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0年，整天为工作焦虑、苦恼到“很想跳楼”的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开始构思一部与现代都市生活相关的漫画作品。他构想里的人物是一群“病人”：一对烦恼的夫妻“焦虑二人组”， 全身贴满创可贴、身心都容易受伤的“OK绷人”， 用铁链都拴不住的购物狂“狂买症”，以及每天为各种理由而自杀的“自杀三兄弟”。11年后，这部名为《大家都有病》的漫画集结出版，扉页上有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那颗受伤的心病了？还是这整个时代病了？”
有趣的是，近几年来，“大家都有病”正在成为中国当下都市人群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人自嘲“神经病”，抱怨自己的“拖延症”和“购物癖”。
对于网络新人类而言，“病症”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医学词汇，它被网友们广泛接纳，其字面含义也在被无限放大。在豆瓣网，你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疾病小组”，有纠结病、厌世病、公主病，还有“选择障碍症”“亲密关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之选择性缄默症”“语言学习狂热症”甚至“甜点无免疫力症”。如果你在豆瓣小组搜索带有“症”字的小组，数量竟然高达475个。
在网络与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有大量都市人群主动“对号入座”成为病人；而另一方面，很多拥有真实精神症状的“时代病患者”也在网络社群中浮出水面。在高速往前奔跑的中国社会面前，人们的心理未必能坚强得跟得上它前进的步伐。
2009年，Pole（网名）在网上闲逛，偶然发现了几个帖子，里面介绍了一本叫做《战胜拖拉》的书，以及楼主与“拖拉”作斗争的经验。帖子隶属于一个豆瓣小组，它的名称是“我们都是拖延症”。
这是Pole第一次听说“拖延症”这个词。她正好连续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司法考试，并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拖延行为。“都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准备而最后基本裸考，”她这样回忆。“拖延症”这个新鲜的名词让她大为激动。“哎哟喂，说的就是我啊！” 她想，“我是病啊！我找到组织了！”
Pole立即决定“一定要治病”。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拖延症是一个契机，我自己的内心告诉我需要停下来跟我谈谈。”
在“我们都是拖延症”管理员高地清风看来，绝大多数拖延症“病友”都是像Pole这样发现“组织”的。很多人接下来的感受基本一致：高兴地把自己归为病人的行列。“它可能让人解除掉在拖延这件事上的一些道德包袱，因为很多人原来觉得自己懒、没用，心理压力非常大。”高地清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原来也是一个拖延者，曾经为此错过了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他最早加入“我们都是拖延症”是2008年11月，当时小组已经成立了一年半时间，人数有两三千，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拖延者，不太活跃，“在里面都闷着，大家都比较绝望。”高地清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积极参加小组内部对拖延原因的积极讨论，并组织研究国外相关资料，介绍各自跟拖延对抗的经验。他形容，当时的小组就像盲人摸象，把“拖延症”现象一点一点地拼出来。
现在，高地清风在自己的微博简介上这样写：“拖延症一词定义者……致力于批量帮助拖延者”。他认为，“拖延症”一词最早就来源于豆瓣。
而除了拖延症而外，更多的“病症小组”开始在豆瓣网上发酵。2006年起，“抓狂症候群”“Reiteration （我有重复症）”“间歇性心理低潮症”“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等小组相继建立，类似的小组还包括“外向孤独症”“密集物体恐惧症”“被害妄想症”“单曲循环症”“出行恐慌症”等等。此外，豆瓣还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的拖延症小组。
拥有自发、即兴特质的“豆瓣小组”是豆瓣网除“读书”外历史最久的产品，它比传统论坛更具体、细化，从而带来了更为细分、拥有共同兴趣、话题和情感倾向的一批人群。
这些新鲜好玩的小组名称迅速引发了网友关注，很多人立即对号入座。在一个囤积症的帖子里，一个匿名网友这样写道：“我忽然豁然开朗，心想既然有这个病症就证明患者还不少，然后非常安心地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患病真好！即使周围的人都觉得你奇怪也要坚持做自己啦”。而与此同时，更多“病症”网友也开始在QQ群里集结。
那段时间正是社交网络在中国迅猛普及的几年。拖延症、社交恐惧症的文章、漫画，从开心网、人人网一直被转发到后来兴起的微博，迅速向豆瓣之外的其他网络平台辐射。
实际上，上述绝大多数病症都不属于心理疾病的诊断治疗范畴。高地清风认为，“拖延症”就是一个网络词汇，“是中文网民的创造”，它火起来的原因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深深共鸣”。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拖延症：“信息时代的新感冒”。
