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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江教授针对文学本体研究的弱化与文学阐释的无边化提出强制阐释论，固然抓住了当今文学阐释的一些乱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批评者脱离文本实际所滋生的教条化、僵化的症候，但其所提出的“场外征用”、“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只是一种可能性，另外的可能性或许是给文学阐释带来新的路径，带来新的启迪，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刷新我们的认知。在现代长篇小说接受研究上，“征用”经济学理论与存在主义理论就可以解决并刷新学界有关《种谷记》《高干大》及《围城》等的艺术问题，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场外征用；经济学；存在主义；《种谷记》；《高干大》；《围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9-0088-05
文学阐释是否应恪守文学的疆域，遵循文学本体的法则，许久以来似乎是一个无需辩驳的问题。但随着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的强势涌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经学院派的传承与实践，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符号学、现象学、知识考古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史哲学观念阐释文学，已成为许多学人刷新存在感的自觉追求。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中的一些范畴如控制论、概率论、统计学等也被嫁接过来，生成文学研究的新范式，文学阐释也由之前单一的批评样式扩展为多样的、跨专业的、融交叉学科为一体的多元共生的批评格局。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新疆域，丰富了人们的认知结构，当然，也带来了另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即：文学本体研究的弱化与文学阐释的无边化，特别是当一些学人越来越热衷于简单地“拿来”西方现代文论并生吞活剥、生搬硬套时，这种因过度阐释而偏离文学本体甚至跨越文本所应有的接受向度以至以讹传讹、恶性循环的现象更令人忧虑。有学者将之总结为“强制阐释论”，并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四种模式。① 应该说，这一批评确实抓住了当今文学阐释的一些乱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批评者脱离文本实际所滋生的教条化、僵化的症候，对我们构建契合文学实践的新理论体系以回归文学本体批评，防止错位阐释，过度阐释，有十分重要的警醒作用。但是，这也由之引发了人们的另一番思索：文学阐释是否具有恒定的疆域？文学接受是否存在既定的向度？世上是否存在一把包开文学阐释的万能钥匙？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的创造力决定着文学疆域的不断拓展，决定着接受视阈的不断拓新，这是人类文学创造力的自然体现，也是文学接受不断发展的历史必然。对于阐释者而言，就如同一个科学的探路人，对于一切新生事物或未知的事物都充满着好奇。当一种新的方法有可能打通文学的疆域进而衍生新的阐释向度时，他会毫不迟疑地闯入新的领地，用自己的智慧开启文学阐释的另一扇门。虽然这种急切地闯入或许会因鲁莽而显得缺乏周密性，甚至有可能破坏原有的结构，但它毕竟打开了文学世界的另一扇门，激活了文学应有的、开放的、自在的，但又锐新的序列，为文学的血液注入了新的活力。“闯不闯”是一回事，“对不对”是另一回事，只有永葆锐意进取的心态，才能不断地打开文学阐释的新疆域、拓新文学接受的新向度，文学生命才能活力四射，历久弥新，文学研究也才能推陈出新，生机盎然。因此，《强制阐释论》一文虽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但过于强调“强制阐释”的偏离性而轻视“强制阐释”的拓新性，忽视文学疆域的打开与接受向度的新拓展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值得商榷的。因笔者主要从事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工作，故想从现代长篇小说阐释疆域的打开与接受向度的新拓展对现代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的意义与影响的角度就教于张江教授，又因限于篇幅，仅讨论“场外征用”与现代长篇小说接受的新向度问题。不当之处，敬请张江教授批评指正。
一
“场外征用”依张江教授的理解是指“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②。乍一看，这一界定很有道理，但琢磨后就会发现，“场外征用”“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只是一种可能性，另外的可能性或许是给文学阐释带来新的路径，带来新的启迪，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刷新我們的认知。因此，笔者认为，“场外征用”不宜简单地判定为一种走向，就其效果而言，其利大于弊，其得大于失，值得我们认真研讨。
我们的讨论不妨先从柳青的《种谷记》和欧阳山的《高干大》的阐释与接受说起。
《种谷记》和《高干大》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解放区长篇小说创作的首批成果，1947年出版后受到了解放区文艺界的普遍欢迎。如雪苇就认为，《种谷记》“以体验的深刻与技巧的优越突破了从文学来表现革命的农民及其生活和斗争的作品的一般水平，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立下了一座实践的丰碑”③。赵树理也认为，《高干大》“是一本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小说”④。按理说，这样一部实践讲话精神的开创性作品应该在之后的文学史中被迅速纳入文学的“方向”中并予以肯定或被“经典化”。1949年5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已将这两部作品收录其中，可见已初步迈入了“经典化”的门槛。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之后小说不仅没有“经典化”反而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被迅速边缘化，即便是在1950年代初期革命文学经典化进程中的文学接受和文学史叙述里，这两部从未因政治倾向问题受到批判的作品也未引起真正的重视。