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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所得税是政府税收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举措之一。然而，尽管在传统经济学以及拉弗曲线的框架下得出的税率可以尽可能地使政府在效率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将税收收入最大化，企业税仍会因其对于投资以及资本有效配置方面的作用而使得该项税务的征收产生意外的效果。本文通过分析认为，企业税的征收本身产生了一个促使既有资本的盈利额进一步地配置在其本身，而不是最有效的用途上的激励机制，进而造成效率损失。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行业垄断；再投资
一、引言
2017年1-11月份，我国企业所得税总共31946億元，同比增长12%，占财政收入总额的19.75%。企业所得税收入已经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企业所得税除了会产生在公共经济框架下分析得出的效果之外，还会对于企业利润分配及再投资进而对于行业垄断产生具有意外的作用。因此，系统地研究和正视企业税与行业垄断的关系，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企业税的影响以及企业税率的适当区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对于企业税和行业垄断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推导和逻辑的论证，并从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进行定性的证明；第三部分，通过对于世界各国赫芬达指数与企业所得税率的横向以及纵向分析为前三部分提供实证支持；第四部分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企业所得税与股东的再投资
（一）企业所得税造成的垄断激励
在各国现行的税法中，企业所得税征收的对象包括企业各种形式的利润和所得。然而，对于企业将利润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在会计上被记入了资产内，因此不论是投资于本企业还是相关联企业，该部分利润均不予征税。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由于企业是逐利的，因此其具有更大的将资金配置在自有资源上的倾向。如果不考虑实际操作以及会计中对于利润计量的各种方法，一个企业所收到的利润主要的两种可能分配方式即再投资和分配股利。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尽管将所得利润完全投入本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再生产或各种投资是企业管理者所最希望看到的，但是如果企业所有的利润不用于分配只用于再投入到本企业，那么对于股东来说对于该企业的投资便完全是一项没有收益的成本创造行为，企业便不会得到任何投资。因此，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股东，以使各期利润分配现值可以覆盖股东的投资成本。如果企业所得税提高，那么将会降低企业对于股东利润的分配，其原因有二：首先，企业所得税给予了企业管理者更加合理的借口来减少对于股东的利润分配，即股东利润分配的减少额是由企业税而不是再投资引起的。股东具有惩罚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但由于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却没有向征税人索要自己利润减少部分的权力。因此，如果企业以企业税的征收为借口来减少利润的分配，会使得股东更加愿意接受。这样，企业税的征收就产生了企业减少利润分配、增加再投资的激励。其次，对于企业本身而言，由于其全部的社会责任在于逐利。因此，企业与其将资金配置在不产生回报的纳税行为之上，不如将资金用于本企业或其利益相关企业的再投资。于是，企业分配利润的激励就会被减少，再投资便会增加。
从股东的角度来说，得到企业利润的全部理应是其在利益最大化下的追求。然而，出于两个原因，使得企业利润再投资变得具有吸引力。其一，企业的再投资有可能会使得未来的股本回报率高于以原定完全分配时的利润增长所带来的股本回报率。如果股东觉得在投资之后，在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中长期中各期利润分配的回报折现高于不进行再投资，则股东便会接受部分利润被企业自留。其二，人们对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意识上的本质区分在于资产法律从属关系的不一致。因此，虽然一部分本应分配给股东的利润被用于了再投资，但股东依旧认为这部分利润依旧是属于自己的，具有一种从属感。于是，这种观念便构成了股东接受企业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的一个理由。
然而，如果股东获得了企业的利润分配，那么他们便会分析成本与收益，将手中的资金配置给最具有效率的、回报率最高的企业。由于企业的规模并不总是处于增加规模可以获得更高收益的阶段，因此如果再投资会使本企业处于规模不经济的阶段，那么股东便会把资金配置给其他企业。同一个股东，由于其相关知识的约束，将更倾向于投资于和其现在所持股企业同一行业或相关行业的企业；而那些需要资金来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往往是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或者是新进入的竞争者。如果这些企业得到了资金的配置，无疑将对于行业内的既得利益者造成挑战和威胁。这样，股东的投资不仅促进了行业竞争，还增加了行业内更新技术、降低成本的激励。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企业所得税使得企业和股东减少股利分配、增加对于本企业或相关企业的再投资的激励相容。因此，更多的企业资金会流向企业内部而非股东，原本应该被配置给新进入竞争者的资金被既得利益者占有。这会加大行业内新竞争者的压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实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行业内的垄断问题。
