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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比分析ST上市公司与对照公司1999-2003年资产减值行为，可以发现ST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模式。ST上市公司在被ST前，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但如果不得不披露亏损时，又会利用较高的资产减值进行巨额冲销。
关键词：资产减值；盈余管理；ST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210-02
1 问题的提出
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的会计规范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1）1998年实施《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赋予A股上市公司进行四项资产减值的选择权，1999年起强制执行；（2）是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将资产减值的范围继续扩大，达到八项；（3）2006年《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问题的焦点在于资产减值会计规范的变革赋予上市公司管理者更多的职业判断权限，那么企业管理者是合理运用这些权限如实反映资产的公允价值而提供更相关、更谨慎的会计信息？还是利用这些权限调节会计盈余和账面资产进行盈余管理？
2 文献回顾
以资产减值作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关注如下几个方面：资产减值的动机、识别操控性资产减值的方法、资产减值的市场效应等。考虑与本文研究的相关性，这里只回顾前两方面文献。
2.1 资产减值动机
资产减值的第一个动机是向资本市场的预期与估价传递信息。管理者可能通过资产减值调节盈余来影响公司股票短期价格表现，沈振宇、王金圣和薛爽（2004）发现中国微利上市公司利用坏账准备调节盈余。但是另一方面，管理者也可能是通过资产减值行为向市场传递管理者关于企业未来现金流预期的信息，使资产价值更公允。
资产减值的第二个动机是向基于会计数据的广义契约传递信息。管理者可能通过资产减值影响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制订与执行而增加自身财富，也称为机会主义动机，李增泉（2001）以及蔡祥、张海燕（2004）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迎合证券市场配股、特别处理监管政策的证据。
2.2 识别操控性资产减值方法
识别管理人员是否操控资产减值的方法是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包括对比分析方法、具体减值项目计量模型方法（McNichols和Wilson，1986）和分布检验法（胡玮瑛、徐志翰和胡新华，2003）几种。其中，对比分析法并不对管理者操控资产减值进行直接计量与量化，而是按照事先确定管理者可能具有资产减值动机的情形对样本进行分类，甚至为之配备控制样本，然后观察组样本之间资产减值指标的差异，并通过设计多因素回归模型说明所观察到的差异的确由相应的动机引起；这种方法在资产减值实证研究中应用最多，李增泉（2001）、沈振宇、王金圣和薛爽（2004）和蔡祥、张海燕（2004）等运用此种方法开展研究。
3 研究假设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特别处理”管制政策就是一个基于会计数据的广义契约，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是其中一个核心指标，随着亏损的发生和连续，上市公司受到的管制压力越大、通过扭亏影响该契约执行的动机也越强。因此，本文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一：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正的年份，将比一般公司提取更少的减值准备，以延缓亏损出现；假设二：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负和被特别处理当年，将比一般公司提取更多的减值准备，即在亏损不可避免时进行“巨额冲销”；
假设三：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后净利润为正的年度，将比一般公司提取更少的减值准备，出现减值转回现象，以扭亏为盈避免退市。
4 样本选取与变量定义
根据对比研究方法，我们首先从 2004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被特别处理的51家上市公司中随机选择了30家组成研究样本。同时为这些ST公司按照同行业、同规模原则配备了30家比较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各公司1999-2003年度财务报告原文，数据分析使用EXCEL和SPSS软件。
本文主要观察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对当年度的利润影响情况，参照李增泉（2001）的研究，使用当期资产减值计提比例（CA、CA1、CA2、CA3、CA4）指标来反映。表1总结了这类指标的计算公式和相关说明。
为了对比分析资产质量，本文也计算了应收款项周转率AT（主营业务收入除以减值前应收款项平均值）和存货周转率IT（主营业务成本除以减值前存货平均值）作为这两项资产的质量替代变量。
5 实证结果
为检验假设，我们把研究样本ST上市公司1999-2003年数据划分成四个时间阶段：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正年度、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负年度、被特别处理年度和被特别处理后净利润为正年度，在不同时间阶段分别对比两组样本的资产减值数据，表2列示了比较中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指标数据。
从表中比较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1)四个时间阶段中，ST上市公司样本组的应收款项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都显著低于对照样本组，说明资产质量间的差异。
(2)在ST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正年度（Panel A），ST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当期计提比例指标均与对照公司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这时间阶段里，ST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已经下降，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与对照公司没有显著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前存在少提资产减值，延缓披露亏损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与假设一吻合。
(3)在ST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负的年度（Panel B），ST上市公司相对于对照公司计提了较高的存货跌价准备和总资产减值准备；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当年（Panel C），当期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当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当期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和当期总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都显著高于对照公司。这验证了假设二。
(4)在ST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后净利润为正年度（Panel D），ST上市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当期计提比例和总资产减值准备当期计提比例数据小于零，且显著低于对照公司样本数据，存在转回现象，这验证了假设三。
(5)对比表中Panel B与Panel C，可以发现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年度计提资产减值高于ST前亏损的年度，以当期总资产减值计提指标为例，在被ST前亏损年度其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是3.06%和2.36%，在被ST当年该指标的平均数和中位数达到8.57%和3.5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ST制度以及后续的摘牌制度对连续亏损公司产生了较大的管制效力，相对于普通亏损公司，ST上市公司在不得不披露亏损而将被ST当年加大盈余管理力度，进行更显著的巨额冲销。
