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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年多的变化调整，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饱受诟病和非议的国际评级业，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正在逐渐走出信任危机，重建市场声誉。
“国际评级业已发生显著变化，监管更加严格、行业竞争加剧。”道格拉斯·彼得森说。这也正是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倡导的国际评级业改革的方向。
不过，国际评级业三大评级机构的主导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金融市场对评级的依赖度依然较强。2010年希腊主权评级被下调至“垃圾级”，2011年8月5日，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史无前例的下调，由“AAA”被降至“AA+”，一度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在很大程度上，信用评级更像是实体经济的一面镜子，危机发生近六年，至今全球经济依然尚未完全摆脱衰退，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市场依然脆弱。
3月底，彼得森参加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期间，在北京金融街接受《财经》记者专访。近两小时访谈过程中，他从自己在标准普尔和花旗银行从业经验出发，透过信用评级行业，结合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讨论公共部门债务及融资、影子银行、金融监管等热点话题。
标准普尔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一家华尔街的百年老店。
2011年9月，在标普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后不久，彼得森出任公司总裁。面对外界对评级机构的多重质疑、趋紧的监管和评级业改革等种种挑战，他着重重新修复与政府和金融市场的信任关系。
56岁的彼得森，还被认为是“老练的银行家”、“出色的危机管理者”，他曾在美国花旗银行供职近25年，2010年出任花旗银行首席运营官。2013年11月，出任标普母公司麦格希财讯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
身为银行业从业者，彼得森亲历了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创新一度低迷，但影子银行再度快速扩张，尤其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他认为，对银行体系加强监管固然重要，但还应该建立覆盖各类监管之上的共同联席合作的机制，实现对影子银行的全面监管。
他还认为，中国公共部门债务规模可控，但是面临两大担忧：债务增速过快和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主导地位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发展债券市场，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改变目前银行主导的模式，是公共部门融资改革的出路。
《财经》：根据你的观察，中国的影子银行与美国的有哪些不同？
彼得森：中美影子银行在定义层面，并没有太大区别。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的影子银行更加正式、规范，不管是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都有着大家所了解的结构，有着正规的文件，也有着正式的规则和相关监管制度。
另外，它们要接受审计还要跟投资者签署正规的法律合同。从理论上来讲，美国影子银行不应该为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
而在中国就不同了，我认为有两点：在定价、信息披露、流动性管理方面，比较缺乏透明度；中国影子银行与大量的散户投资者，也就是个人投资者，发生关系，这些投资者并非成熟、专业的投资机构。
如果对影子银行整体的规模还不十分清楚，法律框架也不清晰，信息披露和定价也不到位的话，又跟大量的散户发生关系，确实让人担忧。
《财经》：那么，你如何看待可能的风险暴露？市场监管者应对违约事件持何种态度？
彼得森：中国的一些散户投资者，正在购买一些和政府相关的地方融资平台项目和房地产项目融资相关的金融产品，他们却不清楚资金最终流向何方，这样的融资确实有风险。
目前，中国监管当局又担心风险的暴露和违约的发生。像中诚信托兑付危机，对于投资者个人是坏事，但是对于金融系统可能是好事，违约能够培养投资者金融风险意识，也能检验文档记录系统和法律框架是否到位、是否有效。
违约能够让投资者学会自律，更好地理解信用风险，了解风险定价，并有助于建立起与风险相匹配的定价体系，政府部门的融资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融资利差可能会扩大，这对金融市场长远发展有利。
根据标准普尔最新的违约研究，1981年-2013年间全球企业违约率（包括投资级和投机级）介于0.14%-4.14%之间。可见，违约是金融市场正常的现象。
《财经》：既然存在风险，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如何规范影子银行？
彼得森：中国影子银行快速发展，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密切相关的。
快速增长的经济，需要金融市场不断提供融资，以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从储户和投资者的角度讲，他们需要更高的利率，或者得到与他们所承担风险匹配的补偿，这也促使中国影子银行发展越来越快。
金融创新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影子银行大量出现。另外，中国影子银行的不断发展，一个特殊的原因是与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有关。
基于此，金融监管框架不应该只是跟着传统银行体系走，应该从整个金融体系出发，包含影子银行体系，建立更为广泛的金融相关监管框架和规章制度，确保信息披露透明化，并实行更严格的审计。随着监管框架不断完善，将让影子银行的运作变得更加透明和规范。
《财经》：中国现实的障碍是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监管沟通协调渠道并不是很顺畅，怎么破解这一难题？
