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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各地群體性事件有增多的趨勢，從3月底的廣東茂名PX事件，到最近的浙江蒼南民眾聚集圍打城管、深圳公交司機罷工、東莞裕元鞋廠罷工、寶雞學生罷課堵路等，在網絡上都造成了很大影響。這些事件起因大多簡單，有抗議PX項目的、有因城管打人的、有因薪酬低伙食差的、有因勞動合同有問題的、有因周邊環境污染的，除東莞鞋廠罷工持續了一周多外，地方政府的處理手法都很相似，多由警察抓捕鬧事者，強力維穩，才結束紛爭。前幾天消息稱，茂名事件警方刑拘了14人、逮捕了5人；蒼南則刑拘了15人。
這些事件，仍是當下群體性事件的一個縮影。有民間學者，僅對微博有圖片報道的群體性事件進行統計，發現平均每天在40起以上，多時超過60起，包括工人罷工罷運、農民抗征抗拆、業主維權等各種情況，但各地平息事件的方式大同小異，就是動用警察抓捕民眾來平息事態，這種做法引發了網友普遍的質疑。社會穩定當然重要，但通向穩定的方式很多，只用壓制、管控手段對待社會矛盾，雖暫時控制了局面，卻難掩洶湧的民意。沒有對矛盾的疏導和對利益的調整，這種只知堵、捂、打、壓的做法，只會對社會肌體造成二次傷害。
這些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民眾通過公開的利益表達和社會抗爭，希望借助社會力量對自己的訴求做出理性裁決。然而地方政府無一例外，對這些類事件都實行了新聞封鎖，導致民眾只能通過網絡流傳相關的消息和圖片，獲知事態進展。因為沒有公開而客觀的新聞報道，反而使得各類負面消息頻出，增加了其他民眾對社會的恐慌和不安全感。在一個通訊和網絡如此發達的時代，這種做法無疑顯得有些拙劣。
在現代化進程中，當民眾的價值期望與相關利益集團出現矛盾時，希望自由地公開自己的利益訴求，喚起社會理性的關注與決斷，這本來就是現代社會實現治理一種方式。公民們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參與到公共事務中，通過對自己的負責，來達成對組織和國家的負責。地方政府應該保護公民的這種政治參與熱情，使得他們的訴求在一個更為廣泛的空間得聲張，民眾通過這種積極的互動，能感受到國家和社會機制在向一個好的方向轉變。這既是民眾制衡利益集團的方式，也會讓利益集團逐步學會協商和妥協的組織習性。這是公民社會的一種常態，只要制度安排得當，地方政府寬容對待，這類事件其實與社會及國家安全完全無關。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因結構失衡和民眾迷茫，使得當下各種社會力量，已呈現出一種緊張對峙的狀態。導致這種緊張對峙的原因很多，社會分配扭曲、貧富差距過大、環境污染、價值道德迷失、利益集團僵化、社會競爭失序、民眾權利意識增強等，都會累積這類衝突的張力。但核心因素還是與行政權力的不作為、亂作為有關，因民眾缺乏正常的表達與維權渠道，會使這種對峙變得越來越緊張，無法得以疏解與釋放，最後只能以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而如今的地方政府，仍把這種社會力量的對峙單純地看作維穩壓力，只知道增強維穩和控制社會的力度，而不是通過談判與疏導的方式，來減緩這種對峙的緊張度，這只會使各階層之間的矛盾累積得越來越多，民眾積怨也會更深。
香港地方很小，但常常一年會出現過上千次的遊行與示威，並沒有影響到人們對社會穩定的認知。民眾也好，政府和警察也罷，因為大家心態平和，沒有緊張與恐懼的心理，早就見怪不怪了。因為每個人都明白，社會抗爭不過是引起社會關注的一種形式，最終大家還是要坐到談判桌邊，切實解決出現的問題。人們把香港稱為自由之都，正是因為政府對公民這種政治參與熱情的保護，使民眾稍有不滿，便能通過各種方式得以釋放。這是一切民主社會要首先維護的公共道德原則。
民主社會與威權政治一個重要的不同，就是把社會抗爭看作一種合法而常態的政治參與形式。在非民主和民主社會之間，沒有一個刻板的邊界，更不可能實現一夜驟變，而是一個民主形態不斷遞增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抗爭政治對社會民主化的推動作用尤顯重要。它是在革命暴力和議會政治之外，社會達成民主化進程的一種更為平和的方式。公民與政府及利益集團關係的變化，主要是由抗爭政治來調整的。社會民主化不可能通過政治動員來實現，更不能只依靠單一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它真正需要觸動是社會關係的變化。