诚然，小说在艺术上略有瑕疵，如《种谷记》读来有些拖沓，结构也有些松散，主题给人以含混之感；《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稍显混乱，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性。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瑕疵？它们被迅速边缘化是否与之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笔者由此想到，既然《种谷记》和《高干大》都是以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那么，我们“征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审视这两部作品，也即是当我们以边区经济建设中的“经济逻辑”探寻文本时，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呢？ 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的构建以私有产权、市场和资源稀缺性为前提，在经济主体做出决策时有四条原理：权衡取舍的必然存在、成本意识、边际变量的考虑和对激励的反应。⑤ 基于以上四条原理，我们将参与经济的主体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决策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思维方式称为“经济逻辑”。《种谷记》和《高干大》所表现的正是边区经济建设中如何利用经济原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故事。《種谷记》写王家沟农会主任王加扶欲响应上级的号召动员全村农民以变工队的形式集体种谷，村主任王克俭却并不积极，富家王国雄也从中挑拨，变工互助工作无法进行（王克俭还同其它8户人家自己种了谷）。看到集体种谷的计划无法实现，王加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上级并在区长的支持下撤换了王克俭的职务，与其他积极分子一起实现了集体种谷的愿望。《高干大》写任家沟合作社主任任常有不为民办事，群众意见很大。副主任高生亮（高干大）有感于村里没有医生造成孩子夭折，主张成立医疗合作社，受到群众欢迎。由于高干大为民着想，办实事，合作社办得十分兴旺，并利用积累的资金，办起了纺织厂、信用社、运输队。而郝四儿为乡长弟媳“赶鬼”时出了人命，嫁祸于合作社被高干大训斥，便对高干大怀恨在心，不断地制造事端，挑拨是非，装神弄鬼，直到装鬼的郝四儿摔死，闹鬼的事才真相大白。之后，合作社分了红，区领导也肯定了高干大正确的方向，高干大被选为总社主任，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表面看来，两部小说都在写边区经济建设中如何组织好农民建好合作社的问题，但实际上所表现的“方向”却大不相同：《种谷记》认可的是源于上级行政手段的“集体种谷”，故以对上级行政命令的执行与否作为人物命运与故事结局的最终结果；《高干大》肯定的是源于农民实际利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故以农民现实利益的受益度作为衡量的标准并予以认同。这其中虽有政治的取向，但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样的“命题”创作，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方向”呢？原来，《高干大》写作的时期恰是边区政府放弃包办代替，允许民办公助并将经营权放回民间、尊重市场规律的时期，而《种谷记》则是政府包办，以“突击运动”的方式组织农民进行生产经营的时期。指导方针不同，创作的旨向自然不同。但“经济逻辑”终究是关于“主体”进行决策的逻辑，追求的是经济主体的自身利益，当自身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如何取舍自然摆在了每个利益者面前。为解决边区政府的经济困难，也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边区政府自然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与边区政府扩大税源的利益相一致的个人诉求，相应的政策也会得到积极的贯彻落实。但如果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与边区政府的举措并不一致，农民不能从中得到实惠反而需负重时，农民就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抵触，甚至消极对抗。
在《种谷记》与《高干大》中，我们也正好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农会主任王加扶行动积极，村主任王克俭却消极抵触。对此，小说还特意写到了王克俭的顾虑：“狗为了一块骨头互相咬得皮破血流，满嘴是毛；两个牲口拴在一个槽上，互相踢得神嚎鬼哭；鸡啄到一条毛毛虫，连忙夹在嘴里跑开鸡群独吞了，人比它们更会耍心眼。工作人员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发展变工，那是为了朝他们的上级显功……减租算账说是为了日子过不了，扑在前边还有理由，这变工又是为了什么呢？”王克俭没有从中看到自己应得的实际利益。高干大也在反驳任常有时说：“我的好神神！咱们凭良心说，合作社办了五年，给过全体人民什么利益？人家正是问咱们要利益嘛！——咱们光会口说，实地上什么利益也没给别人拿出来！”只有让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合作社才能办下去，也才能办好。所以，当区里强行征收股金时，他元气充足地说：“政府有困难，老百姓又有意见，这件事叫我合作社给咱办！这样的事也办不了，合作社还有个球用！只要政府里能够答应迟半年用钱，我合作社把公债都包了。不要政府费事，又不要老百姓出一个钱，将来还能够给老百姓分红利！”农民看重的是实际的利益。但艺术的呈现也恰恰在这里出现了问题：作为信服讲话精神的柳青和欧阳山，既要表现农民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必要性，又要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如实摹写这一产生方式对农民实际利益的影响与冲击；既要表现党的政策给农村合作社带来的新变化，又要真实地反映自主性的经营模式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和积极性。于是，文学的政治功利原则与现实主义精神之间就产生了无法顾全的矛盾。