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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邓小平“韬光养晦”、“不当头”的遗训，那么我们可以说，“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一外交新政策，将使我国的国际战略变得更为积极、更加主动。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200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论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到：“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个报告还说，在过去5年中，中国妥善应对国际上各种新挑战，积极负责地参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与以往关于外交政策的论述比起来，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了我国外交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它体现在“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这句话中。如果考虑到邓小平“韬光养晦”、“不当头”的遗训，那么我们可以说，“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一外交新政策，将使我国的国际战略变得更为积极、更加主动。
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事实上，最近几年，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的总取向是强调“有所作为”。对此的最好诠释是为解决朝鲜核问题而举行的六方会谈。在这一艰难的旅程中，中国充当了平台的角色，为化解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朝美双方的利益冲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目前，朝核问题已经缓和下来。温总理的上述论述，验之于中国在解决朝鲜核危机这一重大热点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再恰当不过了。在其他一些热点问题一比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一的解决上，中国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个限定
当然，这一新的方向仍然是审慎的和节制的。这体现在两个重要的修饰词上，一个是“重大热点问题”，一个是“全球性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是“重大”热点问题，不是一般性热点，更不是所有热点。所谓重大热点，笔者认为指的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都有着十分重大影响的问题。如果只是对国际社会有重大影响，而对于中国影响甚小，那么，这个问题也不是需要我国推动解决的重大热点问题。不过，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其利益扩展越来越具有世界规模，因此在一般意义上对于国际社会影响重大的问题，对中国也将产生重要影响。究竟哪些重大热点问题需要中国“推动”解决，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说危机事件危及或破坏了这一原则，那就需要我们去“推动”解决。
对第二个限定，我们需要区别“全球”与“全球性”。全球性问题，我认为首先是指在人类生存层面有着重要影响的问题，比如气候、环境、太空、传染性疾病等，之所以说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对中国来说，全球性问题正处在扩展之中，比如金融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和贸易政策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问题，都要推动着去解决，中国不需要也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利益扩展及全球范围或全球规模，不过，由全球性向着全球的转变，也现实地进行着。
中国国际战略的这一转变，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一度提出过“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等口号。这些口号，现在看起来是虚幻的，因为它完全缺乏现实基础。而在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今天，中国可以为这个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了。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国内严峻的变革、转型压力，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维持国际环境的稳定，是中国的需要。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孤立起来搞建设的想法，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另—方面，中国积极地推动重大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是国际社会的需要。中国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利益关联，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规模，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国际进程。在一些方面，中国的卷入正在由一般的参与向着主导地位的演变。国际社会在一些问题上，常常会“邀请”中国去帮助解决，中国也有责任去推动“重大热点”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另外，从这届中央政府开始，“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问题也开始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这两种“需要”的作用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正变得日益活跃。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便会发现在我国的诸多领域，都出现了要求更多国际话语权的呼声。例如，语言学界提出了汉语的话语权，商界提出了价格的话语权，意识形态部门提出了宣传的话语权，外交领域提出要提高国际政治议程制定中的话语权等等。在国际领域，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要求也同样强劲，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了中国的投票权，世界银行任命中国学者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前副国务卿提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等。放眼四顾，我们说，这是一个中国话语权意识高涨的时代。
成长中国家的自然需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成长中国家的自然需求。它是对一个国家力量增长的反映。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力量结构，这种结构从长期看体现为话语权结构。力量的配置表现为话语权配置。随着力量的变动，话语权也要变动。在短期看，国际关系结构的紊乱、失衡，其原因在于话语权与力量结构的不适应。每一种主导性权力最终都要建立起自己的，也就是主导性的话语权体系。正如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爱德华·卡尔描述的那样：
“现代国际主义起源于17世纪、18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正值巅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苏利的《大构想》和圣皮埃尔神甫的《永久和平的计划》等著作(这两本著作中的构想都是要使当时有利于法兰西王国的现状持久下去)，见证了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诞生，也将法语确立为文明阶层的流行语言。到了下一个世纪，英国取代法国，占据主导地位。于是英国成为国际主义的大本营。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在确立英国主导地位方面，比任何其他单一事件发挥的作用都要大……20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记者写了一本书，主张建立世界民主国家联盟，美国要在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本书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标志着美国地位的上升。”(《20年危机》)
话语权的提升虽然也包含着一种语言地位的提升，但是更为主要的，是指将本位价值推广为世界价值。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就是这样一个标志。美国主导的巴黎和会也是这样一个标志，当时的美国总统说得十分明确：“世界……将转向美国，寻求作为一切自由基础的道德精神……美国将会完全被世界所了解，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美国视人权高于其他任何权利，它的旗帜不仅是美国的旗帜，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旗帜。”
