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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旅行者们开始涌入西宁，这里是前往青海湖、深入西北地区的起点。盛夏时节，来自全球的青年电影人汇聚西宁，这里是他们追逐光影梦想的起点。初秋时分，电影导演万玛才旦携作品前往威尼斯电影节，而他的新片已在故乡开拍，这里也是他走向世界的起点。
西宁与电影
西宁的夜安静如旷野，即使在盛夏，也透着干爽沁凉，就像刚刚打开一台冰箱，这让小酒馆里的炙热交谈显得不那么真实。在城西区这间名为Joe's Taproom的精酿酒馆里，藏族老板Joe正招待着他的朋友们，他们是一个巴西厨师、一个意大利工程师、两个国籍不明的留学生、两个湖南人。吧台里高冷的调酒师安东尼和青涩的藏族男孩尖措切开两只新鲜的百香果，与Single Malt威士忌调配在一起，百香果的热带香气很快钻入幽微的灯光中。
偶尔来酒吧帮忙的漂亮女孩Sophie是本地人，在三百米外的索菲特酒店工作。每次出省旅行，她都会被问到诸多与家乡有关的问题。她绘声绘色地模仿着和外地朋友的对话：“西宁是哪里哟？”“青海。”“青海又是哪个省的？”“青海省！”“你们是骑马上学的吗？”“不，我们是骑着狼、射着箭上学的。”“你们那儿解放了吗？”……吧台内外都笑作一团。青海人早已习惯用幽默来应对这个地域微弱的存在感。有时候人们对异国的风景如数家珍，对自己土地上的人事却近乎一无所知。
无论青海美食节还是First青年电影展，这些大型活动无一例外地选在了城西区。早年西宁的商业与文化中心是围绕着东关清真大寺建立的，随着近几年城西区的开发，成千上万亩农田荒地被新华联、万达、唐道三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取而代之。野心勃勃的摩天大楼向天空延伸，人们相信玻璃幕墙里反射的不仅是云朵，还有未来。而未来在这里是可以被预见的。
在城西区宽阔的街道上，在索菲特酒店的大堂，还有万达影城和唐道商业街，你都能见到“第12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黑白相间的旗帜。在西宁，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与信仰佛教的藏族人民都善用斑斓的色彩，于是硬朗的黑白色就变得分外鲜明。
First青年电影展被誉为中国的圣丹斯电影节，2006年，其前身大学生影像节诞生于中国传媒大学，白2011年起落地这座西北之城。与身份模糊的西宁类似，这个电影节在最初几年并未获得过多关注，而是作为一种小众文艺图的独特生态而存留。
不可小瞧的是，许多独立电影人正是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得了最初的机会。一个最让人信服的例子是这样的：2012年，一部名为《BATTLE》的短片拿下了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特别奖，那时它的导演还不为人所知。六年后，这个名叫文牧野的年轻人以一部商业之作《我不是药神》赢得了名声与30亿元票房，如今他是中国票房最高的新导演。而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来得有些悲伤，已经离世的青年导演胡波正是在2016年First青年电影展的创投会上获得了签约冬春影业的机会，拍摄了他的首部长片《大象席地而坐》。而在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这部胡波的遗作也来到了西宁，作为开幕影片进行展映。
自始至终，我都像是局外人一般游离在电影展的边缘。作为一个在西宁举办了八年的电影节，这里并没有节日的狂热气氛，那些携家带口的本地人照例奔向了美食节的烧烤摊。反倒是从外地赶来的官方志愿者们散发着活力，他们身着标志性的黑T恤，不知疲倦地活跃在电影院、露天放映会、导演交流会中。在十天的影展期间，56部国内外电影在城西区的三个影院里免费放映，我在万达影城看了一场枯燥又有创造性的动画纪录片《高个的男人快乐吗》，内容是导演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访谈对话。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语言学谈话不仅让导演脑细胞不够用而在画外音中吐槽，也让观众昏昏欲睡。我坐在这个地处西北的影院里，盯着荧幕上睿智的老爷子，看着身边的观众走了一个，接着两个，感到有些神奇。这些电影大多都不够亲近人，但也有存在的必要。