在网络疾病开始引人注意之前，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就对这样一些“都市类疾病”有一些更为直观的印象。
2005年，李松蔚开始在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做心理咨询师。当时中心刚刚成立，学生来访者便络绎不绝。
“我很懒，没有意志力”，一些学生说。另一些人的问题是“事情都被我拖到最后一刻”，或者“制订了很多减肥计划，但是就忍不住要吃，怎么办？”
李松蔚刚开始有一些困扰——意志力障碍、学习不努力、拖延等状况根本达不到心理诊断标准。而即便如此，他并不敢松懈。就在那一年7月，一个男学生从北大33号宿舍楼的5楼阳台纵身跳下，成为该校当年第三名跳楼自杀者，此时轰动一时。正因如此，北京大学才成立了这个免费的学生心理咨询中心。
在中心成立之前，有心理问题困扰的北大学生只能去校医院心理科，而上述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在那里被大量发现。李松蔚曾跟同事们猜想，校医院需要收费，大概这样一些拖延状况还远远不到让同学们花钱去看病的程度。 而李松蔚渐渐发现，这些“不起眼”的状况对一部分来访者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曾接待过一个毕业生小丁（化名），她一开始的需求竟然只是想做完自己的简历——她的问题是，光是做简历就拖延了一年。
“我不想做简历。一开始做，我就会想到自己这几年过得很失败，没有给自己打下什么资本，”小丁很痛苦地说，“简历没有什么亮点，用人单位会怎么看我？”
李松蔚意识到，表面上小丁只是想做一份好简历，但更核心的成因是小丁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前途深深忧虑。
北大心理咨询中心成立的那一年，中国内地的“高考扩招”政策进入了第7个年头。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如此急剧增速的招生规模，其他国家恐怕还没有过。
扩招之后，就业压力的逐渐出现几乎成为必然。2005年大学生自杀身亡事件后，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曾对《新京报》表示，自杀的学生比历年多、而且较为集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当前社会上对大学生的评价体系及其待遇、地位都较以前下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让学生们对找工作深感焦虑，开始产生自卑感。”
在北大，李松蔚正在接见越来越多类似的来访者——他在那里工作了7年，接待的来访者有近200名。最早每个北大学生可以有8次的免费心理咨询机会，后来由于预约的人太多，校方只好缩短为6次。
他们的困扰大多与学业拖延有关，还包括形形色色的选择障碍——很多学生在出国、工作或者户口和高工资之间摇摆不定。更多学生的病症是混在一起的，导致程度不同的焦虑。
李松蔚有时会跟同事们交流这些“症状”。私底下，他们把大一、大二学生戏称为高四、高五。“因为他们真的太像高中生了，”李松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紧张、特别刻板、喜欢制订计划。”
在他的观察里，这批学生从大一起就希望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制订一个完美的规划。他们大二就急着去实习，知道申请出国需要学习好、发表文章，一早就会考虑需要认识一些什么可以写推荐信的老师。他们拥有太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至少在网络上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过来人”。他们不光在想今天的事情，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非常在乎的一个主题是“我该怎么样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这样的心态跟他们的前辈们全然不同，早些年北大毕业生似乎没那么早熟，但有底气，也会更专注于“今天”而非“未来”。
“表面上现在的学生生活得非常充实，但我认为人类很难对遥远的东西具有掌控力，他们反而容易迷失坐标，越来越没有方向。” 李松蔚说，“现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很不踏实、不确定、迷茫。”
2月10日，高地清风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开了几个App软件，有的监测睡眠质量，有的能辅助平稳呼吸、从而“做正确的决策”。它们都与时间管理、高效工作相关。他还拿出几盒饼干，“吃点东西能集中注意力，让我们更容易坚持。”
高地清风本来是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但进入拖延症小组、建立“战拖会”后，他几乎把时间都花在了这方面：译书、建网站论坛、接受媒体采访，也有人请他讲课、写专栏。为了研究拖延症，他涉足了时间管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精神医学、进化生物学、哲学等学科，至于自己的博士课程，他正在考虑休学，全身心从事“战拖”方面的工作。
