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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胡耀邦富民思想”系列读书会（第三期）在北京召开，与会嘉宾、学者和企业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胡耀邦关于消费和富民的思想。参会嘉宾认为，胡耀邦的消费与富民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发展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比如在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如何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嘉宾有：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河北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鹏章，北方集团董事长、廊坊市工商联副主席田锁庄，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河北帅康座椅有限公司董事长昝贺伏，武夷山市天晟茶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晓梅，湖南合力众投董事长罗寅豪，苏州大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其华，武汉盛乾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文楠等。《中国民商》编委会主任黄文夫主持会议。
与会嘉宾围绕胡耀邦的消费观进行了讨论。消费观在胡耀邦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富民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胡耀邦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来探讨生产和消费的各种关系。他提出以消费促生产的模式，主要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生产的基础是消费需求；二是消费的基础是人民富裕；三是鼓励消费，倡导生活方式现代化，同时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浪费。
2015年11月19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增加新供给，满足创造新消费，形成新动力。
同一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发展居民和家庭、健康、养老、旅游、体育、文化、法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培训等贴近服务人民群众生活、需求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生活性服务领域，推动生活消费方式由生存型、传统型、物质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转变。这两个文件实际上都是要求通过创新来培育形成新的供给和增长动力。
1979年10月9日，胡耀邦在讲话中指出：“九亿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消费资料，除了农产品外，绝大部分是轻工业产品，轻工业产品也提供一部分生产资料，所以搞轻工业一定要千方百计，一定要广开门路，一定要因地制宜。”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来调整产业结构，来增加消费，实际上也是增加供给能力。这对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围绕大众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重点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他论述了经济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他认为，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地区和国家，都有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模式配套。对于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王占阳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压缩产业政策，更多地依靠自由市场的活力。产业政策要与经济发展的目标一致，发展的目标是工业的现代化还是人民生活的现代化，会使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出现很大的偏差。我们现在发展经济还得靠内需，最终的内需还得是消费需求，还得靠推进人民生活现代化来实现，也就是说要靠富民来实现，人民生活好是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胡耀邦提出了以大众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王占阳认为，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这句话很关键。现代化最大的标志是消灭城乡差别，普遍的中产阶级化，即人民生活现代化，能不能达到这一点决定改革开放的成败。
第三，胡耀邦提出了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用消费促进生产、刺激生产的观点。王占阳认为，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节衣缩食，压缩消费，支援生产，胡耀邦提出不要压缩消费，并且给出了更积极的提法：生产和消费相互促进，消费促进生产、刺激生产，这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刺激经济的政策和做法。
第四，胡耀邦提及了刺激消费的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经济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合理的分配刺激消费，王占阳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此外，胡耀邦还提出了要搞社会保障，将来要狠抓公平分配；并提出了赊销、分期付款的概念，王占阳认为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想法。
第五，在提出刺激消费的同时，胡耀邦还强调了两点：一是得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钱了才能消费；二是不能光搞重工业，还得有轻纺工业，即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比例结构问题。
王占阳认为，胡耀邦当时的经济思想有一些带有非常持久性的因素，最持久的就是以大众消费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这个大方向我们现在还必须坚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认为，胡耀邦关于消费和生产目的的论述，不仅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也与当下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密切的关联。认真学习胡耀邦的上述论述，有利于全面认识胡耀邦经济思想，也有利于理解中央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陈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供需错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供需错配，导致的结构失衡，则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供需错配，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对消费需求的关注，没有提供相应的供给与之适应，导致提供有效需求的供给严重不足。