露天放映會上倒是一派欣欣向荣。在唐道637的下沉广场上，一个露天放映的幕布被搭建了起来。每到傍晚，领着娃娃的母亲、手挽手的情侣便将水泥台阶占了个齐全，也不管放什么电影吧，就当是纳凉，磕着瓜子、喝着奶茶打发掉一个夏夜。
真正的骚动还都是明星带来的。在《吾神》的露天放映接近尾声时，姚晨突然出现在附近一个活动场地，眼尖的群众们呼拉拉从放映会撤离涌向她，他们高举着手机按下拍摄键，伴随着一阵尖叫“姚晨我爱你”。
First青年电影展与西宁八年的结合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能量，而西宁也提供给First青年电影展一片别样的土壤。但对于老百姓来说，电影展也许只意味着实际可见的好处：免费电影，还有平日里见不到的大明星。在我身边真正关心它的本地人只有Sophie，每天她都会在下班后独自看一场展映电影，这也是平淡生活中小小的奖赏啊！
家访万玛才旦
我对西宁并不陌生，2016年曾旅行来到这里，那时也是在Joe的带领下到南部的唐卡之乡热贡，参加一个藏族小伙和美国女孩的婚礼。在那场乡村婚礼上，藏族歌舞中穿插着《加州旅馆》的乐曲，热闹非常。Joe成长在西宁“后花园”——贵德县的一个村子里，大学在美国读的社会学，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北京投身葡萄酒行业，三年前才回到西宁开了家酒吧。身为一名非典型藏族青年，他对西宁的感情疏离又难以逃离。而在这座人口仅有两百万人的城市，还有着许多不按常理出牌的藏族人。他的同学才多和扎西如今都在知名电影人万玛才旦的剧组工作，一部新片即将在万玛才旦的家乡贵德县开拍，这里也是才多、扎西和Joe共同的故乡。
万玛才旦是国内最为重要的藏族导演，严谨来说，“藏族”这一定语更多的是为表述身份，而非限定范围。身为一名作家兼导演，他既有着敏锐的文本手艺，又有着将其转化为视觉语言的才能。藏族的身份提供给他源源不断的养分，他是仅有的能在大荧幕上用藏语讲故事的藏族导演，而这样一个个发生在藏族群体中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关于整个人类的故事。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如果说First青年电影展给年轻的电影人指了一条明路，那么万玛才旦的经历也许给他们指向的是一条更为曲折而漫长的路。20世纪60年代末，他出生在贵德县的一个村子里，18岁时在村中当小学老师，四年后考上西北民族大学并开始写作，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按部就班的公务员。头30年，他的人生都雕塑于这个干燥而僻远的西北地域。真正影响人生的决定是从30岁之后开始的。童年时在村子寺庙旁看过的露天电影成为激励他的记忆，他决意考取北京电影学院，于是导演万玛才旦的人生就此开始了。
从西宁出发，沿着227国道向东南方，连绵的戈壁与光秃秃的山让人审美疲劳，干燥的风、皲裂的土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这是西北。我想大声回应，“我知道了，请停停吧。”数十公里后，苍翠的拉脊山终于出现在眼前，拯救了这个沉闷的上午。拉脊山是日月山脉的支系，笔挺的树木次序而厚厚地排列，犹如美人的长睫毛，壮观而不失秀丽，而天空像是刚刚出生的，清洁而湿润。自然界总是以它朴素的颜面让“可怜”的城里人感动又无地白容。我大口呼吸着饱含水分子的空气。
“天下黄河贵德清”，司机戴师傅用他那浓重的后鼻音向我普及基础知识。世人都以为黄河是混浊的，而在贵德，那条碧绿的河流也是黄河。接着他又提醒不断向窗外拍照的我，一会就要路过贵德丹霞国家地质公园了。“天下丹霞贵德艳。”他又朗朗说道。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是移动的旅游大使，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脑袋里装着多少官方宣传语。
去过张掖丹霞的人都知道，你亲眼见到的丹霞和图片库中的丹霞大概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所以当贵德丹霞出现在眼前时，我并没有失望……在大西北的正午日光暴晒下，丹霞陡崖像一块块粘牙的花生糖，土黄土黄的，隐约显现着焦糖色。隔着车窗，我都快被晒脱了一身皮，我慌乱地补着防晒霜。方才经过拉脊山时获得的湿润空气瞬间就被抽走，我有些后悔挑在这样一个时间去拜访。
我们顺着导航前行，在进入贵德县拉西瓦镇昨那村后，导航渐渐失去了效力，在才多的语音引导下，我们找到了万玛才旦的家。
才多领我们进了院子，这里看上去几近废弃，半人高的茅草丛生，其中夹杂着苜蓿、旱柳、梨树、蜀葵、小叶杨，个个笔挺、生机勃勃，一辆蓝色的东风车停在一排破旧的房屋前，才多指了指那几间敞着门堆放着杂物的屋子说：“这里就是拍《塔洛》的理发店。”
