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在烟台主持全国鲁迅研究讲习班，聘请钱谷融先生讲课。课后他亲口对我说：“以后我不再写了。”
　　我不觉一惊，钱先生当时不过64岁，正当创作盛年，大家都盼望看到他的新作，怎么“不再写”了呢？
　　后来逐渐明白钱先生所说的“不再写”，其实是寻常人难以做到的。如钱先生自己所慨叹的：“做散淡的人，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名利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漠然处之，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这真是谈何容易！”
　　所以，虽然与钱先生接触不多，因为他“文学就是人学”的高论和“不再写”的“散淡”，使我对他深为敬重，盼望再次晤谈。
　　十一年后的1993年10月，我在上海逗留，拜托陈子善先生牵线去看望钱先生。下午两点半了，子善说钱先生午睡已过，可以去了。我才深怀仰慕之心前往拜见，走进楼道就有一种洁净的感觉。及至进了钱先生家门，走入他的书房兼客厅，这种感觉更为强烈。虽然书桌和书架上的书有些凌乱，但是从地板到桌案都十分清洁。钱先生刚睡过午觉，精神焕发，眉毛很长，有几根凸现出来，也洁净之极。
　　联想起徐梵澄先生回忆鲁迅先生午睡后的情状：“值午睡方起，那时神寒气静，诚有如庄子所说‘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乾，慹然非人。’”從中我忽然悟出：钱先生的“不再写”是一种难得的超拔脱俗的“淡”，这种“淡”正来自于“清”。因为过的是清白干净的生活，所以对世间的种种诱惑处之淡然，因而也就“高”。合而为之，就升入“清高”之境。不然，以先生的威望与弟子的高品位，像一些稍有权势和影响的人那样，或者不断重复自我，制造垃圾；或者申请个什么社科项目，拿到多少万资金，找自己的门徒一人一本，凑出一套八卷十卷的大书，自己挂以主编大名，既平空获得大把的钞票，又博得著作等身的热捧，岂不美哉！然而，钱先生没有这样做，连边都没沾过。他只是“有感而发”，“不弄虚作假、不哗众取宠”，宁可沉默，一字不写，也绝不为了利益而硬凑文章，更不在什么大书上挂名。这是何等难得的“清高”！
　　其实，推动学术前进的，乃是“文学就是人学”那样的奇绝独见，并不是文章的篇数和出书的部头和本数。钱先生所敬佩的那位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一诗绝千古，两表撼后世”；钱先生的“文学就是人学”也可以说是“一论绝千古”。这一句话、一篇论文足以不朽！“非深于情，不能作此文！”有这位“情人”在，千百年足矣！何必再写？能够写出超越自我的作品，又有精力去写，固然是好事，但是既然无人包括自己都不可能超越了，还再写什么？何如培养弟子，保持自身的清白与健康呢？那些制造垃圾、想方设法捞取名利、在种种大书上挂名而“著作等身”者，因为蝇蝇苟苟、四处钻营、锱铢必较、患得患失，闹得心身交瘁、疲惫不堪，必定难得钱先生的清静与长寿！
　　钱先生的“不再写”，恰恰是一种人生与学术的“高境”。■
　　左汝正荐自《中华读书报》201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