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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欧债危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一系列问题剪不断理还乱。中国如何定位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吗？如果是，那么这个世界具体包括哪些部分，是华尔街，还是孟加拉的童妓和尼泊尔的农民？
人民币国际化的陷阱
当前，很多人主张坚定不移地走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理由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动”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的奶酪。中国为此需要变得更加不怕风险，敢于承担责任，为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大利益，勇于做一些国内舆论未必能理解的国际付出。他们自信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归宿不会与日元的命运相同，日元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与日本经济后来的衰退形成“巧合”，人民币背后的经济前景更宏大，政治因素更牢靠，我们的“运气”也会因此更好。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人民币国际化的结局会否是另一种情况呢？即，人民币国际化仅仅意味着放弃资本管制撤掉金融藩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被高杠杆交易的投机资本决定，但是中国并没有同时获得国际储备货币之利，超发人民币也没有可能向世界泄洪。
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果，很可能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意味着同美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战斗当中，不但不会胜利，连原有的地盘也可能丧失。日本、英国、巴西都遭遇过金融危机，英国、日本、巴西也是大额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仍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
民族国家、主权货币和资本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有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问题，中国目前不需要参与这样一个坏的游戏。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参考：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拉美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前10名的大企业中所占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则超过了50%；日元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19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倒退。
中国资本自由化后情况可能更严重。资金可以大进大出，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随之大增大减，杠杆方式（倍增方式）导致商业信贷资金成倍宽松或紧缩。设想一下资金运动潮起潮落之情形：资金进来，发生资产泡沫，由于土地彻底资本化，商业银行的土地金融机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风险，放贷的原因是已经放贷；资金潮退，则必然发生大规模坏账，沙滩上充满了裸泳者。金融危机往往就是这么来的。
早在19世纪末期，韦伯就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危险，韦伯写道：“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起来反对民族的未来。”针对当时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即德国东部农民受到外来的波兰劳工的竞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而波兰农民在德国东部日益坐大的情况，韦伯提出的建议是关闭东部边界、国有化东部土地。
自成体系的人民币经济体
中国可以探索正确的对外经贸关系制度与战略。
今年2月初，伊朗石油部长访问中国，目的就是推动使用本币（事实上就是人民币，而不会是里亚尔）来结算中伊石油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伊朗对华石油出口，可以大大缓解伊朗面临的金融压力。从2011年最新签订的进口协定看，中国已成为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中国进口了伊朗石油出口20%的份额。青年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李巍认为，一旦伊朗改用人民币结算石油款项，伊朗通过石油出口可以换回大量人民币，由于中国盛产伊朗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这足以保障伊朗的外贸和经济发展需要。而对中国而言，此举也意味着人民币开始打破美元和欧元在石油贸易中的联合垄断局面，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的开始，给人民币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同中国的产业战略、经济安全、国家定位联系起来考虑，要走一条独立自主、自成体系之路。
中国除需要对西方坚决保持独立自主之外，还应该进行周边经营战略，建设东亚经济政治共同体。我们不是简单地融入欧美人主导的世界，而是参与塑造世界新秩序。
著名学者丁宁宁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项“周边共同发展计划”，对经济欠发达的东南亚及周边国家，以政府低息贷款、项目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外投资，引导中国企业规范地参与国际竞争，还可以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因此，周边共同发展计划也有利于稳定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未来大力发展高铁建设，也只有在上述发展思路中才显出全部意义，因为只有高铁才能将欧亚大陆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一天，陆上交通运输的成本及效率，能够与海运比肩，那么中国的优势，将绝非美国可比。
若能弱美国则救欧洲
回到欧债危机问题上来。李巍认为，由于英镑的衰落和日元国际化的失败，当今的全球货币体系呈现高度失衡的状态，即美元的国际地位处于压倒性优势，这给美国滥用货币特权、对外传导危机提供了机会。欧元是目前唯一可以制衡美元霸权的币种，欧元的失败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货币体系的失衡，助长美元霸权的“嚣张”，而经济快速成长的中国必将成为这一全球货币格局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做好准备出手稳定欧元，这既是出于对稳定全球经济的责任，也是保卫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我认为，中国应该和美国、欧盟一道，成为全球格局中的第一级游戏参加者。中美会有一系列的对抗和博弈，在必要时我们要敢于而不是害怕对抗，但应该避免出现中美之间或中美为首的两个阵营之间对决的情况，因此要抓住机遇，促成欧洲或某些次级大国在某个方面、某个区域成为美国的牵制力量。现在欧债危机就是一个美欧矛盾难得的空隙，也许我们可以仗义疏财购买欧债，但是需要每买一笔欧债，相应抛掉一笔美债。
救美国不是救中国，救欧洲也不是救中国，但是如果救欧洲意味着改变美国独大的霸权格局，从大局考虑也许是值得的。
参与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张。在较长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权力和包括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话语权。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有效解决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等国际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并由此造成国际贸易冲突频发，贫富差距加大、人与环境关系恶化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些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日趋迫切。2003年5月，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点主张，明确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社会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愈加悬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趋利避害，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是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要求。”
但是，主张归主张，在采取坚强有力的行动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中国明显做得还不够。同时，国内的主流媒体鲜少这方面的讨论，反而使“国际惯例”成为政治正确，但“国际惯例”往往是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组成部分。结果是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损害，这也是我们在对外各种争议中有时被动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应当从建立合理的中外经贸关系出发，重新思考我们对于世界人民的责任。