我喜欢《塔洛》，这也是万玛才旦最重要的电影之一，曾经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就在我去贵德的前两天，他的新片《撞死了一只羊》又再度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我探头往里看了看这间不起眼的理发店，就是在这里，牧羊人塔洛遇见了理发店女孩杨措，也开始了他找寻身份又迷失身份的旅程。
绕过这一排平房往里，是一个内院，两栋二层楼房就是这里的主要建筑，没有过多装饰，白瓷砖被烈日烤得发亮。这里过去是村委会所在地，拍摄《塔洛》时被改造为理发店、照相馆和派出所的取景地。之后村委会搬迁，这里便作为万玛才旦在贵德的住所和工作空间保留了下来。
魔幻的现实
在贵德，风是干燥的，日照强烈，白杨树的叶子闪着银光，黄土墙在每一个院落都长着差不多的面孔，时间将气力强加在这座小镇，许多事情改变了，而一些场景仍似曾相识。院中一颗老榆树垂下织得紧密的叶片，树下阴凉处布着长桌、板凳、开水瓶，这是剧组纳凉、开会、就餐的地方。我在这里见到了万玛导演，他头戴黑色棒球帽，着一件浅蓝色布衫，脸部早已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黑红。早就听说过他温和的脾气，在剧组里也很少会发火动怒，总是慢条斯理，符合人们对文人导演的想象。
万玛才旦指了指背后的山告诉我，《塔洛》的许多场景就是在那里拍摄的。我记得在《塔洛》的黑白剧照中，剪掉辫子后的塔洛依靠摩托车，手持一瓶白酒仰头痛饮。在他的前方是草原与山坡，而羊群早已消失无踪影。“塔洛”在藏语中意为“逃离”，藏族朋友告诉我，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藏族人取这样一个名字，这是电影里的事。然而，虚构的电影难道不是现实的镜像？“塔洛是有关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万玛才旦在一个访谈中这样说道。
不说话的时候，他更像一个普通中年大叔。似乎只有拿起笔构想故事，置身剧组指挥着人马时，“万玛才旦”这个名字才产生不同寻常的效力。比起“塔洛”那愤世嫉俗的含义，万玛才旦在藏语中意为“有顽强生命力的莲花”，如果将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不断逃离又顽强生长似乎便是他人生的主题。
他习惯于从故乡与本民族的故事中就地取材。《撞死了一只羊》的拍摄是在青海玉树地区进行的。因为五千米的高海拔、条件恶劣，拍摄十分艰难，进组第一天，一位化妆师就因为高原反应而昏迷被紧急送下山救治。
“为什么选在玉树呢？”
“就跟剧本的场景比较吻合，我们去选了很多地方，最终觉得玉树、可可西里特别适合剧本里预想的场景。”
“预想的场景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司机在路上的故事，可能常年看不到一个人。所以我们在选景的时候也希望它特别荒凉，周围几乎没有生命气息。拍摄时，我们会尽量避开电线杆、现代的建筑，还有我们想找一条沙土路，现在都是国道嘛，修得太好了，找来找去，最后就找到那里。”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另外，这个电影的方言选用的是康巴藏语，藏语里面有三大方言嘛，康巴、我们这边的安多，还有西藏那边的卫藏。玉树那边刚好是康巴藏族聚居区，也符合我们剧本里的方言设置。”
“必须是康巴藏族聚居区吗？”
“这样一个复仇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康巴藏族聚居区，和传统有关系吧。康巴和安多在文化上有挺多不同，所以你必须找到这样一个场录去还原。有一些场景还得自己去搭建。刚刚你进来看到的那辆东风车就是拍摄时用到的道具。”
许多个故事已经被讲述，另一些故事的影子则藏在过往的人群中。有人称万玛才旦的叙事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是魔幻的层面更多，还是现实的层面更多？”我问他。“那还是现实的层面更多。某些人看到的是魔幻的表达，但对于另一个地方的人来说，那就是现实。比如马尔克斯的写作也都有根源可循，那么在藏族聚居区也是，那些所谓的魔幻是跟现实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故乡即起点
去年，万玛将整个工作室搬回了西宁，时常往返于北京、西宁和贵德之间。在他心里，青海是所有故事的源头。