也由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柳青理性地刻画出“引路人”王加扶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又客观地描写出“蜕化者”王克俭的退坡思绪；一方面极力支持，大力倡导党的引路意义，另一方面又十分理解、暗自同情自耕农的自主行为。写“引”缘自于党的方针政策，缘自于作家的党员身份；写“蜕”缘自于经济逻辑，缘自于作家的农民出身。党员作家的身份使他撤换王克俭的职务将王加扶推向前台，将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历史的必要性；底层农民的身份又使他理解王克俭的现实选择，将历史的必要性转化为现实的复杂性。两种矛盾相互纠结，小说就不是路线斗争的线性展示，而是鲜活的陕北生活气息与日常生活化的诗意书写，虽然王加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舒缓而略显拖沓的情节与松散的结构无形中削弱了“引路人”的意义，也使主题变得含混起来。欧阳山亦同样如此。一方面他塑造了支持任常有的区长程浩明，另一方面又着力刻画了赞成高干大的区委书记赵士杰；一方面他写到了错误的方针政策使任常有的合作社走向了死胡同，本人也酗酒死去，另一方面也写到了新的经济政策使高干大的合作社兴旺发达，生机勃勃，本人还被树为当地的劳模。所不同的是，欧阳山所表现的是整风运动前农村的经济建设行为，当时延安建设厅提出的是“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公助”，因此，他对高干大的刻画就显得较为直截，只需表现出高干大如何与边区政策相一致，以“经济逻辑”为杠杆走群众路线并且卓有成效就行。但因反巫神是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运动又不能不表现，作家就把它与故事的情节串联起来了。又由于败了合作社家底的任常有突然死亡，反巫神运动又不能不交代，于是小说就出现了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稍显混乱的艺术瑕疵。当文学进入政治一元化时代后，因柳青在表现中国农村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历史的必要性时孕生了“不必要”的纠结情绪，而欧阳山所表现的“民办公助”也时过境迁，《种谷记》与《高干大》的“不合时宜”也就愈发凸显，被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就是《种谷记》和《高干大》之所以出现艺术瑕疵以及因何边缘化的缘由。 二
如果说“征用”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种谷记》和《高干大》之所以出现艺术瑕疵以及因何边缘化的问题，那么，“征用”存在主义理论会有怎样的发现呢？下面，我们再以《围城》为例谈谈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对《围城》文学史意义的确立及其意义。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于1947年5月，小说一经出版即引起轰动。但由于不久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钱钟书与他的《围城》随之也噤声，直到1979年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称赞钱钟书其人其文并高调断言“《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⑥ 后，钱钟书与《围城》研究才重新被激活并促成了内地的反冲力，《围城》的接受也从此步入正轨。
据笔者探析，自1979年至今，《围城》接受在现实主义视阈、新批评视阈、存在主义视阈、比较文学视阈等四个视阈中显示出学术进展轨迹。其中，现实主义视阈虽最先沿用却因接受者先验地以现实主义框架去套验现代主义的文本，从而使接受视阈与文本旨向发生了错位，落入了尴尬的境地；新批评视阈一度因文本中心主义等形式主义方法契合了转型时代的接受诉求，加之夏志清的冲击效应，彰显出蓬勃的生机；比较文学视阈是探析《围城》世界性因素的重要视阈，接受者以平行研究为重点，将重心放在展示钱钟书与《围城》同世界文学大师及其代表作的精神联结上，意味着两种世界同样的伟大；而存在主义视阈因《围城》的存在主义质素为接受者寻求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脉的文本提供了理想的标本，实现了《围城》接受的历史性跨越。⑦ 为什么在四种主要的接受视阈中，只有存在主义视阈实现了《围城》接受的历史性跨越呢？
1947年7月，竞文书局出版《英文新字辞典》，收录Existentialism一词，解释为：“现代法国文学里的一种哲学。”戴镏龄先生看后觉得不妥，便在《观察》第3卷第4期发表《评英文新字辞典》一文，对该词条的释义进行了匡正。钱钟书看后说：“这不大确切，只能说一派现代哲学，战前在德国流行，战后在法国成风气。我有Karl Jaspers： Existenzphilosophie（卡尔·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就是1938年印行的，比法国Sartre. L’Etre et le Nnant.（萨特：生命与虚无）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加缪：西西弗斯神话）要早四五年。近来kierkgaard（克尔凯郭尔）Heidegger（海德格尔）的著作有了英译文，这派哲学在英美似乎也开始流行。本辞典为‘存在主义’下的定义也不甚了了。”⑧ 这是钱钟书为辞典所写的一个补评，并非是针对戴文提出意见，但这却表明，钱钟书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知根知底，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钱钟书以存在主义思想烛照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与人的生存状态，自有其潜在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根基。因此，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阈揭示《围城》的意蕴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更接近钱钟书本意的一种“场外征用”，一种对《围城》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更为契合的有效路径。
的确，表面看来，《围城》通过“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⑨，同时借留学生方鸿渐的遭遇，从新式知识分子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为民族的精神危机样态把脉，对人的现代意义进行哲理的思考。实际上，《围城》是以存在主义思想书写人的存在主义主题，即：人生处处是困境，永远无法摆脱，生活如此，精神亦如此，无法安妥的存在便是人的存在。这也是《围城》的深层主题。
