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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曜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诗人、国内外知名学者，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就，特别是在云南边疆民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与西南五省的民族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
出身与家庭背景
马曜（公元1911—2006年）1911年10月出生于云南省洱源县茈碧湖镇大果村的一个白族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马东初（1884—1946年）是前清秀才，先后任昆明成德中学教员、《云南教育》杂志总编，1936年任永平县县长。次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为了开通滇缅公路永平段的70公里，他极力动员组织民工筑桥修路，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全线通车，创造了滇缅公路修筑史上的奇迹，功居第一。1940年到龙陵县任职。
马曜7岁以前，他的父亲在大理、昆明等地读书、教书，对他照顾很少，全靠他的母亲一人抚养。《马曜自传》中说：“ 我自幼在家依靠母亲戴坤翠生活。”他的母亲年轻时在家种庄稼、种蔬菜，自耕自食。后来他的父亲当了县长，家里积攒了点钱，才到乔后买了一口盐灶，请了一个盐工帮助她煮盐维持生计。生活尽管艰辛，但是，白族人自古把耕读传家融为一体不能分割，凡是有井水处皆有学堂。小孩到了读书的年龄，不论贫富，都要把子女送到学堂读书。马曜7岁那年，他的母亲把他送到本村私塾读书。从7岁到9岁读了《幼学琼林》《四书》等书籍。在学习之余放牧一头小牛，并且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半耕半读，加上他勤奋与天资聪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20年，他的父亲回家探亲，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见他作对联、写文章有一定的行文基础，便鼓励他加强学习。那个时期，滇西军阀混战，土匪蜂起，难以安居乐业，读书也是东躲西藏，迫使他辗转于县境内的五充、鹅墩、凤羽等地的私塾读书。而且，随时入学随时辍学，奔忙于学校与学校之间。1923年进入县城高小读书，因为社会混乱，不到一年就废掉了学业，被迫在家，因为战乱、匪乱被迫停学了三年。幸好家中有他的父亲收藏的一柜图书，渴望学习的他如获至宝，尽情地涉猎在书海之中。当他读了戊戌变法前后出版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书以后，他粗略地懂得了大概的意思，中国需要变革，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1924年，马曜跟随母亲避乱到大理，一年后回到洱源茈碧湖镇大果村。1926年与他的父亲在大理生活半年，学习古体诗。他的母亲迁居乔后盐井，以煮盐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的影响逐渐加深，使他意识到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从此立志刻苦学习。1927年的秋天，马曜考入了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萌发了革命思想。1930年与同班同学施介等由洱源步行15天到达昆明，考入高级农校，在学校里读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新文化书籍，开始写作白话诗在小报上发表。并且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影响，决定要到上海寻找革命真理，推翻黑暗的旧世界。于是，放弃农校的学习，补习半年后，从越南去南京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
寻找真理投身革命
1931年，马曜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西区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激流當中，并参加街头募捐队，支援东北义勇军。1932年的夏天，受到党组织的委派，以探亲的名义去湖北襄阳国民党滇军范石生部策反。因为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曾经借住于范石生的部队里面，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了这件事，范石生受到牵连，由16军的军长的职务，降职为51师的师长，调到今天的湖北省襄樊市驻扎。马曜到达范石生部队以后，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下级军官，约他们秘密集会多次，计划策反起义，拉部队到红四方面军。秋天回到学校向党组织汇报了在范石生部队的策反工作情况。1934年春天，上海的党组织相继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马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又在这一年的夏天回到湖北范石生指挥的黔军34旅干部学校教书，继续从事策反工作。1935年春天，马曜在范石生部队结识的同志通知他，范石生企图在江西策划反蒋，要他赶到江西庐山配合范石生的行动。当他到达庐山时，范石生的反蒋行动已经失败，只好寄居于“五一” 公寓，应聘在李一平创办的芦林学校教书。但到了冬天，马曜的肺结核病发作，卧床治疗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有芦林学校的学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被国民党发现，年底蒋介石以“聚众讲学，图谋不轨”的罪名，勒令将芦林学校解散。在这样的环境中，马曜只好投奔芦林学校共事过的仙游县县长周山。时值“七·七”事变，他留在仙游县帮助周山做备战工作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取道香港回云南，不幸又病倒在香港。在香港治病期间为郭沫若的诗《归国抒怀》作和诗一首，题为《香岛和郭沫若先生》，由郭沫若交到广州《救亡日报》发表，年底才回到昆明。
1938年，马曜先后任安宁温泉小学校长，安宁中学、武定中学教员。1939年上半年任镇南（今南华）高级师范文史教员，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继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学教师班进修。1940年下半年任昆华中学高中部文史教员。抗战期间，马曜常常利用学校课堂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抗战胜利后，马曜参加民盟，并声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他遵照闻一多等人的建议，以教育界人士的身份竞选云南省参议会议员，开展合法斗争。按照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马曜与杨青田、唐用九3人编成统战工作组，团结参议会中的积极分子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1941年秋天，马曜因肺病复发，回洱源养病。
当马曜回到洱源之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腾冲、龙陵，对保山狂轰乱炸，前线战事吃紧，部队缺少食盐。他知道以后，在洱源建立了“正记运输公司”盐业转运站，把乔后的盐巴用马帮驮运到沙坪码头，用船运送到下关，转运到保山，支援滇西抗日前线的军民。
开展统战工作
1946年，马曜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党议会积极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为此由马曜发起的九个省参议员《致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司令何绍周公开信》，抗议国民党军警镇压昆明大、中专学生反美抗日爱国运动，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 1948年，马曜与中共云南省委取得联系，参加工委直接领导的统战工作三人小组成员。通过统战关系推荐进步人士甘蕣任国民党洱源县的县长，在洱源建立“两面政权”;这个政权表面上是国民党的政府，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安排的县长甘蕣掌权，把洱源县的政权控制在了共产党手里。把“七·一五”事件中暴露身份的一批共产党员转移到洱源开展工作，其中万国强、周涛等先后任地下县委书记。1949年，在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由参议会中共统战工作小组发起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阻止国民党李弥、胡宗南及桂系军队进入云南，并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调离了何绍周。当时云南的形势很复杂也很严峻。马曜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利用“议员”身份多次与云南省主席卢汉商谈，敦促动员卢汉和平起义。马曜曾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逮捕的主要对象，转回到洱源“边纵”第七支队工作。到了12月卢汉起义以后，滇西北地委派欧根与马曜接管大理地区。1950年初，原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写信给周保中，派马曜以地委级别的干部到军管会和省委统战部工作。7月马曜率领云南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起义人员代表，组成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纪念典礼，然后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参观访问。回到昆明以后，参加筹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五人小组成员，在省委的领导下工作。1951年筹建云南民族学院。1953年，任云南省委边疆工作队副总队长，到德宏边疆开辟工作。
1952年，中共云南省委根据边疆地区一些后进民族的特殊情况，提出“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即团结这些民族的部落头人，疏通民族关系，从发展生产和开展与生产有联系的贸易、卫生、文教工作入手，先后派遣民族工作队深人农村，做更谨慎稳妥、更深人细致、更耐心艰苦的群众工作。省委认为，对这类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从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出发，采取不同于其他民族地区的政策。
为此，1953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边委派遣省边委研究室主任马曜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德宏地区潞西县遮放区西山景颇族聚居区调查，主要研究景颇族和类似景颇族情况的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什么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工作组在西山进行了30多天的调查研究，结合1952年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队长仍是马曜）在瑞丽、陇川景颇族的群众工作实践，于1953年7月给中共云南保山地委写了《从遮放西山区的情况看景颇、德品（當时称崩龙）等民族地区的生产问题》的报告，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1）山区的基本情況：一是自然条件优越，土壤、气候比内地山区好，适宜于发展水稻、旱地作物和经济作物。二是景颇族社会内部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景颇族山官从事劳动，其生活相当于，甚至低于内地中农水平。全区34个（户）山官中，有4户出租少量土地，有22户缺粮，7户靠卖工度日。山官对辖区（一般一寨有一个山官）每个农户每年派官工（劳役）三至四天，或征收相当数量的“官谷”，群众杀牲祭鬼和猎获野兽时，送山官一腿肉，其剥削量不超过一个主要劳动力全年劳动量（120天）的5%。山官的剥削还未达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山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每年播种前，要由山官先散种。群众没有打倒山官的要求。三是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大部分实行刀耕火种，水田很少。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没有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2）巩固地团结以山官为首的察头、度头（沙、师）、拉事头（血族复仇的头人）四种人物是稳定山区和发展生产的重要环节。山官是农村公社头人，被认为是本氏族和部落生存的保护人，没有山官的寨子设寨头一人，作用类似山官;魔头被认为是本族有知识的人。以上三种人往往又兼“拉事头”。弄丙寨440人中，新中国成立前成年男子没有参与过拉事的人（血族复仇和抄家拉人），说明景颇族正处于原始公社解体到国家权力产生的军事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和傣族地区的土司上层比较起来，四种人容易争取团结，他们对共产党的最大顾虑是“改官”。