这里踞于青藏高原之上，山脉纵横、湖泊密布、多样性的地形将冰川、草原、沙漠、盆地、湖泊都收纳其间。复杂而多变的地貌赋予此地的人们一种本能的生存智慧，以应对大自然的凶险，辽阔的地域则赐予人放马驰骋的胆量。
这里就是故乡，也是他电影拍摄时天然的取景地。一周前他回到贵德，为新片《气球》筹备开机。贵德仍然是电影的不二取景地，而另一些场景选在青海湖，预计要在湖边拍摄一个月左右。青海湖在藏語中名叫“措温布”，意为“青色的海”，在藏族人心中，那湛蓝的波涛分明就是海。青海湖边缘的白色沙漠、绿色草原和蓝色湖泊构建了一片西北独有的景象，杂糅着原始的粗粝与细腻。
他执着于将镜头对准故乡，而故乡不仅仅存在于地理意义中，也存在于语言里。几年前，他安排在北京读高中的儿子进入果洛一家寺庙中学习藏语，最初的日子对于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男孩来说非常难熬，条件艰苦也没有任何娱乐。万玛才旦记得几个月后去看孩子时，他已经消瘦了许多。“现在很多在城市里长大的藏族孩子已经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了。”他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并不只是为自己的孩子。如今男孩早已结束了寺庙的学习，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大二。去年在万玛才旦监制、青年导演拉华加执导的电影《旺扎的雨靴》中，他也头一次参与到电影的摄制中。
围绕着万玛才旦，像才多、扎西、拉华加这样的藏族青年都加入电影行业中，而拉华加更是拿下了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的最佳导演奖，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讲述着一个个藏族人的故事。这是“万玛才旦”这个名字辐射出的另一层意义。它提醒你要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信心，出路也许就隐含在这里。
从万玛家的院落出来，溜达到院后不远处，一座建于1923年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寺庙立在午后日光中，这里是鹿舞和格萨尔藏戏的传承地，而在导演万玛的记忆中，很多个少年时代的夏夜，一个藏族男孩坐在寺庙前不大的广场上，紧紧地盯着方形幕布，等待着“咔塔”一声响后，露天电影像法术一般转动起光亮。
西宁与电影
西宁的夜安静如旷野，即使在盛夏，也透着干爽沁凉，就像刚刚打开一台冰箱，这让小酒馆里的炙热交谈显得不那么真实。在城西区这间名为Joe's Taproom的精酿酒馆里，藏族老板Joe正招待着他的朋友们，他们是一个巴西厨师、一个意大利工程师、两个国籍不明的留学生、两个湖南人。吧台里高冷的调酒师安东尼和青涩的藏族男孩尖措切开两只新鲜的百香果，与Single Malt威士忌调配在一起，百香果的热带香气很快钻入幽微的灯光中。
偶尔来酒吧帮忙的漂亮女孩Sophie是本地人，在三百米外的索菲特酒店工作。每次出省旅行，她都会被问到诸多与家乡有关的问题。她绘声绘色地模仿着和外地朋友的对话：“西宁是哪里哟？”“青海。”“青海又是哪个省的？”“青海省！”“你们是骑马上学的吗？”“不，我们是骑着狼、射着箭上学的。”“你们那儿解放了吗？”……吧台内外都笑作一团。青海人早已习惯用幽默来应对这个地域微弱的存在感。有时候人们对异国的风景如数家珍，对自己土地上的人事却近乎一无所知。
无论青海美食节还是First青年电影展，这些大型活动无一例外地选在了城西区。早年西宁的商业与文化中心是围绕着东关清真大寺建立的，随着近几年城西区的开发，成千上万亩农田荒地被新华联、万达、唐道三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取而代之。野心勃勃的摩天大楼向天空延伸，人们相信玻璃幕墙里反射的不仅是云朵，还有未来。而未来在这里是可以被预见的。
在城西区宽阔的街道上，在索菲特酒店的大堂，还有万达影城和唐道商业街，你都能见到“第12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黑白相间的旗帜。在西宁，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与信仰佛教的藏族人民都善用斑斓的色彩，于是硬朗的黑白色就变得分外鲜明。
First青年电影展被誉为中国的圣丹斯电影节，2006年，其前身大学生影像节诞生于中国传媒大学，白2011年起落地这座西北之城。与身份模糊的西宁类似，这个电影节在最初几年并未获得过多关注，而是作为一种小众文艺图的独特生态而存留。
