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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F·德鲁克曾评论说：“现在的年轻人必须了解组织，就如他们的先辈必须学习耕作一样”。什么是组织呢？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在《管理行为》第三版导言中将组织定义为“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传播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西蒙的定义特别强调了“信息传播”对于组织的意义，从而揭开了组织传播研究的核心内涵。在美国，组织传播几乎涵盖了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方方面面。它所探讨的课题包括组织的结构和概念、人际关系，交流、组织过程和组织文化等等。2003年美国的《研究与发展》报告认为，人们之所以对组织传播的研究感兴趣，是因为传播在组织成功中的重要性。组织中交流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成员的工作满意度和动机。而且，传播在组织变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组织传播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然而，在传播学逐步成为显学的今天，我国的组织传播研究仍然处于低迷阶段。以传播学经典的四大分支学科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和维普期刊网，可以发现，组织传播的研究文献远远少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见表1）。
回顾我国20多年组织传播的研究历程，我们大致经历了引进、形成和初步发展等三个不同阶段。
1988年至1999年为我国组织传播的引进期。以林瑞基在《深圳大学学报》发表的《组织传播及其效果》（1988）为标志，我国大陆第一次出现了“组织传播”这一研究概念。在这之前，组织传播仅在我国台湾地区传播学界产生影响。第一本组织传播著作是林瑞基于1991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组织传播》。可惜的是，在此之后就很少看到林瑞基组织传播的研究文献发表。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彭凤仪的《论组织与组织传播》(1996)，魏永征的《关于组织传播》(1997)等。与西方发展脉络相似的是，我国最早关注组织传播的并非传播学界的专家，而是管理学科、新闻学科的学者，他们发表的基本上是一些学科介绍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通过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转述，阐述了组织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此时的组织传播研究尚处于学术启蒙阶段。
2000年至2004年为我国组织传播的初步形成期。这阶段的重要成果是，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凯瑟琳·米勒的《组织传播》（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丹尼斯·K·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200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教军章与刘双合著的《组织传播》（2000），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国才的《组织传播理论与实务》（2002），这些著作的出版对组织传播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的研究文献主要有：《组织传播的研究模式及思考》（黄孝俊，2001），《组织传播中的“事件驱动”开发》（舒咏平，2003），《论组织传播的意义》（顾孝华，2003），《组织传播学的界定及其意义》（胡河宁，2004）《组织传播学的发展状况与体系构建》（胡河宁，2004），《诚信：组织管理与传播的伦理智慧》（胡河宁，2004），《组织传播两岸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胡河宁，2004）等等。
这个阶段除了文献发表数量上升之外，还表现在学者们的研究旨趣大多集中在对“组织传播”学术领域的界定、研究模式的探究、研究意义的深入思考、学科体系模式构建方面。学者们基本摆脱了早期对国外组织传播研究成果的简单转述，期望通过界定组织传播与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和组织行为学之间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厘清组织传播在我国发展的脉络和方向，实现组织传播研究领域的一种突破。
2005年至今为我国组织传播的初步发展期。这期间论文发表数量增长趋势明显，共有35篇文献。这些论文试图在强调本土化意识的同时，也开始考虑研究范式的创新，以及体现学者个人的研究旨趣。如胡河宁的《组织意象图式中的组织传播隐喻》（2005）和《组织传播符号的伦理意蕴》（2006），从哲学、符号学视角出发，运用文化阐释的研究范式，诠释组织中隐喻和符号对组织经验的共享与意义建构，透过对组织传播本质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传播对于组织的不可或缺性。《组织传播研究的方法与视角》（2007）和《组织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2007）这两篇文章则通过对组织传播国内发展的深度思考，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组织传播研究的建议。曾耀农、肖乃涛的《组织传播的审美特征》（2006）、刘京林的《论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中介作用-兼介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2007）等论文，通过言说分析的研究方法，为组织传播注入了活力。
这阶段的著作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组织传播》（胡河宁，2006），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生使用的组织传播教材，作者在构建组织传播理论新体系的途径中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的《组织传播论》（顾孝华，2007），探讨了组织传播的若干理论问题，回顾了组织传播思想的演变过程，重点讨论了组织内部的下行、上行和非正式传播的特点。