话语权的提升，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平等的诉求和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就这方面来说，话语权是一种权利。但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权的提升，实质上是国家利益的伸张。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民族利己主义的泛滥。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往往是用美好言词包装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一再上演这样的悲剧。例如英国，1851年的大英博览会之后，出现的是帕默斯顿时期的帝国主义。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总体力量的上升，将在各个领域都刺激起一种提高话语权的要求，也就是提升我们的价值观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决定这一提升过程的，是本位主义价值向着世界主义价值转变的能力。通过这一漫长的过程，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发生了蝉蜕一样的再生，其利益将具有包容性，其实力将被用以创造全球公益，正如温家宝总理的报告指出的，用以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200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论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到：“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个报告还说，在过去5年中，中国妥善应对国际上各种新挑战，积极负责地参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与以往关于外交政策的论述比起来，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了我国外交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它体现在“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这句话中。如果考虑到邓小平“韬光养晦”、“不当头”的遗训，那么我们可以说，“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一外交新政策，将使我国的国际战略变得更为积极、更加主动。
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事实上，最近几年，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的总取向是强调“有所作为”。对此的最好诠释是为解决朝鲜核问题而举行的六方会谈。在这一艰难的旅程中，中国充当了平台的角色，为化解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朝美双方的利益冲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目前，朝核问题已经缓和下来。温总理的上述论述，验之于中国在解决朝鲜核危机这一重大热点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再恰当不过了。在其他一些热点问题一比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一的解决上，中国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个限定
当然，这一新的方向仍然是审慎的和节制的。这体现在两个重要的修饰词上，一个是“重大热点问题”，一个是“全球性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是“重大”热点问题，不是一般性热点，更不是所有热点。所谓重大热点，笔者认为指的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都有着十分重大影响的问题。如果只是对国际社会有重大影响，而对于中国影响甚小，那么，这个问题也不是需要我国推动解决的重大热点问题。不过，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其利益扩展越来越具有世界规模，因此在一般意义上对于国际社会影响重大的问题，对中国也将产生重要影响。究竟哪些重大热点问题需要中国“推动”解决，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说危机事件危及或破坏了这一原则，那就需要我们去“推动”解决。
对第二个限定，我们需要区别“全球”与“全球性”。全球性问题，我认为首先是指在人类生存层面有着重要影响的问题，比如气候、环境、太空、传染性疾病等，之所以说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对中国来说，全球性问题正处在扩展之中，比如金融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和贸易政策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问题，都要推动着去解决，中国不需要也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利益扩展及全球范围或全球规模，不过，由全球性向着全球的转变，也现实地进行着。
中国国际战略的这一转变，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一度提出过“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等口号。这些口号，现在看起来是虚幻的，因为它完全缺乏现实基础。而在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今天，中国可以为这个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了。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国内严峻的变革、转型压力，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维持国际环境的稳定，是中国的需要。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孤立起来搞建设的想法，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另—方面，中国积极地推动重大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是国际社会的需要。中国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利益关联，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规模，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国际进程。在一些方面，中国的卷入正在由一般的参与向着主导地位的演变。国际社会在一些问题上，常常会“邀请”中国去帮助解决，中国也有责任去推动“重大热点”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另外，从这届中央政府开始，“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问题也开始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这两种“需要”的作用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正变得日益活跃。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便会发现在我国的诸多领域，都出现了要求更多国际话语权的呼声。例如，语言学界提出了汉语的话语权，商界提出了价格的话语权，意识形态部门提出了宣传的话语权，外交领域提出要提高国际政治议程制定中的话语权等等。在国际领域，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要求也同样强劲，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了中国的投票权，世界银行任命中国学者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前副国务卿提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等。放眼四顾，我们说，这是一个中国话语权意识高涨的时代。
成长中国家的自然需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成长中国家的自然需求。它是对一个国家力量增长的反映。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力量结构，这种结构从长期看体现为话语权结构。力量的配置表现为话语权配置。随着力量的变动，话语权也要变动。在短期看，国际关系结构的紊乱、失衡，其原因在于话语权与力量结构的不适应。每一种主导性权力最终都要建立起自己的，也就是主导性的话语权体系。正如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爱德华·卡尔描述的那样：
“现代国际主义起源于17世纪、18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正值巅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苏利的《大构想》和圣皮埃尔神甫的《永久和平的计划》等著作(这两本著作中的构想都是要使当时有利于法兰西王国的现状持久下去)，见证了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诞生，也将法语确立为文明阶层的流行语言。到了下一个世纪，英国取代法国，占据主导地位。于是英国成为国际主义的大本营。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在确立英国主导地位方面，比任何其他单一事件发挥的作用都要大……20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记者写了一本书，主张建立世界民主国家联盟，美国要在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本书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标志着美国地位的上升。”(《20年危机》)
话语权的提升虽然也包含着一种语言地位的提升，但是更为主要的，是指将本位价值推广为世界价值。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就是这样一个标志。美国主导的巴黎和会也是这样一个标志，当时的美国总统说得十分明确：“世界……将转向美国，寻求作为一切自由基础的道德精神……美国将会完全被世界所了解，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美国视人权高于其他任何权利，它的旗帜不仅是美国的旗帜，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旗帜。”
话语权的提升，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平等的诉求和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就这方面来说，话语权是一种权利。但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权的提升，实质上是国家利益的伸张。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民族利己主义的泛滥。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往往是用美好言词包装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一再上演这样的悲剧。例如英国，1851年的大英博览会之后，出现的是帕默斯顿时期的帝国主义。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总体力量的上升，将在各个领域都刺激起一种提高话语权的要求，也就是提升我们的价值观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决定这一提升过程的，是本位主义价值向着世界主义价值转变的能力。通过这一漫长的过程，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发生了蝉蜕一样的再生，其利益将具有包容性，其实力将被用以创造全球公益，正如温家宝总理的报告指出的，用以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