不可小瞧的是，许多独立电影人正是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得了最初的机会。一个最让人信服的例子是这样的：2012年，一部名为《BATTLE》的短片拿下了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特别奖，那时它的导演还不为人所知。六年后，这个名叫文牧野的年轻人以一部商业之作《我不是药神》赢得了名声与30亿元票房，如今他是中国票房最高的新导演。而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来得有些悲伤，已经离世的青年导演胡波正是在2016年First青年电影展的创投会上获得了签约冬春影业的机会，拍摄了他的首部长片《大象席地而坐》。而在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这部胡波的遗作也来到了西宁，作为开幕影片进行展映。
自始至终，我都像是局外人一般游离在电影展的边缘。作为一个在西宁举办了八年的电影节，这里并没有节日的狂热气氛，那些携家带口的本地人照例奔向了美食节的烧烤摊。反倒是从外地赶来的官方志愿者们散发着活力，他们身着标志性的黑T恤，不知疲倦地活跃在电影院、露天放映会、导演交流会中。在十天的影展期间，56部国内外电影在城西区的三个影院里免费放映，我在万达影城看了一场枯燥又有创造性的动画纪录片《高个的男人快乐吗》，内容是导演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访谈对话。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语言学谈话不仅让导演脑细胞不够用而在画外音中吐槽，也让观众昏昏欲睡。我坐在这个地处西北的影院里，盯着荧幕上睿智的老爷子，看着身边的观众走了一个，接着两个，感到有些神奇。这些电影大多都不够亲近人，但也有存在的必要。
露天放映會上倒是一派欣欣向荣。在唐道637的下沉广场上，一个露天放映的幕布被搭建了起来。每到傍晚，领着娃娃的母亲、手挽手的情侣便将水泥台阶占了个齐全，也不管放什么电影吧，就当是纳凉，磕着瓜子、喝着奶茶打发掉一个夏夜。
真正的骚动还都是明星带来的。在《吾神》的露天放映接近尾声时，姚晨突然出现在附近一个活动场地，眼尖的群众们呼拉拉从放映会撤离涌向她，他们高举着手机按下拍摄键，伴随着一阵尖叫“姚晨我爱你”。
First青年电影展与西宁八年的结合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能量，而西宁也提供给First青年电影展一片别样的土壤。但对于老百姓来说，电影展也许只意味着实际可见的好处：免费电影，还有平日里见不到的大明星。在我身边真正关心它的本地人只有Sophie，每天她都会在下班后独自看一场展映电影，这也是平淡生活中小小的奖赏啊！
家访万玛才旦
我对西宁并不陌生，2016年曾旅行来到这里，那时也是在Joe的带领下到南部的唐卡之乡热贡，参加一个藏族小伙和美国女孩的婚礼。在那场乡村婚礼上，藏族歌舞中穿插着《加州旅馆》的乐曲，热闹非常。Joe成长在西宁“后花园”——贵德县的一个村子里，大学在美国读的社会学，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北京投身葡萄酒行业，三年前才回到西宁开了家酒吧。身为一名非典型藏族青年，他对西宁的感情疏离又难以逃离。而在这座人口仅有两百万人的城市，还有着许多不按常理出牌的藏族人。他的同学才多和扎西如今都在知名电影人万玛才旦的剧组工作，一部新片即将在万玛才旦的家乡贵德县开拍，这里也是才多、扎西和Joe共同的故乡。
万玛才旦是国内最为重要的藏族导演，严谨来说，“藏族”这一定语更多的是为表述身份，而非限定范围。身为一名作家兼导演，他既有着敏锐的文本手艺，又有着将其转化为视觉语言的才能。藏族的身份提供给他源源不断的养分，他是仅有的能在大荧幕上用藏语讲故事的藏族导演，而这样一个个发生在藏族群体中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关于整个人类的故事。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如果说First青年电影展给年轻的电影人指了一条明路，那么万玛才旦的经历也许给他们指向的是一条更为曲折而漫长的路。20世纪60年代末，他出生在贵德县的一个村子里，18岁时在村中当小学老师，四年后考上西北民族大学并开始写作，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按部就班的公务员。头30年，他的人生都雕塑于这个干燥而僻远的西北地域。真正影响人生的决定是从30岁之后开始的。童年时在村子寺庙旁看过的露天电影成为激励他的记忆，他决意考取北京电影学院，于是导演万玛才旦的人生就此开始了。