彼得森：美国和欧洲也出现过中国这样的情况。金融危机后，欧洲和美国成立了在各类金融监管部门之上的监管协调机构，以确保相关监管部门之间相互协作，并识别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例如，欧洲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英文简称ESRB）；国际上，G20框架下，也成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来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协调。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存在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类型的影子银行和其他金融活动，核心银行体系的有效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银行提供了信贷、存款和支付等基本的金融服务。所以对核心银行体系的监管不能放松。另外随着中国政府逐步引入银行业竞争机制，银行的竞争力会进一步加强，从而为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再补充一点，我个人比较支持加强监管，好的监管能够加强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监管的核心是构建完善的法律框架、规章制度体系。
《财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纷纷进入去杆杠周期，但是政府公共部门的杠杆水平却显著提升，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彼得森：2008年危机发生后，整个经济在衰退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刺激经济的方式是很常见的，也是很正常的。比方说，欧洲、美国都采取了刺激政策，这些刺激是以低利率为代表的。不过，这确实带来了公共部门债务有所上升，但是债务的负担或成本并不高。
相比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比较微妙的细节。比如说公共融资的来源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流还款。另外，政府是不是利用这些资金来投资长期的项目，比方说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老龄化是影响很多国家公共部门负债的一个长期因素，政府能不能满足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和健康保险方面的需求。
《财经》：中国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你如何认识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风险？
彼得森：从中国审计署公布的数据看，中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与GDP的比例是37%，相比标普全球评级体系中评级为AAA、AA、A和BBB的其他主权政府，仍不算高。不过，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面临两方面的担忧：债务增速太快和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主导地位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若公共部门债务快速增长的势头再持续数年，则可能不仅会削弱公共财政，也会影响金融稳定。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主导地位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使得收入对家庭的再分配更难实现，而收入分配是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因素，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降低经济增速对地方政府投资依赖的能力。
《财经》：面对这种债务结构性的隐患，如何化解这种潜在的担忧？
彼得森：除了显性的债务以外，政府可能还面临老龄化需要承担很多任务和使命，包括提供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市场的经验，来慎重地审视长期债务和或有债务。
当前，中国的债务水平是可控的，应该利用这样的时机，开发新的融资工具，发展债券市场融资，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
构建一个更有效的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灵活性，资金来源和透明度都能提高，但这需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框架，从而能够衡量不同资产和债务的风险和定价。
《财经》：相比影子银行融资、银行贷款融资，发展债券市场融资有哪些优势？
彼得森：首先，更优的财政纪律和透明度。债券发行人需披露信息，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融资用途，以及政府的偿债计划都会公开，信息透明度大大提升。
例如，市政府需要融资，以前是和银行私底下形成了融资交易，现在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就需要披露项目信息，这意味着信息更公开透明，更有效的市场约束、信用评级。
其次，降低政府的财政风险。如果负债形式是银行贷款，可能需要在所投资项目产生收入之前就偿还贷款，这可能构成短期流动性挑战，而以固定利率长期债券融资可降低这一担忧。
再次，提高民营资本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对于民营基础设施企业而言，通常需面对规模比自己大很多且与政府有关联的竞争对手，创新债券融资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可能会有更多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上取得成功。
《财经》：从国际经验看，PPP是社会资本参与市政公共设施的有效渠道，中国政府已经启动大范围推广PPP模式，这一模式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彼得森：国际上PPP模式的最佳实践，的确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首先，项目设计、招标文件要到位，项目的长期法律框架要清晰明确，确保长期的利益得到保护，使得各方对长期合同的有效性和参与竞标具有信心。这是中国推广PPP融资必须要做的。
其次，信息披露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流程，让私营企业充分知情。