（3）景颇族基本上保持村社土地公有私耕制度，平均主义观念严重，因此，在动员群众开荒和固定耕地过程中，建议谁固定的耕地归谁所有，以培养私有观念和克服依赖思想。
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阻碍景颇族生产力发展的不是阶级剥削，而是生产水平滞后，社会分工和交换不发达以及原始的陈规陋习等。中共保山地委书记郑刚收到报告后，同意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并在当时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报告。
工作组又继续在西山从事调研工作，历时40天，共调査了40个寨子（其中东山6个）、6个典型寨（东山2个），14个典型户（东山1个），计景颇族950户、4103人，德昂族16户、78人，汉族107户、471人。德昂族受景颇族山官统治，更加贫穷落后。调查结束后，马曜又为中共潞西县工委起草了《关于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1953年9月，潞西县工委在西山弄丙寨召开了县工委扩大会议，由县工委书记段华民主持，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王家广出席，会上通过了这个《报告》。
会后马曜到保山向郑刚和当时来保山视察的云南省人民副主席（后为省长）郭影秋、省边委副书记王连芳汇报，正式提出景颇族地区土地改革内容不多，针对土地占有不集中和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实际情况，可以不必重分土地和划分阶级，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通过互助合作，消灭原始因素和落后因素，并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郭、王、郑三人都同意这个意见。回昆明后，马曜又向中共云南省委作了专题汇报。省委主要领导一致表示同意，并上报中共中央批准。1954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边疆民族地区有区别、有计划地开展过渡时期的宣传指示》中就指出：“在阶级分化不明显的落后民族中（如傈僳族、景颇族等），可通过适当形式公开说明不进行内部的土地改革。”
1954年，中共德宏州委员会根据上述精神办了四个合作社，即潞西县西山营盘乡赵老三合作社（下坝生产合作社，主要为德昂族）、盈江县普仑芒桑合作社、旧城区小新寨合作社、陇川县邦瓦勒动合作社（后三个社是景颇族两个、德昂族一个）。这些合作社均获得农业增产。这样，德宏地区的“直接过渡”地区试办生产合作社早于和平协商土改地区两年。中共德宏州委后来在四五个乡的范围内，选择人口比较集中、交通比较方便，并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中心地区，建立生产文化站，使其逐步形成该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产文化站是县以下相当于区一级的党政一元化领导机构，配备包括生产、文教、卫生、贸易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员。 由于德宏地区“直接过渡”试点的成功，接着又在景颇、傈僳、独龙、怒、佤、布朗、基诺、德昂等8个民族和部分拉祜、苗、瑶等族以及克木人、芒人等约60多万人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今怒江、德宏、西双版纳、思茅、临沧、红河等地州的23个县的山区），采取“直接过渡”的政策，逐步举办合作社。这类地区的共同特点，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农业与手工业还没有分离，部分处于刀耕火种农业阶段，部分处于锄耕农业阶段，部分出现了比较发达的锄耕农业和犁耕的萌芽。二是和这种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类地区的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其中独龙族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父系家庭公社阶段;布朗（部分）、基诺、景颇等族基本上保持着土地“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农村公社制度;傈僳（大部分）、怒、佤（部分）等族中已出现家长奴隶制关系。总的说来，这些民族都分别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和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既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土地公有、共耕、伙种、协作等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养少数称为“养子”的家庭奴隶、雇工、债利、牛租以至借种、分种的初级地租形态等剥削关系，但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阶级社会。三是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不少人“赶山吃饭”，采集山茅野菜，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加上大量杀牲祭鬼，有的民族还有砍人头祭祖和民族仇杀的习俗，严重破坏生产力。四是这些民族分布于400公里国境线边沿一线，都是跨境而居，境内外民族相连。怒江州南部和临沧、思茅大部分地区处于中缅北段和南段“一九四一线”未定界区域，民族关系和内外关系十分復杂。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国民党残匪的窜扰，直到1952年，党和政府的干部还不能进入大部分佤族居住的地区开展工作。1953年以后，实行“直接过渡”的方针，这些地区生产发展了，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6年，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书记孙雨亭在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边疆民族工作的报告》中说到，这类地区“不再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这一阶段将继续根据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苦农民，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团结和教育一切与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人物，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以及加强与生产有关的各项工作，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党悟，增加社会主义因素，逐步消除不利于生产和民族发展的落后因素，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肯定了德宏州建立生产文化站的做法。同年11月，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于一川也在一次报告中说：“首先应该肯定在这些地区直接过渡的道路是对的，就是这样办。其次在办社的速度上不宜太快。这种地区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作更艰苦。必须明确，任何原始落后的因素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直接基础。”他还说：“既然在原始落后的民族中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么，这些地区的个体经济发展提高一点，也不会破坏社会主义。”郭影秋同志提出“一少（要的少）二多（给的多）三公道（买卖公道）”的方针，也主要是针对这类地区而言。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农业局局长杨永生，在总结实施“直接过渡”这一政策的经验时，曾作了如下的说明（要点）：德宏以景颇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山区，采取不进行土地改革而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1954年至1966年，已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不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也同时完成了民主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历史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主要成绩是：第一，彻底废除了部落酋长的山官制度。首先，完全废除了山官对土地的控制权，实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其次，完全废除了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官工、官谷、官烟、兽腿、年礼、保头税等山官特权剥削，以及地租、高利贷等封建剥削。再次，彻底瓦解了由山官、寨头、董沙、军事头（拉事头）所组成的政治制度。第二，淘汰了阻碍生产发展的原始部落残余。首先，废除了不计报酬的原始伙干共耕残余“吾戈拢”（景颇支称“戛索格格”）。其次，革除了祭祀官庙制度（在春耕之前，各村都要由山官率领百姓祭祀官庙）。再次，基本控制了杀牲祭鬼。最后，消除了械斗。此外，原始平均主义的劳动和分配、通宵达旦“串姑娘”、通宵达旦跳丧葬舞等习俗，也随着合作化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改革或改善。第三，提高了科学文化水平。首先，逐渐树立了按劳分配以及生产、积累、合理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观念。其次，党和政府大力倡导教育，提高了各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第四，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历史已经证明，对云南边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直接过渡”都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的提出既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历史还说明，在云南，这个问题的提出，首先应当提到马曜。正如当事人王连芳在回忆录中指出的：“怎样使阶级分化不明显的民族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民族部门和边疆地区的领导都不同程度地进行酝酿。这些酝酿和试验当然是一种新思想形成的必然过程，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对这些地区实行直接过渡等比较系统的正式建议，并促其成为省委的决定，则是马曜同志的贡献。1953年8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郭影秋和我、马曜一起到保山，郭与我留在当地参加干部会，听汇报，马曜先去潞西县西山景颇族地区调研。他根据调研情况和民族工作队在瑞丽、陇川景颇族地区的实践，代潞西县工委起草了一份报告。马曜回保山后，又向地委书记郑刚和我汇报，我俩表示同意，并一起向郭影秋汇报。经郭同意后，我们又一道回昆明向省委作了专门汇报。经省委正式讨论决定，这类地区不必再把土改作为一个专门运动阶段进行，而是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经济文化，取消某些剥削和原始落后因素，逐步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王连芳进一步指出“直接过渡”的具体实践是从德宏地区开始的，不久由点到面开展起来。
绕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直接过渡，无论是理论上或实践上，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都取得了重要成效。而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忘记马曜所作的贡献。
“直接过渡”政策的理论探讨