从西宁出发，沿着227国道向东南方，连绵的戈壁与光秃秃的山让人审美疲劳，干燥的风、皲裂的土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这是西北。我想大声回应，“我知道了，请停停吧。”数十公里后，苍翠的拉脊山终于出现在眼前，拯救了这个沉闷的上午。拉脊山是日月山脉的支系，笔挺的树木次序而厚厚地排列，犹如美人的长睫毛，壮观而不失秀丽，而天空像是刚刚出生的，清洁而湿润。自然界总是以它朴素的颜面让“可怜”的城里人感动又无地白容。我大口呼吸着饱含水分子的空气。
“天下黄河贵德清”，司机戴师傅用他那浓重的后鼻音向我普及基础知识。世人都以为黄河是混浊的，而在贵德，那条碧绿的河流也是黄河。接着他又提醒不断向窗外拍照的我，一会就要路过贵德丹霞国家地质公园了。“天下丹霞贵德艳。”他又朗朗说道。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是移动的旅游大使，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脑袋里装着多少官方宣传语。
去过张掖丹霞的人都知道，你亲眼见到的丹霞和图片库中的丹霞大概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所以当贵德丹霞出现在眼前时，我并没有失望……在大西北的正午日光暴晒下，丹霞陡崖像一块块粘牙的花生糖，土黄土黄的，隐约显现着焦糖色。隔着车窗，我都快被晒脱了一身皮，我慌乱地补着防晒霜。方才经过拉脊山时获得的湿润空气瞬间就被抽走，我有些后悔挑在这样一个时间去拜访。
我们顺着导航前行，在进入贵德县拉西瓦镇昨那村后，导航渐渐失去了效力，在才多的语音引导下，我们找到了万玛才旦的家。
才多领我们进了院子，这里看上去几近废弃，半人高的茅草丛生，其中夹杂着苜蓿、旱柳、梨树、蜀葵、小叶杨，个个笔挺、生机勃勃，一辆蓝色的东风车停在一排破旧的房屋前，才多指了指那几间敞着门堆放着杂物的屋子说：“这里就是拍《塔洛》的理发店。”
我喜欢《塔洛》，这也是万玛才旦最重要的电影之一，曾经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就在我去贵德的前两天，他的新片《撞死了一只羊》又再度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我探头往里看了看这间不起眼的理发店，就是在这里，牧羊人塔洛遇见了理发店女孩杨措，也开始了他找寻身份又迷失身份的旅程。
绕过这一排平房往里，是一个内院，两栋二层楼房就是这里的主要建筑，没有过多装饰，白瓷砖被烈日烤得发亮。这里过去是村委会所在地，拍摄《塔洛》时被改造为理发店、照相馆和派出所的取景地。之后村委会搬迁，这里便作为万玛才旦在贵德的住所和工作空间保留了下来。
魔幻的现实
在贵德，风是干燥的，日照强烈，白杨树的叶子闪着银光，黄土墙在每一个院落都长着差不多的面孔，时间将气力强加在这座小镇，许多事情改变了，而一些场景仍似曾相识。院中一颗老榆树垂下织得紧密的叶片，树下阴凉处布着长桌、板凳、开水瓶，这是剧组纳凉、开会、就餐的地方。我在这里见到了万玛导演，他头戴黑色棒球帽，着一件浅蓝色布衫，脸部早已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黑红。早就听说过他温和的脾气，在剧组里也很少会发火动怒，总是慢条斯理，符合人们对文人导演的想象。
万玛才旦指了指背后的山告诉我，《塔洛》的许多场景就是在那里拍摄的。我记得在《塔洛》的黑白剧照中，剪掉辫子后的塔洛依靠摩托车，手持一瓶白酒仰头痛饮。在他的前方是草原与山坡，而羊群早已消失无踪影。“塔洛”在藏语中意为“逃离”，藏族朋友告诉我，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藏族人取这样一个名字，这是电影里的事。然而，虚构的电影难道不是现实的镜像？“塔洛是有关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万玛才旦在一个访谈中这样说道。
不说话的时候，他更像一个普通中年大叔。似乎只有拿起笔构想故事，置身剧组指挥着人马时，“万玛才旦”这个名字才产生不同寻常的效力。比起“塔洛”那愤世嫉俗的含义，万玛才旦在藏语中意为“有顽强生命力的莲花”，如果将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不断逃离又顽强生长似乎便是他人生的主题。
他习惯于从故乡与本民族的故事中就地取材。《撞死了一只羊》的拍摄是在青海玉树地区进行的。因为五千米的高海拔、条件恶劣，拍摄十分艰难，进组第一天，一位化妆师就因为高原反应而昏迷被紧急送下山救治。