（二）企业税对再投资影响的模型解释
本文使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函数形式的效用函数来表达企业利润在本期或下期的分配对于效用的影响，即：
只是这里C不表示消费，而是表示本期分配利润和非本期分配利润。这样，就可以将利润的分配仅仅分为两个时期：本期和后期。假设企业所得税率为t，再投资的回报率为roe，π为企业本期利润总额，i为企业留待再投资的利润额，β表示企业对于未来投资的偏好。于是有如下预算约束线：
通过利润分配效用函数实现效用最大化：
故最优化后再投资为
从上述推导结果来看，企业所得税的存在会使企业增加再投资而减少利润分配。企业所得税率越高，其所分配的利润越少。于是更多的利润被用于对既有资本再投资，这并不总是效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方法。
三、经验数据
以史为镜，不论是通过中国历史上的垄断情况和企业所得税率变化情况，还是世界各国垄断情况以及企业所得税率的横向对比，我们都不难发现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会或多或少的对于行业垄断产生影响。 本文选取由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获取的各国赫芬达指数来衡量一国内的行业垄断程度。尽管这种单一指标的衡量稍有武断，但却不失为一个定性比较分析的好指标。各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网站（TradingEconomics）获得。受限于数据的获取以及数据搜集的难度，本文仅将经验数据的原始形态罗列，并对其进行定性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而不能进行回归分析等科学统计操作。
（一）历史数据的纵向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发展也取得很大的成果。尤其是公司制与股份制的实施更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企业所得税法无疑也成为了影响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和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都维持着较高的水平，直到2008年之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下降为25%。图1列示了1988年-2015年期间中国赫芬达指数的年度数据。尽管在大的下降趋势中，由2008年前后的在0.07横向调整的状态转入之后0.06的新的稳定水平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无法否认的是，2008年前后的行业内赫芬达指数的确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本文认为，这样的变化之所以直到2010年及以后才在数据中显现出来是因为既有企业调整自己的资金分配计划和规模以及新进入的企业的发展和成长都是需要时间的。此外，之所以2008年前后的变化在趋势中并不显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两个原因：第一，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飞速，使得赫芬达指数大幅下降的内生性因素较强；第二，在1992年我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前，国内原有企业数量较少，因此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容易在数据层面上表现出行业垄断由极高的程度大幅下降的现象。通过观察美国的经验数据会看到更加明显的变化。为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企业所得税变化情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根据芝加哥学派理论所进行的减税运动在企业税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企业税税率在八十年代末大幅下跌。由图2不难发现，自九十年代初开始，美国的赫芬达指数一路下跌，由1991年的0.12下降至了九十年代末的0.07，使行业垄断程度大幅下降。由于美国在20世纪后半期市场经济以及各行业发展程度皆以相当成熟，存在较少类似中国的对于赫芬达指数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因此使用其经验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认为是可靠的。
（二）各国数据的横向对比
横向对比世界各国的数据，也不难发现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其赫芬达指数在相对比较时的正相关性。本文选取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如表1所示，为各国税率和赫芬达指数情况。
从上表所示数据中不难看出，企业所得税税率越高的国家赫芬达指数越高。美国之所以是例外是由于美国企业税法的特殊性。在美国的税法中，企业被分为了S类和C类。其中只有C类企业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S类企业并不进行企业所得税缴纳，而仅仅是接收到分红的股东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会为这部分收入缴税。在全美境内，属于C类的企业只有25%。因此，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并不能解释其较低的赫芬达指数。
