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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里种了两棵樱花，此时正是灿烂的季节。
在书桌前闻着花香，凝神静心思考关于“企业家安全感”这一命题时，突然意识到，自己被称之为企业家，已经是有了15个年头。
这15年来，眼见着自己亲手创立的企业由无至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虽然无法与仅一条马路之隔的海尔、海信等国际化的大公司相提并论，但对于最初那种逼上梁山的创业而言，已经是天壤之别。
这种满足感无异让我在天命之年将曾经的豪情与斗志暂时放下，生活开始变得安逸且缺乏危机感，“幸福指数”直线上升。因为我清楚的认识到，企业的规模总会有无穷大，目标总是无穷远，对于安全感的忧患也将由此而来、并且这种忧患将是无止境的。然而人生在世不足百年，对于家人和自己，最重要的是幸福感而并非商海搏杀的成就感。
放弃那些“无止境”的追求，目的是为了生活的更加幸福，在当今中国社会，幸福感恐怕是唯一能够对抗安全感忧患所带来的焦虑与恐惧的武器。
安全感缺失，企业才得以发展
居安思危是国人的文化精髓，所以当自己重新审视安全感这个问题时，依然收货颇丰。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突然发现，倘若不是对于安全感的渴求，企业决不会达到今天的规模。
1996年，正是国企改制的高峰期，对于体制内的种种限制深恶痛切但无能为力的我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选择下岗回家自谋生路，二是负债经营，以股份制合作的形式经营企业。选择前者则意味着被改革的潮流扔进了新的不确定漩涡中；选择后者则势必面临突如其来的经营压力。
两害相较取其轻，在家人的支持下我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后者，这才有了今天的青岛佳诚。但是改制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意味着置身于完全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更是涉及到运营成本、员工结构、产品销售等多个方面，一时间让人忙的焦头烂额。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焦头烂额的状态，正是一种对于安全感的忧虑，这种安全感包含了对于未来的一种追求和向往，也正是这种安全感敦促我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企业。
但是做企业，难就难在是在变化的市场中竞争。作为一家从集体企业改制的小企业，我们没有国家政策倾斜，更没有足够厚的实力去市场中血拼。此时新的企业生存的安全问题又摆在我的眼前。
出于对未来的权衡，转型成了缓解安全感忧虑的最有效措施。这几年来，我们的产品从电灯塑料开关到防盗门，从建筑电气安装到流水线组装，每一个阶段都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做出颠覆性的调整，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始终走在市场的前列，让企业生存无忧。
这几次转型的前后情形，此时我依然历历在目。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自己带领企业的主动选择，倘若没有对于未来的忧患而安于现状，恐十白企业早就已经死掉了。
资本积累，同时也是幸福积累
经过了15年的创业、守业、转型与发展，现在的企业经营已经基本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通道。在这个通道之中，我惊讶地发现，随着资本积累的厚度增加，个人的幸福感指数也在增加。
这绝非是钱的因素在作怪。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埋头干实业的企业家而言，拥有的金钱数量，并不足以成为衡量幸福的标准。钱多钱少，都只是获取幸福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化解种种危机感、不安全感的过程中，个人的修养与能力得到了提升，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和从容自如。企业运营管理走入正轨，不可预估的风险性大大减少了。
在这种资本积累与幸福积累的过程中，不可控制因素，成了幸福感的最大敌人。所谓不可控因素来自多方面，譬如家人健康、市场变化、政策调整等多方面。企业家在员工眼中是强势的，但在政府、政策以及市场面前却又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同时这一类的弱势群体还具有这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责任，同样在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自然要有更多的担当。中国古语云：在其位谋其政。具有双重责任的企业家，要思考的问题绝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类问题，反而是一个系统的复杂过程。
复杂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影响企业家幸福感的不安全因素来源必定是复杂的，同时也就决定了安全感隐患的复杂性。前阵大热的电影《让子弹飞》中的经典台词所表达的就是这种不可预知的复杂隐患：“你带着老婆唱着歌，吃着火锅出了城，突然就被土匪劫了!”幸福感在这种突发事件面前戛然而止，相信是谁都不愿意看到了的。
所以我非常珍惜现在得来的这种幸福感，因此也要考虑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以减少因为安全感缺失带来的威胁。
曲折道路上的精神支撑
