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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针对出租司机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郑州市两个热心“的哥”决定突围自救
不速之客
2007年2月4日中午，郑州的冬天像往常一样干冷。崔坤亭在家睡午觉。他是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从每天晚上6点到转天早上8点。
中午，妻子李见华回家做饭。饭桌上，李见华对崔坤亭说，“孩儿的车丢了。”崔坤亭有点生气，回了一句，“丢了那不管。”李见华知道，丈夫是个“可仔细”(河南方言，指节俭)的人，每天只舍得吃两顿饭，早出晚归为的是能多拉一点活。她自己在工厂做会计，效益不好，收入很低。她明白，孩子的车丢了，崔坤亭有点心疼。
午饭后，李见华上班，丈夫休息，准备晚上出车。时间安静地过去。傍晚崔已出车，正上初三的儿子放学后去姥姥家吃晚饭，李见华也随后赶到。晚上10点多，李见华和儿子回到自己家，刷牙准备睡觉。这时有人敲门。“见华，开门。”
李见华听出是丈夫的三哥。“咋了哥？”门开了，李见华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时间来过家里啊。”
“孩儿睡了没？”
“刚躺下。”
“那别让孩儿知道。你穿衣服跟咱走一趟，坤亭出点事。”
李见华懵了。“人在哪？”
“在医院，别着急，咱一块去。”同来的警察说。
崔坤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口鼻处插着呼吸机。大夫说，只有脉搏还在，但是靠仪器维持。
李见华到达医院，崔的瞳孔已经扩散，心跳停止。用仪器维持，是为了让家人见上最后一面。被送到医院，崔的头被用砖头砸了3下，砖砖致命，头骨碎裂。
警方后来对李见华说，这起案件是3个年轻人所为。这3个人，在火车站一带等女出租车司机出现，伺机抢劫，但一直没有等到，最终选择了身材瘦小的崔坤亭。
崔开出租车前，一直在一家砂轮厂工作。下岗后曾四处打工，但工资最多只有600元。妻子工资也很低，孩子要上学，迫不得已，崔决定去开出租。
郑州的出租车百分之八十由个人购买，再挂靠到某家公司。崔因为无钱买车，只能租用别人的车，开夜班。夜班司机危险性更高，更加辛苦，钱却挣得少。“别的夜班司机都7点走，他6点多就出门，能多拉就多拉。我敢说，他是郑州所有夜班司机里挣钱最多的。”李见华说这话时有点自豪。崔坤亭开出租车5年，每个月收入2000多元，这在郑州已算中等收入。所以崔在出事前一直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崔坤亭去世，李见华有点崩溃，“根本集中不了精神。”她辞去原本收入不高的会计工作，赋闲在家，家里一下子陷入了绝境。
后事处理完毕，有一天，李见华住在母亲家，一位不速之客——另一位出租车司机靳秀忠和其他几个司机一起来访。
进门时，李并不认识这个人。经其他司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帮助自己的靳秀忠，而且知道，这个人在以前其他司机出事之后都给予过很大的帮助。
靳秀忠说，“见华，你这样的家庭肯定不富裕。你有孩子，还上学，有啥困难你就跟我们说一声，我们给你捐点学费。”
“一块钱”的突围计划
靳秀忠是通过司机间的口口相传，知道崔坤亭出事消息的。得到消息的转天，靳就组织司机进行捐款。他们在通往殡仪馆的路上拉起一块白布幅，找到一个方便面纸箱，接受出租司机和社会其他车辆的捐款。100多辆出租车在周围行进，募得几千元。
这并不是靳秀忠第一次组织募捐。这次募捐却让这位司机里的“老大”觉得应该转变方法。几次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司机的捐款额度越来越少。如果再有事故发生，这样的临时募捐将见不到成效。靳秀忠觉得应该想个长期计划。
靳秀忠今年43岁，家住郑州市郊区。身材高胖，皮肤黝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他自己说，“你跟郑州的出租车司机一提我，他们都知道。”正是这个出租车司机中的“老大”和另一名司机王磊发起一个叫作“爱心的士一元捐”的基金。
这是一项针对郑州出租车司机的自救行动，每一位愿意加入的司机每月捐赠一元钱，形成一个基金，目的是帮助那些被劫司机和遇害司机的家庭。