众所周知，钱钟书在《围城》中关于“围城”的旨意出现在小说中褚慎明与苏小姐的一段对话里：“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是对《围城》主题的形象描述。其实，钱钟书曾借方鸿渐之口点明，城里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进去这一“围城”现象，不仅指爱情，也指人生。也就是说，人生也罢，婚姻也罢，莫不如是。若我们将这一哲理加以引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钱钟书先生其实是在探索人的存在哲学的问题，即：人是一个不断探索“我将何为，我将何去，我将何在”的存在物，人生也就是不断探索这一目的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你看，从方鸿渐国外游学→上海工作→途中流离→三闾大学→返回上海的人生经历中，作家不正是表现了进城→出城→进城的人生循环吗？不正是思考人将何为→人将何去→人将何在的意义吗？再联系其他人物如赵辛楣、孙柔嘉、苏文纨、唐小芙、褚慎明、曹元朗等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围城》表达的正是“人生充满不确定性，生活充满无目的性，婚姻也与盲目与偶然相关联，生存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焦虑与不安、悲观与失望、孤独与寂寞、空虚与惆怅等思绪就上升为主导情绪，并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本身的意义与命运的必然性被无意义与偶然性所替代，人对过程、对结果、对手段、对目的的探寻，都失去了对意义本身的探寻，于是，人生不是一个个有希望的联结点，而是一个个无意义的虚枉的再生点。这就是《围城》对人的非理性的深入思考，也是对人生处境的荒诞性的哲学思考，即：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的诠释与准确的表达。”⑩ 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无法勾通的小说”{11}，是很有见地的。也正是作家以存在主义观念审视人生，也才能在主体取向上，以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洞察人生，剥夺人们对意义本源的探寻，撕破人们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将尘世间的荒凉、虚无与荒诞直面地坦示于人间，也才能以反讽与悖论的写作姿态为人们奉献出一部思考人的存在处境及其荒诞性的经典之作。也由此，当解志熙从存在主义视阈给《围城》重新定位时，人们认为他打开了《围城》接受的新疆域，实现了《围城》接受的历史性跨越，因为“通过对方鸿渐那种消极逃避，怯懦认命的人生态度的严厉的批判，钱钟书在召唤一种不畏虚无的威胁而挺身反抗这虚无以肯定自我存在的勇气，在张扬一种勇敢地承担根本虚无的压力并且明知无胜利希望而仍然自决自为的人生态度。这样钱钟书就由对虚无和荒诞的揭示走向了对虚无和荒诞的反抗。这既是《围城》这部现代经典的主旨之一，也是钱钟书与西方存在主义者在思想上的契合之处。”而且，“无须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钱钟书的《围城》和萨特的《理性的时代》是殊途同归，而与加缪的《局外人》则如同一辙。如果说萨特的《理性的时代》是直接从正面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自为的勇气，并把这种自由和勇气推到极端的话，那么钱钟书和《围城》和加缪的《局外人》则是从反面来启示人们，当孤独的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和荒诞的存在处境时，有没有一种个体主体性，有没有一种敢于独立自为的勇气，一种不畏虚无而绝望地反抗的勇气，就是生死攸关的事了。而不论是从正面揭示也好，还是从反面暗示也罢，钱钟书、萨特和加缪的出发点与思路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而且他们都以独特的创作表现了无畏的勇气，确定了他们各自存在的独特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敢于通过《围城》的创作来表达他对人生之虚无与存在之荒诞的认识，这本身就意味着对这虚无和荒诞的蔑视与反抗；而他也由此为20世纪世界文学贡献了一部经典之作，确立了自己的不朽地位。”{12} 我们也据此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现代主义思想出色地传递现代人观念的优秀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与世界意识同步构建的重要标志。而这一观点我也曾多次在教学中谈及。至此，《围城》的主题意义与文学史意义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征用”下得到新的阐发。
当然，我们还可以“征用”叙事学理论、符号学理论等其他理论对现代长篇小说作进一步的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具体展开了。
文学的疆域看似有边实无边，文学的探索看似有度实无度，以探求之心打开未知的视阈，以创造之意开启文学这扇神秘莫测的门，是文学不断焕发生命力的根本动力。在探索的道路上，要鼓励探索，允许先破再立，不破不立。“场外征用”亦是如此。“偏离”是一种可能，但“刷新”同样是另一种可能。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偏离”是否意味着“刷新”呢？只要我们以开放的胸怀面向文学，我们的世界将无比宽广。
注释：
①②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③ 雪苇：《读〈种谷记〉》，《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大连光华书店出版1948年版，第158页。
④ 赵树理：《介绍一本好小说——〈高干大〉》，《人民日报》1948年10月7日。
⑤ 参见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⑥{1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80、385页。
⑦ 陈思广：《〈围城〉接受的四个视阈——1979——2011年的〈围城〉接受研究》，《新疆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⑧ 钱钟书：《补评英文新字辞典》，《观察》1947年第5期。