通过以上四个时间阶段的比较研究，我们在总资产减值数据和存货跌价准备数据上发现了支持假设的较强的证据，而在其他减值准备数据上只在某些时间阶段发现与假设一致的证据，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ST上市公司综合利用了各项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而在四项资产减值政策中对于存货跌价准备使用的更多。
6 结论的稳健性检验
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了两组样本间资产减值指标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由ST处理（分组变量）引起还是由其他未控制变量（如资产质量、管理层变动等）引起却不能确定。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设计了如下多元回归模型来控制其他经济变量：
其中：CA2表示当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INV表示未减值前存货占总资产比重；IT表示存货周转率，相当于资产质量；LR表示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除以未减值前总资产；MAN表示管理层变更，哑变量，当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经理任何一个发生变更时取1。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限于篇幅，结果略），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后，ST处理因素的确是引起两组样本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差异的主要原因。
7 结论与启示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ST上市公司为了迎合证券市场ST制度以及摘牌制度通过这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基本模式：ST上市公司在被ST前，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但如果不得不披露亏损时，又会利用较高的资产减值进行巨额冲销；当亏损继续不可避免，公司将被ST时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更加剧烈；在公司被ST后必须扭亏否则将被摘牌时，就通过资产减值的转回调增利润，以披露正的净利润而避免进一步的管制。这一结论与2006年《资产减值》准则修订的初衷一致，不允许转回资产减值将弱化企业管理者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的能力，是针对我国现实作出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Teoh、Wong & Rao. Incentiv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1998.
［2］沈振宇，王金圣，薛爽.坏账准备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6）：93-111.
［3］Francis、Hanna & Vincent（1996），Causes and effects of discretionary asset write-off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 34 Supplement：117-134.
［4］王跃堂，周雪，张莉.长期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体现还是盈余管理行为［J］.会计研究，2005，（8）：30-36.
［5］Zucca、Campbell.A closer look at discretionary writedowns of impaired assets，Accounting Horizons，September,1992：30-41.
［6］McNichols、Wilson，Evidenc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from the provision for bad debt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26 Supplement，1986，1-35.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资产减值；盈余管理；ST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210-02
1 问题的提出
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的会计规范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1）1998年实施《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赋予A股上市公司进行四项资产减值的选择权，1999年起强制执行；（2）是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将资产减值的范围继续扩大，达到八项；（3）2006年《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问题的焦点在于资产减值会计规范的变革赋予上市公司管理者更多的职业判断权限，那么企业管理者是合理运用这些权限如实反映资产的公允价值而提供更相关、更谨慎的会计信息？还是利用这些权限调节会计盈余和账面资产进行盈余管理？
2 文献回顾
以资产减值作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关注如下几个方面：资产减值的动机、识别操控性资产减值的方法、资产减值的市场效应等。考虑与本文研究的相关性，这里只回顾前两方面文献。
2.1 资产减值动机
资产减值的第一个动机是向资本市场的预期与估价传递信息。管理者可能通过资产减值调节盈余来影响公司股票短期价格表现，沈振宇、王金圣和薛爽（2004）发现中国微利上市公司利用坏账准备调节盈余。但是另一方面，管理者也可能是通过资产减值行为向市场传递管理者关于企业未来现金流预期的信息，使资产价值更公允。
资产减值的第二个动机是向基于会计数据的广义契约传递信息。管理者可能通过资产减值影响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制订与执行而增加自身财富，也称为机会主义动机，李增泉（2001）以及蔡祥、张海燕（2004）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迎合证券市场配股、特别处理监管政策的证据。
2.2 识别操控性资产减值方法
识别管理人员是否操控资产减值的方法是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包括对比分析方法、具体减值项目计量模型方法（McNichols和Wilson，1986）和分布检验法（胡玮瑛、徐志翰和胡新华，2003）几种。其中，对比分析法并不对管理者操控资产减值进行直接计量与量化，而是按照事先确定管理者可能具有资产减值动机的情形对样本进行分类，甚至为之配备控制样本，然后观察组样本之间资产减值指标的差异，并通过设计多因素回归模型说明所观察到的差异的确由相应的动机引起；这种方法在资产减值实证研究中应用最多，李增泉（2001）、沈振宇、王金圣和薛爽（2004）和蔡祥、张海燕（2004）等运用此种方法开展研究。
3 研究假设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特别处理”管制政策就是一个基于会计数据的广义契约，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是其中一个核心指标，随着亏损的发生和连续，上市公司受到的管制压力越大、通过扭亏影响该契约执行的动机也越强。因此，本文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一：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正的年份，将比一般公司提取更少的减值准备，以延缓亏损出现；假设二：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负和被特别处理当年，将比一般公司提取更多的减值准备，即在亏损不可避免时进行“巨额冲销”；
假设三：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后净利润为正的年度，将比一般公司提取更少的减值准备，出现减值转回现象，以扭亏为盈避免退市。
4 样本选取与变量定义
根据对比研究方法，我们首先从 2004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被特别处理的51家上市公司中随机选择了30家组成研究样本。同时为这些ST公司按照同行业、同规模原则配备了30家比较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各公司1999-2003年度财务报告原文，数据分析使用EXCEL和SPSS软件。