组织传播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因此，2005年之后应用型论文的大幅增长亦是此种趋势的有力佐证。一些学者从技术层面入手，探讨新科技影响下的组织传播建设。如顾伟泉的《网络环境下高校组织传播系统的构建》（2005）、《基于网络推拉技术模式的图书馆组织传播系统》（2005），程士安课题组的《数字化时代组织传播的新特征》（2007），王晨的《组织传播的新媒介技术运行分析》（2006）等都是结合了最新的数字科技，研究技术构建对组织传播的影响和促进。
在研究对象方面，不少文献将组织传播研究放到了具体的组织中，通过对各类社会组织传播行为实践活动的诠释，表现出组织传播的研究有了更多的针对性和应用价值。如刘海波、陈晓霞的《试论学校教育的组织传播属性》（2006）、涂刚的《组织传播与班级管理》（2006）、周云倩的《组织传播视阈下的企业内刊现象》（2007）等等。复旦大学的谢静在《今传媒》杂志连续发表了《组织的决策过程与信息的传播和解释》（2007）、《组织传播与危机的预防和应对》（2007）等四篇文献，刘京林发表了《开放系统、负熵与界限沟通者》（2006）等论文，都是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解读，探讨在组织管理中信息沟通与传递，决策制定与修正等组织信息传播方式、方法、途径等，这些应用性研究文献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更加贴近了鲜活的组织传播实际。
通过对组织传播研究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到，随着各类组织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影响日益深刻，学者们对组织传播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作为20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探索的一个特殊领域，组织传播理论经历了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等不同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信息社会的传播人范式阶段。组织传播也越来越为我国学者们所认识和关注，其学科发展脉络已渐然成形。然而，从总体上说，组织传播研究在我国仍然处于落后与徘徊状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组织传播研究还缺少能够致力于组织传播研究的专业力量，研究者普遍受到非专业背景与多学科知识结构等问题的困扰，学科建设目前还存在的许多空白导致众多理论问题模糊不清。与西方国家的组织传播研究相比较，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组织传播研究仍然是块有待耕耘的处女地，发展之途任重而道远。
展望未来，我国组织传播研究不仅需要量的增长，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中国经验、创建本土意识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组织传播研究在与实践结合中长足发展。值得庆贺的是，《今传媒》杂志率先在国内期刊界开辟了“组织传播研究”专栏，展现了杂志主办者的务实远见和学术敏感，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杂志关心组织传播领域的研究，也期待有更多学者加入到组织传播的研究行列。
（作者胡银玉系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在职研究生；胡河宁系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知识管理研究所组织传播研究室主任）
组织传播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然而，在传播学逐步成为显学的今天，我国的组织传播研究仍然处于低迷阶段。以传播学经典的四大分支学科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和维普期刊网，可以发现，组织传播的研究文献远远少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见表1）。
回顾我国20多年组织传播的研究历程，我们大致经历了引进、形成和初步发展等三个不同阶段。
1988年至1999年为我国组织传播的引进期。以林瑞基在《深圳大学学报》发表的《组织传播及其效果》（1988）为标志，我国大陆第一次出现了“组织传播”这一研究概念。在这之前，组织传播仅在我国台湾地区传播学界产生影响。第一本组织传播著作是林瑞基于1991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组织传播》。可惜的是，在此之后就很少看到林瑞基组织传播的研究文献发表。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彭凤仪的《论组织与组织传播》(1996)，魏永征的《关于组织传播》(1997)等。与西方发展脉络相似的是，我国最早关注组织传播的并非传播学界的专家，而是管理学科、新闻学科的学者，他们发表的基本上是一些学科介绍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通过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转述，阐述了组织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此时的组织传播研究尚处于学术启蒙阶段。
2000年至2004年为我国组织传播的初步形成期。这阶段的重要成果是，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凯瑟琳·米勒的《组织传播》（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丹尼斯·K·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200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教军章与刘双合著的《组织传播》（2000），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国才的《组织传播理论与实务》（2002），这些著作的出版对组织传播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的研究文献主要有：《组织传播的研究模式及思考》（黄孝俊，2001），《组织传播中的“事件驱动”开发》（舒咏平，2003），《论组织传播的意义》（顾孝华，2003），《组织传播学的界定及其意义》（胡河宁，2004）《组织传播学的发展状况与体系构建》（胡河宁，2004），《诚信：组织管理与传播的伦理智慧》（胡河宁，2004），《组织传播两岸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胡河宁，2004）等等。