目前中央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就是释放市场活力，化解供需结构性错配，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剑认为，破解供需失衡，政府作用不可或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职责是要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主要作用是提供好的法治环境，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围绕民生需求，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经济新常态下，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政策的带动作用必不可少。要进一步发挥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新消费领域的引领作用。 陈剑特别提到，在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需要引导将投资投入到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领域中引入社会资本，摒弃对社会资本的歧视的限制，采取混合形式的公私合营（即PPP）或者有管制的民间投资主体，都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式，应当大力推行。但这需要引导，需要政府提供无歧视的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投资环境。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对1982年胡耀邦提出来的用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至今印象深刻。他认为，胡耀邦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意义非常大。一是潜在地提出了市场化的重要性，生产面向消费者，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思想。第二，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完成了原始积累，中国经济结构应该面向重大的转型，胡耀邦发现应该通过消费来刺激生产，这是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传承。第三，把人民最终的需求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马克思的思想。胡耀邦当时提出用消费刺激生产的时候，很有艺术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王涌认为，今天探讨胡耀邦关于消费对生产的刺激的思想，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凯恩斯的角度，需求通常包含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如何提升经济，凯恩斯没有从消费需求的角度进行探讨。中国之前一直用投资拉动社会发展的思路，但这条路现在遇到了困境。在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中，在需求一方，除了投资需求之外，为什么没有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为什么没有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和引擎？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我们还反复地采用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
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王涌认为，提法很学术化，一般学者不太懂，但适销对路，是面向老百姓的、符合市场真正需求的一种供给改革。面向中国消费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分别是住房、教育和医疗，但目前都没有很好的解决。他认为，中国私立大学不强的重要原因是垄断力量的强大使这个领域的供给侧发生了扭曲。在私立医院看病不能用医保，庞大的医保资金就不会投入到民办医院，也是因为有垄断在作祟。在房地产领域，房子的消费功能却变成了相对富裕阶层保值增值的一个手段。
老百姓现在的三大需求：房子、教育和医疗如何满足？王涌认为，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个改革的目标能够实现，老百姓的“三大件”需求才能最终得到满足。他提醒，在新的历史时期，老百姓的“三大件”的新需求最后怎么解决，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消费在经济发展和生产中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认为，胡耀邦思想的内涵是：需求就是富民，生产就是经济发展，在富民与经济发展中间消费起桥梁作用。那么在消费的过程中怎么去利用消费？消费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家庭、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消费过程中哪个主体起了主导作用？消费包括生活资料的消费和生产资料的消费，我们目前的瓶颈存在消费需求里面，作为一家企业要发挥积极性，去充分调查并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同民营企业可能更有那种内部的动力。
从需求来看消费，无论是自然人还是家庭、企业，还是其他生活组织和经济组织，都有不同的社会需求。在消费方面，这些需求可以分为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两大类。教育、医疗、住房都是非常明显的需求，还有一类需求可以通过对主体的培养来达到，就是隐性需求。李爱君认为，隐性的需求非常符合胡耀邦的思想，即通过消费刺激生产，把隐性的需求调动起来，通过这种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李爱君认为，对于隐性需求，我们可以挖掘需求和培养需求，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促进需求，比如给各个主体增加融资，提高收入，把隐性的需求就调动起来了。对于显性需求，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正常的显性需求目前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和满足，此外还有高消费、奢侈消费的满足。
但李爱君同时强调，在富民与经济发展中消费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怎么去满足显性需求，怎么去挖掘、培养和促进隐性需求，可能涉及到金融、法律制度等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综合地考虑金融、法律制度等，如果跟不上，企业再有积极性，也可能难以调动市场达到消费的目的。
在座谈会发言中，河北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鹏章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国农村市场交换与流通问题等三个方面，回顾了胡耀邦在这些方面的论述，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通过引用数据进行了论证。
关于消费需求以及未来30年企业的机会在哪？黄鹏章认为，前30年重点在“吃、住、行”；后30年重点将会在“游、养、娱”：“游”就是提高生活品质，走出去游玩、游乐、旅居；“养”是养老、养生、养心和养子；“娱”就是娱乐，更宽泛地说是文化产业。他认为，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表示，学习耀邦同志的富民思想，意义非常大。一篇一篇地去读耀邦同志的文选，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回到改革的原点来看，富民思想是耀邦同志思想最为核心的部分，作为民营企业家慢慢地去读一定会有体会和收获的。
