然目前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政府丧失信心，那么眼前的平静就具有欺骗性。
历史似曾相识。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大陆历史和地缘政治包袱沉重，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冲突引发了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进而导致欧洲政治中心地位的崩裂，激进社会改革派和国家构建派（nation-building）水火不容。欧洲目前同样缺乏社会主流，也缺乏表达不安情绪的政治渠道，这些不安来自对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特质的担忧。西班牙“愤怒者”（Indignados）运动的爆发是一典型，随后蔓延开来，如今意大利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紧缩苦海无涯
尽管目前金融危机在欧洲已经趋于平缓，经济压力还持续存在。除西班牙之外，欧洲的紧缩政策虽已不如2010-2011年那样阴云密布，但仍是主旋律。德国近期宣称，计划在2014年将政府借款削减至70亿欧元这一近40年的新低，以期在2015年实现预算平衡。尽管德国在拉动需求方面作用显著。
而在西班牙，GDP增长疲弱使减赤目标难以达成，由此引发的进一步紧缩使经济步入恶性循环。西班牙不断恶化的国家和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也在苦苦支撑。
此外，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对法国减赤至GDP 3%的目标受挫也表示了担忧，并将2013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调整为萎缩0.5%。
在被问及欧盟委员会能否对社会动乱的风险有所预见，又能否单纯依靠推进紧缩使各国达成财政平衡和社会安定，即便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预算事务执行官雷恩（Olli Rehn）也未能给出肯定而直接的答复，其难度可想而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作为欧洲经济双引擎的德国和法国应当暂缓紧缩。欧盟委员会官员将欧元区危机和紧缩政策形容为“脆弱的平衡”，克鲁格曼则对此批评称，这只能纠正欧盟委员会过往的失误，掩盖恐慌的情绪。在3月的欧盟峰会上，领导人们对坚持紧缩的意大利总理蒙蒂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肯定，但对于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共同责任和立法机制等关键问题却毫无建言。
紧缩政策迄今为止至少带来了两个经验。首先，如果恰逢私人部门去杠杆化，且陷入流动性陷阱的经济进一步萎缩，那么紧缩政策和削减公共开支将难以奏效。其次，当紧缩殃及企业招聘和资本支出后，总产出和税收也会随之受挫，债务和经济萎缩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深。
回溯欧洲1919年至今和上世纪30年代以来南美洲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紧缩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相伴而生，由政治所驱动的暴力则会加剧紧缩。当减支占GDP的比重高于5%时，骚乱事件的数目急剧上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高负债国如美国、西班牙和日本，负债率仅会温和上升，多数国家仍有望使债务保持可持续发展。但各国社会动荡的程度以及对政治体制产生损害的差异巨大，这或许是由于各国在政府预算措施能承受的冲击，以及保证国民的信任度方面能力各异。
失业问题在这些损害中无疑最为根本，但却可能掩盖了更多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停滞，实际工资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等。此外，劳动力市场中还存在结构性问题，诸如年轻失业人口和长期失业人口比重上升，就业率上升更多来自于低工资的短工和兼职。欧洲国家中，只有德国和奥地利在2011年就业率较2007年增长，且兼职雇佣率下降。而在美国和英国，更多的是中高收入职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低收入职位。
这些现象并非起源于金融危机或是欧债危机，但危机后政府的所作所为加剧了这一困境。
那如何解释目前欧洲社会的骚乱暂归平静呢？一个原因是，不断延伸的家庭结构对贫困和社会排斥起到了缓解作用。另一个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使得欧洲15-24岁的人口占比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急剧下降，并还会在未来20年内继续萎缩。与此同时，15-59岁人口的占比正接近顶峰，年长者倾向于用沉默表达他们的不满。
不过，在高通胀催化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倾向于用示威和骚乱的方式表达不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先例。而在中东等发展中国家，非正式集会成为催化剂的可能更大。
在青年（25-34岁）失业率最高、独自生活比率最低的国家，抵制紧缩的示威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炫耀的资本；而在情况相反的德国、荷兰等国家，执政党的影响力正在降低，民族主义和反移民主义的政党和政策风头日盛。 要试图终结欧洲社会的无序状态，应当重新分担经济责任，权衡紧缩与经济增长，稳妥推进重建可靠的银行体系、政经制度和转移支付机制。更为关键的是，德国和北欧国家需要同意对其持有的相当一部分主权债进行重组，也需要英国在2017年的全民公投中至少对欧盟表示出进一步的示好。
中国能借鉴什么？
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在2012年有所放缓，但和欧洲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和欧洲相似的是，正经历城镇化的中国社会也面临着由于经济压力产生的冲突，这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契约。目前中国的大部分社会冲突和土地相关，其余则多涉及环保、用工条件、贫富差距和腐败。
随着中国未来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这些问题很难彻底消失。中国城镇化至今令世界印象深刻的是，即便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贫民区和棚户区，也没有因此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新一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新增4亿人，中国国家发改委则推算出，在未来十年内城镇化将拉动约40万亿元的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债务融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仍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情况下，同时还要使经济结构更加均衡，上述计划需要中国为之付出艰苦努力。
中国已经向世界证明了将土地进行城镇化的能力，未来则需要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这其中不仅包括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居民，还应包括仍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居民。此外，中国需要提供更加广泛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未来可能会面临增速继续下降，这也是对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考验。届时诸如债务违约、影子银行、拖欠工资和去产能等问题，将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更大的风险。不过中国的“习李”领导班子正在树立期望，领导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和社会转型，这也是对社会冲突未雨绸缪。
根据欧洲研究机构Pew Research的一项面向3100名中国居民的调查显示，中国公共舆论的关注焦点在过去五年里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对腐败和贫富差距仍是关注度最高的两项社会矛盾，分别接近50%，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从12%上升到了40%，位列第三。此外，空气和水污染的关注度均超过了30%，而在五年前这两个议题几乎没有人关注。此外，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关注度也有明显上升。
近期李克强总理关于约束公权力、减少公款消费、规范政府采购的言论，不仅时机恰当，也值得称赞。而如果这些举措能得到落实，由此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则更加值得期待。这些改革也取决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进展，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反腐、收入和社保的保障以及金融市场化。当然，改革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作者为瑞银高级经济顾问，魏枫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