在网络、媒体的共同推动下，“拖延症”一词竟然已经拥有了靠它谋生的人。2010年，武汉一家媒体找到高地清风，因为拖延症“新鲜、有意思”。这是他接到的第一家采访邀请，“拖延症”也开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入大众视野。
2012年初，高晓松发了一条微博：“每次打开跑步机决心锻炼减肥，就觉得应该先弹会儿琴，打开琴又觉得光弹琴不写歌浪费，于是打开电脑；然后上网乱看一小时；脑子被搅乱，无法写作，便上楼吃饭，吃完饭大脑缺血，必须睡一觉……”
微博引发了又一波媒体对拖延症的报道高潮。在中国知网上查阅当年以“拖延症”为关键词的报道，竟然多达近40条，就连《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文章也使用了“拖延症”一词。2012年5月，杨澜在她主持的《天下女人》里做了一期拖延症专题，她在其中说：“最近我们发现，拖延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病、一个社会病。”
“感觉关于拖延症的讨论铺天盖地了，”高地清风说，“一流行开，自称拖延症就变成了一种现象了，变成一种时尚。”
与此同时，豆瓣小组的人数不断增加。在高地清风的回忆里，2010年圣诞节前后，一个“职业生涯教育机构”的老师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了“拖延症模式”并推荐了豆瓣小组。这本书带来了小组成员的一次暴涨，“一天涨了两三千人”。目前，“我们都是拖延症”的人数已经达到11万多人，成为豆瓣关注度最高的小组之一。
媒体对其他“病症”也愈发热衷，比如从几年前就开始报道的“囤积症”“社交恐惧症”和“选择焦虑症”。
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媒体对这些词语的传播加深了很多人的担心和焦虑。心理咨询师师晓霞经常接待一些社会上的来访者，她发现，很多人的来访都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他们状况并不严重，但都会事先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曾经有一个来访者一进门就称自己是“强迫症”，但说来说去，无非是关门时要关两三次，出门时要看几次窗户、煤气是否关好。
“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有，”她让来访者不要先给自己“扣帽子”，“真正的强迫症是影响到社会功能，比如强迫自己洗手直到脱皮，严重的必须吃药、住院。”
还有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走进心理咨询中心。“大家都会上网，然后来心理咨询中心求证一下：‘我的孩子是不是什么病啊’，”师晓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看来，在上世纪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后，很多家长一直有“疯狂的焦虑心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家长都担心得不得了。” 更有一些来访者表面上失眠、脾气暴躁，但深谈之后，师晓霞发现他们其实是害怕结婚——房怎么办？车号怎么办？两个背景不同的家庭如何融入？生孩子后两家人谁来带？
“他们身边的问题人群太多，引发了婚前焦虑。这相当普遍，”师晓霞说，“整个时代就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恨不得人人焦虑。”
2012年，大一新生吴天（化名）找到师晓霞，一进门就号啕大哭。“老师你知道么，我下周就要考托福，现在一页书都没看。”
经过深入了解，师晓霞发现她的一些其他问题，譬如选择焦虑。家里人对她期望很大，想让她出国，但她十分犹豫，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她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囤积症：她所有的电子照片、信息都不舍得删，此外还经常翻来覆去地归档整理，一整理就是一整天。这让她非常痛苦。
“这都源于她对未来、对家庭的不安全感。”师晓霞说。
如今，很多心理症状都跟整个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有的人只要看到QQ群里有人上传文档、电子书或其他资料，就会不停下载。信息堆得越来越多，但他们也不见得会去看。“他们其实是觉得自己不安全，怕自己在信息时代落后了。”师晓霞说。
还有的人疯狂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考资格证，囤积知识，“背后都是焦虑。怕自己走在时代的后边。”师晓霞说。她有一个朋友，在学习方面花了好几十万，但这些知识到最后并没什么用处。
近两年发展的显著标志是物质的丰富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李松蔚形容，选择太多是一种折磨，就好像“自助餐吃到最后很痛苦”。曾有一个来访者对李松蔚诉苦，自己总是忍不住在网购前把淘宝各店铺所有的价格都比上一遍，每次都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比如要买一件新东西，她先在淘宝上搜型号，再百度一下、知乎一下，在大量不同的说法寻找可信说法。好容易确定下来型号，她还得在店铺里海量搜索不同价位的商品，并且浏览买家评价。
李松蔚发现她多多少少有一点选择焦虑和拖延，而且程度不轻。“她的收入很高，不会在乎那几十块钱的差价。但她把省钱当做一个自己相信的目标，其实是为了逃避工作。”他说。
“囤积症”实际上是一个病理行为，但过去很少听说。在十年前淘宝还不普及的年代，这些“病症”是无法想象的。很多人的内心也许跟不上如此急速发展的新时代，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在所难免。