人民币国际化的陷阱
当前，很多人主张坚定不移地走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理由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动”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的奶酪。中国为此需要变得更加不怕风险，敢于承担责任，为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大利益，勇于做一些国内舆论未必能理解的国际付出。他们自信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归宿不会与日元的命运相同，日元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与日本经济后来的衰退形成“巧合”，人民币背后的经济前景更宏大，政治因素更牢靠，我们的“运气”也会因此更好。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人民币国际化的结局会否是另一种情况呢？即，人民币国际化仅仅意味着放弃资本管制撤掉金融藩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被高杠杆交易的投机资本决定，但是中国并没有同时获得国际储备货币之利，超发人民币也没有可能向世界泄洪。
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果，很可能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意味着同美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战斗当中，不但不会胜利，连原有的地盘也可能丧失。日本、英国、巴西都遭遇过金融危机，英国、日本、巴西也是大额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仍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
民族国家、主权货币和资本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有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问题，中国目前不需要参与这样一个坏的游戏。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参考：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拉美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前10名的大企业中所占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则超过了50%；日元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19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倒退。
中国资本自由化后情况可能更严重。资金可以大进大出，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随之大增大减，杠杆方式（倍增方式）导致商业信贷资金成倍宽松或紧缩。设想一下资金运动潮起潮落之情形：资金进来，发生资产泡沫，由于土地彻底资本化，商业银行的土地金融机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风险，放贷的原因是已经放贷；资金潮退，则必然发生大规模坏账，沙滩上充满了裸泳者。金融危机往往就是这么来的。
早在19世纪末期，韦伯就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危险，韦伯写道：“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起来反对民族的未来。”针对当时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即德国东部农民受到外来的波兰劳工的竞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而波兰农民在德国东部日益坐大的情况，韦伯提出的建议是关闭东部边界、国有化东部土地。
自成体系的人民币经济体
中国可以探索正确的对外经贸关系制度与战略。
今年2月初，伊朗石油部长访问中国，目的就是推动使用本币（事实上就是人民币，而不会是里亚尔）来结算中伊石油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伊朗对华石油出口，可以大大缓解伊朗面临的金融压力。从2011年最新签订的进口协定看，中国已成为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中国进口了伊朗石油出口20%的份额。青年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李巍认为，一旦伊朗改用人民币结算石油款项，伊朗通过石油出口可以换回大量人民币，由于中国盛产伊朗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这足以保障伊朗的外贸和经济发展需要。而对中国而言，此举也意味着人民币开始打破美元和欧元在石油贸易中的联合垄断局面，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的开始，给人民币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同中国的产业战略、经济安全、国家定位联系起来考虑，要走一条独立自主、自成体系之路。
中国除需要对西方坚决保持独立自主之外，还应该进行周边经营战略，建设东亚经济政治共同体。我们不是简单地融入欧美人主导的世界，而是参与塑造世界新秩序。
著名学者丁宁宁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项“周边共同发展计划”，对经济欠发达的东南亚及周边国家，以政府低息贷款、项目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外投资，引导中国企业规范地参与国际竞争，还可以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因此，周边共同发展计划也有利于稳定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未来大力发展高铁建设，也只有在上述发展思路中才显出全部意义，因为只有高铁才能将欧亚大陆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一天，陆上交通运输的成本及效率，能够与海运比肩，那么中国的优势，将绝非美国可比。
若能弱美国则救欧洲
回到欧债危机问题上来。李巍认为，由于英镑的衰落和日元国际化的失败，当今的全球货币体系呈现高度失衡的状态，即美元的国际地位处于压倒性优势，这给美国滥用货币特权、对外传导危机提供了机会。欧元是目前唯一可以制衡美元霸权的币种，欧元的失败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货币体系的失衡，助长美元霸权的“嚣张”，而经济快速成长的中国必将成为这一全球货币格局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做好准备出手稳定欧元，这既是出于对稳定全球经济的责任，也是保卫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我认为，中国应该和美国、欧盟一道，成为全球格局中的第一级游戏参加者。中美会有一系列的对抗和博弈，在必要时我们要敢于而不是害怕对抗，但应该避免出现中美之间或中美为首的两个阵营之间对决的情况，因此要抓住机遇，促成欧洲或某些次级大国在某个方面、某个区域成为美国的牵制力量。现在欧债危机就是一个美欧矛盾难得的空隙，也许我们可以仗义疏财购买欧债，但是需要每买一笔欧债，相应抛掉一笔美债。
救美国不是救中国，救欧洲也不是救中国，但是如果救欧洲意味着改变美国独大的霸权格局，从大局考虑也许是值得的。
参与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张。在较长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权力和包括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话语权。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有效解决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等国际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并由此造成国际贸易冲突频发，贫富差距加大、人与环境关系恶化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些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日趋迫切。2003年5月，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点主张，明确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社会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愈加悬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趋利避害，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是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要求。”
但是，主张归主张，在采取坚强有力的行动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中国明显做得还不够。同时，国内的主流媒体鲜少这方面的讨论，反而使“国际惯例”成为政治正确，但“国际惯例”往往是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组成部分。结果是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损害，这也是我们在对外各种争议中有时被动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应当从建立合理的中外经贸关系出发，重新思考我们对于世界人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