谈及关于消费的问题，徐刚认为，为何投资一直在主导中国经济，消费形成不了主体，是因为投资由政府在主导。中国的消费现在也不差，不是没有购买力，而是有钱人想买房买车遭遇了限购、限贷。他认为，政府的“有形之手”对市场干预的过多，政府该做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去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医疗和养老等问题。
徐刚非常同意胡德平的两个观点：一是回到改革的原点来看问题；二是改革也有一个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企业家，要站在改革的立场，站在市场经济的立场去更多考虑问题，去学习耀邦同志的思想，更好地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更好地去推动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制造业和民营投资下滑的大背景下，如何去冷静地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尤为关键。
大家发言之后，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表示，希望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审核批准出版的《胡耀邦文选》，能够起到一个媒介的作用。这个媒介是什么呢？既是改革开放的原点，也是对实践的检验。
他表示，我们搞改革开放已经38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就是要证实或者证伪。改革开放经过实践的检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证实或者证伪。比如盛行的各地政府的土地财政就需要证伪。在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上，明明有证据显示一些案件是错案冤案，政法单位还掩盖、掩饰，迟迟不承认错误，不改过来，这需要及时地证伪。
胡耀邦1983年讲光彩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还没确立，市场经济的原则还没奠定，既不是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不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为什么当时还起了那么好的作用？胡德平认为主要是因为体现了富民的思想。反而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也有了，但对民营经济还有歧视，比如在银行贷不到款。
胡德平表示，胡耀邦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为我们的生产目的要转向，要转向市场，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生产什么，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生产什么。这个生产目的引起有的人的思考，为改革的转折做了一个思想准备。另外就是生产要找着市场，让老百姓来买东西，买什么呢？除了让老百姓买生活资料之外，还要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买生产资料，那不就是发展民营企业了嘛？！不少企业家就是从个体运输发展起来的。
1985年，胡耀邦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七五计划”应该围绕着全体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搞，重新部署我们的工业结构、工业体系，要按照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来搞，衣食住行用包括旅游都要搞。胡德平表示，如果在当时全国能够把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研究透了，何至于出现现在到日本去抢购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去欧美抢购奶粉？“七五计划”当时还提到要把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汽车业搞起来，要搞大飞机，要搞商品住房，这些关于衣食住行的，都和富民思想有关系。
胡德平最后表示，《中国民商》已经举办了3期“胡耀邦富民思想系列读书会”，希望参加读书会的专家、企业家能够利用好民商搭建的这个平台，经常的联系、碰面和交流，让大家从中都能够受益。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嘉宾有：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河北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鹏章，北方集团董事长、廊坊市工商联副主席田锁庄，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河北帅康座椅有限公司董事长昝贺伏，武夷山市天晟茶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晓梅，湖南合力众投董事长罗寅豪，苏州大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其华，武汉盛乾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文楠等。《中国民商》编委会主任黄文夫主持会议。
与会嘉宾围绕胡耀邦的消费观进行了讨论。消费观在胡耀邦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富民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胡耀邦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来探讨生产和消费的各种关系。他提出以消费促生产的模式，主要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生产的基础是消费需求；二是消费的基础是人民富裕；三是鼓励消费，倡导生活方式现代化，同时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浪费。
2015年11月19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增加新供给，满足创造新消费，形成新动力。
同一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发展居民和家庭、健康、养老、旅游、体育、文化、法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培训等贴近服务人民群众生活、需求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生活性服务领域，推动生活消费方式由生存型、传统型、物质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转变。这两个文件实际上都是要求通过创新来培育形成新的供给和增长动力。
1979年10月9日，胡耀邦在讲话中指出：“九亿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消费资料，除了农产品外，绝大部分是轻工业产品，轻工业产品也提供一部分生产资料，所以搞轻工业一定要千方百计，一定要广开门路，一定要因地制宜。”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来调整产业结构，来增加消费，实际上也是增加供给能力。这对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围绕大众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重点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他论述了经济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他认为，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地区和国家，都有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模式配套。对于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王占阳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压缩产业政策，更多地依靠自由市场的活力。产业政策要与经济发展的目标一致，发展的目标是工业的现代化还是人民生活的现代化，会使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出现很大的偏差。我们现在发展经济还得靠内需，最终的内需还得是消费需求，还得靠推进人民生活现代化来实现，也就是说要靠富民来实现，人民生活好是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胡耀邦提出了以大众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王占阳认为，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这句话很关键。现代化最大的标志是消灭城乡差别，普遍的中产阶级化，即人民生活现代化，能不能达到这一点决定改革开放的成败。