2007年二三月间，靳秀忠和王磊开始在熟识的司机中询问大家对基金的态度，得到的几乎全部是肯定的答案。两人开始筹划具体事宜。先期工作由王磊负责。今年44岁的王磊开出租车之前，在单位“给领导开小车”。王磊觉得自己对于政策层面有更好的把握能力。“我和靳师傅配合得很好，他是司机人缘方面(好)，我是政治这方面。”王磊笑着说。
王磊知道，成立一个民间组织到民政部门注册的手续十分烦琐，近乎不可能。他首先想到当地的慈善协会。慈善协会把王磊“推”到河南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又介绍王磊到郑州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会十分支持，要求王磊“写个材料，给我们看一看。”
王磊和靳秀忠商量，决定由王磊起草初步材料。“我就把我们的想法写了写，红会那边又整改(修改)了几次。”王磊说。2007年4月，王磊得到市红十字会的通知，“你们弄会标吧。”靳秀忠自己拿出3000块钱设计制作会标，还印刷几千份倡议书，并在倡议书上印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车牌号。
从9月份开始，靳秀忠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正常运营，“别人上班的时候我得去办这些事情。”靳秀忠说，晚上自己拉一点活。王磊则把自己的车包给别人，靳秀忠的车就成了流动办公室。那段时间，靳秀忠每月要自己出1000多元汽油钱，200多元电话费，“连给公司的管理费都一直欠着。”靳说。
到此时为止，一切事情都由靳秀忠和王磊等几名出租司机自己掌握，唯一介入的官方只有红十字会。“我从一开始就和靳师傅他们说，最好还是找到主管部门，让他们也参与。”郑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对记者说。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郑州市的出租车管理部门叫做郑州市客运管理处，另外还有一个出租车协会。
郑州市的出租车协会对于广大司机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名称，问及的司机没有一人知晓这个协会的具体工作。靳秀忠说，“协会就一个主任一个秘书长，下边有工作人员。一个出租司机都没有。”
一位姓杨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客运管理处就知道罚款，别的什么都不管，对司机一点好处都没有。大伙都讨厌他们。”
记者接触过的5位司机，都认为客运管理处是出租车的管理部门，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出租行业“向好的方向带”，“就知道罚款”。管理处周六周日不受理缴纳罚款，周一早上就能看见前来交罚款的司机排成长队。这种罚款造成了司机和管理部门之间很大的矛盾。
2007年7月30日，郑州出租车出现大规模减少的情况，只有很少的出租车在路上行驶。这个行为是因为出租车司机不满出租车公司的霸王条款而产生的。郑州的出租车绝大多数都由司机个人购买，但车辆的行驶证、经营权证件却只能写公司名字，而不能写司机个人名字。靳秀忠说，这就相当于我买个房子但是要写你的名字。
郑州出租车采取轮休制度，这样一来，这种轮休日也要缴纳公司费用。郑州规定每辆出租车的经营权是10年，因为有强制休息，实际的运营就达不到10年但还要按照10年缴纳费用。因为以上原因，司机在这天大规模“休息”。
得知“一元基金”，管理处曾想接管这笔基金，但被靳秀忠等人拒绝。他们认为司机与管理处之间有矛盾，如果以管理处的名义运作基金，“根本不可能成功”。
2007年11底到12月初，靳秀忠等几个热心司机，开始在火车站等司机聚集地发放宣传倡议书。“我们前面发，管理处的人在后面收，不让发。”靳秀忠说。管理处工作人员的行为，王磊说，“我们想不明白。”
客运管理处的不参与，并没有阻碍“一元基金”的发展。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靳秀忠和王磊决定把基金的启动仪式定在2007年12月6日，因为临近年底正是出租车抢劫的高发时段。他们想利用这个特殊时间把司机尽快发动起来。
12月4日，靳秀忠和王磊突然得到消息，客运管理处决定高调介入，并拿出一万元捐赠给基金，促使几家企业加入捐赠行列。启动仪式当天一共募集资金78000多元，其中包括司机个人捐赠7000多元。
启动仪式上，发起人靳秀忠和王磊没有被邀请上台，甚至没有被提及，台上就坐的只有一些相关领导。在靳的争取下，他才被允许“站在旁边念了倡议书”。
一些司机在台下问靳秀忠，“你们咋不上去，台上的人我们有的都不认识。我们是冲着你们才捐款的。”