本文主要观察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对当年度的利润影响情况，参照李增泉（2001）的研究，使用当期资产减值计提比例（CA、CA1、CA2、CA3、CA4）指标来反映。表1总结了这类指标的计算公式和相关说明。
为了对比分析资产质量，本文也计算了应收款项周转率AT（主营业务收入除以减值前应收款项平均值）和存货周转率IT（主营业务成本除以减值前存货平均值）作为这两项资产的质量替代变量。
5 实证结果
为检验假设，我们把研究样本ST上市公司1999-2003年数据划分成四个时间阶段：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正年度、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负年度、被特别处理年度和被特别处理后净利润为正年度，在不同时间阶段分别对比两组样本的资产减值数据，表2列示了比较中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指标数据。
从表中比较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1)四个时间阶段中，ST上市公司样本组的应收款项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都显著低于对照样本组，说明资产质量间的差异。
(2)在ST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正年度（Panel A），ST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当期计提比例指标均与对照公司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这时间阶段里，ST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已经下降，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与对照公司没有显著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前存在少提资产减值，延缓披露亏损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与假设一吻合。
(3)在ST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前净利润为负的年度（Panel B），ST上市公司相对于对照公司计提了较高的存货跌价准备和总资产减值准备；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当年（Panel C），当期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当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当期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和当期总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都显著高于对照公司。这验证了假设二。
(4)在ST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后净利润为正年度（Panel D），ST上市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当期计提比例和总资产减值准备当期计提比例数据小于零，且显著低于对照公司样本数据，存在转回现象，这验证了假设三。
(5)对比表中Panel B与Panel C，可以发现ST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年度计提资产减值高于ST前亏损的年度，以当期总资产减值计提指标为例，在被ST前亏损年度其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是3.06%和2.36%，在被ST当年该指标的平均数和中位数达到8.57%和3.5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ST制度以及后续的摘牌制度对连续亏损公司产生了较大的管制效力，相对于普通亏损公司，ST上市公司在不得不披露亏损而将被ST当年加大盈余管理力度，进行更显著的巨额冲销。
通过以上四个时间阶段的比较研究，我们在总资产减值数据和存货跌价准备数据上发现了支持假设的较强的证据，而在其他减值准备数据上只在某些时间阶段发现与假设一致的证据，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ST上市公司综合利用了各项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而在四项资产减值政策中对于存货跌价准备使用的更多。
6 结论的稳健性检验
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了两组样本间资产减值指标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由ST处理（分组变量）引起还是由其他未控制变量（如资产质量、管理层变动等）引起却不能确定。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设计了如下多元回归模型来控制其他经济变量：
其中：CA2表示当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INV表示未减值前存货占总资产比重；IT表示存货周转率，相当于资产质量；LR表示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除以未减值前总资产；MAN表示管理层变更，哑变量，当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经理任何一个发生变更时取1。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限于篇幅，结果略），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后，ST处理因素的确是引起两组样本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差异的主要原因。
7 结论与启示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ST上市公司为了迎合证券市场ST制度以及摘牌制度通过这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基本模式：ST上市公司在被ST前，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但如果不得不披露亏损时，又会利用较高的资产减值进行巨额冲销；当亏损继续不可避免，公司将被ST时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更加剧烈；在公司被ST后必须扭亏否则将被摘牌时，就通过资产减值的转回调增利润，以披露正的净利润而避免进一步的管制。这一结论与2006年《资产减值》准则修订的初衷一致，不允许转回资产减值将弱化企业管理者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的能力，是针对我国现实作出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Teoh、Wong & Rao. Incentiv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1998.
［2］沈振宇，王金圣，薛爽.坏账准备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6）：93-111.
［3］Francis、Hanna & Vincent（1996），Causes and effects of discretionary asset write-off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 34 Supplement：117-134.
［4］王跃堂，周雪，张莉.长期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体现还是盈余管理行为［J］.会计研究，2005，（8）：30-36.
［5］Zucca、Campbell.A closer look at discretionary writedowns of impaired assets，Accounting Horizons，September,1992：30-41.
［6］McNichols、Wilson，Evidenc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from the provision for bad debt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26 Supplement，1986，1-35.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