谢本书在《马曜评传》中说：马曜首先提出的，云南边疆地区的一些后进民族，如景颇族等，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指在这类民族中可以“不分土地、不划阶级”，即不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运动阶段进行。当然，这里也包含按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超越其中一个以至几个发展阶段，直接向高级社会形态飞跃。历史上的日耳曼人，中国古代周边的一些民族，都曾越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就是鲜明的例证。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也可以通过国家和先进民族的帮助，使后进民族不仅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甚至超越某些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践证明，我们已经在云南边疆这类民族中通过“直接过渡”政策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但由于经济、文化，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因而不能说我们已经完成超越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可以跨越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却不能跨越，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走了第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说明，关于落后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首先是在19世纪40至50年代由俄国民粹派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875年至1883年间，发现了俄国存在着份地制和重分土地的农村公社，包括公社占有和管理制度，从而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现存的农村公社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农村公社是原始公社制度最后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一种经济组合形式，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有过这种原始公社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1版19卷450至451页中指出：“农业公社（按，即农村公社）既然是原生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他同时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态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他们接着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俄国有发展资本主义和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落后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在落后民族中进行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启迪意义的。列宁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恩格斯在1890年以后也和列宁一样批判民粹派观点的错误了。叶自成《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历史发展》中说：“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是一个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和有所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批判民粹派到与民粹派中某些合理因素相接近的过程，是一个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开始有所不同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由此可见，深人探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落后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对于云南边疆一些后进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马曜“直接过渡”的意见经省委采纳，并报中央批准，形成了“直接过渡”的思想和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取得了重要成就。历史已经证明，对云南边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过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试想，在全国掀起土地改革的时间，马曜提出这样的建议，毫无疑意地违反了中央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弄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可是他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得出这样的结论;提出边疆民族地区不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是何等的结合实际。历史还证明了，马曜针对云南土地改革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是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达到了平稳过渡，团结了各个民族与内地民族一起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新局面。
1954年的秋天，为了制定傣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方针政策，马曜率领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省委宣传部、思茅地委、西双版纳工委组成调查队70多人，到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社会历史调查，确定西双版纳社会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并且协助思茅地委制定《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方案》。1956年春天，起草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改总结。同年夏天参加与费孝通率领的全国人大党委民族委员会民族调查组云南组的领导工作，并主持调查资料的编印工作。195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云南少数民族赴京观礼团副团长。1960年冬天参加完成中缅边界的划界任务。
学术人生
1963年，因为马曜有了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深入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与缪鸾和写出了《从西双版纳看西周》的学术文章，联合发表在《学术研究》杂志上。这篇文章奠定了他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基础，从此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边疆地区的民族结构与历史发展情况，他继续在西双版纳搞社会调查。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的学术观点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受到迫害。然后，1968年把他押送到泸西县插队劳动4年，直到1972年才调回昆明，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4年起主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历史编写组工作。1974年至1977年主编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88年全国恢复大专院校职称，确定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任《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编写彝、白、哈尼、傣、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布朗、普米、阿昌、怒、基诺、德昂、独龙等16个民族的简史共16部，由云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组织编印各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73本，另外还有语言简志6本，共2000余万字，全部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出版。
1979年4月，马曜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10月，任云南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副团长，到北京、天津、长春、内蒙古哲理木盟参观访问。12月，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国家民委委员。他担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期间，着力实践其民族教育思想。他以民族教育家的战略眼光和气魄，在短短几年内便将这所学校转变成为办学特色鲜明、学科專业比较齐全、初具规模的本科大学。他为学校的发展运筹帷幄，四处奔走，并身先士卒，直接担任本科教学任务和指导研究生，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分散在各个领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980年，受聘为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10月，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1981年1月，中国西南（川、滇、黔、桂、藏）研究学会在昆明成立，当选为会长。1982年2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委员。11月，任云南省院校教授、副教授评审委员会委员，受聘《中国历史大辞典》云南省编委会副主编、主编。
1981年夏天，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发起，马曜与费孝通、尹达、夏鼐、牙含章、任继愈、徐中舒、林耀华、方国瑜等先生联合签名，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信，倡议开展西南六江域地区的民族综合学科考察工作，1983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同年下半年改任云南民族学院名誉院长。7月到拉萨市主持全国藏族学术研讨会。10月任云南省民族教育考察团团长，出访美国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贝勒大学、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学校。1984年，主编《云南简史》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出版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奖”。1985年9月，兼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历史研究所教授。主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召开的首届全国彝族学术讨论会，改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名誉院长。这一年中共云南省委作出决定，恢复马曜1931年入党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
1986年8月20日，在省委领导审查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民俗展览座谈会上，马曜提出加速修建云南省民族博物馆的建议，并且极力主张选择修建地点应该在海埂风景区，在博物馆周围兴建25个民族村，先后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采纳。1988年任《云南省志》副总纂。3月4日，云南省第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发挥大城市师资、设备优势，在昆明创办一所中等民族综合学校的建议》。云南省教育厅和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复函，委托了云南教育学院办一所实验中学，未按建议办成规模较大的一所纵向一条龙、横向多层次的综合学校。7月，任云南中小学幼儿教师基金会理事。8月，参加编写并通纂《白族简史》出版。