四、政策建议
通过前述各章节分析，不难得出结论，企业所得税由于其所造成的意料之外的激励机制，会导致行业垄断的加剧。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判断一项政策的好坏不是依靠政策制定者的原始意图，而是依靠其实际结果。因此，对于企业所得税，理论上应该予以取消。
然而，中国还处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税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依然依赖于企业所得税。即便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取消企业所得税仍然会对其财政收支造成严重的冲击，并会产生许多对于全球经济平衡的冲击。因此，对于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仅仅按理论分析的结果取消企业所得税无疑是不可取的。本文认为，即便不能通过取消税种来消除不合理的激励机制，税制设计者至少可以通过消除用于再投资的利润与用于发放红利的利润之间的征税区别来避免不合理的激励机制的出现。税务机关可以规定，公司在发放股息时，必须附上一个声明，阐明股东的股本在本期所得到的回报除了包括所得到的股利之外，还有已经被用于再投资的资金。这样，公司股本的全部回报，不论用途如何，均必须被写入个人的税务填报单，于是发放了的利润和再投资的利润均成为了应税所得。于是，股东便失去了同意公司管理者将部分利润用于回报率低于或等于新進竞争者的再投资的激励。企业仍有将利润用于自身及关联企业再投资的激励，但这种激励出现当且仅当再投资收益率（考虑税收之后）高于股东投资于其他竞争者。
五、结论
本文通过经济理论分析，得出企业所得税会造成对于企业利润分配的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行业垄断的加剧，并通过构件数学模型进行了定性的解释。经验数据的定性分析结果也支持了经济理论分析的结果，即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化的确会对于一国内赫芬达指数造成较显著的影响。对此，本文给出对于企业再投资的利润依旧划入纳税收入的政策建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得被扭曲了的激励机制得到最大程度的纠正，有助于削弱企业税对于行业垄断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与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4.32-37.
[2][美]阿格尼斯·贝纳西-奎里，贝努瓦·科尔，皮埃尔·雅克等.徐建炜，杨盼盼等译.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4-28.
[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38-42.
[4][美]米尔顿·弗里德曼.柏克译.实证经济学论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4.48-55.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行业垄断；再投资
一、引言
2017年1-11月份，我国企业所得税总共31946億元，同比增长12%，占财政收入总额的19.75%。企业所得税收入已经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企业所得税除了会产生在公共经济框架下分析得出的效果之外，还会对于企业利润分配及再投资进而对于行业垄断产生具有意外的作用。因此，系统地研究和正视企业税与行业垄断的关系，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企业税的影响以及企业税率的适当区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对于企业税和行业垄断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推导和逻辑的论证，并从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进行定性的证明；第三部分，通过对于世界各国赫芬达指数与企业所得税率的横向以及纵向分析为前三部分提供实证支持；第四部分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企业所得税与股东的再投资
（一）企业所得税造成的垄断激励
在各国现行的税法中，企业所得税征收的对象包括企业各种形式的利润和所得。然而，对于企业将利润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在会计上被记入了资产内，因此不论是投资于本企业还是相关联企业，该部分利润均不予征税。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由于企业是逐利的，因此其具有更大的将资金配置在自有资源上的倾向。如果不考虑实际操作以及会计中对于利润计量的各种方法，一个企业所收到的利润主要的两种可能分配方式即再投资和分配股利。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尽管将所得利润完全投入本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再生产或各种投资是企业管理者所最希望看到的，但是如果企业所有的利润不用于分配只用于再投入到本企业，那么对于股东来说对于该企业的投资便完全是一项没有收益的成本创造行为，企业便不会得到任何投资。因此，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股东，以使各期利润分配现值可以覆盖股东的投资成本。如果企业所得税提高，那么将会降低企业对于股东利润的分配，其原因有二：首先，企业所得税给予了企业管理者更加合理的借口来减少对于股东的利润分配，即股东利润分配的减少额是由企业税而不是再投资引起的。股东具有惩罚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但由于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却没有向征税人索要自己利润减少部分的权力。因此，如果企业以企业税的征收为借口来减少利润的分配，会使得股东更加愿意接受。这样，企业税的征收就产生了企业减少利润分配、增加再投资的激励。其次，对于企业本身而言，由于其全部的社会责任在于逐利。因此，企业与其将资金配置在不产生回报的纳税行为之上，不如将资金用于本企业或其利益相关企业的再投资。于是，企业分配利润的激励就会被减少，再投资便会增加。