但在中国，即便考虑的再全面，也难免有所偏差。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我们只是普通的企业经营者，更难以准确地把握政策脉搏。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日新月异的经济环境与旧有体制问题的矛盾正在日益突出，社会矛盾的激化有目共睹。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受益于改革，也希望改革，因为我们希望一个长治久安的和谐环境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强的幸福感。
环境激变中的博弈艰辛相信每一个参与者都能有所感知。但在这样的问题前面，我们单一企业、单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没有任何表达自身意志的能力。所以我常告诫儿子，“不惧事，不出头”，就是这个道理。
创业这15年，我身边自主创业、下海经商的企业家不在少数，其中有大富大贵者，也不乏倾家荡产者，但绝大多数都小心翼翼地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相对于政府机器与国家力量，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在我的概念中，能够威胁企业家个人安全感的无外平几个方面 一是健康状况——生老病死等天理人伦；二是突然事故——如车祸、意外等；三就是权力机关的“铁面无私”。
发展中的中国仍有许多不规范、不健全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从未停止。这种国情决定了民营企业家将会有很多苦水无处倾泄，导致矛盾更加激化。不过幸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家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的声音确实能够为中国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样让在中国本来就饱受不公正待遇的民营企业，有了一线希望。这种希望，也许正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下甘于承受压力的动刀。
所以即便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发生——当牟其中、孙大午、唐万新、顾雏军甚至年轻的吴英，这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企业家面临牢狱甚至灭顶之灾的时候，我们也依然坚信，社会的进步将改变企业家生存的不安全现状。
坚信前途是光明，道路是曲折的，相信是我这一代很多同龄人的共同精神支撑。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们在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幸福感指教，规避各种风险。我想说的是，人的一生，尤其是企业家的经营生涯，忧患意识是伴随始终的，这种忧患意识决定了企业的高度与未来，同时也制约着企业家的幸福感。对于安全的忧患过犹不及，寻找到幸福感与安全感之间的平衡点，永远也不要让忧患意识妨碍自己的幸福感，毕竟，企业家也需要快乐与幸福。
在书桌前闻着花香，凝神静心思考关于“企业家安全感”这一命题时，突然意识到，自己被称之为企业家，已经是有了15个年头。
这15年来，眼见着自己亲手创立的企业由无至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虽然无法与仅一条马路之隔的海尔、海信等国际化的大公司相提并论，但对于最初那种逼上梁山的创业而言，已经是天壤之别。
这种满足感无异让我在天命之年将曾经的豪情与斗志暂时放下，生活开始变得安逸且缺乏危机感，“幸福指数”直线上升。因为我清楚的认识到，企业的规模总会有无穷大，目标总是无穷远，对于安全感的忧患也将由此而来、并且这种忧患将是无止境的。然而人生在世不足百年，对于家人和自己，最重要的是幸福感而并非商海搏杀的成就感。
放弃那些“无止境”的追求，目的是为了生活的更加幸福，在当今中国社会，幸福感恐怕是唯一能够对抗安全感忧患所带来的焦虑与恐惧的武器。
安全感缺失，企业才得以发展
居安思危是国人的文化精髓，所以当自己重新审视安全感这个问题时，依然收货颇丰。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突然发现，倘若不是对于安全感的渴求，企业决不会达到今天的规模。
1996年，正是国企改制的高峰期，对于体制内的种种限制深恶痛切但无能为力的我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选择下岗回家自谋生路，二是负债经营，以股份制合作的形式经营企业。选择前者则意味着被改革的潮流扔进了新的不确定漩涡中；选择后者则势必面临突如其来的经营压力。
两害相较取其轻，在家人的支持下我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后者，这才有了今天的青岛佳诚。但是改制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意味着置身于完全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更是涉及到运营成本、员工结构、产品销售等多个方面，一时间让人忙的焦头烂额。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焦头烂额的状态，正是一种对于安全感的忧虑，这种安全感包含了对于未来的一种追求和向往，也正是这种安全感敦促我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企业。
但是做企业，难就难在是在变化的市场中竞争。作为一家从集体企业改制的小企业，我们没有国家政策倾斜，更没有足够厚的实力去市场中血拼。此时新的企业生存的安全问题又摆在我的眼前。
出于对未来的权衡，转型成了缓解安全感忧虑的最有效措施。这几年来，我们的产品从电灯塑料开关到防盗门，从建筑电气安装到流水线组装，每一个阶段都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做出颠覆性的调整，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始终走在市场的前列，让企业生存无忧。