1989年10月，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一书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 。11月1日，受聘为中国民族学会顾问。11月18日到南宁出席壮族、侗族各族学术研讨会。19日中午广西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韩肇民、靖西县县长梁琦等人在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公路边欢迎，张声震同志在靖西县侬智高南天国遗址迎接，并陪同经德保、田东、武鸣等县考察后到南宁开会。12月，馬曜、缪鸾和合著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受聘为王种翰主编的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族史》顾问，参加编写并且任副主编的《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11月，《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2年获1989—1990年度滇版优秀图书一等奖）。12月，《云南简史》第二版（增订本）出版。1992年5月，受聘为云南契丹族后裔调查组顾问。10月1日，国务院表彰为发展我国高校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发给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2月，受聘为昆明郑和研究会名誉会长。1993年任《大理丛书》编辑委员会顾问组长。9月，受聘为云南孔子学术研究会顾问。1994年3月，受聘为云南南社柳亚子研究会名誉会长。5月，受聘为白族学会顾问。6月，主编《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1月，《民族学资料在中国古史分期研究上的意义》一文获得云南省1990—1992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1995年4月，受聘为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大型丛书顾问。7月，受聘为云南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委员会筹备委员。10月28日，西南民族研究会、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召开彝族暨彝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学术讨论会，来自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五省区和北京、香港的代表为学会创始人、名誉会长举行“马曜先生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四川代表冯元蔚、广西代表张声震、香港代表谢剑和西藏、贵州、云南代表都发言表示祝贺。
马曜的学术生涯中，科研成果丰硕，学术影响广泛深远。特别是在下述两个方面，作出了原创性的重大学术贡献。
马曜在长期的民族研究和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和规律。他提出，要正确处理民族工作中的八个关系：即“稳”和“进”的关系，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民主改革中团结上层与发动群众的关系，民主改革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改革中发展生产和改革生产关系的关系，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中党的领导和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关系。他所进行的研究和总结，极有助于人们提高对民族工作的认识和把握，不断地推进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在历史研究中，首创“三重证评价”方法。仍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马曜就开始留意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他是从招待原西双版纳宣慰使司署召片领政府议事庭长召存信的过程中，初步了解到过去西双版纳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后来，云南省政府副主席周保中要他起草一个向中央报告西双版纳政治形势的电报，内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双版纳30几个勐土司（召片领分封的地方政权）的共主宣慰使的地位，颇类似周代王室衰微时期的“周天子”，但他在傣族人民中还保持着深厚的传统影响。”从那时候起，马曜的脑子里产生了把西周和西双版纳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念头。随后几年，他与缪鸾和合作，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发现云南大多数民族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而且有亚细亚所有制典型的土地“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农村公社制度，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保存得最为完整。1963年，他们合作发表了《从西双版纳看西周》的长篇论文。通过比较研究，明确倾向于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这是运用民族学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后来又完成了《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利用民族调查资料与先秦古代史资料、考古资料相结合，探索西周井田制疑案的学术著作，它不仅为揭开井田制之谜和解决我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在丰富和拓宽我国古史研究的视野、深化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推崇的是，马曜继承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中运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评价”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民族学研究相结合，运用民族调查和民族学资料，创造了“三重证评价”方法，并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论述中国古史上的重大学术问题，在边疆民族史上作出重大的贡献。 诗人马曜
翻开中国文学史，就是诗的历史。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熏陶了多少文人志士。如果作为中国的文人不会写诗，那就是一个最大的缺憾，而且大多数文人在开始写作的时候首选的即是诗。马曜的初学，即是从写诗开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写作古体诗，以境界高远，获得有“少作已闻追二李（李贺、李商隐）”的评价。现存1948年出版的《茈湖精舍诗初集》收入旧体诗261首诗中，无处不展现出诗人的才华。这部诗集由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题签，列入《国立云南大学文艺丛书》之一公开出版，著名学者罗庸、钱基博、王灿、刘文典、徐嘉瑞等作序。该书于1992年由蔡川右教授作注，题为《茈湖精舍诗注》，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著名学者季羡林说：“读先生诗有鹤立鸡群之感。”因为马曜对古体诗的造诣很深。1989年云南省诗词学会成立，聘请他当名誉会长。
抒写家乡情结的诗《春日载酒黑潓江》：“二三狂獧者，载酒潓江游。午雾闲闲出，明溪宛宛流。柳深莺暗度，花密蝶难投，即此矝生趣，愚哉物外求。”
这首诗写于1929年，正是马曜在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期。第一句的“狂獧”与“狂狷”同义，是指志向高远的人与拘谨的自守的人。“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于无为。”诗中泛指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诗人在春天相邀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黑潓江边，看到了午间的江雾从容地散漫开去，江水曲折地向前奔流，他们就像柳树之间的黄莺深藏而不露，虽然是繁花似锦的季节，遗憾的是没有蝴蝶飞来闹春。寓意祖国的大好河山，只有他们二三个“黄莺”作为报春的使者，而没有更多人来关顾。“矝”的意思是怜惜这里生活情趣，超脱于事物之外。诗的表面现象是写春游的情趣，实质是道出了诗人超脱物外的寄托，做一个“狂者”寻求人生的理想。
《凤羽·乔后道中》：“踽踽入云暮，黄尘客思阑，断烟山气廻，落日水声寒。草树矜生意，丘陵接水叹。华年销骨立，夜气一相抟。”
这一首诗是写于1929年至1930年之间。凤羽到乔后，必须翻越苍山山脉的北段罗坪山，盐茶古道从凤羽罗坪山上穿越3000多米高的海拔到乔后。“踽踽”是指孤独的样子。诗人孤独地翻越罗坪山，已经是云锁山岭的傍晚时间，马路上黄土飞扬，流云如烟在山间回荡，落日下面传来了寒冷的流水声，树木在展现生机，站在丘陵之上禁不住对大好河山的感叹：自己还年轻，有着抱负志向，奈何身体却只有消瘦，只有傲骨挺立。渐渐走进了夜晚，身边只有夜色环绕。诗人在这首诗里有着向往，但是走在山路上对前途有所迷茫;提出了何处才是通向光明的道路呢？
赠别朋友的诗《赠施介》：“夕阳飘没西风生，执手依依话别情。他日鹏程欣得意，莫教车笠太分明。”
施介是诗人的同窗好友，一同到昆明求学，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这首诗写于1929年至1930年之间。道出了夕阳西下，西风寒冷的傍晚，在送别的路上手握着手，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告诉施介，今后像大鹏一样高飞，春风得意，不要以贵贱而改变我们的友情。后来施介于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后期在内蒙哲里木盟病故。
唱和友人的诗。马曜在香港期间和郭沫若《归国书怀》：“北征投笔想当时，杳杳星空鬓有丝。异国深悲埋甲骨，十年文阵偃牙旗。幽燕竟束城狐尾，江汉寻歌战士诗。犹忆出门惊顾处，娇儿酣卧未牵衣。”这首诗是郭沫若和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然后马曜再和郭沫若，所以三首诗同步一韵。“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先生从日本归国参加抗战，马曜在香港看望郭沫若时留赠这首诗相和。郭沫若把这首诗发表在广州的《救亡日报》上。诗的大意写了1926年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东渡日本后10年回来已经双鬓斑白了。他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竖起了考古的旗帜。“燕京”即是今天北京，“城狐”是指城里的“狐狸”，比喻投降日本军队的汉奸。江汉，指武汉保卫战中，中国战士用鲜血写下了壮烈的诗篇。还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逃亡的时间，你的儿女还在睡梦之中，没有牵衣作别吧？
作为诗人，马曜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茈湖精舍诗注》无疑是古诗词界的瑰宝。这里只介绍四首诗，不是专门介绍他的诗，所以点到为止。
1996年1月，为《李群杰书法作品选集》作序。4月10日，受聘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6月整理完《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9月，为施滉遗著《孙中山评传》作序，为李晓岑著《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作序。以后，86岁高龄的马曜先生，因为患病，基本没有提笔了。
他在《马曜自传》后面写道：“这就是行年八十有五的曲折道路。把它写出来，是要说明大半生在治学上走了许多弯路，在个人理想追求上频遭破灭。希望有生之年在不以文为贵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断地否定之否定中改造自己。”
他的主要著作有《云南古代史》《白族简史》《白族异源同流说》《庄蹻起义与开滇的历史功绩》《云南简史》和《孔子评论》《马曜学术论著自选辑》等203篇。马曜先生2006年2月6日逝世，享年96岁。
编辑手记：
中国的文人，自古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来塑造着自己的风骨和气节，他们在伏案求索的同时也会“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生于大理洱源的马曜先生也是如此。学术上，他是教育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诗人;而另一面，他又是进步的革命者。他策反过国民党的军事将领，利用国民党参议员的身份反对内战、反对迫害，在云南解放前夕，敦促卢汉起义。新中国成立后，马曜先生更多地从事云南的少数民族事業，他提出的通过发展文化和互助合作来解决少数民族贫困的方法，对现在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晚年的马曜先生，仍在不断寻求着进步，不以取得的成绩来定义自己，而是如同他在自传中说的：“不断地否定之否定中改造自己。”
