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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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何以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是思政教育中的现实问题。通过考察“史学危机”的挑战、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渊源,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在联系,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221-03
  中共十八大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主要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承担着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命。正如当代学者曹景文所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承担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的重任,它对大学生培育民族精神、凝聚共识、增强公民意识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这就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相统一的。因此现代学者杨军建议要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载体相结合”[2]。然而,这种普遍流行的看法却无法解决二者之间何以能够结合的问题。
  一、“史学危机”的理论挑战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要揭示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就需要考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采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等概念,标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进程,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曾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在新时代也越来越面临严峻的理论挑战。1986年,何新明确批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指出这一学说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他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线性演化模式歪曲了马克思理论的本意,是误植欧洲历史模式造成的“概念和术语的错乱”[3]。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与主流结论不同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在具体考察了“封建”“封建社会”和“封建主义”等概念后,冯天瑜、李慎之、黄敏兰、侯建新等学者指出,将秦朝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称为“封建社会”名不符实[4]。
  这些观点得到了历史学界的呼应,冲击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存在的合理性。这让一些主流历史学者倍感危机,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龚书铎曾写道:“近年来,‘史学危机’的说法颇为流行。”[5]“这一说法其来有自,部分主流历史学者僵化、教条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实情,以致难以引起社会的共鸣,突出了原有历史研究模式的弊病。何平指出,“史学危机”主要是历史叙事引发的传播危机,“‘叙事本位’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然而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史学却日趋与中国固有的历史叙事传统渐行渐远,由此导致了史学的空框化”,“而所谓历史评价也往往表现为非叙事的当下意识形态评判或价值评判”[6]。“史学危机”使旧史学的宏达叙述研究模式逐渐淡出学术视野,历史逐渐回归学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
  “史学危机”及其深远影响揭示了以往历史理论重结论而轻学术的问题,因此结论常常给自身带来困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明确反对封建文化,认为封建社会的儒学已与近现代社会脱节,但这一说法无法解释魏源、徐继畬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儒者接受和传播近代西学现象。与之类似,教材批评北洋政府的崇儒政策,却也给自身增加了解释现实的困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分内容出现的理论困境影响了被接受的程度。调查显示,大学生普遍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论证没有新意”“一些结论缺乏说服力”[7]。
  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事实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有其合理之处。在5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已经落后于近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落后性表现为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的各方面的竞争中都处在不利地位,令民族和国家长期处于被压制的处境。换而言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能够清晰地解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也为中国未来提供了发展方向,最终迈向独立、自由、强盛以及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反对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国内的封建主义力量,建立人民民主的现代国家。
  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反思封建主义文化。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称为“封建伦理纲常”“封建主义思想”[8]。它主要包括官方儒学以及佛教、道教。这些文化与现实文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时代差距。为了突出这一观点,教材提出了3个相互联系的观点作为理解封建主义思想的内在条件。
  第一个观点,封建主义思想不适宜近现代生活需要,这一观点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密切相关。按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学说,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总是朝着更高级、更文明的方向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过程及趋势表明,封建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更落后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封建社会的文化落后于资本主义文化整整一个发展阶段。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出了这样一个文化判断,即作为封建文化的孔学、儒学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
  由于封建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因此批判意识形态化的孔学是很合理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它特别称赞太平天国的反儒活动,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推行的反儒政策合乎历史发展的趋势。教材非常坚持这一观点,它始终相信,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已经难以与近代的生产力相适应。这就决定了儒学被社会遗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评价“中体西用”时,教材明确指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中学”(即儒学)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
  对孔学的批评将人们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提出第三个理论观点,即与世界同步,认同和接受近现代化理念才是中国的发展出路。教材在讲到维新派的文化主张时,将他们的思想主张称为“思想启蒙”。教材非常支持维新派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要反对儒学意识形态,必须引介西方近代的社会思想观念以及科学理论知识,运用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与学说(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进化等)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严格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维新派的思想文化主张激发了中国人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热情,成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惯性。教材也明确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使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批判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的同时,积极开展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进行理论辩论,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先进特征。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渊源
  尽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批评孔学已落后于时代,但它却又主张儒学并非一无是处。这一判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规律被毛泽东同志表述为“一分为二”,即矛盾具有同一性与斗争性两种属性,同一性是保持事物存在的重要力量,而斗争性则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存在于事物之中。这种矛盾的观点是考察传统文化的重要哲学原理,毛泽东较早地运用这一原理考察传统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就采用了“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待儒学。他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而在正确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明确指提出“精华糟粕论”的观点:“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9]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观点被概括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著名论断。
  这样的观点也被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其他教材接受。《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更将传统文化视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该教材第一章明确指出,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转变为中国化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必须能够被中国社会广泛认同。要达到这样的文化发展目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课题使人们回到传统文化中,重新建构新的历史文化脉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察传统文化的根据,对传统文化开展拣择,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精神广泛传播到人民群众中,使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明,认同和回归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有关。当时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在主张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主流哲学推动下,作为主流文化意识的思政理论必然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因此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决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一文化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结合,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滋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合上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它以文化的历史变迁呈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新时代文化,即以吸取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在中国的时代价值,树立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目标。
  这一结论对思想政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具有历史底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必须具有开放的心态,深刻反思当下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问题。有学者已经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话语方式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现象[11],主要表现在将政治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用政治话语、文件话语和权力话语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12]。事实上,这样的话语体系必然难以承载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因此思想文化的缺位使思政教育缺乏对现当代社会思潮和个人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理解,以致于一元化意识形态权威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解构,社会上出现了价值失范的现实问题。正如当代学者许苏明所说,多元话语形态“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霸权,旧的思想开始遭到普遍质疑,并指向传统话语的权威地位、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和话语方式等各个方面,传统话语认同危机加剧了人们精神迷失和信仰虚空”[1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样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尽管教材在很多内容的表述上已经明显与时俱进,但是部分内容却没有采纳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没有及时更新的相关内容,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它会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应给予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曹景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5):12—21.
  〔2〕杨军.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的历史文化载体——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7):87—90.
  〔3〕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今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J].读书,1986,(11):40—51.
  〔4〕叶宪.“封建”新辨——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9.
  〔5〕龚书铎.从“史学危机”想到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1):53—54.
  〔6〕何平.历史叙事功能的退化与史学危机——兼论历史评价问题[J].探索与争鸣,2005,(2):11—13.
  〔7〕游海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局限评析[J].思想政治理论新探索,2010,(00):439—451.
  〔8〕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49,54.
  〔9〕刘西芳:略论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吸取[J].孔学研究,1999,(00):33—43.
  〔10〕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4.
  〔11〕任帅军.教育困境还是范式转换——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引出的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802—808.
  〔12〕董世军,孙玉华,周立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困境分析[J].长春大学学报,2007,(1):85—88.
  〔13〕许苏明.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5—9.
  (责任编辑 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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