“为什么选在玉树呢？”
“就跟剧本的场景比较吻合，我们去选了很多地方，最终觉得玉树、可可西里特别适合剧本里预想的场景。”
“预想的场景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司机在路上的故事，可能常年看不到一个人。所以我们在选景的时候也希望它特别荒凉，周围几乎没有生命气息。拍摄时，我们会尽量避开电线杆、现代的建筑，还有我们想找一条沙土路，现在都是国道嘛，修得太好了，找来找去，最后就找到那里。”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另外，这个电影的方言选用的是康巴藏语，藏语里面有三大方言嘛，康巴、我们这边的安多，还有西藏那边的卫藏。玉树那边刚好是康巴藏族聚居区，也符合我们剧本里的方言设置。”
“必须是康巴藏族聚居区吗？”
“这样一个复仇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康巴藏族聚居区，和传统有关系吧。康巴和安多在文化上有挺多不同，所以你必须找到这样一个场录去还原。有一些场景还得自己去搭建。刚刚你进来看到的那辆东风车就是拍摄时用到的道具。”
许多个故事已经被讲述，另一些故事的影子则藏在过往的人群中。有人称万玛才旦的叙事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是魔幻的层面更多，还是现实的层面更多？”我问他。“那还是现实的层面更多。某些人看到的是魔幻的表达，但对于另一个地方的人来说，那就是现实。比如马尔克斯的写作也都有根源可循，那么在藏族聚居区也是，那些所谓的魔幻是跟现实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故乡即起点
去年，万玛将整个工作室搬回了西宁，时常往返于北京、西宁和贵德之间。在他心里，青海是所有故事的源头。
这里踞于青藏高原之上，山脉纵横、湖泊密布、多样性的地形将冰川、草原、沙漠、盆地、湖泊都收纳其间。复杂而多变的地貌赋予此地的人们一种本能的生存智慧，以应对大自然的凶险，辽阔的地域则赐予人放马驰骋的胆量。
这里就是故乡，也是他电影拍摄时天然的取景地。一周前他回到贵德，为新片《气球》筹备开机。贵德仍然是电影的不二取景地，而另一些场景选在青海湖，预计要在湖边拍摄一个月左右。青海湖在藏語中名叫“措温布”，意为“青色的海”，在藏族人心中，那湛蓝的波涛分明就是海。青海湖边缘的白色沙漠、绿色草原和蓝色湖泊构建了一片西北独有的景象，杂糅着原始的粗粝与细腻。
他执着于将镜头对准故乡，而故乡不仅仅存在于地理意义中，也存在于语言里。几年前，他安排在北京读高中的儿子进入果洛一家寺庙中学习藏语，最初的日子对于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男孩来说非常难熬，条件艰苦也没有任何娱乐。万玛才旦记得几个月后去看孩子时，他已经消瘦了许多。“现在很多在城市里长大的藏族孩子已经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了。”他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并不只是为自己的孩子。如今男孩早已结束了寺庙的学习，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大二。去年在万玛才旦监制、青年导演拉华加执导的电影《旺扎的雨靴》中，他也头一次参与到电影的摄制中。
围绕着万玛才旦，像才多、扎西、拉华加这样的藏族青年都加入电影行业中，而拉华加更是拿下了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的最佳导演奖，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讲述着一个个藏族人的故事。这是“万玛才旦”这个名字辐射出的另一层意义。它提醒你要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信心，出路也许就隐含在这里。
从万玛家的院落出来，溜达到院后不远处，一座建于1923年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寺庙立在午后日光中，这里是鹿舞和格萨尔藏戏的传承地，而在导演万玛的记忆中，很多个少年时代的夏夜，一个藏族男孩坐在寺庙前不大的广场上，紧紧地盯着方形幕布，等待着“咔塔”一声响后，露天电影像法术一般转动起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