基金毕竟成立起来了。
救助他人
基金成立3个月，一起恶性案件再次发生。2008年3月19日凌晨5点多，司机李中伟的手机响了。这是一个约好的用车电话。
李中伟凌晨5点40分从家里开车出发，到约定地点只需20分钟。早晨8点半，李中伟的妻子李慧兰接到车主的电话，“我在你家门口等你，中伟出事了。”
紧接着，警车出现在李慧兰家门口。“我第一反应就是他被扎了。”李慧兰回忆说。
“扎哪了？”李慧兰问警察。
警察说，“没事，人已经送医院。”
李慧兰到医院时，手术还在进行。医生说，“如果昏迷时间过长，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李中伟最终脱离危险。
抢车的嫌疑人很快被抓获。3人供述，抢劫目的是用这辆出租车去绑架一个孩子。李中伟的车转年就要报废。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辆即将报废的旧车会导致自己的喉管被割。
“我们挣钱本不多，抢劫对社会危害太大，开出租车的最恨这些人。”李中伟躺在病床上，说这话时喉咙的伤口处还有气声。
李中伟开出租车只有3个月。之前，他一直在云南开大货车。“我去年去了一趟云南，那山路，噫，可吓人。”妻子李慧兰说。去年云南发生山体滑坡，加上山路毁车，花30多万买的新货车，3年时间里就变得破烂不堪。李中伟过年回家，对妻子说，“我不想回云南开车了。”妻子说，“那就不开，卖了。”30多万的车只卖了3万多元。
“我想，回来开出租，一家团团聚聚，挺好。”李慧兰说，丈夫开货车走南闯北都没事，没想到在家门口开出租3个月就“赶上这事。”
李中伟今年38岁，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幼儿园。”李中伟每个月开车收入1500多元。孩子太小，妻子只能在家操持家务，1500元是这个四口之家全部的收入。“孩子都是穿别人穿不了的衣服。现在肉贵了，就一个星期吃一次。”李慧兰说，“我琢磨着我们这一代不行了。我只要把孩子培养好，就是功劳。”
郑州市一共有60家出租车公司，1万多辆出租车，有些分为早晚班，共有2万多名司机。这些司机和李中伟的状况类似，绝大部分为郑州人，家庭不富裕，开出租虽然收入属于中等，但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司机大多健康状况很差。
除开车外基本没有别的技能，他们很难转行。记者遇到的所有司机，无一例外对记者说，“要是能干别的，我绝对不会开出租。”这些司机除了为出租车上了强制保险外，几乎全部没有任何人身保险。个别加入合作医疗的司机，只能报销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治疗费用；对于司机面对的人身伤害，没有丝毫保障。由于没有养老保险，这些司机只能“开到开不动为止。”
李中伟躺着病床上气息微弱地说，“出院后还得开出租车。”
这次大手术和住院费一共花费16000多元。幸运的是，李中伟在出事两天前加入了基金，一次性捐赠一年12元的费用。得知出事的消息，经过商讨，“一元基金”决定救助5000元。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亲自把钱送到病房。当地媒体记录了这个镜头。也正是这个举动，又一次激发了从“一元基金”启动开始就埋藏下的矛盾。
“迷茫”之路
“一元基金”成立之初，靳秀忠和王磊的想法就很明确，“民间自发，自救互救。”王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询问清楚一项基金的具体运作方式之后，靳秀忠和王磊就开始制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名单。基金管理委员会一共12人，主要负责评定对于遇害司机是否需要救助以及救助款项多少的实际问题。每次会议有6人以上出席便有效。在最初的名单里，这12人全部都是郑州市各个出租车公司中具有威信和领导能力的司机。在靳和王看来，这样的设置才符合“司机自救”的目的。
当基金挂靠到红十字会，特别是当客运管理处决定介入之后，靳秀忠和王磊觉得一切都变了。“在管理处没介入之前，红十字会对我俩的态度可好了，鼓励我们别放弃。但是12月4日管理处介入了。5日我们再到红十字会说启动仪式的事情，张会长就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在这咋咋(河南方言，指吵闹的意思)了。这态度变化我们受不了。”王磊说。