出身与家庭背景
马曜（公元1911—2006年）1911年10月出生于云南省洱源县茈碧湖镇大果村的一个白族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马东初（1884—1946年）是前清秀才，先后任昆明成德中学教员、《云南教育》杂志总编，1936年任永平县县长。次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为了开通滇缅公路永平段的70公里，他极力动员组织民工筑桥修路，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全线通车，创造了滇缅公路修筑史上的奇迹，功居第一。1940年到龙陵县任职。
马曜7岁以前，他的父亲在大理、昆明等地读书、教书，对他照顾很少，全靠他的母亲一人抚养。《马曜自传》中说：“ 我自幼在家依靠母亲戴坤翠生活。”他的母亲年轻时在家种庄稼、种蔬菜，自耕自食。后来他的父亲当了县长，家里积攒了点钱，才到乔后买了一口盐灶，请了一个盐工帮助她煮盐维持生计。生活尽管艰辛，但是，白族人自古把耕读传家融为一体不能分割，凡是有井水处皆有学堂。小孩到了读书的年龄，不论贫富，都要把子女送到学堂读书。马曜7岁那年，他的母亲把他送到本村私塾读书。从7岁到9岁读了《幼学琼林》《四书》等书籍。在学习之余放牧一头小牛，并且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半耕半读，加上他勤奋与天资聪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20年，他的父亲回家探亲，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见他作对联、写文章有一定的行文基础，便鼓励他加强学习。那个时期，滇西军阀混战，土匪蜂起，难以安居乐业，读书也是东躲西藏，迫使他辗转于县境内的五充、鹅墩、凤羽等地的私塾读书。而且，随时入学随时辍学，奔忙于学校与学校之间。1923年进入县城高小读书，因为社会混乱，不到一年就废掉了学业，被迫在家，因为战乱、匪乱被迫停学了三年。幸好家中有他的父亲收藏的一柜图书，渴望学习的他如获至宝，尽情地涉猎在书海之中。当他读了戊戌变法前后出版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书以后，他粗略地懂得了大概的意思，中国需要变革，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1924年，马曜跟随母亲避乱到大理，一年后回到洱源茈碧湖镇大果村。1926年与他的父亲在大理生活半年，学习古体诗。他的母亲迁居乔后盐井，以煮盐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的影响逐渐加深，使他意识到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从此立志刻苦学习。1927年的秋天，马曜考入了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萌发了革命思想。1930年与同班同学施介等由洱源步行15天到达昆明，考入高级农校，在学校里读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新文化书籍，开始写作白话诗在小报上发表。并且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影响，决定要到上海寻找革命真理，推翻黑暗的旧世界。于是，放弃农校的学习，补习半年后，从越南去南京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
寻找真理投身革命
1931年，马曜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西区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激流當中，并参加街头募捐队，支援东北义勇军。1932年的夏天，受到党组织的委派，以探亲的名义去湖北襄阳国民党滇军范石生部策反。因为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曾经借住于范石生的部队里面，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了这件事，范石生受到牵连，由16军的军长的职务，降职为51师的师长，调到今天的湖北省襄樊市驻扎。马曜到达范石生部队以后，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下级军官，约他们秘密集会多次，计划策反起义，拉部队到红四方面军。秋天回到学校向党组织汇报了在范石生部队的策反工作情况。1934年春天，上海的党组织相继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马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又在这一年的夏天回到湖北范石生指挥的黔军34旅干部学校教书，继续从事策反工作。1935年春天，马曜在范石生部队结识的同志通知他，范石生企图在江西策划反蒋，要他赶到江西庐山配合范石生的行动。当他到达庐山时，范石生的反蒋行动已经失败，只好寄居于“五一” 公寓，应聘在李一平创办的芦林学校教书。但到了冬天，马曜的肺结核病发作，卧床治疗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有芦林学校的学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被国民党发现，年底蒋介石以“聚众讲学，图谋不轨”的罪名，勒令将芦林学校解散。在这样的环境中，马曜只好投奔芦林学校共事过的仙游县县长周山。时值“七·七”事变，他留在仙游县帮助周山做备战工作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取道香港回云南，不幸又病倒在香港。在香港治病期间为郭沫若的诗《归国抒怀》作和诗一首，题为《香岛和郭沫若先生》，由郭沫若交到广州《救亡日报》发表，年底才回到昆明。
1938年，马曜先后任安宁温泉小学校长，安宁中学、武定中学教员。1939年上半年任镇南（今南华）高级师范文史教员，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继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学教师班进修。1940年下半年任昆华中学高中部文史教员。抗战期间，马曜常常利用学校课堂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抗战胜利后，马曜参加民盟，并声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他遵照闻一多等人的建议，以教育界人士的身份竞选云南省参议会议员，开展合法斗争。按照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马曜与杨青田、唐用九3人编成统战工作组，团结参议会中的积极分子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1941年秋天，马曜因肺病复发，回洱源养病。
当马曜回到洱源之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腾冲、龙陵，对保山狂轰乱炸，前线战事吃紧，部队缺少食盐。他知道以后，在洱源建立了“正记运输公司”盐业转运站，把乔后的盐巴用马帮驮运到沙坪码头，用船运送到下关，转运到保山，支援滇西抗日前线的军民。
开展统战工作
1946年，马曜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党议会积极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为此由马曜发起的九个省参议员《致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司令何绍周公开信》，抗议国民党军警镇压昆明大、中专学生反美抗日爱国运动，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 1948年，马曜与中共云南省委取得联系，参加工委直接领导的统战工作三人小组成员。通过统战关系推荐进步人士甘蕣任国民党洱源县的县长，在洱源建立“两面政权”;这个政权表面上是国民党的政府，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安排的县长甘蕣掌权，把洱源县的政权控制在了共产党手里。把“七·一五”事件中暴露身份的一批共产党员转移到洱源开展工作，其中万国强、周涛等先后任地下县委书记。1949年，在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由参议会中共统战工作小组发起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阻止国民党李弥、胡宗南及桂系军队进入云南，并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调离了何绍周。当时云南的形势很复杂也很严峻。马曜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利用“议员”身份多次与云南省主席卢汉商谈，敦促动员卢汉和平起义。马曜曾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逮捕的主要对象，转回到洱源“边纵”第七支队工作。到了12月卢汉起义以后，滇西北地委派欧根与马曜接管大理地区。1950年初，原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写信给周保中，派马曜以地委级别的干部到军管会和省委统战部工作。7月马曜率领云南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起义人员代表，组成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纪念典礼，然后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参观访问。回到昆明以后，参加筹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五人小组成员，在省委的领导下工作。1951年筹建云南民族学院。1953年，任云南省委边疆工作队副总队长，到德宏边疆开辟工作。
1952年，中共云南省委根据边疆地区一些后进民族的特殊情况，提出“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即团结这些民族的部落头人，疏通民族关系，从发展生产和开展与生产有联系的贸易、卫生、文教工作入手，先后派遣民族工作队深人农村，做更谨慎稳妥、更深人细致、更耐心艰苦的群众工作。省委认为，对这类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从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出发，采取不同于其他民族地区的政策。
为此，1953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边委派遣省边委研究室主任马曜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德宏地区潞西县遮放区西山景颇族聚居区调查，主要研究景颇族和类似景颇族情况的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什么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工作组在西山进行了30多天的调查研究，结合1952年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队长仍是马曜）在瑞丽、陇川景颇族的群众工作实践，于1953年7月给中共云南保山地委写了《从遮放西山区的情况看景颇、德品（當时称崩龙）等民族地区的生产问题》的报告，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1）山区的基本情況：一是自然条件优越，土壤、气候比内地山区好，适宜于发展水稻、旱地作物和经济作物。二是景颇族社会内部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景颇族山官从事劳动，其生活相当于，甚至低于内地中农水平。全区34个（户）山官中，有4户出租少量土地，有22户缺粮，7户靠卖工度日。山官对辖区（一般一寨有一个山官）每个农户每年派官工（劳役）三至四天，或征收相当数量的“官谷”，群众杀牲祭鬼和猎获野兽时，送山官一腿肉，其剥削量不超过一个主要劳动力全年劳动量（120天）的5%。山官的剥削还未达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山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每年播种前，要由山官先散种。群众没有打倒山官的要求。三是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大部分实行刀耕火种，水田很少。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没有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2）巩固地团结以山官为首的察头、度头（沙、师）、拉事头（血族复仇的头人）四种人物是稳定山区和发展生产的重要环节。山官是农村公社头人，被认为是本氏族和部落生存的保护人，没有山官的寨子设寨头一人，作用类似山官;魔头被认为是本族有知识的人。以上三种人往往又兼“拉事头”。弄丙寨440人中，新中国成立前成年男子没有参与过拉事的人（血族复仇和抄家拉人），说明景颇族正处于原始公社解体到国家权力产生的军事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和傣族地区的土司上层比较起来，四种人容易争取团结，他们对共产党的最大顾虑是“改官”。