第三，胡耀邦提出了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用消费促进生产、刺激生产的观点。王占阳认为，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节衣缩食，压缩消费，支援生产，胡耀邦提出不要压缩消费，并且给出了更积极的提法：生产和消费相互促进，消费促进生产、刺激生产，这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刺激经济的政策和做法。
第四，胡耀邦提及了刺激消费的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经济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合理的分配刺激消费，王占阳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此外，胡耀邦还提出了要搞社会保障，将来要狠抓公平分配；并提出了赊销、分期付款的概念，王占阳认为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想法。
第五，在提出刺激消费的同时，胡耀邦还强调了两点：一是得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钱了才能消费；二是不能光搞重工业，还得有轻纺工业，即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比例结构问题。
王占阳认为，胡耀邦当时的经济思想有一些带有非常持久性的因素，最持久的就是以大众消费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这个大方向我们现在还必须坚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认为，胡耀邦关于消费和生产目的的论述，不仅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也与当下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密切的关联。认真学习胡耀邦的上述论述，有利于全面认识胡耀邦经济思想，也有利于理解中央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陈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供需错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供需错配，导致的结构失衡，则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供需错配，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对消费需求的关注，没有提供相应的供给与之适应，导致提供有效需求的供给严重不足。目前中央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就是释放市场活力，化解供需结构性错配，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剑认为，破解供需失衡，政府作用不可或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职责是要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主要作用是提供好的法治环境，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围绕民生需求，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经济新常态下，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政策的带动作用必不可少。要进一步发挥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新消费领域的引领作用。 陈剑特别提到，在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需要引导将投资投入到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领域中引入社会资本，摒弃对社会资本的歧视的限制，采取混合形式的公私合营（即PPP）或者有管制的民间投资主体，都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式，应当大力推行。但这需要引导，需要政府提供无歧视的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投资环境。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对1982年胡耀邦提出来的用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至今印象深刻。他认为，胡耀邦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意义非常大。一是潜在地提出了市场化的重要性，生产面向消费者，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思想。第二，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完成了原始积累，中国经济结构应该面向重大的转型，胡耀邦发现应该通过消费来刺激生产，这是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传承。第三，把人民最终的需求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马克思的思想。胡耀邦当时提出用消费刺激生产的时候，很有艺术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王涌认为，今天探讨胡耀邦关于消费对生产的刺激的思想，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凯恩斯的角度，需求通常包含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如何提升经济，凯恩斯没有从消费需求的角度进行探讨。中国之前一直用投资拉动社会发展的思路，但这条路现在遇到了困境。在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中，在需求一方，除了投资需求之外，为什么没有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为什么没有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和引擎？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我们还反复地采用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
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王涌认为，提法很学术化，一般学者不太懂，但适销对路，是面向老百姓的、符合市场真正需求的一种供给改革。面向中国消费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分别是住房、教育和医疗，但目前都没有很好的解决。他认为，中国私立大学不强的重要原因是垄断力量的强大使这个领域的供给侧发生了扭曲。在私立医院看病不能用医保，庞大的医保资金就不会投入到民办医院，也是因为有垄断在作祟。在房地产领域，房子的消费功能却变成了相对富裕阶层保值增值的一个手段。