过去，特定时代下产生的心理流行疾病并不鲜见。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贵妇们动不动就会夸张地晕倒，需要闻一闻随时携带的嗅盐才能好转。以今天的眼光去看，这种疾病不可思议，而它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的一种常见心理疾病“癔症”，其另一个翻译是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曾认为这是由女性的生理构造引起的病症，但后来人们发现，它是跟那个时代的禁欲有关的一种心理疾病。
在中国，20世纪中叶到1980年代，精神病院有很多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的一个表现是“木僵”，即行为动作处于完全的抑制状态。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是当时过于普遍的抑郁症所导致的。今天的精神病院里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病例。
近30年是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产生“网瘾”等时代性心理问题或病症并不奇怪。2004年，《医药与保健》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悄然而生的“时代心理病”》，提出了信息焦虑症、成功后抑郁症、疯狂购物症等“病症”，并指出原因是“社会节奏急剧加快，工作压力大、紧张度高，生活节奏快”。
“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也觉得从零几年开始，整个人的心态都变了。很慌，社会好像在不停变、发展，自己好像稍不注意就会被抛开。”李松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近来发现，二三线城市的人似乎也愈发焦虑了——也许微信、电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小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的距离，那里的人们也非常近距离地接触到一线城市人群的感受。比如愁堵车，想出国旅游，买iPhone5；想把孩子送到一线都市大量出现的婴儿游泳馆、早教中心、国际学校，愈发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
被称为“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心理学家弗洛姆曾有一个著名观点：安全和自由不可兼得。过去的时代是安全、但不自由的时代——可选择的东西太少，人们心安理得；而现在的时代是自由、但不安全的时代。把这个理论放到目前的“重症时代”来看，似乎更有意味。
有趣的是，近几年来，“大家都有病”正在成为中国当下都市人群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人自嘲“神经病”，抱怨自己的“拖延症”和“购物癖”。
对于网络新人类而言，“病症”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医学词汇，它被网友们广泛接纳，其字面含义也在被无限放大。在豆瓣网，你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疾病小组”，有纠结病、厌世病、公主病，还有“选择障碍症”“亲密关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之选择性缄默症”“语言学习狂热症”甚至“甜点无免疫力症”。如果你在豆瓣小组搜索带有“症”字的小组，数量竟然高达475个。
在网络与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有大量都市人群主动“对号入座”成为病人；而另一方面，很多拥有真实精神症状的“时代病患者”也在网络社群中浮出水面。在高速往前奔跑的中国社会面前，人们的心理未必能坚强得跟得上它前进的步伐。
“信息时代的新感冒”
2009年，Pole（网名）在网上闲逛，偶然发现了几个帖子，里面介绍了一本叫做《战胜拖拉》的书，以及楼主与“拖拉”作斗争的经验。帖子隶属于一个豆瓣小组，它的名称是“我们都是拖延症”。
这是Pole第一次听说“拖延症”这个词。她正好连续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司法考试，并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拖延行为。“都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准备而最后基本裸考，”她这样回忆。“拖延症”这个新鲜的名词让她大为激动。“哎哟喂，说的就是我啊！” 她想，“我是病啊！我找到组织了！”
Pole立即决定“一定要治病”。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拖延症是一个契机，我自己的内心告诉我需要停下来跟我谈谈。”
