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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古往今来，外面的世界好精彩，滚滚红尘总是让人心有所寄，也让人自生烦恼。面对各种欲望和困惑，朱熹明确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人要学会节制过度的欲望追求，以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谐，不为物欲所纷乱。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朱熹祖籍婺源县，出生于福建省尤溪，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像尊称孔子一样尊称其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一生，仕途多坎坷，潜心治学。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而著称。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作为继孔子后最重要的儒家人物，朱熹一生著述丰富，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朱熹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他在二程初创理学的基础上，总结了北宋以来唯心主义理学与唯物主义理学斗争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达到了理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在习惯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
和二程一样，朱熹也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熹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在的“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无论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
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太极”这个概念，认为“太极”是“理”的总体。在朱熹看来，“总天下之理，便是太极”。所以，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为了说明世界的复杂性，朱熹继承并发挥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强调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朱熹还发展了二程“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事物除了对立关系之外，对立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朱熹以阴和阳的概念，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朱熹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特别是他以书院为阵地，传播儒家的道德文化，做出了许多有益于后世的贡献，起到了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的作用。
朱熹在为官的同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含、考亭书院。特别是他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朱熹提倡“格物致知”，强调“知先行后”。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朱熹提出了自己的知行观，指出在“知”“行”关系上，“知先行后”。
为了培育更多的圣人，指导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朱熹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花费在兴办书院和教书育人上。公元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拨款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书院得到朝廷的认可，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他特为书院订立了学规，又经常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对他们教诲不倦。
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他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并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因为朱熹的努力，使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名列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中。朱熹还亲自为两个书院制定学规，这些学规总结了孔孟以来儒家的礼教体系，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际关系准则，成为后来各书院订立学规的标准。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作为理学的实践者，朱熹曾在多地为官，以务实为民、廉洁勤政而著称。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长期担任地方官，官声很好，父亲的行为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走上仕途后，虽然多次担任地方官职，但每次的时间都不长。他自24岁开始做官，到71岁去世，共被授官20余次，而由于权臣当道，多次遭受排挤，或辞而不就，真正在地方上做官总计不过10年，在朝廷做官只有短短的46天。
朱熹为官正直，能体察民情。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在漳州任知府期间，朱熹提出核实田亩、随地纳税的“经界”，以减轻农民负担，遭到利益集团反对，一年后离任。公元1181年8月，浙东发生饥荒，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到浙东后，他不带随从人员，微服独行，去四方察访民情，经过详实的考察，朱熹雷厉风行地下令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和暴虐乡民的恶棍土豪，使当地存在的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花甲之年，朱熹充任当时皇帝宁宗的宫廷教师。朱熹充分利用讲学的机会，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朝廷的过失，这使得听惯了奉承之言的皇帝大为不快，授课仅46天就辞退了他。
朱熹在做官期间，由于能够体察民情，对于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他竭力反对那种“竭泽而渔”的政策，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他能够不畏强暴，以一定的魄力去反对邪恶势力，提出了一些补救时弊的正确主张，同时还做了一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
朱熹是一位知识非常广博的大学问家，同时还是一位寄情山水的大文人。作为诗人的朱熹，他的词作颇有意境，构思精巧，对语言具有成熟老道的驾驭能力。
朱熹擅长作诗，《观书有感》和《春日》是他流传后世的脍炙人口的杰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
朱熹还善书法，善行、草，尤善大字，并名重一时。朱熹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他的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2015年1月，朱熹传世书法长卷《游云谷诗》在武汉展出，被业界估计价值过亿元。
朱熹一生，著作等身，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自朱熹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对理的认识更加清晰，理也成为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法则，正如一句俗语所讲：
世界那么大，有理行天下！
古往今来，外面的世界好精彩，滚滚红尘总是让人心有所寄，也让人自生烦恼。面对各种欲望和困惑，朱熹明确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人要学会节制过度的欲望追求，以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谐，不为物欲所纷乱。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朱熹祖籍婺源县，出生于福建省尤溪，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像尊称孔子一样尊称其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一生，仕途多坎坷，潜心治学。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而著称。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作为继孔子后最重要的儒家人物，朱熹一生著述丰富，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朱熹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他在二程初创理学的基础上，总结了北宋以来唯心主义理学与唯物主义理学斗争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达到了理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在习惯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
和二程一样，朱熹也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熹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在的“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无论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
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太极”这个概念，认为“太极”是“理”的总体。在朱熹看来，“总天下之理，便是太极”。所以，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为了说明世界的复杂性，朱熹继承并发挥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强调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朱熹还发展了二程“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事物除了对立关系之外，对立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朱熹以阴和阳的概念，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朱熹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特别是他以书院为阵地，传播儒家的道德文化，做出了许多有益于后世的贡献，起到了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的作用。
朱熹在为官的同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含、考亭书院。特别是他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朱熹提倡“格物致知”，强调“知先行后”。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朱熹提出了自己的知行观，指出在“知”“行”关系上，“知先行后”。
为了培育更多的圣人，指导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朱熹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花费在兴办书院和教书育人上。公元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拨款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书院得到朝廷的认可，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他特为书院订立了学规，又经常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对他们教诲不倦。
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他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并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因为朱熹的努力，使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名列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中。朱熹还亲自为两个书院制定学规，这些学规总结了孔孟以来儒家的礼教体系，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际关系准则，成为后来各书院订立学规的标准。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作为理学的实践者，朱熹曾在多地为官，以务实为民、廉洁勤政而著称。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长期担任地方官，官声很好，父亲的行为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走上仕途后，虽然多次担任地方官职，但每次的时间都不长。他自24岁开始做官，到71岁去世，共被授官20余次，而由于权臣当道，多次遭受排挤，或辞而不就，真正在地方上做官总计不过10年，在朝廷做官只有短短的46天。
朱熹为官正直，能体察民情。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在漳州任知府期间，朱熹提出核实田亩、随地纳税的“经界”，以减轻农民负担，遭到利益集团反对，一年后离任。公元1181年8月，浙东发生饥荒，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到浙东后，他不带随从人员，微服独行，去四方察访民情，经过详实的考察，朱熹雷厉风行地下令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和暴虐乡民的恶棍土豪，使当地存在的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花甲之年，朱熹充任当时皇帝宁宗的宫廷教师。朱熹充分利用讲学的机会，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朝廷的过失，这使得听惯了奉承之言的皇帝大为不快，授课仅46天就辞退了他。
朱熹在做官期间，由于能够体察民情，对于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他竭力反对那种“竭泽而渔”的政策，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他能够不畏强暴，以一定的魄力去反对邪恶势力，提出了一些补救时弊的正确主张，同时还做了一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
朱熹是一位知识非常广博的大学问家，同时还是一位寄情山水的大文人。作为诗人的朱熹，他的词作颇有意境，构思精巧，对语言具有成熟老道的驾驭能力。
朱熹擅长作诗，《观书有感》和《春日》是他流传后世的脍炙人口的杰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
朱熹还善书法，善行、草，尤善大字，并名重一时。朱熹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他的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2015年1月，朱熹传世书法长卷《游云谷诗》在武汉展出，被业界估计价值过亿元。
朱熹一生，著作等身，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自朱熹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对理的认识更加清晰，理也成为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法则，正如一句俗语所讲：
世界那么大，有理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