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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法系以《唐律疏议》为形成标志，这也代表了古代立法技术和法律文化的高度发展。唐朝时期内外交往十分频繁，促进了唐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文化向域外的传播，但也带来了大量的唐人与外邦人的纠纷案件，这促使“化外人”制度的诞生；在距今1300多年的唐朝，“化外人”首次被规定在律文之中，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学者们对这一规定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多是在“化外人”的理论层面进行分析，而少有对“化外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确定标准进行分析，以文化标志区分“化外人”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难以发挥作用，故在实际操作中区分化外人的标准应该是政令标准，这样更加准确，操作性更强。
关键词：化外人；礼义教化；政令；标准
我国古代社会对于法律文化的追索曾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悝，集诸侯刑典，造法经六篇” 出现了中国古代第一步成文法典，也是后世变法改革制定律文的本，“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 等，中华法系得到长足发展，至唐高宗时期《唐律疏议》的形成使中国古代律学文化达到一个行的高度，同时唐朝在内外交往方面也达到一个高峰。正是由于唐人与外邦人交流增多，纠纷势必也会增加，唐朝的统治阶层因此制定了“化外人”制度。
“化外人”的出现，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化外人”是什么？包括哪些人？如何确定？近十余年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在学者的研究中主要有几种观点，首先一部分学者认为“化外人”就是外国人，即简单的以国籍的不同来区分“化外人”，他们或将“化外人”条称为“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规定”，或称为“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忽略了在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国际概念，用国籍来界定化外人并不准确，并且范围也被缩小了；另外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化外人”是在政令教化不能实行的地域生存的人，苏钦老师认为 ，统治者所倡导的礼义、制定的法令未能贯彻实施的地方就被视之为“化外”，居住在“化外”地方的人即为“化外人”。 但是 “所倡导的礼义”标准应如何把握？唐律规定：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本法论。’”
[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姓刑名。
涉“化外人”的案件审理不外乎两种处理方式：第一，“各依本俗法”按“化外人”法律规定处理；第二，“以本法论”，按照唐律处理。对其中“各依本俗法”的规定深入分析可以知道，确定应用此条的前提是确定“同类”“化外人”相犯时。“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姓刑名”规定了，如果高丽人和百济人在唐朝领域范围内发生了冲突，应当按照唐律处理。而以文化和政令为标准区别“化外人”，此处就会出現一个疑问，高丽、百济两地是属于化外地区吗？按照区分化外人的政令和教化两标准，高丽和百济作为与唐朝封建政权相互独立的政权，很明显符合政令这一标准，但是另一教化标准又怎样去衡量呢？
“[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的规定中唐朝的立法者认为“化外人”是蕃夷之国，有自己的君主、法制和风俗习惯。同时以高丽和百济为例进行了解释，并将高丽和百济作为化外人来对待。唐朝立法者认为两者是“化外地区”，其属民是“化外人”，两者相犯谓之异类相犯，“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但是根据《旧唐书》记载，
“高丽者，出自扶余之别种也。……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对卢以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傉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高丽与百济皆为“扶余之别种”，表明其官制，是仿照的唐朝官制；另外“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食用笾豆、簠簋、尊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其俗贫窭者多，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煴火以取暖。种田养蚕，略同中国”表现出高丽人在平时生活中的娱乐活动以及经济生产的许多方面，都以唐朝为参照，学习唐朝文化；高丽的文化生活的也有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 ，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说明高丽的文化生活收到了唐朝礼仪教化的影响，而高丽人在唐朝被立法者划进了“化外人”的范畴。
我们从区分化外人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教化；第二，政令。《旧唐书》中对东夷高丽的记载，高丽的官制比照唐朝官制，经济的发展借鉴唐朝，最重要的文化方面也收到唐朝文化的影响，高丽人“尤爱重之”《五经》、《史记》等书籍。表明高丽一直接受着唐朝文化的“教化”，所以高丽是符合教化标准的，但是高丽在当时立法者的眼里是属于“化外人”的范畴的，这表明了两个标准在唐朝的立法者的眼里第二个标准要更重要一些，或者是在司法领域内第二个标准更重要一些，即以政令标准来区分“化外人”的具体范围。
在唐朝时期，《唐律疏议》引礼入法，礼法融合达到一个新高度。在某地推行政令，一定意义上就是唐朝王朝在对该地进行礼仪教化。因为礼仪教化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令的实施，政令相比礼仪教化更具有确定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另外我国在唐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高度发达，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交往中心，当时中国周边诸国，例如朝鮮、日本、等亚洲诸国便已经开始向我国学习文化经济科技等知识，在现在社会韩国日本等国家仍然保留了很大一本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唐朝当时其尤其受到儒家传统礼仪的教化。然而像高丽、百济这样的邦国却被当时的立法者列入“化外人”的范围，所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用礼仪教化很难区分“化外人”。
所以对于“化外人”的区分标准，应该分为两个层次去认识，在理论层面“化外人”的区分标准就应该是苏钦老师的观点，礼仪和法令两个标准来确定化外地区和“化外人”；另外在实际操作层面要大胆假设，在唐朝时期遇到涉及“化外人”的案件，主办官员仅依靠律文中“<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的描述来判定是很模糊不确定的，相对于《唐律疏议》体现出的高超立法技术是不相配的，所以在唐朝应该会又更为确定的司法实践标准来准确判定“化外人”的范围，而《唐律疏议》中的规定应当是原则性和方向性的，所以上文中大胆假设，在认识司法实践层面的“化外人”，政令这一标准应该是极为重要的区分标准。在礼法融合的唐朝，政令标准包含了礼义教化的内容，同时相对于别的文化方面的标准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确定性和准确性。
参考文献：
[1][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卷一，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卷一，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苏钦：《唐明律“化外人”条辨析——兼论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法学研究》第18卷第5期
[4][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卷六，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5][后晋] 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一百四十九