在“我们都是拖延症”管理员高地清风看来，绝大多数拖延症“病友”都是像Pole这样发现“组织”的。很多人接下来的感受基本一致：高兴地把自己归为病人的行列。“它可能让人解除掉在拖延这件事上的一些道德包袱，因为很多人原来觉得自己懒、没用，心理压力非常大。”高地清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原来也是一个拖延者，曾经为此错过了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他最早加入“我们都是拖延症”是2008年11月，当时小组已经成立了一年半时间，人数有两三千，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拖延者，不太活跃，“在里面都闷着，大家都比较绝望。”高地清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积极参加小组内部对拖延原因的积极讨论，并组织研究国外相关资料，介绍各自跟拖延对抗的经验。他形容，当时的小组就像盲人摸象，把“拖延症”现象一点一点地拼出来。
现在，高地清风在自己的微博简介上这样写：“拖延症一词定义者……致力于批量帮助拖延者”。他认为，“拖延症”一词最早就来源于豆瓣。
而除了拖延症而外，更多的“病症小组”开始在豆瓣网上发酵。2006年起，“抓狂症候群”“Reiteration （我有重复症）”“间歇性心理低潮症”“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等小组相继建立，类似的小组还包括“外向孤独症”“密集物体恐惧症”“被害妄想症”“单曲循环症”“出行恐慌症”等等。此外，豆瓣还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的拖延症小组。
拥有自发、即兴特质的“豆瓣小组”是豆瓣网除“读书”外历史最久的产品，它比传统论坛更具体、细化，从而带来了更为细分、拥有共同兴趣、话题和情感倾向的一批人群。
这些新鲜好玩的小组名称迅速引发了网友关注，很多人立即对号入座。在一个囤积症的帖子里，一个匿名网友这样写道：“我忽然豁然开朗，心想既然有这个病症就证明患者还不少，然后非常安心地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患病真好！即使周围的人都觉得你奇怪也要坚持做自己啦”。而与此同时，更多“病症”网友也开始在QQ群里集结。
那段时间正是社交网络在中国迅猛普及的几年。拖延症、社交恐惧症的文章、漫画，从开心网、人人网一直被转发到后来兴起的微博，迅速向豆瓣之外的其他网络平台辐射。
实际上，上述绝大多数病症都不属于心理疾病的诊断治疗范畴。高地清风认为，“拖延症”就是一个网络词汇，“是中文网民的创造”，它火起来的原因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深深共鸣”。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拖延症：“信息时代的新感冒”。
“他们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
在网络疾病开始引人注意之前，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就对这样一些“都市类疾病”有一些更为直观的印象。
2005年，李松蔚开始在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做心理咨询师。当时中心刚刚成立，学生来访者便络绎不绝。
“我很懒，没有意志力”，一些学生说。另一些人的问题是“事情都被我拖到最后一刻”，或者“制订了很多减肥计划，但是就忍不住要吃，怎么办？”
李松蔚刚开始有一些困扰——意志力障碍、学习不努力、拖延等状况根本达不到心理诊断标准。而即便如此，他并不敢松懈。就在那一年7月，一个男学生从北大33号宿舍楼的5楼阳台纵身跳下，成为该校当年第三名跳楼自杀者，此时轰动一时。正因如此，北京大学才成立了这个免费的学生心理咨询中心。
在中心成立之前，有心理问题困扰的北大学生只能去校医院心理科，而上述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在那里被大量发现。李松蔚曾跟同事们猜想，校医院需要收费，大概这样一些拖延状况还远远不到让同学们花钱去看病的程度。 而李松蔚渐渐发现，这些“不起眼”的状况对一部分来访者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曾接待过一个毕业生小丁（化名），她一开始的需求竟然只是想做完自己的简历——她的问题是，光是做简历就拖延了一年。
“我不想做简历。一开始做，我就会想到自己这几年过得很失败，没有给自己打下什么资本，”小丁很痛苦地说，“简历没有什么亮点，用人单位会怎么看我？”
李松蔚意识到，表面上小丁只是想做一份好简历，但更核心的成因是小丁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前途深深忧虑。
北大心理咨询中心成立的那一年，中国内地的“高考扩招”政策进入了第7个年头。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如此急剧增速的招生规模，其他国家恐怕还没有过。
扩招之后，就业压力的逐渐出现几乎成为必然。2005年大学生自杀身亡事件后，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曾对《新京报》表示，自杀的学生比历年多、而且较为集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当前社会上对大学生的评价体系及其待遇、地位都较以前下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让学生们对找工作深感焦虑，开始产生自卑感。”
在北大，李松蔚正在接见越来越多类似的来访者——他在那里工作了7年，接待的来访者有近200名。最早每个北大学生可以有8次的免费心理咨询机会，后来由于预约的人太多，校方只好缩短为6次。
他们的困扰大多与学业拖延有关，还包括形形色色的选择障碍——很多学生在出国、工作或者户口和高工资之间摇摆不定。更多学生的病症是混在一起的，导致程度不同的焦虑。