⑨ 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⑩ 陈思广：《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审美构成与艺术贡献》，《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2} 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234页。
作者简介：陈思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64。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场外征用；经济学；存在主义；《种谷记》；《高干大》；《围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9-0088-05
文学阐释是否应恪守文学的疆域，遵循文学本体的法则，许久以来似乎是一个无需辩驳的问题。但随着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的强势涌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经学院派的传承与实践，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符号学、现象学、知识考古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史哲学观念阐释文学，已成为许多学人刷新存在感的自觉追求。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中的一些范畴如控制论、概率论、统计学等也被嫁接过来，生成文学研究的新范式，文学阐释也由之前单一的批评样式扩展为多样的、跨专业的、融交叉学科为一体的多元共生的批评格局。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新疆域，丰富了人们的认知结构，当然，也带来了另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即：文学本体研究的弱化与文学阐释的无边化，特别是当一些学人越来越热衷于简单地“拿来”西方现代文论并生吞活剥、生搬硬套时，这种因过度阐释而偏离文学本体甚至跨越文本所应有的接受向度以至以讹传讹、恶性循环的现象更令人忧虑。有学者将之总结为“强制阐释论”，并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四种模式。① 应该说，这一批评确实抓住了当今文学阐释的一些乱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批评者脱离文本实际所滋生的教条化、僵化的症候，对我们构建契合文学实践的新理论体系以回归文学本体批评，防止错位阐释，过度阐释，有十分重要的警醒作用。但是，这也由之引发了人们的另一番思索：文学阐释是否具有恒定的疆域？文学接受是否存在既定的向度？世上是否存在一把包开文学阐释的万能钥匙？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的创造力决定着文学疆域的不断拓展，决定着接受视阈的不断拓新，这是人类文学创造力的自然体现，也是文学接受不断发展的历史必然。对于阐释者而言，就如同一个科学的探路人，对于一切新生事物或未知的事物都充满着好奇。当一种新的方法有可能打通文学的疆域进而衍生新的阐释向度时，他会毫不迟疑地闯入新的领地，用自己的智慧开启文学阐释的另一扇门。虽然这种急切地闯入或许会因鲁莽而显得缺乏周密性，甚至有可能破坏原有的结构，但它毕竟打开了文学世界的另一扇门，激活了文学应有的、开放的、自在的，但又锐新的序列，为文学的血液注入了新的活力。“闯不闯”是一回事，“对不对”是另一回事，只有永葆锐意进取的心态，才能不断地打开文学阐释的新疆域、拓新文学接受的新向度，文学生命才能活力四射，历久弥新，文学研究也才能推陈出新，生机盎然。因此，《强制阐释论》一文虽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但过于强调“强制阐释”的偏离性而轻视“强制阐释”的拓新性，忽视文学疆域的打开与接受向度的新拓展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值得商榷的。因笔者主要从事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工作，故想从现代长篇小说阐释疆域的打开与接受向度的新拓展对现代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的意义与影响的角度就教于张江教授，又因限于篇幅，仅讨论“场外征用”与现代长篇小说接受的新向度问题。不当之处，敬请张江教授批评指正。
一
“场外征用”依张江教授的理解是指“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②。乍一看，这一界定很有道理，但琢磨后就会发现，“场外征用”“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只是一种可能性，另外的可能性或许是给文学阐释带来新的路径，带来新的启迪，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刷新我們的认知。因此，笔者认为，“场外征用”不宜简单地判定为一种走向，就其效果而言，其利大于弊，其得大于失，值得我们认真研讨。
我们的讨论不妨先从柳青的《种谷记》和欧阳山的《高干大》的阐释与接受说起。
《种谷记》和《高干大》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解放区长篇小说创作的首批成果，1947年出版后受到了解放区文艺界的普遍欢迎。如雪苇就认为，《种谷记》“以体验的深刻与技巧的优越突破了从文学来表现革命的农民及其生活和斗争的作品的一般水平，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立下了一座实践的丰碑”③。赵树理也认为，《高干大》“是一本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小说”④。按理说，这样一部实践讲话精神的开创性作品应该在之后的文学史中被迅速纳入文学的“方向”中并予以肯定或被“经典化”。1949年5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已将这两部作品收录其中，可见已初步迈入了“经典化”的门槛。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之后小说不仅没有“经典化”反而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被迅速边缘化，即便是在1950年代初期革命文学经典化进程中的文学接受和文学史叙述里，这两部从未因政治倾向问题受到批判的作品也未引起真正的重视。诚然，小说在艺术上略有瑕疵，如《种谷记》读来有些拖沓，结构也有些松散，主题给人以含混之感；《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稍显混乱，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性。