再次，PPP项目的激励机制需要能够吸引私营企业参与，很多PPP项目过大或者过于复杂，单靠私营企业难以承担，尤其是在大项目的建设开发阶段，确实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应该想办法提供一些激励机制，包括政府补助、担保或者或有担保，而不是提供所有直接融资。
“国际评级业已发生显著变化，监管更加严格、行业竞争加剧。”道格拉斯·彼得森说。这也正是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倡导的国际评级业改革的方向。
不过，国际评级业三大评级机构的主导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金融市场对评级的依赖度依然较强。2010年希腊主权评级被下调至“垃圾级”，2011年8月5日，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史无前例的下调，由“AAA”被降至“AA+”，一度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在很大程度上，信用评级更像是实体经济的一面镜子，危机发生近六年，至今全球经济依然尚未完全摆脱衰退，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市场依然脆弱。
3月底，彼得森参加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期间，在北京金融街接受《财经》记者专访。近两小时访谈过程中，他从自己在标准普尔和花旗银行从业经验出发，透过信用评级行业，结合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讨论公共部门债务及融资、影子银行、金融监管等热点话题。
标准普尔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一家华尔街的百年老店。
2011年9月，在标普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后不久，彼得森出任公司总裁。面对外界对评级机构的多重质疑、趋紧的监管和评级业改革等种种挑战，他着重重新修复与政府和金融市场的信任关系。
56岁的彼得森，还被认为是“老练的银行家”、“出色的危机管理者”，他曾在美国花旗银行供职近25年，2010年出任花旗银行首席运营官。2013年11月，出任标普母公司麦格希财讯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
身为银行业从业者，彼得森亲历了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创新一度低迷，但影子银行再度快速扩张，尤其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他认为，对银行体系加强监管固然重要，但还应该建立覆盖各类监管之上的共同联席合作的机制，实现对影子银行的全面监管。
他还认为，中国公共部门债务规模可控，但是面临两大担忧：债务增速过快和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主导地位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发展债券市场，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改变目前银行主导的模式，是公共部门融资改革的出路。
影子银行隐忧
《财经》：根据你的观察，中国的影子银行与美国的有哪些不同？
彼得森：中美影子银行在定义层面，并没有太大区别。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的影子银行更加正式、规范，不管是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都有着大家所了解的结构，有着正规的文件，也有着正式的规则和相关监管制度。
另外，它们要接受审计还要跟投资者签署正规的法律合同。从理论上来讲，美国影子银行不应该为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
而在中国就不同了，我认为有两点：在定价、信息披露、流动性管理方面，比较缺乏透明度；中国影子银行与大量的散户投资者，也就是个人投资者，发生关系，这些投资者并非成熟、专业的投资机构。
如果对影子银行整体的规模还不十分清楚，法律框架也不清晰，信息披露和定价也不到位的话，又跟大量的散户发生关系，确实让人担忧。
《财经》：那么，你如何看待可能的风险暴露？市场监管者应对违约事件持何种态度？
彼得森：中国的一些散户投资者，正在购买一些和政府相关的地方融资平台项目和房地产项目融资相关的金融产品，他们却不清楚资金最终流向何方，这样的融资确实有风险。
目前，中国监管当局又担心风险的暴露和违约的发生。像中诚信托兑付危机，对于投资者个人是坏事，但是对于金融系统可能是好事，违约能够培养投资者金融风险意识，也能检验文档记录系统和法律框架是否到位、是否有效。
违约能够让投资者学会自律，更好地理解信用风险，了解风险定价，并有助于建立起与风险相匹配的定价体系，政府部门的融资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融资利差可能会扩大，这对金融市场长远发展有利。
根据标准普尔最新的违约研究，1981年-2013年间全球企业违约率（包括投资级和投机级）介于0.14%-4.14%之间。可见，违约是金融市场正常的现象。
《财经》：既然存在风险，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如何规范影子银行？
彼得森：中国影子银行快速发展，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密切相关的。
快速增长的经济，需要金融市场不断提供融资，以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从储户和投资者的角度讲，他们需要更高的利率，或者得到与他们所承担风险匹配的补偿，这也促使中国影子银行发展越来越快。
金融创新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影子银行大量出现。另外，中国影子银行的不断发展，一个特殊的原因是与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有关。
基于此，金融监管框架不应该只是跟着传统银行体系走，应该从整个金融体系出发，包含影子银行体系，建立更为广泛的金融相关监管框架和规章制度，确保信息披露透明化，并实行更严格的审计。随着监管框架不断完善，将让影子银行的运作变得更加透明和规范。
《财经》：中国现实的障碍是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监管沟通协调渠道并不是很顺畅，怎么破解这一难题？