[6][后晋] 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一百四十九
[7][后晋] 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一百四十九
[8][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卷六，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关键词：化外人；礼义教化；政令；标准
我国古代社会对于法律文化的追索曾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悝，集诸侯刑典，造法经六篇” 出现了中国古代第一步成文法典，也是后世变法改革制定律文的本，“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 等，中华法系得到长足发展，至唐高宗时期《唐律疏议》的形成使中国古代律学文化达到一个行的高度，同时唐朝在内外交往方面也达到一个高峰。正是由于唐人与外邦人交流增多，纠纷势必也会增加，唐朝的统治阶层因此制定了“化外人”制度。
“化外人”的出现，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化外人”是什么？包括哪些人？如何确定？近十余年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在学者的研究中主要有几种观点，首先一部分学者认为“化外人”就是外国人，即简单的以国籍的不同来区分“化外人”，他们或将“化外人”条称为“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规定”，或称为“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忽略了在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国际概念，用国籍来界定化外人并不准确，并且范围也被缩小了；另外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化外人”是在政令教化不能实行的地域生存的人，苏钦老师认为 ，统治者所倡导的礼义、制定的法令未能贯彻实施的地方就被视之为“化外”，居住在“化外”地方的人即为“化外人”。 但是 “所倡导的礼义”标准应如何把握？唐律规定：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本法论。’”
[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姓刑名。
涉“化外人”的案件审理不外乎两种处理方式：第一，“各依本俗法”按“化外人”法律规定处理；第二，“以本法论”，按照唐律处理。对其中“各依本俗法”的规定深入分析可以知道，确定应用此条的前提是确定“同类”“化外人”相犯时。“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姓刑名”规定了，如果高丽人和百济人在唐朝领域范围内发生了冲突，应当按照唐律处理。而以文化和政令为标准区别“化外人”，此处就会出現一个疑问，高丽、百济两地是属于化外地区吗？按照区分化外人的政令和教化两标准，高丽和百济作为与唐朝封建政权相互独立的政权，很明显符合政令这一标准，但是另一教化标准又怎样去衡量呢？
“[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的规定中唐朝的立法者认为“化外人”是蕃夷之国，有自己的君主、法制和风俗习惯。同时以高丽和百济为例进行了解释，并将高丽和百济作为化外人来对待。唐朝立法者认为两者是“化外地区”，其属民是“化外人”，两者相犯谓之异类相犯，“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但是根据《旧唐书》记载，
“高丽者，出自扶余之别种也。……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对卢以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傉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高丽与百济皆为“扶余之别种”，表明其官制，是仿照的唐朝官制；另外“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食用笾豆、簠簋、尊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其俗贫窭者多，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煴火以取暖。种田养蚕，略同中国”表现出高丽人在平时生活中的娱乐活动以及经济生产的许多方面，都以唐朝为参照，学习唐朝文化；高丽的文化生活的也有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 ，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说明高丽的文化生活收到了唐朝礼仪教化的影响，而高丽人在唐朝被立法者划进了“化外人”的范畴。
我们从区分化外人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教化；第二，政令。《旧唐书》中对东夷高丽的记载，高丽的官制比照唐朝官制，经济的发展借鉴唐朝，最重要的文化方面也收到唐朝文化的影响，高丽人“尤爱重之”《五经》、《史记》等书籍。表明高丽一直接受着唐朝文化的“教化”，所以高丽是符合教化标准的，但是高丽在当时立法者的眼里是属于“化外人”的范畴的，这表明了两个标准在唐朝的立法者的眼里第二个标准要更重要一些，或者是在司法领域内第二个标准更重要一些，即以政令标准来区分“化外人”的具体范围。
在唐朝时期，《唐律疏议》引礼入法，礼法融合达到一个新高度。在某地推行政令，一定意义上就是唐朝王朝在对该地进行礼仪教化。因为礼仪教化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令的实施，政令相比礼仪教化更具有确定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另外我国在唐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高度发达，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交往中心，当时中国周边诸国，例如朝鮮、日本、等亚洲诸国便已经开始向我国学习文化经济科技等知识，在现在社会韩国日本等国家仍然保留了很大一本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唐朝当时其尤其受到儒家传统礼仪的教化。然而像高丽、百济这样的邦国却被当时的立法者列入“化外人”的范围，所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用礼仪教化很难区分“化外人”。
所以对于“化外人”的区分标准，应该分为两个层次去认识，在理论层面“化外人”的区分标准就应该是苏钦老师的观点，礼仪和法令两个标准来确定化外地区和“化外人”；另外在实际操作层面要大胆假设，在唐朝时期遇到涉及“化外人”的案件，主办官员仅依靠律文中“<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的描述来判定是很模糊不确定的，相对于《唐律疏议》体现出的高超立法技术是不相配的，所以在唐朝应该会又更为确定的司法实践标准来准确判定“化外人”的范围，而《唐律疏议》中的规定应当是原则性和方向性的，所以上文中大胆假设，在认识司法实践层面的“化外人”，政令这一标准应该是极为重要的区分标准。在礼法融合的唐朝，政令标准包含了礼义教化的内容，同时相对于别的文化方面的标准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确定性和准确性。
参考文献：
[1][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卷一，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卷一，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苏钦：《唐明律“化外人”条辨析——兼论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法学研究》第18卷第5期
[4][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卷六，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5][后晋] 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一百四十九
[6][后晋] 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一百四十九
[7][后晋] 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一百四十九
[8][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卷六，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