从股东的角度来说，得到企业利润的全部理应是其在利益最大化下的追求。然而，出于两个原因，使得企业利润再投资变得具有吸引力。其一，企业的再投资有可能会使得未来的股本回报率高于以原定完全分配时的利润增长所带来的股本回报率。如果股东觉得在投资之后，在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中长期中各期利润分配的回报折现高于不进行再投资，则股东便会接受部分利润被企业自留。其二，人们对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意识上的本质区分在于资产法律从属关系的不一致。因此，虽然一部分本应分配给股东的利润被用于了再投资，但股东依旧认为这部分利润依旧是属于自己的，具有一种从属感。于是，这种观念便构成了股东接受企业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的一个理由。
然而，如果股东获得了企业的利润分配，那么他们便会分析成本与收益，将手中的资金配置给最具有效率的、回报率最高的企业。由于企业的规模并不总是处于增加规模可以获得更高收益的阶段，因此如果再投资会使本企业处于规模不经济的阶段，那么股东便会把资金配置给其他企业。同一个股东，由于其相关知识的约束，将更倾向于投资于和其现在所持股企业同一行业或相关行业的企业；而那些需要资金来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往往是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或者是新进入的竞争者。如果这些企业得到了资金的配置，无疑将对于行业内的既得利益者造成挑战和威胁。这样，股东的投资不仅促进了行业竞争，还增加了行业内更新技术、降低成本的激励。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企业所得税使得企业和股东减少股利分配、增加对于本企业或相关企业的再投资的激励相容。因此，更多的企业资金会流向企业内部而非股东，原本应该被配置给新进入竞争者的资金被既得利益者占有。这会加大行业内新竞争者的压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实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行业内的垄断问题。
（二）企业税对再投资影响的模型解释
本文使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函数形式的效用函数来表达企业利润在本期或下期的分配对于效用的影响，即：
只是这里C不表示消费，而是表示本期分配利润和非本期分配利润。这样，就可以将利润的分配仅仅分为两个时期：本期和后期。假设企业所得税率为t，再投资的回报率为roe，π为企业本期利润总额，i为企业留待再投资的利润额，β表示企业对于未来投资的偏好。于是有如下预算约束线：
通过利润分配效用函数实现效用最大化：
故最优化后再投资为
从上述推导结果来看，企业所得税的存在会使企业增加再投资而减少利润分配。企业所得税率越高，其所分配的利润越少。于是更多的利润被用于对既有资本再投资，这并不总是效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方法。
三、经验数据
以史为镜，不论是通过中国历史上的垄断情况和企业所得税率变化情况，还是世界各国垄断情况以及企业所得税率的横向对比，我们都不难发现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会或多或少的对于行业垄断产生影响。 本文选取由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获取的各国赫芬达指数来衡量一国内的行业垄断程度。尽管这种单一指标的衡量稍有武断，但却不失为一个定性比较分析的好指标。各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网站（TradingEconomics）获得。受限于数据的获取以及数据搜集的难度，本文仅将经验数据的原始形态罗列，并对其进行定性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而不能进行回归分析等科学统计操作。
（一）历史数据的纵向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发展也取得很大的成果。尤其是公司制与股份制的实施更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企业所得税法无疑也成为了影响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和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都维持着较高的水平，直到2008年之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下降为25%。图1列示了1988年-2015年期间中国赫芬达指数的年度数据。尽管在大的下降趋势中，由2008年前后的在0.07横向调整的状态转入之后0.06的新的稳定水平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无法否认的是，2008年前后的行业内赫芬达指数的确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本文认为，这样的变化之所以直到2010年及以后才在数据中显现出来是因为既有企业调整自己的资金分配计划和规模以及新进入的企业的发展和成长都是需要时间的。