如果把民眾的社會抗爭，看作社會轉型的常態，它反而會會成為推動改革深入的動力，因為改革既是制度創新的過程，也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當中國的改革從經濟向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領域深入時，民眾的維權和抗爭，民眾對權利和利益的訴求，無疑會對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壓力，成為政府打破僵化格局、推進改革的動力。這種社會抗爭，能迫使地方政府消除行政懈怠，改變地方官員不作為、亂作為的局面，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對利益機制進行調整，加快建立各種制度保障機制。1960年代，歐美一些國家的社會張力也呈緊張態勢，社會衝突和示威活動很多，但因各國政府應對得當，這些社會衝突和抗爭反而成為政治和社會進步的動力。
社會抗爭會使各種政治力量有對比的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才能真正誕生出一個高能力的政府和一種高水平的協商機制，公共的民主意識與政治參與熱情才能得到培養，以權利和自由為核心的價值觀才能深入人心。可以說，只有通過社會抗爭機制的反復作用和磨合，社會才能自然而然地步入民主化的軌道。如果對社會抗爭不建立一種常態的制度認同，民眾的積怨或因社會不平等引發的矛盾，便無法被化解在正常的社會制度中，這樣就會讓社會總搖擺在暴力潛伏或爆發的兩極之間。長此以往，不僅會使社會公平失衡，更會導致民眾群體的心理扭曲。
社會抗爭不僅是國家實現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機制，更是公民達成對國家政治認同的一種主要方式。抗爭政治的常態化，會使得過去臣民為中心的政治文化，逐漸被以公民為中心的政治文化所替代，公民的自主與自治意識會日趨成熟。這一過程，是個人重新理解自己與國家關係的過程，以國家為主體的意識，漸漸讓位給公民主體。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的決策，也會更多地顧及到民眾的意志。可以說，每一次社會抗爭事件，都是社會朝向民主轉型的一次努力。因為每一次制度變革，都是在公民的政治參與下完全的，在此過程中，一旦公民形成了一種普遍的國家認同，也就意味著民主化社會初具雛形了。
這些事件，仍是當下群體性事件的一個縮影。有民間學者，僅對微博有圖片報道的群體性事件進行統計，發現平均每天在40起以上，多時超過60起，包括工人罷工罷運、農民抗征抗拆、業主維權等各種情況，但各地平息事件的方式大同小異，就是動用警察抓捕民眾來平息事態，這種做法引發了網友普遍的質疑。社會穩定當然重要，但通向穩定的方式很多，只用壓制、管控手段對待社會矛盾，雖暫時控制了局面，卻難掩洶湧的民意。沒有對矛盾的疏導和對利益的調整，這種只知堵、捂、打、壓的做法，只會對社會肌體造成二次傷害。
這些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民眾通過公開的利益表達和社會抗爭，希望借助社會力量對自己的訴求做出理性裁決。然而地方政府無一例外，對這些類事件都實行了新聞封鎖，導致民眾只能通過網絡流傳相關的消息和圖片，獲知事態進展。因為沒有公開而客觀的新聞報道，反而使得各類負面消息頻出，增加了其他民眾對社會的恐慌和不安全感。在一個通訊和網絡如此發達的時代，這種做法無疑顯得有些拙劣。
在現代化進程中，當民眾的價值期望與相關利益集團出現矛盾時，希望自由地公開自己的利益訴求，喚起社會理性的關注與決斷，這本來就是現代社會實現治理一種方式。公民們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參與到公共事務中，通過對自己的負責，來達成對組織和國家的負責。地方政府應該保護公民的這種政治參與熱情，使得他們的訴求在一個更為廣泛的空間得聲張，民眾通過這種積極的互動，能感受到國家和社會機制在向一個好的方向轉變。這既是民眾制衡利益集團的方式，也會讓利益集團逐步學會協商和妥協的組織習性。這是公民社會的一種常態，只要制度安排得當，地方政府寬容對待，這類事件其實與社會及國家安全完全無關。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因結構失衡和民眾迷茫，使得當下各種社會力量，已呈現出一種緊張對峙的狀態。