这几次转型的前后情形，此时我依然历历在目。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自己带领企业的主动选择，倘若没有对于未来的忧患而安于现状，恐十白企业早就已经死掉了。
资本积累，同时也是幸福积累
经过了15年的创业、守业、转型与发展，现在的企业经营已经基本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通道。在这个通道之中，我惊讶地发现，随着资本积累的厚度增加，个人的幸福感指数也在增加。
这绝非是钱的因素在作怪。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埋头干实业的企业家而言，拥有的金钱数量，并不足以成为衡量幸福的标准。钱多钱少，都只是获取幸福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化解种种危机感、不安全感的过程中，个人的修养与能力得到了提升，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和从容自如。企业运营管理走入正轨，不可预估的风险性大大减少了。
在这种资本积累与幸福积累的过程中，不可控制因素，成了幸福感的最大敌人。所谓不可控因素来自多方面，譬如家人健康、市场变化、政策调整等多方面。企业家在员工眼中是强势的，但在政府、政策以及市场面前却又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同时这一类的弱势群体还具有这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责任，同样在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自然要有更多的担当。中国古语云：在其位谋其政。具有双重责任的企业家，要思考的问题绝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类问题，反而是一个系统的复杂过程。
复杂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影响企业家幸福感的不安全因素来源必定是复杂的，同时也就决定了安全感隐患的复杂性。前阵大热的电影《让子弹飞》中的经典台词所表达的就是这种不可预知的复杂隐患：“你带着老婆唱着歌，吃着火锅出了城，突然就被土匪劫了!”幸福感在这种突发事件面前戛然而止，相信是谁都不愿意看到了的。
所以我非常珍惜现在得来的这种幸福感，因此也要考虑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以减少因为安全感缺失带来的威胁。
曲折道路上的精神支撑
但在中国，即便考虑的再全面，也难免有所偏差。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我们只是普通的企业经营者，更难以准确地把握政策脉搏。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日新月异的经济环境与旧有体制问题的矛盾正在日益突出，社会矛盾的激化有目共睹。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受益于改革，也希望改革，因为我们希望一个长治久安的和谐环境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强的幸福感。
环境激变中的博弈艰辛相信每一个参与者都能有所感知。但在这样的问题前面，我们单一企业、单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没有任何表达自身意志的能力。所以我常告诫儿子，“不惧事，不出头”，就是这个道理。
创业这15年，我身边自主创业、下海经商的企业家不在少数，其中有大富大贵者，也不乏倾家荡产者，但绝大多数都小心翼翼地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相对于政府机器与国家力量，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在我的概念中，能够威胁企业家个人安全感的无外平几个方面 一是健康状况——生老病死等天理人伦；二是突然事故——如车祸、意外等；三就是权力机关的“铁面无私”。
发展中的中国仍有许多不规范、不健全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从未停止。这种国情决定了民营企业家将会有很多苦水无处倾泄，导致矛盾更加激化。不过幸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家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的声音确实能够为中国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样让在中国本来就饱受不公正待遇的民营企业，有了一线希望。这种希望，也许正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下甘于承受压力的动刀。
所以即便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发生——当牟其中、孙大午、唐万新、顾雏军甚至年轻的吴英，这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企业家面临牢狱甚至灭顶之灾的时候，我们也依然坚信，社会的进步将改变企业家生存的不安全现状。
坚信前途是光明，道路是曲折的，相信是我这一代很多同龄人的共同精神支撑。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们在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幸福感指教，规避各种风险。我想说的是，人的一生，尤其是企业家的经营生涯，忧患意识是伴随始终的，这种忧患意识决定了企业的高度与未来，同时也制约着企业家的幸福感。对于安全的忧患过犹不及，寻找到幸福感与安全感之间的平衡点，永远也不要让忧患意识妨碍自己的幸福感，毕竟，企业家也需要快乐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