李松蔚有时会跟同事们交流这些“症状”。私底下，他们把大一、大二学生戏称为高四、高五。“因为他们真的太像高中生了，”李松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紧张、特别刻板、喜欢制订计划。”
在他的观察里，这批学生从大一起就希望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制订一个完美的规划。他们大二就急着去实习，知道申请出国需要学习好、发表文章，一早就会考虑需要认识一些什么可以写推荐信的老师。他们拥有太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至少在网络上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过来人”。他们不光在想今天的事情，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非常在乎的一个主题是“我该怎么样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这样的心态跟他们的前辈们全然不同，早些年北大毕业生似乎没那么早熟，但有底气，也会更专注于“今天”而非“未来”。
“表面上现在的学生生活得非常充实，但我认为人类很难对遥远的东西具有掌控力，他们反而容易迷失坐标，越来越没有方向。” 李松蔚说，“现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很不踏实、不确定、迷茫。”
“疯狂的焦虑心理”
2月10日，高地清风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开了几个App软件，有的监测睡眠质量，有的能辅助平稳呼吸、从而“做正确的决策”。它们都与时间管理、高效工作相关。他还拿出几盒饼干，“吃点东西能集中注意力，让我们更容易坚持。”
高地清风本来是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但进入拖延症小组、建立“战拖会”后，他几乎把时间都花在了这方面：译书、建网站论坛、接受媒体采访，也有人请他讲课、写专栏。为了研究拖延症，他涉足了时间管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精神医学、进化生物学、哲学等学科，至于自己的博士课程，他正在考虑休学，全身心从事“战拖”方面的工作。
在网络、媒体的共同推动下，“拖延症”一词竟然已经拥有了靠它谋生的人。2010年，武汉一家媒体找到高地清风，因为拖延症“新鲜、有意思”。这是他接到的第一家采访邀请，“拖延症”也开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入大众视野。
2012年初，高晓松发了一条微博：“每次打开跑步机决心锻炼减肥，就觉得应该先弹会儿琴，打开琴又觉得光弹琴不写歌浪费，于是打开电脑；然后上网乱看一小时；脑子被搅乱，无法写作，便上楼吃饭，吃完饭大脑缺血，必须睡一觉……”
微博引发了又一波媒体对拖延症的报道高潮。在中国知网上查阅当年以“拖延症”为关键词的报道，竟然多达近40条，就连《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文章也使用了“拖延症”一词。2012年5月，杨澜在她主持的《天下女人》里做了一期拖延症专题，她在其中说：“最近我们发现，拖延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病、一个社会病。”
“感觉关于拖延症的讨论铺天盖地了，”高地清风说，“一流行开，自称拖延症就变成了一种现象了，变成一种时尚。”
与此同时，豆瓣小组的人数不断增加。在高地清风的回忆里，2010年圣诞节前后，一个“职业生涯教育机构”的老师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了“拖延症模式”并推荐了豆瓣小组。这本书带来了小组成员的一次暴涨，“一天涨了两三千人”。目前，“我们都是拖延症”的人数已经达到11万多人，成为豆瓣关注度最高的小组之一。
媒体对其他“病症”也愈发热衷，比如从几年前就开始报道的“囤积症”“社交恐惧症”和“选择焦虑症”。
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媒体对这些词语的传播加深了很多人的担心和焦虑。心理咨询师师晓霞经常接待一些社会上的来访者，她发现，很多人的来访都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他们状况并不严重，但都会事先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曾经有一个来访者一进门就称自己是“强迫症”，但说来说去，无非是关门时要关两三次，出门时要看几次窗户、煤气是否关好。
“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有，”她让来访者不要先给自己“扣帽子”，“真正的强迫症是影响到社会功能，比如强迫自己洗手直到脱皮，严重的必须吃药、住院。”
还有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走进心理咨询中心。“大家都会上网，然后来心理咨询中心求证一下：‘我的孩子是不是什么病啊’，”师晓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看来，在上世纪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后，很多家长一直有“疯狂的焦虑心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家长都担心得不得了。” 更有一些来访者表面上失眠、脾气暴躁，但深谈之后，师晓霞发现他们其实是害怕结婚——房怎么办？车号怎么办？两个背景不同的家庭如何融入？生孩子后两家人谁来带？