（3）景颇族基本上保持村社土地公有私耕制度，平均主义观念严重，因此，在动员群众开荒和固定耕地过程中，建议谁固定的耕地归谁所有，以培养私有观念和克服依赖思想。
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阻碍景颇族生产力发展的不是阶级剥削，而是生产水平滞后，社会分工和交换不发达以及原始的陈规陋习等。中共保山地委书记郑刚收到报告后，同意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并在当时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报告。
工作组又继续在西山从事调研工作，历时40天，共调査了40个寨子（其中东山6个）、6个典型寨（东山2个），14个典型户（东山1个），计景颇族950户、4103人，德昂族16户、78人，汉族107户、471人。德昂族受景颇族山官统治，更加贫穷落后。调查结束后，马曜又为中共潞西县工委起草了《关于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1953年9月，潞西县工委在西山弄丙寨召开了县工委扩大会议，由县工委书记段华民主持，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王家广出席，会上通过了这个《报告》。
会后马曜到保山向郑刚和当时来保山视察的云南省人民副主席（后为省长）郭影秋、省边委副书记王连芳汇报，正式提出景颇族地区土地改革内容不多，针对土地占有不集中和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实际情况，可以不必重分土地和划分阶级，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通过互助合作，消灭原始因素和落后因素，并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郭、王、郑三人都同意这个意见。回昆明后，马曜又向中共云南省委作了专题汇报。省委主要领导一致表示同意，并上报中共中央批准。1954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边疆民族地区有区别、有计划地开展过渡时期的宣传指示》中就指出：“在阶级分化不明显的落后民族中（如傈僳族、景颇族等），可通过适当形式公开说明不进行内部的土地改革。”
1954年，中共德宏州委员会根据上述精神办了四个合作社，即潞西县西山营盘乡赵老三合作社（下坝生产合作社，主要为德昂族）、盈江县普仑芒桑合作社、旧城区小新寨合作社、陇川县邦瓦勒动合作社（后三个社是景颇族两个、德昂族一个）。这些合作社均获得农业增产。这样，德宏地区的“直接过渡”地区试办生产合作社早于和平协商土改地区两年。中共德宏州委后来在四五个乡的范围内，选择人口比较集中、交通比较方便，并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中心地区，建立生产文化站，使其逐步形成该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产文化站是县以下相当于区一级的党政一元化领导机构，配备包括生产、文教、卫生、贸易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员。 由于德宏地区“直接过渡”试点的成功，接着又在景颇、傈僳、独龙、怒、佤、布朗、基诺、德昂等8个民族和部分拉祜、苗、瑶等族以及克木人、芒人等约60多万人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今怒江、德宏、西双版纳、思茅、临沧、红河等地州的23个县的山区），采取“直接过渡”的政策，逐步举办合作社。这类地区的共同特点，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农业与手工业还没有分离，部分处于刀耕火种农业阶段，部分处于锄耕农业阶段，部分出现了比较发达的锄耕农业和犁耕的萌芽。二是和这种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类地区的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其中独龙族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父系家庭公社阶段;布朗（部分）、基诺、景颇等族基本上保持着土地“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农村公社制度;傈僳（大部分）、怒、佤（部分）等族中已出现家长奴隶制关系。总的说来，这些民族都分别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和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既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土地公有、共耕、伙种、协作等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养少数称为“养子”的家庭奴隶、雇工、债利、牛租以至借种、分种的初级地租形态等剥削关系，但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阶级社会。三是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不少人“赶山吃饭”，采集山茅野菜，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加上大量杀牲祭鬼，有的民族还有砍人头祭祖和民族仇杀的习俗，严重破坏生产力。四是这些民族分布于400公里国境线边沿一线，都是跨境而居，境内外民族相连。怒江州南部和临沧、思茅大部分地区处于中缅北段和南段“一九四一线”未定界区域，民族关系和内外关系十分復杂。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国民党残匪的窜扰，直到1952年，党和政府的干部还不能进入大部分佤族居住的地区开展工作。1953年以后，实行“直接过渡”的方针，这些地区生产发展了，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6年，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书记孙雨亭在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边疆民族工作的报告》中说到，这类地区“不再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这一阶段将继续根据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苦农民，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团结和教育一切与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人物，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以及加强与生产有关的各项工作，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党悟，增加社会主义因素，逐步消除不利于生产和民族发展的落后因素，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肯定了德宏州建立生产文化站的做法。同年11月，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于一川也在一次报告中说：“首先应该肯定在这些地区直接过渡的道路是对的，就是这样办。其次在办社的速度上不宜太快。这种地区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作更艰苦。必须明确，任何原始落后的因素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直接基础。”他还说：“既然在原始落后的民族中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么，这些地区的个体经济发展提高一点，也不会破坏社会主义。”郭影秋同志提出“一少（要的少）二多（给的多）三公道（买卖公道）”的方针，也主要是针对这类地区而言。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农业局局长杨永生，在总结实施“直接过渡”这一政策的经验时，曾作了如下的说明（要点）：德宏以景颇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山区，采取不进行土地改革而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1954年至1966年，已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不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也同时完成了民主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历史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主要成绩是：第一，彻底废除了部落酋长的山官制度。首先，完全废除了山官对土地的控制权，实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其次，完全废除了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官工、官谷、官烟、兽腿、年礼、保头税等山官特权剥削，以及地租、高利贷等封建剥削。再次，彻底瓦解了由山官、寨头、董沙、军事头（拉事头）所组成的政治制度。第二，淘汰了阻碍生产发展的原始部落残余。首先，废除了不计报酬的原始伙干共耕残余“吾戈拢”（景颇支称“戛索格格”）。其次，革除了祭祀官庙制度（在春耕之前，各村都要由山官率领百姓祭祀官庙）。再次，基本控制了杀牲祭鬼。最后，消除了械斗。此外，原始平均主义的劳动和分配、通宵达旦“串姑娘”、通宵达旦跳丧葬舞等习俗，也随着合作化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改革或改善。第三，提高了科学文化水平。首先，逐渐树立了按劳分配以及生产、积累、合理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观念。其次，党和政府大力倡导教育，提高了各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第四，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历史已经证明，对云南边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直接过渡”都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的提出既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历史还说明，在云南，这个问题的提出，首先应当提到马曜。正如当事人王连芳在回忆录中指出的：“怎样使阶级分化不明显的民族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民族部门和边疆地区的领导都不同程度地进行酝酿。这些酝酿和试验当然是一种新思想形成的必然过程，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对这些地区实行直接过渡等比较系统的正式建议，并促其成为省委的决定，则是马曜同志的贡献。1953年8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郭影秋和我、马曜一起到保山，郭与我留在当地参加干部会，听汇报，马曜先去潞西县西山景颇族地区调研。他根据调研情况和民族工作队在瑞丽、陇川景颇族地区的实践，代潞西县工委起草了一份报告。马曜回保山后，又向地委书记郑刚和我汇报，我俩表示同意，并一起向郭影秋汇报。经郭同意后，我们又一道回昆明向省委作了专门汇报。经省委正式讨论决定，这类地区不必再把土改作为一个专门运动阶段进行，而是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经济文化，取消某些剥削和原始落后因素，逐步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王连芳进一步指出“直接过渡”的具体实践是从德宏地区开始的，不久由点到面开展起来。
绕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直接过渡，无论是理论上或实践上，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都取得了重要成效。而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忘记马曜所作的贡献。
“直接过渡”政策的理论探讨