这个阶段除了文献发表数量上升之外，还表现在学者们的研究旨趣大多集中在对“组织传播”学术领域的界定、研究模式的探究、研究意义的深入思考、学科体系模式构建方面。学者们基本摆脱了早期对国外组织传播研究成果的简单转述，期望通过界定组织传播与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和组织行为学之间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厘清组织传播在我国发展的脉络和方向，实现组织传播研究领域的一种突破。
2005年至今为我国组织传播的初步发展期。这期间论文发表数量增长趋势明显，共有35篇文献。这些论文试图在强调本土化意识的同时，也开始考虑研究范式的创新，以及体现学者个人的研究旨趣。如胡河宁的《组织意象图式中的组织传播隐喻》（2005）和《组织传播符号的伦理意蕴》（2006），从哲学、符号学视角出发，运用文化阐释的研究范式，诠释组织中隐喻和符号对组织经验的共享与意义建构，透过对组织传播本质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传播对于组织的不可或缺性。《组织传播研究的方法与视角》（2007）和《组织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2007）这两篇文章则通过对组织传播国内发展的深度思考，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组织传播研究的建议。曾耀农、肖乃涛的《组织传播的审美特征》（2006）、刘京林的《论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中介作用-兼介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2007）等论文，通过言说分析的研究方法，为组织传播注入了活力。
这阶段的著作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组织传播》（胡河宁，2006），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生使用的组织传播教材，作者在构建组织传播理论新体系的途径中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的《组织传播论》（顾孝华，2007），探讨了组织传播的若干理论问题，回顾了组织传播思想的演变过程，重点讨论了组织内部的下行、上行和非正式传播的特点。
组织传播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因此，2005年之后应用型论文的大幅增长亦是此种趋势的有力佐证。一些学者从技术层面入手，探讨新科技影响下的组织传播建设。如顾伟泉的《网络环境下高校组织传播系统的构建》（2005）、《基于网络推拉技术模式的图书馆组织传播系统》（2005），程士安课题组的《数字化时代组织传播的新特征》（2007），王晨的《组织传播的新媒介技术运行分析》（2006）等都是结合了最新的数字科技，研究技术构建对组织传播的影响和促进。
在研究对象方面，不少文献将组织传播研究放到了具体的组织中，通过对各类社会组织传播行为实践活动的诠释，表现出组织传播的研究有了更多的针对性和应用价值。如刘海波、陈晓霞的《试论学校教育的组织传播属性》（2006）、涂刚的《组织传播与班级管理》（2006）、周云倩的《组织传播视阈下的企业内刊现象》（2007）等等。复旦大学的谢静在《今传媒》杂志连续发表了《组织的决策过程与信息的传播和解释》（2007）、《组织传播与危机的预防和应对》（2007）等四篇文献，刘京林发表了《开放系统、负熵与界限沟通者》（2006）等论文，都是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解读，探讨在组织管理中信息沟通与传递，决策制定与修正等组织信息传播方式、方法、途径等，这些应用性研究文献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更加贴近了鲜活的组织传播实际。
通过对组织传播研究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到，随着各类组织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影响日益深刻，学者们对组织传播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作为20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探索的一个特殊领域，组织传播理论经历了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等不同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信息社会的传播人范式阶段。组织传播也越来越为我国学者们所认识和关注，其学科发展脉络已渐然成形。然而，从总体上说，组织传播研究在我国仍然处于落后与徘徊状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组织传播研究还缺少能够致力于组织传播研究的专业力量，研究者普遍受到非专业背景与多学科知识结构等问题的困扰，学科建设目前还存在的许多空白导致众多理论问题模糊不清。与西方国家的组织传播研究相比较，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组织传播研究仍然是块有待耕耘的处女地，发展之途任重而道远。
展望未来，我国组织传播研究不仅需要量的增长，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中国经验、创建本土意识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组织传播研究在与实践结合中长足发展。值得庆贺的是，《今传媒》杂志率先在国内期刊界开辟了“组织传播研究”专栏，展现了杂志主办者的务实远见和学术敏感，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杂志关心组织传播领域的研究，也期待有更多学者加入到组织传播的研究行列。
（作者胡银玉系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在职研究生；胡河宁系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知识管理研究所组织传播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