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瑕疵？它们被迅速边缘化是否与之有关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笔者由此想到，既然《种谷记》和《高干大》都是以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那么，我们“征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审视这两部作品，也即是当我们以边区经济建设中的“经济逻辑”探寻文本时，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呢？ 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的构建以私有产权、市场和资源稀缺性为前提，在经济主体做出决策时有四条原理：权衡取舍的必然存在、成本意识、边际变量的考虑和对激励的反应。⑤ 基于以上四条原理，我们将参与经济的主体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决策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思维方式称为“经济逻辑”。《种谷记》和《高干大》所表现的正是边区经济建设中如何利用经济原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故事。《種谷记》写王家沟农会主任王加扶欲响应上级的号召动员全村农民以变工队的形式集体种谷，村主任王克俭却并不积极，富家王国雄也从中挑拨，变工互助工作无法进行（王克俭还同其它8户人家自己种了谷）。看到集体种谷的计划无法实现，王加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上级并在区长的支持下撤换了王克俭的职务，与其他积极分子一起实现了集体种谷的愿望。《高干大》写任家沟合作社主任任常有不为民办事，群众意见很大。副主任高生亮（高干大）有感于村里没有医生造成孩子夭折，主张成立医疗合作社，受到群众欢迎。由于高干大为民着想，办实事，合作社办得十分兴旺，并利用积累的资金，办起了纺织厂、信用社、运输队。而郝四儿为乡长弟媳“赶鬼”时出了人命，嫁祸于合作社被高干大训斥，便对高干大怀恨在心，不断地制造事端，挑拨是非，装神弄鬼，直到装鬼的郝四儿摔死，闹鬼的事才真相大白。之后，合作社分了红，区领导也肯定了高干大正确的方向，高干大被选为总社主任，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表面看来，两部小说都在写边区经济建设中如何组织好农民建好合作社的问题，但实际上所表现的“方向”却大不相同：《种谷记》认可的是源于上级行政手段的“集体种谷”，故以对上级行政命令的执行与否作为人物命运与故事结局的最终结果；《高干大》肯定的是源于农民实际利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故以农民现实利益的受益度作为衡量的标准并予以认同。这其中虽有政治的取向，但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样的“命题”创作，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方向”呢？原来，《高干大》写作的时期恰是边区政府放弃包办代替，允许民办公助并将经营权放回民间、尊重市场规律的时期，而《种谷记》则是政府包办，以“突击运动”的方式组织农民进行生产经营的时期。指导方针不同，创作的旨向自然不同。但“经济逻辑”终究是关于“主体”进行决策的逻辑，追求的是经济主体的自身利益，当自身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如何取舍自然摆在了每个利益者面前。为解决边区政府的经济困难，也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边区政府自然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与边区政府扩大税源的利益相一致的个人诉求，相应的政策也会得到积极的贯彻落实。但如果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与边区政府的举措并不一致，农民不能从中得到实惠反而需负重时，农民就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抵触，甚至消极对抗。
在《种谷记》与《高干大》中，我们也正好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农会主任王加扶行动积极，村主任王克俭却消极抵触。对此，小说还特意写到了王克俭的顾虑：“狗为了一块骨头互相咬得皮破血流，满嘴是毛；两个牲口拴在一个槽上，互相踢得神嚎鬼哭；鸡啄到一条毛毛虫，连忙夹在嘴里跑开鸡群独吞了，人比它们更会耍心眼。工作人员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发展变工，那是为了朝他们的上级显功……减租算账说是为了日子过不了，扑在前边还有理由，这变工又是为了什么呢？”王克俭没有从中看到自己应得的实际利益。高干大也在反驳任常有时说：“我的好神神！咱们凭良心说，合作社办了五年，给过全体人民什么利益？人家正是问咱们要利益嘛！——咱们光会口说，实地上什么利益也没给别人拿出来！”只有让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合作社才能办下去，也才能办好。所以，当区里强行征收股金时，他元气充足地说：“政府有困难，老百姓又有意见，这件事叫我合作社给咱办！这样的事也办不了，合作社还有个球用！只要政府里能够答应迟半年用钱，我合作社把公债都包了。不要政府费事，又不要老百姓出一个钱，将来还能够给老百姓分红利！”农民看重的是实际的利益。但艺术的呈现也恰恰在这里出现了问题：作为信服讲话精神的柳青和欧阳山，既要表现农民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必要性，又要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如实摹写这一产生方式对农民实际利益的影响与冲击；既要表现党的政策给农村合作社带来的新变化，又要真实地反映自主性的经营模式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和积极性。于是，文学的政治功利原则与现实主义精神之间就产生了无法顾全的矛盾。也由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柳青理性地刻画出“引路人”王加扶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又客观地描写出“蜕化者”王克俭的退坡思绪；一方面极力支持，大力倡导党的引路意义，另一方面又十分理解、暗自同情自耕农的自主行为。写“引”缘自于党的方针政策，缘自于作家的党员身份；写“蜕”缘自于经济逻辑，缘自于作家的农民出身。党员作家的身份使他撤换王克俭的职务将王加扶推向前台，将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历史的必要性；底层农民的身份又使他理解王克俭的现实选择，将历史的必要性转化为现实的复杂性。