在启动仪式之后，12个司机人选被红十字会去掉9个，只剩下靳、王以及另一位司机赵建国。其他名额分别由管理处和其他捐款单位的代表填补。“他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咋知道我们司机需要啥？”靳秀忠说，“救助那个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根本就不通知我们。我们被架空了。”
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说，“这完全不可能。我们对求助者都是笑脸相迎，怎么可能冷淡热心司机呢。是他们误会了。至于管理委员会的人选，我觉得每个方面都要有，其中有3个司机我觉得是能够代表司机的心声的。救助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我们绝对通知他们了，但是他们都推脱有事。”
在靳和王的最初设想里，这笔“一元基金”只是由红十字会来管理账目，何时取用、救助对象以及救助数额全部由司机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红十字会给予配合即可。但是目前，这种方式无法实施。“既然把钱放在红十字会，我们就要按照规范去操作这笔基金。”张春香说。
现在，这笔基金的捐赠方式已被划归到各出租车公司。每月，司机到公司缴纳管理费，可以在公司办理捐款，由公司开出收据证明，记录捐款明细。每一季度由公司统一交送红十字会一次。这笔基金的救助对象只限于参与捐款的司机，所以不可能随意设立不记名的捐款箱。这无形中增大了各公司的工作量，有的公司对此并不热情。“有司机打电话投诉说，我交到公司，公司都不收。我们还不敢强调太多，太多了，担心司机又说乱收费;不强调，效果又不好。”张春香说。
到目前为止，这笔基金的增长不多，仍旧停留在启动仪式之后的8万元左右，因为已经救助2个遭抢司机和8个贫困司机，花掉了1万多元。在靳秀忠看来，“官方”介入太多，自己又被架空，司机的捐款热情一落千丈。到目前为止，司机中只有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参与了捐款。
“我现在弄了个小本儿，有司机直接把钱给我，我就自己记录下来，再交给红十字会。”靳秀忠说，“我当初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等钱多了，给每个司机都买一份保险。”
现在他们还在追求着自己当初的目的——拿回自主权，自己掌握这笔基金。但是对于现实，声称“不认识多少字”的靳秀忠说了一个颇为书面的词语“有点迷茫”。
不速之客
2007年2月4日中午，郑州的冬天像往常一样干冷。崔坤亭在家睡午觉。他是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从每天晚上6点到转天早上8点。
中午，妻子李见华回家做饭。饭桌上，李见华对崔坤亭说，“孩儿的车丢了。”崔坤亭有点生气，回了一句，“丢了那不管。”李见华知道，丈夫是个“可仔细”(河南方言，指节俭)的人，每天只舍得吃两顿饭，早出晚归为的是能多拉一点活。她自己在工厂做会计，效益不好，收入很低。她明白，孩子的车丢了，崔坤亭有点心疼。
午饭后，李见华上班，丈夫休息，准备晚上出车。时间安静地过去。傍晚崔已出车，正上初三的儿子放学后去姥姥家吃晚饭，李见华也随后赶到。晚上10点多，李见华和儿子回到自己家，刷牙准备睡觉。这时有人敲门。“见华，开门。”
李见华听出是丈夫的三哥。“咋了哥？”门开了，李见华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时间来过家里啊。”
“孩儿睡了没？”
“刚躺下。”
“那别让孩儿知道。你穿衣服跟咱走一趟，坤亭出点事。”
李见华懵了。“人在哪？”
“在医院，别着急，咱一块去。”同来的警察说。
崔坤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口鼻处插着呼吸机。大夫说，只有脉搏还在，但是靠仪器维持。
李见华到达医院，崔的瞳孔已经扩散，心跳停止。用仪器维持，是为了让家人见上最后一面。被送到医院，崔的头被用砖头砸了3下，砖砖致命，头骨碎裂。
警方后来对李见华说，这起案件是3个年轻人所为。这3个人，在火车站一带等女出租车司机出现，伺机抢劫，但一直没有等到，最终选择了身材瘦小的崔坤亭。
崔开出租车前，一直在一家砂轮厂工作。下岗后曾四处打工，但工资最多只有600元。妻子工资也很低，孩子要上学，迫不得已，崔决定去开出租。