此外，之所以2008年前后的变化在趋势中并不显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两个原因：第一，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飞速，使得赫芬达指数大幅下降的内生性因素较强；第二，在1992年我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前，国内原有企业数量较少，因此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容易在数据层面上表现出行业垄断由极高的程度大幅下降的现象。通过观察美国的经验数据会看到更加明显的变化。为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企业所得税变化情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根据芝加哥学派理论所进行的减税运动在企业税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企业税税率在八十年代末大幅下跌。由图2不难发现，自九十年代初开始，美国的赫芬达指数一路下跌，由1991年的0.12下降至了九十年代末的0.07，使行业垄断程度大幅下降。由于美国在20世纪后半期市场经济以及各行业发展程度皆以相当成熟，存在较少类似中国的对于赫芬达指数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因此使用其经验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认为是可靠的。
（二）各国数据的横向对比
横向对比世界各国的数据，也不难发现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其赫芬达指数在相对比较时的正相关性。本文选取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如表1所示，为各国税率和赫芬达指数情况。
从上表所示数据中不难看出，企业所得税税率越高的国家赫芬达指数越高。美国之所以是例外是由于美国企业税法的特殊性。在美国的税法中，企业被分为了S类和C类。其中只有C类企业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S类企业并不进行企业所得税缴纳，而仅仅是接收到分红的股东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会为这部分收入缴税。在全美境内，属于C类的企业只有25%。因此，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并不能解释其较低的赫芬达指数。
四、政策建议
通过前述各章节分析，不难得出结论，企业所得税由于其所造成的意料之外的激励机制，会导致行业垄断的加剧。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判断一项政策的好坏不是依靠政策制定者的原始意图，而是依靠其实际结果。因此，对于企业所得税，理论上应该予以取消。
然而，中国还处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税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依然依赖于企业所得税。即便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取消企业所得税仍然会对其财政收支造成严重的冲击，并会产生许多对于全球经济平衡的冲击。因此，对于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仅仅按理论分析的结果取消企业所得税无疑是不可取的。本文认为，即便不能通过取消税种来消除不合理的激励机制，税制设计者至少可以通过消除用于再投资的利润与用于发放红利的利润之间的征税区别来避免不合理的激励机制的出现。税务机关可以规定，公司在发放股息时，必须附上一个声明，阐明股东的股本在本期所得到的回报除了包括所得到的股利之外，还有已经被用于再投资的资金。这样，公司股本的全部回报，不论用途如何，均必须被写入个人的税务填报单，于是发放了的利润和再投资的利润均成为了应税所得。于是，股东便失去了同意公司管理者将部分利润用于回报率低于或等于新進竞争者的再投资的激励。企业仍有将利润用于自身及关联企业再投资的激励，但这种激励出现当且仅当再投资收益率（考虑税收之后）高于股东投资于其他竞争者。
五、结论
本文通过经济理论分析，得出企业所得税会造成对于企业利润分配的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行业垄断的加剧，并通过构件数学模型进行了定性的解释。经验数据的定性分析结果也支持了经济理论分析的结果，即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化的确会对于一国内赫芬达指数造成较显著的影响。对此，本文给出对于企业再投资的利润依旧划入纳税收入的政策建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得被扭曲了的激励机制得到最大程度的纠正，有助于削弱企业税对于行业垄断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与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4.32-37.
[2][美]阿格尼斯·贝纳西-奎里，贝努瓦·科尔，皮埃尔·雅克等.徐建炜，杨盼盼等译.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4-28.
[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38-42.
[4][美]米尔顿·弗里德曼.柏克译.实证经济学论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4.4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