彼得森：美国和欧洲也出现过中国这样的情况。金融危机后，欧洲和美国成立了在各类金融监管部门之上的监管协调机构，以确保相关监管部门之间相互协作，并识别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例如，欧洲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英文简称ESRB）；国际上，G20框架下，也成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来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协调。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存在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类型的影子银行和其他金融活动，核心银行体系的有效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银行提供了信贷、存款和支付等基本的金融服务。所以对核心银行体系的监管不能放松。另外随着中国政府逐步引入银行业竞争机制，银行的竞争力会进一步加强，从而为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再补充一点，我个人比较支持加强监管，好的监管能够加强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监管的核心是构建完善的法律框架、规章制度体系。
探路公共融资改革
《财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纷纷进入去杆杠周期，但是政府公共部门的杠杆水平却显著提升，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彼得森：2008年危机发生后，整个经济在衰退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刺激经济的方式是很常见的，也是很正常的。比方说，欧洲、美国都采取了刺激政策，这些刺激是以低利率为代表的。不过，这确实带来了公共部门债务有所上升，但是债务的负担或成本并不高。
相比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比较微妙的细节。比如说公共融资的来源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流还款。另外，政府是不是利用这些资金来投资长期的项目，比方说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老龄化是影响很多国家公共部门负债的一个长期因素，政府能不能满足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和健康保险方面的需求。
《财经》：中国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你如何认识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风险？
彼得森：从中国审计署公布的数据看，中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与GDP的比例是37%，相比标普全球评级体系中评级为AAA、AA、A和BBB的其他主权政府，仍不算高。不过，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面临两方面的担忧：债务增速太快和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主导地位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若公共部门债务快速增长的势头再持续数年，则可能不仅会削弱公共财政，也会影响金融稳定。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主导地位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使得收入对家庭的再分配更难实现，而收入分配是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因素，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降低经济增速对地方政府投资依赖的能力。
《财经》：面对这种债务结构性的隐患，如何化解这种潜在的担忧？
彼得森：除了显性的债务以外，政府可能还面临老龄化需要承担很多任务和使命，包括提供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市场的经验，来慎重地审视长期债务和或有债务。
当前，中国的债务水平是可控的，应该利用这样的时机，开发新的融资工具，发展债券市场融资，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
构建一个更有效的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灵活性，资金来源和透明度都能提高，但这需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框架，从而能够衡量不同资产和债务的风险和定价。
《财经》：相比影子银行融资、银行贷款融资，发展债券市场融资有哪些优势？
彼得森：首先，更优的财政纪律和透明度。债券发行人需披露信息，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融资用途，以及政府的偿债计划都会公开，信息透明度大大提升。
例如，市政府需要融资，以前是和银行私底下形成了融资交易，现在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就需要披露项目信息，这意味着信息更公开透明，更有效的市场约束、信用评级。
其次，降低政府的财政风险。如果负债形式是银行贷款，可能需要在所投资项目产生收入之前就偿还贷款，这可能构成短期流动性挑战，而以固定利率长期债券融资可降低这一担忧。
再次，提高民营资本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对于民营基础设施企业而言，通常需面对规模比自己大很多且与政府有关联的竞争对手，创新债券融资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可能会有更多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上取得成功。
《财经》：从国际经验看，PPP是社会资本参与市政公共设施的有效渠道，中国政府已经启动大范围推广PPP模式，这一模式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彼得森：国际上PPP模式的最佳实践，的确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首先，项目设计、招标文件要到位，项目的长期法律框架要清晰明确，确保长期的利益得到保护，使得各方对长期合同的有效性和参与竞标具有信心。这是中国推广PPP融资必须要做的。
其次，信息披露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流程，让私营企业充分知情。
再次，PPP项目的激励机制需要能够吸引私营企业参与，很多PPP项目过大或者过于复杂，单靠私营企业难以承担，尤其是在大项目的建设开发阶段，确实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应该想办法提供一些激励机制，包括政府补助、担保或者或有担保，而不是提供所有直接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