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8日，一场名为“大陆老兵”的摄影展在台北阮义忠影像空间开幕。此次展出的20幅照片记录了如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老兵的近况。拍摄这组照片的是葛亚琪，一位29岁的摄影师，同时也是“我们爱老兵”公益组织的志愿者。
　　与老兵结下因缘
　　葛亚琪在展览感言中说：“当我推开山村小屋的木门，一位高瘦的老人正站着看书，他孤寂的背影让人怜惜，而转身之后显露的勋章又证明了他的遭遇：年轻时参加抗战，后被迫害，村里人的冷眼相对，甚至连小孩都把他当做坏人。于是，当志愿者们把自制的抗战纪念奖章戴到他的胸前，他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这是我用相机定格的第一幅老兵照片，正是从那时起，我与抗战老兵结下了因缘。”
　　1986年出生的葛亚琪是杭州《都市快报》的一名摄影记者。在一次采访了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后，让他开始关注“老兵”这个群体，并由此关注到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
　　后来，葛亚琪联系到了杭州“我们爱老兵”志愿组织，开始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访、拍摄老兵，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拍摄了60多位生活在杭州周边的抗战老兵。他说，这些老人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却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青春投入滚滚抗日洪流之中。如今，大多数的人早已化为尘土，幸存者也都八九十、上百岁了，很多老人还受到病痛、贫困的折磨，而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得到国家、社会的认可。


　　希望大家牢记历史
　　拍摄抗战老兵以来，葛亚琪也经常受邀去进行讲座，讲述他拍摄的照片背后的故事。他说，自己拍这些照片的目的并不只是希望大家去资助、捐钱。“现在幸存的抗战老兵越来越少，在世的也大多是风烛残年，他们在物质上需要的资金是有限的。我更希望藉由这些照片提醒人们记住那段历史。”
　　葛亚琪说，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关于抗战那段历史的内容是很简略的。很多年轻人是小时候看“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影视作品中来感知抗战历史的。而现在的很多电视剧则完全不尊重历史，“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石头击落飞机”……完全把抗战史娱乐化了。葛亚琪说，不光是自己，许多记录抗战历史的摄影师，都是为了让人们铭记我们是怎么打赢这场战争的，打鬼子并不是像电视剧中演的那样手到擒来，是非常艰苦卓绝的。现在，葛亚琪已经不光是拍摄老兵，他也成为了“我们爱老兵”志愿团队中的一员。但令人遗憾的是，志愿者们发现老兵的速度远远比不上老兵离去的速度。可能这个星期刚刚完成认定，下星期去送物资，老人已经去世了。“7月份杭州这边有十个老兵先后去世”，葛亚琪的声音有些低沉，他说，每个老人离去，志愿者都会去为他们送行。
　　“现在在世的抗战老兵平均年龄都在八九十岁了，等到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还在的还能有几位呢？”葛亚琪说，他会把这个和时间赛跑的公益事业继续下去，希望拍摄一百位老兵，让老人们在晚年能得到肯定，找回自己应有的尊严。“很多老人在后半生一直被误解，被当成坏人，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给他戴上我们制作的勋章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值了。”
　　周福康
　　92岁的周福康站在自家院子里。17岁参军的他1945年随军到台湾接受日军投降，在那里认识了日本女教师边见须惠子，二人日久生情，但错误的时代让他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临别时，边见对周福康说，自己是战败国的女人，配不上他。后来，周福康听说，边见乘坐的船在去日本的海上碰到了水雷，生死未卜。1947年，周福康的部队被调回大陆，他在战斗中被俘，两年后回乡。1955年周福康又被认定为反革命罪，判刑15年，到内蒙古乌兰农场改造，20多年后才回家。现独居于祖上老宅，以捡废品为生。


　　詹春松
　　独臂抗战老兵詹春松孤独地走在养老院里。1944年，20岁的詹春松在桂林战役中炸伤截肢，却因此死里逃生，他所在的团几乎全军覆没。解放后的数次政治运动，詹春松都受到了冲击，因此儿子和儿媳对他不孝。2015年3月5日，詹春松因长时间没有进食导致器官衰竭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此前他一直靠志愿者的资助住在养老院里，直到被查出患有肺癌才被儿子接回家等死。去世前两天，他被志愿者送到医院，但为时已晚。


　　叶增炎
　　浙江桐庐县的一座山上，88岁的抗战老兵叶增炎独自住在没有通电的小屋里。1943年，在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杀和妹妹被强暴致死后，年仅15岁的叶增炎写下血书要求加入部队抗日，并被国民革命军28军62师破格录取。1944年，叶增炎被调任至71军88师，参加了攻打龙陵的战斗，他多处负伤。抗战胜利后，叶增炎与时任88师师长彭锷之女彭木兰结婚。然而一场战斗中叶增炎身负重伤，被误传阵亡，年仅18岁的新婚妻子在接到通知后，当晚便饮弹自尽。为了弥补为自己殉情的爱妻，叶增炎终身没有再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