两种矛盾相互纠结，小说就不是路线斗争的线性展示，而是鲜活的陕北生活气息与日常生活化的诗意书写，虽然王加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舒缓而略显拖沓的情节与松散的结构无形中削弱了“引路人”的意义，也使主题变得含混起来。欧阳山亦同样如此。一方面他塑造了支持任常有的区长程浩明，另一方面又着力刻画了赞成高干大的区委书记赵士杰；一方面他写到了错误的方针政策使任常有的合作社走向了死胡同，本人也酗酒死去，另一方面也写到了新的经济政策使高干大的合作社兴旺发达，生机勃勃，本人还被树为当地的劳模。所不同的是，欧阳山所表现的是整风运动前农村的经济建设行为，当时延安建设厅提出的是“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公助”，因此，他对高干大的刻画就显得较为直截，只需表现出高干大如何与边区政策相一致，以“经济逻辑”为杠杆走群众路线并且卓有成效就行。但因反巫神是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运动又不能不表现，作家就把它与故事的情节串联起来了。又由于败了合作社家底的任常有突然死亡，反巫神运动又不能不交代，于是小说就出现了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稍显混乱的艺术瑕疵。当文学进入政治一元化时代后，因柳青在表现中国农村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历史的必要性时孕生了“不必要”的纠结情绪，而欧阳山所表现的“民办公助”也时过境迁，《种谷记》与《高干大》的“不合时宜”也就愈发凸显，被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就是《种谷记》和《高干大》之所以出现艺术瑕疵以及因何边缘化的缘由。 二
如果说“征用”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种谷记》和《高干大》之所以出现艺术瑕疵以及因何边缘化的问题，那么，“征用”存在主义理论会有怎样的发现呢？下面，我们再以《围城》为例谈谈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对《围城》文学史意义的确立及其意义。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于1947年5月，小说一经出版即引起轰动。但由于不久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钱钟书与他的《围城》随之也噤声，直到1979年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称赞钱钟书其人其文并高调断言“《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⑥ 后，钱钟书与《围城》研究才重新被激活并促成了内地的反冲力，《围城》的接受也从此步入正轨。
据笔者探析，自1979年至今，《围城》接受在现实主义视阈、新批评视阈、存在主义视阈、比较文学视阈等四个视阈中显示出学术进展轨迹。其中，现实主义视阈虽最先沿用却因接受者先验地以现实主义框架去套验现代主义的文本，从而使接受视阈与文本旨向发生了错位，落入了尴尬的境地；新批评视阈一度因文本中心主义等形式主义方法契合了转型时代的接受诉求，加之夏志清的冲击效应，彰显出蓬勃的生机；比较文学视阈是探析《围城》世界性因素的重要视阈，接受者以平行研究为重点，将重心放在展示钱钟书与《围城》同世界文学大师及其代表作的精神联结上，意味着两种世界同样的伟大；而存在主义视阈因《围城》的存在主义质素为接受者寻求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脉的文本提供了理想的标本，实现了《围城》接受的历史性跨越。⑦ 为什么在四种主要的接受视阈中，只有存在主义视阈实现了《围城》接受的历史性跨越呢？
1947年7月，竞文书局出版《英文新字辞典》，收录Existentialism一词，解释为：“现代法国文学里的一种哲学。”戴镏龄先生看后觉得不妥，便在《观察》第3卷第4期发表《评英文新字辞典》一文，对该词条的释义进行了匡正。钱钟书看后说：“这不大确切，只能说一派现代哲学，战前在德国流行，战后在法国成风气。我有Karl Jaspers： Existenzphilosophie（卡尔·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就是1938年印行的，比法国Sartre. L’Etre et le Nnant.（萨特：生命与虚无）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加缪：西西弗斯神话）要早四五年。近来kierkgaard（克尔凯郭尔）Heidegger（海德格尔）的著作有了英译文，这派哲学在英美似乎也开始流行。本辞典为‘存在主义’下的定义也不甚了了。”⑧ 这是钱钟书为辞典所写的一个补评，并非是针对戴文提出意见，但这却表明，钱钟书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知根知底，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钱钟书以存在主义思想烛照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与人的生存状态，自有其潜在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根基。因此，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阈揭示《围城》的意蕴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更接近钱钟书本意的一种“场外征用”，一种对《围城》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更为契合的有效路径。
的确，表面看来，《围城》通过“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⑨，同时借留学生方鸿渐的遭遇，从新式知识分子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为民族的精神危机样态把脉，对人的现代意义进行哲理的思考。实际上，《围城》是以存在主义思想书写人的存在主义主题，即：人生处处是困境，永远无法摆脱，生活如此，精神亦如此，无法安妥的存在便是人的存在。这也是《围城》的深层主题。