谢本书在《马曜评传》中说：马曜首先提出的，云南边疆地区的一些后进民族，如景颇族等，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指在这类民族中可以“不分土地、不划阶级”，即不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运动阶段进行。当然，这里也包含按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超越其中一个以至几个发展阶段，直接向高级社会形态飞跃。历史上的日耳曼人，中国古代周边的一些民族，都曾越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就是鲜明的例证。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也可以通过国家和先进民族的帮助，使后进民族不仅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甚至超越某些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践证明，我们已经在云南边疆这类民族中通过“直接过渡”政策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但由于经济、文化，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因而不能说我们已经完成超越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可以跨越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却不能跨越，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走了第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说明，关于落后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首先是在19世纪40至50年代由俄国民粹派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875年至1883年间，发现了俄国存在着份地制和重分土地的农村公社，包括公社占有和管理制度，从而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现存的农村公社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农村公社是原始公社制度最后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一种经济组合形式，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有过这种原始公社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1版19卷450至451页中指出：“农业公社（按，即农村公社）既然是原生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他同时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态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他们接着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俄国有发展资本主义和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落后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在落后民族中进行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启迪意义的。列宁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恩格斯在1890年以后也和列宁一样批判民粹派观点的错误了。叶自成《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历史发展》中说：“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是一个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和有所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批判民粹派到与民粹派中某些合理因素相接近的过程，是一个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开始有所不同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由此可见，深人探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落后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对于云南边疆一些后进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马曜“直接过渡”的意见经省委采纳，并报中央批准，形成了“直接过渡”的思想和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取得了重要成就。历史已经证明，对云南边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过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试想，在全国掀起土地改革的时间，马曜提出这样的建议，毫无疑意地违反了中央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弄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可是他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得出这样的结论;提出边疆民族地区不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是何等的结合实际。历史还证明了，马曜针对云南土地改革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是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达到了平稳过渡，团结了各个民族与内地民族一起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新局面。
1954年的秋天，为了制定傣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方针政策，马曜率领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省委宣传部、思茅地委、西双版纳工委组成调查队70多人，到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社会历史调查，确定西双版纳社会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并且协助思茅地委制定《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方案》。1956年春天，起草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改总结。同年夏天参加与费孝通率领的全国人大党委民族委员会民族调查组云南组的领导工作，并主持调查资料的编印工作。195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云南少数民族赴京观礼团副团长。1960年冬天参加完成中缅边界的划界任务。
学术人生
1963年，因为马曜有了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深入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与缪鸾和写出了《从西双版纳看西周》的学术文章，联合发表在《学术研究》杂志上。这篇文章奠定了他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基础，从此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边疆地区的民族结构与历史发展情况，他继续在西双版纳搞社会调查。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的学术观点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受到迫害。然后，1968年把他押送到泸西县插队劳动4年，直到1972年才调回昆明，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4年起主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历史编写组工作。1974年至1977年主编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88年全国恢复大专院校职称，确定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任《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编写彝、白、哈尼、傣、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布朗、普米、阿昌、怒、基诺、德昂、独龙等16个民族的简史共16部，由云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组织编印各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73本，另外还有语言简志6本，共2000余万字，全部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出版。
1979年4月，马曜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10月，任云南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副团长，到北京、天津、长春、内蒙古哲理木盟参观访问。12月，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国家民委委员。他担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期间，着力实践其民族教育思想。他以民族教育家的战略眼光和气魄，在短短几年内便将这所学校转变成为办学特色鲜明、学科專业比较齐全、初具规模的本科大学。他为学校的发展运筹帷幄，四处奔走，并身先士卒，直接担任本科教学任务和指导研究生，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分散在各个领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980年，受聘为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10月，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1981年1月，中国西南（川、滇、黔、桂、藏）研究学会在昆明成立，当选为会长。1982年2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委员。11月，任云南省院校教授、副教授评审委员会委员，受聘《中国历史大辞典》云南省编委会副主编、主编。
1981年夏天，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发起，马曜与费孝通、尹达、夏鼐、牙含章、任继愈、徐中舒、林耀华、方国瑜等先生联合签名，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信，倡议开展西南六江域地区的民族综合学科考察工作，1983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同年下半年改任云南民族学院名誉院长。7月到拉萨市主持全国藏族学术研讨会。10月任云南省民族教育考察团团长，出访美国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贝勒大学、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学校。1984年，主编《云南简史》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出版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奖”。1985年9月，兼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历史研究所教授。主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召开的首届全国彝族学术讨论会，改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名誉院长。这一年中共云南省委作出决定，恢复马曜1931年入党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
1986年8月20日，在省委领导审查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民俗展览座谈会上，马曜提出加速修建云南省民族博物馆的建议，并且极力主张选择修建地点应该在海埂风景区，在博物馆周围兴建25个民族村，先后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采纳。1988年任《云南省志》副总纂。3月4日，云南省第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发挥大城市师资、设备优势，在昆明创办一所中等民族综合学校的建议》。云南省教育厅和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复函，委托了云南教育学院办一所实验中学，未按建议办成规模较大的一所纵向一条龙、横向多层次的综合学校。7月，任云南中小学幼儿教师基金会理事。8月，参加编写并通纂《白族简史》出版。