郑州的出租车百分之八十由个人购买，再挂靠到某家公司。崔因为无钱买车，只能租用别人的车，开夜班。夜班司机危险性更高，更加辛苦，钱却挣得少。“别的夜班司机都7点走，他6点多就出门，能多拉就多拉。我敢说，他是郑州所有夜班司机里挣钱最多的。”李见华说这话时有点自豪。崔坤亭开出租车5年，每个月收入2000多元，这在郑州已算中等收入。所以崔在出事前一直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崔坤亭去世，李见华有点崩溃，“根本集中不了精神。”她辞去原本收入不高的会计工作，赋闲在家，家里一下子陷入了绝境。
后事处理完毕，有一天，李见华住在母亲家，一位不速之客——另一位出租车司机靳秀忠和其他几个司机一起来访。
进门时，李并不认识这个人。经其他司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帮助自己的靳秀忠，而且知道，这个人在以前其他司机出事之后都给予过很大的帮助。
靳秀忠说，“见华，你这样的家庭肯定不富裕。你有孩子，还上学，有啥困难你就跟我们说一声，我们给你捐点学费。”
“一块钱”的突围计划
靳秀忠是通过司机间的口口相传，知道崔坤亭出事消息的。得到消息的转天，靳就组织司机进行捐款。他们在通往殡仪馆的路上拉起一块白布幅，找到一个方便面纸箱，接受出租司机和社会其他车辆的捐款。100多辆出租车在周围行进，募得几千元。
这并不是靳秀忠第一次组织募捐。这次募捐却让这位司机里的“老大”觉得应该转变方法。几次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司机的捐款额度越来越少。如果再有事故发生，这样的临时募捐将见不到成效。靳秀忠觉得应该想个长期计划。
靳秀忠今年43岁，家住郑州市郊区。身材高胖，皮肤黝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他自己说，“你跟郑州的出租车司机一提我，他们都知道。”正是这个出租车司机中的“老大”和另一名司机王磊发起一个叫作“爱心的士一元捐”的基金。
这是一项针对郑州出租车司机的自救行动，每一位愿意加入的司机每月捐赠一元钱，形成一个基金，目的是帮助那些被劫司机和遇害司机的家庭。
2007年二三月间，靳秀忠和王磊开始在熟识的司机中询问大家对基金的态度，得到的几乎全部是肯定的答案。两人开始筹划具体事宜。先期工作由王磊负责。今年44岁的王磊开出租车之前，在单位“给领导开小车”。王磊觉得自己对于政策层面有更好的把握能力。“我和靳师傅配合得很好，他是司机人缘方面(好)，我是政治这方面。”王磊笑着说。
王磊知道，成立一个民间组织到民政部门注册的手续十分烦琐，近乎不可能。他首先想到当地的慈善协会。慈善协会把王磊“推”到河南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又介绍王磊到郑州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会十分支持，要求王磊“写个材料，给我们看一看。”
王磊和靳秀忠商量，决定由王磊起草初步材料。“我就把我们的想法写了写，红会那边又整改(修改)了几次。”王磊说。2007年4月，王磊得到市红十字会的通知，“你们弄会标吧。”靳秀忠自己拿出3000块钱设计制作会标，还印刷几千份倡议书，并在倡议书上印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车牌号。
从9月份开始，靳秀忠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正常运营，“别人上班的时候我得去办这些事情。”靳秀忠说，晚上自己拉一点活。王磊则把自己的车包给别人，靳秀忠的车就成了流动办公室。那段时间，靳秀忠每月要自己出1000多元汽油钱，200多元电话费，“连给公司的管理费都一直欠着。”靳说。
到此时为止，一切事情都由靳秀忠和王磊等几名出租司机自己掌握，唯一介入的官方只有红十字会。“我从一开始就和靳师傅他们说，最好还是找到主管部门，让他们也参与。”郑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对记者说。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郑州市的出租车管理部门叫做郑州市客运管理处，另外还有一个出租车协会。
郑州市的出租车协会对于广大司机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名称，问及的司机没有一人知晓这个协会的具体工作。靳秀忠说，“协会就一个主任一个秘书长，下边有工作人员。一个出租司机都没有。”
一位姓杨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客运管理处就知道罚款，别的什么都不管，对司机一点好处都没有。大伙都讨厌他们。”