众所周知，钱钟书在《围城》中关于“围城”的旨意出现在小说中褚慎明与苏小姐的一段对话里：“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是对《围城》主题的形象描述。其实，钱钟书曾借方鸿渐之口点明，城里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进去这一“围城”现象，不仅指爱情，也指人生。也就是说，人生也罢，婚姻也罢，莫不如是。若我们将这一哲理加以引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钱钟书先生其实是在探索人的存在哲学的问题，即：人是一个不断探索“我将何为，我将何去，我将何在”的存在物，人生也就是不断探索这一目的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你看，从方鸿渐国外游学→上海工作→途中流离→三闾大学→返回上海的人生经历中，作家不正是表现了进城→出城→进城的人生循环吗？不正是思考人将何为→人将何去→人将何在的意义吗？再联系其他人物如赵辛楣、孙柔嘉、苏文纨、唐小芙、褚慎明、曹元朗等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围城》表达的正是“人生充满不确定性，生活充满无目的性，婚姻也与盲目与偶然相关联，生存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焦虑与不安、悲观与失望、孤独与寂寞、空虚与惆怅等思绪就上升为主导情绪，并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本身的意义与命运的必然性被无意义与偶然性所替代，人对过程、对结果、对手段、对目的的探寻，都失去了对意义本身的探寻，于是，人生不是一个个有希望的联结点，而是一个个无意义的虚枉的再生点。这就是《围城》对人的非理性的深入思考，也是对人生处境的荒诞性的哲学思考，即：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的诠释与准确的表达。”⑩ 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无法勾通的小说”{11}，是很有见地的。也正是作家以存在主义观念审视人生，也才能在主体取向上，以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洞察人生，剥夺人们对意义本源的探寻，撕破人们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将尘世间的荒凉、虚无与荒诞直面地坦示于人间，也才能以反讽与悖论的写作姿态为人们奉献出一部思考人的存在处境及其荒诞性的经典之作。也由此，当解志熙从存在主义视阈给《围城》重新定位时，人们认为他打开了《围城》接受的新疆域，实现了《围城》接受的历史性跨越，因为“通过对方鸿渐那种消极逃避，怯懦认命的人生态度的严厉的批判，钱钟书在召唤一种不畏虚无的威胁而挺身反抗这虚无以肯定自我存在的勇气，在张扬一种勇敢地承担根本虚无的压力并且明知无胜利希望而仍然自决自为的人生态度。这样钱钟书就由对虚无和荒诞的揭示走向了对虚无和荒诞的反抗。这既是《围城》这部现代经典的主旨之一，也是钱钟书与西方存在主义者在思想上的契合之处。”而且，“无须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钱钟书的《围城》和萨特的《理性的时代》是殊途同归，而与加缪的《局外人》则如同一辙。如果说萨特的《理性的时代》是直接从正面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自为的勇气，并把这种自由和勇气推到极端的话，那么钱钟书和《围城》和加缪的《局外人》则是从反面来启示人们，当孤独的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和荒诞的存在处境时，有没有一种个体主体性，有没有一种敢于独立自为的勇气，一种不畏虚无而绝望地反抗的勇气，就是生死攸关的事了。而不论是从正面揭示也好，还是从反面暗示也罢，钱钟书、萨特和加缪的出发点与思路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而且他们都以独特的创作表现了无畏的勇气，确定了他们各自存在的独特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敢于通过《围城》的创作来表达他对人生之虚无与存在之荒诞的认识，这本身就意味着对这虚无和荒诞的蔑视与反抗；而他也由此为20世纪世界文学贡献了一部经典之作，确立了自己的不朽地位。”{12} 我们也据此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现代主义思想出色地传递现代人观念的优秀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与世界意识同步构建的重要标志。而这一观点我也曾多次在教学中谈及。至此，《围城》的主题意义与文学史意义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征用”下得到新的阐发。
当然，我们还可以“征用”叙事学理论、符号学理论等其他理论对现代长篇小说作进一步的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具体展开了。
文学的疆域看似有边实无边，文学的探索看似有度实无度，以探求之心打开未知的视阈，以创造之意开启文学这扇神秘莫测的门，是文学不断焕发生命力的根本动力。在探索的道路上，要鼓励探索，允许先破再立，不破不立。“场外征用”亦是如此。“偏离”是一种可能，但“刷新”同样是另一种可能。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偏离”是否意味着“刷新”呢？只要我们以开放的胸怀面向文学，我们的世界将无比宽广。
注释：
①②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③ 雪苇：《读〈种谷记〉》，《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大连光华书店出版1948年版，第158页。
④ 赵树理：《介绍一本好小说——〈高干大〉》，《人民日报》1948年10月7日。
⑤ 参见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⑥{1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80、385页。
⑦ 陈思广：《〈围城〉接受的四个视阈——1979——2011年的〈围城〉接受研究》，《新疆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⑧ 钱钟书：《补评英文新字辞典》，《观察》1947年第5期。
⑨ 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⑩ 陈思广：《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审美构成与艺术贡献》，《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2} 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234页。
作者简介：陈思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64。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