1989年10月，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一书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 。11月1日，受聘为中国民族学会顾问。11月18日到南宁出席壮族、侗族各族学术研讨会。19日中午广西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韩肇民、靖西县县长梁琦等人在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公路边欢迎，张声震同志在靖西县侬智高南天国遗址迎接，并陪同经德保、田东、武鸣等县考察后到南宁开会。12月，馬曜、缪鸾和合著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受聘为王种翰主编的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族史》顾问，参加编写并且任副主编的《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11月，《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2年获1989—1990年度滇版优秀图书一等奖）。12月，《云南简史》第二版（增订本）出版。1992年5月，受聘为云南契丹族后裔调查组顾问。10月1日，国务院表彰为发展我国高校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发给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2月，受聘为昆明郑和研究会名誉会长。1993年任《大理丛书》编辑委员会顾问组长。9月，受聘为云南孔子学术研究会顾问。1994年3月，受聘为云南南社柳亚子研究会名誉会长。5月，受聘为白族学会顾问。6月，主编《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1月，《民族学资料在中国古史分期研究上的意义》一文获得云南省1990—1992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1995年4月，受聘为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大型丛书顾问。7月，受聘为云南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委员会筹备委员。10月28日，西南民族研究会、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召开彝族暨彝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学术讨论会，来自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五省区和北京、香港的代表为学会创始人、名誉会长举行“马曜先生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四川代表冯元蔚、广西代表张声震、香港代表谢剑和西藏、贵州、云南代表都发言表示祝贺。
马曜的学术生涯中，科研成果丰硕，学术影响广泛深远。特别是在下述两个方面，作出了原创性的重大学术贡献。
马曜在长期的民族研究和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和规律。他提出，要正确处理民族工作中的八个关系：即“稳”和“进”的关系，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民主改革中团结上层与发动群众的关系，民主改革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改革中发展生产和改革生产关系的关系，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中党的领导和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关系。他所进行的研究和总结，极有助于人们提高对民族工作的认识和把握，不断地推进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在历史研究中，首创“三重证评价”方法。仍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马曜就开始留意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他是从招待原西双版纳宣慰使司署召片领政府议事庭长召存信的过程中，初步了解到过去西双版纳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后来，云南省政府副主席周保中要他起草一个向中央报告西双版纳政治形势的电报，内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双版纳30几个勐土司（召片领分封的地方政权）的共主宣慰使的地位，颇类似周代王室衰微时期的“周天子”，但他在傣族人民中还保持着深厚的传统影响。”从那时候起，马曜的脑子里产生了把西周和西双版纳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念头。随后几年，他与缪鸾和合作，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发现云南大多数民族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而且有亚细亚所有制典型的土地“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农村公社制度，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保存得最为完整。1963年，他们合作发表了《从西双版纳看西周》的长篇论文。通过比较研究，明确倾向于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这是运用民族学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后来又完成了《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利用民族调查资料与先秦古代史资料、考古资料相结合，探索西周井田制疑案的学术著作，它不仅为揭开井田制之谜和解决我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在丰富和拓宽我国古史研究的视野、深化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推崇的是，马曜继承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中运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评价”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民族学研究相结合，运用民族调查和民族学资料，创造了“三重证评价”方法，并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论述中国古史上的重大学术问题，在边疆民族史上作出重大的贡献。 诗人马曜
翻开中国文学史，就是诗的历史。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熏陶了多少文人志士。如果作为中国的文人不会写诗，那就是一个最大的缺憾，而且大多数文人在开始写作的时候首选的即是诗。马曜的初学，即是从写诗开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写作古体诗，以境界高远，获得有“少作已闻追二李（李贺、李商隐）”的评价。现存1948年出版的《茈湖精舍诗初集》收入旧体诗261首诗中，无处不展现出诗人的才华。这部诗集由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题签，列入《国立云南大学文艺丛书》之一公开出版，著名学者罗庸、钱基博、王灿、刘文典、徐嘉瑞等作序。该书于1992年由蔡川右教授作注，题为《茈湖精舍诗注》，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著名学者季羡林说：“读先生诗有鹤立鸡群之感。”因为马曜对古体诗的造诣很深。1989年云南省诗词学会成立，聘请他当名誉会长。
抒写家乡情结的诗《春日载酒黑潓江》：“二三狂獧者，载酒潓江游。午雾闲闲出，明溪宛宛流。柳深莺暗度，花密蝶难投，即此矝生趣，愚哉物外求。”
这首诗写于1929年，正是马曜在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期。第一句的“狂獧”与“狂狷”同义，是指志向高远的人与拘谨的自守的人。“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于无为。”诗中泛指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诗人在春天相邀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黑潓江边，看到了午间的江雾从容地散漫开去，江水曲折地向前奔流，他们就像柳树之间的黄莺深藏而不露，虽然是繁花似锦的季节，遗憾的是没有蝴蝶飞来闹春。寓意祖国的大好河山，只有他们二三个“黄莺”作为报春的使者，而没有更多人来关顾。“矝”的意思是怜惜这里生活情趣，超脱于事物之外。诗的表面现象是写春游的情趣，实质是道出了诗人超脱物外的寄托，做一个“狂者”寻求人生的理想。
《凤羽·乔后道中》：“踽踽入云暮，黄尘客思阑，断烟山气廻，落日水声寒。草树矜生意，丘陵接水叹。华年销骨立，夜气一相抟。”
这一首诗是写于1929年至1930年之间。凤羽到乔后，必须翻越苍山山脉的北段罗坪山，盐茶古道从凤羽罗坪山上穿越3000多米高的海拔到乔后。“踽踽”是指孤独的样子。诗人孤独地翻越罗坪山，已经是云锁山岭的傍晚时间，马路上黄土飞扬，流云如烟在山间回荡，落日下面传来了寒冷的流水声，树木在展现生机，站在丘陵之上禁不住对大好河山的感叹：自己还年轻，有着抱负志向，奈何身体却只有消瘦，只有傲骨挺立。渐渐走进了夜晚，身边只有夜色环绕。诗人在这首诗里有着向往，但是走在山路上对前途有所迷茫;提出了何处才是通向光明的道路呢？
赠别朋友的诗《赠施介》：“夕阳飘没西风生，执手依依话别情。他日鹏程欣得意，莫教车笠太分明。”
施介是诗人的同窗好友，一同到昆明求学，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这首诗写于1929年至1930年之间。道出了夕阳西下，西风寒冷的傍晚，在送别的路上手握着手，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告诉施介，今后像大鹏一样高飞，春风得意，不要以贵贱而改变我们的友情。后来施介于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后期在内蒙哲里木盟病故。
唱和友人的诗。马曜在香港期间和郭沫若《归国书怀》：“北征投笔想当时，杳杳星空鬓有丝。异国深悲埋甲骨，十年文阵偃牙旗。幽燕竟束城狐尾，江汉寻歌战士诗。犹忆出门惊顾处，娇儿酣卧未牵衣。”这首诗是郭沫若和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然后马曜再和郭沫若，所以三首诗同步一韵。“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先生从日本归国参加抗战，马曜在香港看望郭沫若时留赠这首诗相和。郭沫若把这首诗发表在广州的《救亡日报》上。诗的大意写了1926年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东渡日本后10年回来已经双鬓斑白了。他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竖起了考古的旗帜。“燕京”即是今天北京，“城狐”是指城里的“狐狸”，比喻投降日本军队的汉奸。江汉，指武汉保卫战中，中国战士用鲜血写下了壮烈的诗篇。还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逃亡的时间，你的儿女还在睡梦之中，没有牵衣作别吧？
作为诗人，马曜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茈湖精舍诗注》无疑是古诗词界的瑰宝。这里只介绍四首诗，不是专门介绍他的诗，所以点到为止。
1996年1月，为《李群杰书法作品选集》作序。4月10日，受聘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6月整理完《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9月，为施滉遗著《孙中山评传》作序，为李晓岑著《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作序。以后，86岁高龄的马曜先生，因为患病，基本没有提笔了。
他在《马曜自传》后面写道：“这就是行年八十有五的曲折道路。把它写出来，是要说明大半生在治学上走了许多弯路，在个人理想追求上频遭破灭。希望有生之年在不以文为贵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断地否定之否定中改造自己。”
他的主要著作有《云南古代史》《白族简史》《白族异源同流说》《庄蹻起义与开滇的历史功绩》《云南简史》和《孔子评论》《马曜学术论著自选辑》等203篇。马曜先生2006年2月6日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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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人，自古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来塑造着自己的风骨和气节，他们在伏案求索的同时也会“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生于大理洱源的马曜先生也是如此。学术上，他是教育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诗人;而另一面，他又是进步的革命者。他策反过国民党的军事将领，利用国民党参议员的身份反对内战、反对迫害，在云南解放前夕，敦促卢汉起义。新中国成立后，马曜先生更多地从事云南的少数民族事業，他提出的通过发展文化和互助合作来解决少数民族贫困的方法，对现在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晚年的马曜先生，仍在不断寻求着进步，不以取得的成绩来定义自己，而是如同他在自传中说的：“不断地否定之否定中改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