老百姓现在的三大需求：房子、教育和医疗如何满足？王涌认为，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个改革的目标能够实现，老百姓的“三大件”需求才能最终得到满足。他提醒，在新的历史时期，老百姓的“三大件”的新需求最后怎么解决，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消费在经济发展和生产中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认为，胡耀邦思想的内涵是：需求就是富民，生产就是经济发展，在富民与经济发展中间消费起桥梁作用。那么在消费的过程中怎么去利用消费？消费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家庭、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消费过程中哪个主体起了主导作用？消费包括生活资料的消费和生产资料的消费，我们目前的瓶颈存在消费需求里面，作为一家企业要发挥积极性，去充分调查并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同民营企业可能更有那种内部的动力。
从需求来看消费，无论是自然人还是家庭、企业，还是其他生活组织和经济组织，都有不同的社会需求。在消费方面，这些需求可以分为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两大类。教育、医疗、住房都是非常明显的需求，还有一类需求可以通过对主体的培养来达到，就是隐性需求。李爱君认为，隐性的需求非常符合胡耀邦的思想，即通过消费刺激生产，把隐性的需求调动起来，通过这种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李爱君认为，对于隐性需求，我们可以挖掘需求和培养需求，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促进需求，比如给各个主体增加融资，提高收入，把隐性的需求就调动起来了。对于显性需求，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正常的显性需求目前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和满足，此外还有高消费、奢侈消费的满足。
但李爱君同时强调，在富民与经济发展中消费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怎么去满足显性需求，怎么去挖掘、培养和促进隐性需求，可能涉及到金融、法律制度等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综合地考虑金融、法律制度等，如果跟不上，企业再有积极性，也可能难以调动市场达到消费的目的。
在座谈会发言中，河北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鹏章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国农村市场交换与流通问题等三个方面，回顾了胡耀邦在这些方面的论述，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通过引用数据进行了论证。
关于消费需求以及未来30年企业的机会在哪？黄鹏章认为，前30年重点在“吃、住、行”；后30年重点将会在“游、养、娱”：“游”就是提高生活品质，走出去游玩、游乐、旅居；“养”是养老、养生、养心和养子；“娱”就是娱乐，更宽泛地说是文化产业。他认为，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表示，学习耀邦同志的富民思想，意义非常大。一篇一篇地去读耀邦同志的文选，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回到改革的原点来看，富民思想是耀邦同志思想最为核心的部分，作为民营企业家慢慢地去读一定会有体会和收获的。
谈及关于消费的问题，徐刚认为，为何投资一直在主导中国经济，消费形成不了主体，是因为投资由政府在主导。中国的消费现在也不差，不是没有购买力，而是有钱人想买房买车遭遇了限购、限贷。他认为，政府的“有形之手”对市场干预的过多，政府该做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去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医疗和养老等问题。
徐刚非常同意胡德平的两个观点：一是回到改革的原点来看问题；二是改革也有一个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企业家，要站在改革的立场，站在市场经济的立场去更多考虑问题，去学习耀邦同志的思想，更好地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更好地去推动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制造业和民营投资下滑的大背景下，如何去冷静地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尤为关键。
大家发言之后，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表示，希望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审核批准出版的《胡耀邦文选》，能够起到一个媒介的作用。这个媒介是什么呢？既是改革开放的原点，也是对实践的检验。
他表示，我们搞改革开放已经38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就是要证实或者证伪。改革开放经过实践的检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证实或者证伪。比如盛行的各地政府的土地财政就需要证伪。在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上，明明有证据显示一些案件是错案冤案，政法单位还掩盖、掩饰，迟迟不承认错误，不改过来，这需要及时地证伪。
胡耀邦1983年讲光彩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还没确立，市场经济的原则还没奠定，既不是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不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为什么当时还起了那么好的作用？胡德平认为主要是因为体现了富民的思想。反而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也有了，但对民营经济还有歧视，比如在银行贷不到款。
胡德平表示，胡耀邦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为我们的生产目的要转向，要转向市场，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生产什么，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生产什么。这个生产目的引起有的人的思考，为改革的转折做了一个思想准备。另外就是生产要找着市场，让老百姓来买东西，买什么呢？除了让老百姓买生活资料之外，还要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买生产资料，那不就是发展民营企业了嘛？！不少企业家就是从个体运输发展起来的。
1985年，胡耀邦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七五计划”应该围绕着全体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搞，重新部署我们的工业结构、工业体系，要按照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来搞，衣食住行用包括旅游都要搞。胡德平表示，如果在当时全国能够把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研究透了，何至于出现现在到日本去抢购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去欧美抢购奶粉？“七五计划”当时还提到要把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汽车业搞起来，要搞大飞机，要搞商品住房，这些关于衣食住行的，都和富民思想有关系。
胡德平最后表示，《中国民商》已经举办了3期“胡耀邦富民思想系列读书会”，希望参加读书会的专家、企业家能够利用好民商搭建的这个平台，经常的联系、碰面和交流，让大家从中都能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