“他们身边的问题人群太多，引发了婚前焦虑。这相当普遍，”师晓霞说，“整个时代就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恨不得人人焦虑。”
一个自由但不安全的时代
2012年，大一新生吴天（化名）找到师晓霞，一进门就号啕大哭。“老师你知道么，我下周就要考托福，现在一页书都没看。”
经过深入了解，师晓霞发现她的一些其他问题，譬如选择焦虑。家里人对她期望很大，想让她出国，但她十分犹豫，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她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囤积症：她所有的电子照片、信息都不舍得删，此外还经常翻来覆去地归档整理，一整理就是一整天。这让她非常痛苦。
“这都源于她对未来、对家庭的不安全感。”师晓霞说。
如今，很多心理症状都跟整个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有的人只要看到QQ群里有人上传文档、电子书或其他资料，就会不停下载。信息堆得越来越多，但他们也不见得会去看。“他们其实是觉得自己不安全，怕自己在信息时代落后了。”师晓霞说。
还有的人疯狂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考资格证，囤积知识，“背后都是焦虑。怕自己走在时代的后边。”师晓霞说。她有一个朋友，在学习方面花了好几十万，但这些知识到最后并没什么用处。
近两年发展的显著标志是物质的丰富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李松蔚形容，选择太多是一种折磨，就好像“自助餐吃到最后很痛苦”。曾有一个来访者对李松蔚诉苦，自己总是忍不住在网购前把淘宝各店铺所有的价格都比上一遍，每次都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比如要买一件新东西，她先在淘宝上搜型号，再百度一下、知乎一下，在大量不同的说法寻找可信说法。好容易确定下来型号，她还得在店铺里海量搜索不同价位的商品，并且浏览买家评价。
李松蔚发现她多多少少有一点选择焦虑和拖延，而且程度不轻。“她的收入很高，不会在乎那几十块钱的差价。但她把省钱当做一个自己相信的目标，其实是为了逃避工作。”他说。
“囤积症”实际上是一个病理行为，但过去很少听说。在十年前淘宝还不普及的年代，这些“病症”是无法想象的。很多人的内心也许跟不上如此急速发展的新时代，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在所难免。
过去，特定时代下产生的心理流行疾病并不鲜见。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贵妇们动不动就会夸张地晕倒，需要闻一闻随时携带的嗅盐才能好转。以今天的眼光去看，这种疾病不可思议，而它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的一种常见心理疾病“癔症”，其另一个翻译是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曾认为这是由女性的生理构造引起的病症，但后来人们发现，它是跟那个时代的禁欲有关的一种心理疾病。
在中国，20世纪中叶到1980年代，精神病院有很多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的一个表现是“木僵”，即行为动作处于完全的抑制状态。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是当时过于普遍的抑郁症所导致的。今天的精神病院里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病例。
近30年是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产生“网瘾”等时代性心理问题或病症并不奇怪。2004年，《医药与保健》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悄然而生的“时代心理病”》，提出了信息焦虑症、成功后抑郁症、疯狂购物症等“病症”，并指出原因是“社会节奏急剧加快，工作压力大、紧张度高，生活节奏快”。
“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也觉得从零几年开始，整个人的心态都变了。很慌，社会好像在不停变、发展，自己好像稍不注意就会被抛开。”李松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近来发现，二三线城市的人似乎也愈发焦虑了——也许微信、电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小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的距离，那里的人们也非常近距离地接触到一线城市人群的感受。比如愁堵车，想出国旅游，买iPhone5；想把孩子送到一线都市大量出现的婴儿游泳馆、早教中心、国际学校，愈发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
被称为“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心理学家弗洛姆曾有一个著名观点：安全和自由不可兼得。过去的时代是安全、但不自由的时代——可选择的东西太少，人们心安理得；而现在的时代是自由、但不安全的时代。把这个理论放到目前的“重症时代”来看，似乎更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