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报告还具体提到了执政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概而言之，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有必要进行调适，以更好的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重任。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杨光斌。
　　《南风窗》：最近10年，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新评价中国的体制，认为它具有自我调适的弹性空间，能够容纳经济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压力，怎么看待现在执政党的适应能力和在变化环境中的灵活性？
　　杨光斌：中国过去的体制根源于苏联，但又不同于苏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新政权的评价是一边倒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对美国政府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共产主义政党，但它首先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最大特点是“实用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不会是铁板一块。美国政府一开始并不理解和接受这种说法，直到1969年发生中苏珍宝岛冲突，美国政府才发现费正清是对的。
　　回首中共的发展历程，且不说革命阶段城市不行就到农村去的战略变化，就近30年而言，从执政目标和口号的变化就可以看到，由中国人构成的这样一个党，天然具有与时俱进性。另外，环境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由于面临生存压力的问题，意识形态情结非常浓。但是现在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更多体现了官民互动，很多公共政策是老百姓压力之下的产物，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民意导向的决策过程。
　　《南风窗》：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应该说是执政党自我调适的最鲜明和直接的特征，如何评价其对于执政党执政地位巩固的重要性？
　　杨光斌：执政党的适应性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个是组织，一个是意识形态。从观念变化来说，十六大是很重要的转折点，十六大修改党章，中国共产党不再只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部分人扩大到了各个阶层，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将新的社会力量纳入体制内。从历史上看，旧的体制如果不能将新的力量纳入，往往是很危险的，很多社会运动甚至革命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生。基于这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执政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外一方面，观念的变化带来了组织的变化，党员的成分当中，新兴阶层的比重增大了，党代表的成分也体现出了社会阶层的变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组织活动中的民主化特征，也就是党内民主，最直接的表现是干部任免竞争性机制的引入。应该说这几年还不尽完善，但毕竟已经在发生的过程之中。
　　《南风窗》：执政党现在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社会与前30年毕竟不同了，比如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掣肘，在这种背景下，腾挪的空间是否也受到制约？
　　杨光斌：我倒不这么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中共面临的国际压力一度是空前的，但是20年走过来，现在变得更自信了，因为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越来越强。在国内，面临的很大一个挑战是新媒体的“倒逼”，应该说过去10年这个挑战和压力非常大，但到目前为止，应对得还不错。我认为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党内，执政党虽然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还需要说服世界；西方人提出的“威胁论”可能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而是发展模式上的。正如邓小平说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南风窗》：经过了历次改革，执政党干部队伍实现了专业化的转型。但是具体到执政的方式还摆脱不了过去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未来如何实现执政方式的进一步现代化？
　　杨光斌：政党现代化的问题，要看用什么标准。在当前，我认为有几个层面需要调整，首先是观念，这个是最容易转变的，从改革开放到“三个代表”再到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列入指导思想，执政理念在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而干部队伍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导致的行动方式是很难遽然转变的，一些干部的行为惯性现在很多还停留在动员和管制上面。因此，如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的，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现代政党的执政方式必须公开透明，透明化不单是指政治的确定性，同时还要進行反腐败。另外一个是法治化，这也是下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法治化包括党章和宪法两个层面。进一步提高执政方式的公开透明和法治化，是执政党下一步自我调适，应对新挑战的必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