记者接触过的5位司机，都认为客运管理处是出租车的管理部门，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出租行业“向好的方向带”，“就知道罚款”。管理处周六周日不受理缴纳罚款，周一早上就能看见前来交罚款的司机排成长队。这种罚款造成了司机和管理部门之间很大的矛盾。
2007年7月30日，郑州出租车出现大规模减少的情况，只有很少的出租车在路上行驶。这个行为是因为出租车司机不满出租车公司的霸王条款而产生的。郑州的出租车绝大多数都由司机个人购买，但车辆的行驶证、经营权证件却只能写公司名字，而不能写司机个人名字。靳秀忠说，这就相当于我买个房子但是要写你的名字。
郑州出租车采取轮休制度，这样一来，这种轮休日也要缴纳公司费用。郑州规定每辆出租车的经营权是10年，因为有强制休息，实际的运营就达不到10年但还要按照10年缴纳费用。因为以上原因，司机在这天大规模“休息”。
得知“一元基金”，管理处曾想接管这笔基金，但被靳秀忠等人拒绝。他们认为司机与管理处之间有矛盾，如果以管理处的名义运作基金，“根本不可能成功”。
2007年11底到12月初，靳秀忠等几个热心司机，开始在火车站等司机聚集地发放宣传倡议书。“我们前面发，管理处的人在后面收，不让发。”靳秀忠说。管理处工作人员的行为，王磊说，“我们想不明白。”
客运管理处的不参与，并没有阻碍“一元基金”的发展。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靳秀忠和王磊决定把基金的启动仪式定在2007年12月6日，因为临近年底正是出租车抢劫的高发时段。他们想利用这个特殊时间把司机尽快发动起来。
12月4日，靳秀忠和王磊突然得到消息，客运管理处决定高调介入，并拿出一万元捐赠给基金，促使几家企业加入捐赠行列。启动仪式当天一共募集资金78000多元，其中包括司机个人捐赠7000多元。
启动仪式上，发起人靳秀忠和王磊没有被邀请上台，甚至没有被提及，台上就坐的只有一些相关领导。在靳的争取下，他才被允许“站在旁边念了倡议书”。
一些司机在台下问靳秀忠，“你们咋不上去，台上的人我们有的都不认识。我们是冲着你们才捐款的。”
基金毕竟成立起来了。
救助他人
基金成立3个月，一起恶性案件再次发生。2008年3月19日凌晨5点多，司机李中伟的手机响了。这是一个约好的用车电话。
李中伟凌晨5点40分从家里开车出发，到约定地点只需20分钟。早晨8点半，李中伟的妻子李慧兰接到车主的电话，“我在你家门口等你，中伟出事了。”
紧接着，警车出现在李慧兰家门口。“我第一反应就是他被扎了。”李慧兰回忆说。
“扎哪了？”李慧兰问警察。
警察说，“没事，人已经送医院。”
李慧兰到医院时，手术还在进行。医生说，“如果昏迷时间过长，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李中伟最终脱离危险。
抢车的嫌疑人很快被抓获。3人供述，抢劫目的是用这辆出租车去绑架一个孩子。李中伟的车转年就要报废。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辆即将报废的旧车会导致自己的喉管被割。
“我们挣钱本不多，抢劫对社会危害太大，开出租车的最恨这些人。”李中伟躺在病床上，说这话时喉咙的伤口处还有气声。
李中伟开出租车只有3个月。之前，他一直在云南开大货车。“我去年去了一趟云南，那山路，噫，可吓人。”妻子李慧兰说。去年云南发生山体滑坡，加上山路毁车，花30多万买的新货车，3年时间里就变得破烂不堪。李中伟过年回家，对妻子说，“我不想回云南开车了。”妻子说，“那就不开，卖了。”30多万的车只卖了3万多元。
“我想，回来开出租，一家团团聚聚，挺好。”李慧兰说，丈夫开货车走南闯北都没事，没想到在家门口开出租3个月就“赶上这事。”
李中伟今年38岁，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幼儿园。”李中伟每个月开车收入1500多元。孩子太小，妻子只能在家操持家务，1500元是这个四口之家全部的收入。“孩子都是穿别人穿不了的衣服。现在肉贵了，就一个星期吃一次。”李慧兰说，“我琢磨着我们这一代不行了。我只要把孩子培养好，就是功劳。”
郑州市一共有60家出租车公司，1万多辆出租车，有些分为早晚班，共有2万多名司机。这些司机和李中伟的状况类似，绝大部分为郑州人，家庭不富裕，开出租虽然收入属于中等，但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司机大多健康状况很差。