導致這種緊張對峙的原因很多，社會分配扭曲、貧富差距過大、環境污染、價值道德迷失、利益集團僵化、社會競爭失序、民眾權利意識增強等，都會累積這類衝突的張力。但核心因素還是與行政權力的不作為、亂作為有關，因民眾缺乏正常的表達與維權渠道，會使這種對峙變得越來越緊張，無法得以疏解與釋放，最後只能以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而如今的地方政府，仍把這種社會力量的對峙單純地看作維穩壓力，只知道增強維穩和控制社會的力度，而不是通過談判與疏導的方式，來減緩這種對峙的緊張度，這只會使各階層之間的矛盾累積得越來越多，民眾積怨也會更深。
香港地方很小，但常常一年會出現過上千次的遊行與示威，並沒有影響到人們對社會穩定的認知。民眾也好，政府和警察也罷，因為大家心態平和，沒有緊張與恐懼的心理，早就見怪不怪了。因為每個人都明白，社會抗爭不過是引起社會關注的一種形式，最終大家還是要坐到談判桌邊，切實解決出現的問題。人們把香港稱為自由之都，正是因為政府對公民這種政治參與熱情的保護，使民眾稍有不滿，便能通過各種方式得以釋放。這是一切民主社會要首先維護的公共道德原則。
民主社會與威權政治一個重要的不同，就是把社會抗爭看作一種合法而常態的政治參與形式。在非民主和民主社會之間，沒有一個刻板的邊界，更不可能實現一夜驟變，而是一個民主形態不斷遞增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抗爭政治對社會民主化的推動作用尤顯重要。它是在革命暴力和議會政治之外，社會達成民主化進程的一種更為平和的方式。公民與政府及利益集團關係的變化，主要是由抗爭政治來調整的。社會民主化不可能通過政治動員來實現，更不能只依靠單一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它真正需要觸動是社會關係的變化。
如果把民眾的社會抗爭，看作社會轉型的常態，它反而會會成為推動改革深入的動力，因為改革既是制度創新的過程，也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當中國的改革從經濟向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領域深入時，民眾的維權和抗爭，民眾對權利和利益的訴求，無疑會對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壓力，成為政府打破僵化格局、推進改革的動力。這種社會抗爭，能迫使地方政府消除行政懈怠，改變地方官員不作為、亂作為的局面，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對利益機制進行調整，加快建立各種制度保障機制。1960年代，歐美一些國家的社會張力也呈緊張態勢，社會衝突和示威活動很多，但因各國政府應對得當，這些社會衝突和抗爭反而成為政治和社會進步的動力。
社會抗爭會使各種政治力量有對比的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才能真正誕生出一個高能力的政府和一種高水平的協商機制，公共的民主意識與政治參與熱情才能得到培養，以權利和自由為核心的價值觀才能深入人心。可以說，只有通過社會抗爭機制的反復作用和磨合，社會才能自然而然地步入民主化的軌道。如果對社會抗爭不建立一種常態的制度認同，民眾的積怨或因社會不平等引發的矛盾，便無法被化解在正常的社會制度中，這樣就會讓社會總搖擺在暴力潛伏或爆發的兩極之間。長此以往，不僅會使社會公平失衡，更會導致民眾群體的心理扭曲。
社會抗爭不僅是國家實現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機制，更是公民達成對國家政治認同的一種主要方式。抗爭政治的常態化，會使得過去臣民為中心的政治文化，逐漸被以公民為中心的政治文化所替代，公民的自主與自治意識會日趨成熟。這一過程，是個人重新理解自己與國家關係的過程，以國家為主體的意識，漸漸讓位給公民主體。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的決策，也會更多地顧及到民眾的意志。可以說，每一次社會抗爭事件，都是社會朝向民主轉型的一次努力。因為每一次制度變革，都是在公民的政治參與下完全的，在此過程中，一旦公民形成了一種普遍的國家認同，也就意味著民主化社會初具雛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