除开车外基本没有别的技能，他们很难转行。记者遇到的所有司机，无一例外对记者说，“要是能干别的，我绝对不会开出租。”这些司机除了为出租车上了强制保险外，几乎全部没有任何人身保险。个别加入合作医疗的司机，只能报销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治疗费用；对于司机面对的人身伤害，没有丝毫保障。由于没有养老保险，这些司机只能“开到开不动为止。”
李中伟躺着病床上气息微弱地说，“出院后还得开出租车。”
这次大手术和住院费一共花费16000多元。幸运的是，李中伟在出事两天前加入了基金，一次性捐赠一年12元的费用。得知出事的消息，经过商讨，“一元基金”决定救助5000元。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亲自把钱送到病房。当地媒体记录了这个镜头。也正是这个举动，又一次激发了从“一元基金”启动开始就埋藏下的矛盾。
“迷茫”之路
“一元基金”成立之初，靳秀忠和王磊的想法就很明确，“民间自发，自救互救。”王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询问清楚一项基金的具体运作方式之后，靳秀忠和王磊就开始制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名单。基金管理委员会一共12人，主要负责评定对于遇害司机是否需要救助以及救助款项多少的实际问题。每次会议有6人以上出席便有效。在最初的名单里，这12人全部都是郑州市各个出租车公司中具有威信和领导能力的司机。在靳和王看来，这样的设置才符合“司机自救”的目的。
当基金挂靠到红十字会，特别是当客运管理处决定介入之后，靳秀忠和王磊觉得一切都变了。“在管理处没介入之前，红十字会对我俩的态度可好了，鼓励我们别放弃。但是12月4日管理处介入了。5日我们再到红十字会说启动仪式的事情，张会长就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在这咋咋(河南方言，指吵闹的意思)了。这态度变化我们受不了。”王磊说。
在启动仪式之后，12个司机人选被红十字会去掉9个，只剩下靳、王以及另一位司机赵建国。其他名额分别由管理处和其他捐款单位的代表填补。“他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咋知道我们司机需要啥？”靳秀忠说，“救助那个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根本就不通知我们。我们被架空了。”
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说，“这完全不可能。我们对求助者都是笑脸相迎，怎么可能冷淡热心司机呢。是他们误会了。至于管理委员会的人选，我觉得每个方面都要有，其中有3个司机我觉得是能够代表司机的心声的。救助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我们绝对通知他们了，但是他们都推脱有事。”
在靳和王的最初设想里，这笔“一元基金”只是由红十字会来管理账目，何时取用、救助对象以及救助数额全部由司机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红十字会给予配合即可。但是目前，这种方式无法实施。“既然把钱放在红十字会，我们就要按照规范去操作这笔基金。”张春香说。
现在，这笔基金的捐赠方式已被划归到各出租车公司。每月，司机到公司缴纳管理费，可以在公司办理捐款，由公司开出收据证明，记录捐款明细。每一季度由公司统一交送红十字会一次。这笔基金的救助对象只限于参与捐款的司机，所以不可能随意设立不记名的捐款箱。这无形中增大了各公司的工作量，有的公司对此并不热情。“有司机打电话投诉说，我交到公司，公司都不收。我们还不敢强调太多，太多了，担心司机又说乱收费;不强调，效果又不好。”张春香说。
到目前为止，这笔基金的增长不多，仍旧停留在启动仪式之后的8万元左右，因为已经救助2个遭抢司机和8个贫困司机，花掉了1万多元。在靳秀忠看来，“官方”介入太多，自己又被架空，司机的捐款热情一落千丈。到目前为止，司机中只有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参与了捐款。
“我现在弄了个小本儿，有司机直接把钱给我，我就自己记录下来，再交给红十字会。”靳秀忠说，“我当初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等钱多了，给每个司机都买一份保险。”
现在他们还在追求着自己当初的目的——拿回自主权，自己掌握这笔基金。但是对于现实，声称“不认识多少字”的靳秀忠说了一个颇为书面的词语“有点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